如题所述
大家都跑去花植物了，呵呵
花鸟与人们的生活关系密切，无处不见，无处不在，与人们朝夕相伴，因此，在远古时代，花鸟就时常作为艺术表现的对象。早在七八年前的河姆渡遗址中，就有双凤朝阳的刻骨，在仰韶文化的彩陶图案装饰上，以植物和动物（如鱼、鸟、鹿等）为主题也是很普通的，使其成为仰韵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
进入阶级社会之后，花鸟画当作工艺美术的一部分，常在各种屏风、器物或装饰品中出现。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花鸟画开始从工艺美术范围中独立出来，已出现了专门从事花鸟画创作的艺术家。据画史记载，梁元帝肖绎曾画有《蝉雀百团扇》，南宋一画家也画有《蝉雀图》。但是遗憾的是没有实物流传下来可作佐证。只是到了隋唐，特别是唐代，具有独立审美意义的花鸟画，才正式产生了。从此，花鸟画作为一种独立的画科登上了画坛。
唐代花鸟画，画种分工也日趋明显，出现了各种专长的画家。最负盛名的是薛稷和边鸾，薛稷是盛唐最受时人称颂的花鸟画家，尤擅画鹤，史称他在官署、寺庙和私邸中画了不少花鸟壁画，他画的鹤被称为一绝。杜甫就有称赞薛稷画鹤的诗句：“薛公十一鹤，皆写青田真，画色久欲尽，苍然犹出尘。”道出了画家笔下鹤的高昂神韵。还有边鸾，他的花鸟画设色鲜明，浓艳如生，能“穷羽毛之变态，夺花卉之芳研”。他对唐未五代花鸟画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五代的花鸟画已经有了更多的实物可循。那时的花鸟画已经形成了两种风格、两大流派，一是以西蜀皇帝画院画家黄签为代表的“黄家富贵”体，二是以江南南唐处士徐熙为宗主的“徐熙野逸”体。黄筌是成都人，从17岁入皇家画院就一直没有离开过，是典型的御用画家。所画题村、手法都反映了宫廷贵族的要求。大多描写禁中所有珍禽瑞鸟、奇花怪石，用笔精细、不见墨痕，只以轻色染成，带有一种宫廷的官员气韵，故称之为“黄家富贵”。面南唐的徐熙，出身于江南名族，但他本人却是一个不愿做官的“处士”，史书说他是“志节高迈，放达不羁”。由于他置身于宫廷画院之外，因而摆脱了院派作风的约束，追求以质朴手法表现大自然中的山花野竹、水鸟塘鱼等通俗题材的灵趣，刨“野逸”风格，被称之为“徐熙野逸”。
北宋统一，黄筌进入北宋画院，“黄家富贵”开始在北宋繁衍，侃独霸画院画坛。北宋中期，出现了一个同为四川人的赵昌，开始变化“黄家官贵”的风格，他的“没骨”花鸟，色墨融台，开始有了突破，稍后起者，有长沙人易元吉，安徽人崔白异军突起，融“黄家宫贵”与“徐熙野逸”两家之长，结合多种技法，先画出描绘对象的骨骼、体积，再罩以淡色。画面的形象多强调其动感，或见鸳鸳迎风逆水而上，或见野鸭在芦苇荡中因意外惊忧而狂飞。
在北未末期，还出现了一个有名的皇帝画家，宋徽宗赵佶。
我们的历史书常骂他是一个昏庸无能的皇帝，那是针对他管理国家来说的，北宋王朝就亡在他手里。但是，在艺术上他则不“无能”，他应该是一个有相当艺术修养和艺术才能的艺术家。由于他对绘画的特殊嗜好，绘画开始正式的列为国家科举项目。同时他还亲手培养画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家美术学院。
设立“画学”专业。但学生是不平等的，出身贵族士大夫的，进“士流”班，毕业后可以去做别的行政官，出身平民的学生则进入“杂流”班，则不准做官，只能画画。对于这些学生，据说赵佶常亲临课堂指导创作，要求绘画尚理法，重形似，寓意深刻，耐人寻味。所出之画题，也多用古人诗句，构思巧妙者为立。如“乱山藏古寺”，要求要点在于一个“藏”字，有学生画了满目荒山，一和尚在山脚上艰难地挑水。虽然画面上没有庙字，但却用和尚的出现来突出庙字的“藏”在深山之中。所以此画被认为最好。又如一题：“踏花归去马蹄香”，有夺魁者画一群蜜蜂追逐马蹄而飞，突出了马蹄上的花香气。再有一题是“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一夺魁者则通过一船夫睡舟尾，横一孤笛，来说明船夫曾为了招揽生意卖力地吹笛，但久吹无游客来应，他困倦不堪，只得将笛子横子舟尾，自己蒙头大睡去。
这种处理，把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的双层意思都表达出来了。这种绘画向题的方法，虽然是出于上层统治者愉悦玩赏的需要，但却在客观上促进了绘画与文学的密切联系，以及促进了画师们去努力思维。如何准确而含蓄地表现富于诗意的绘画境界，成了当时画师们追求的中心课题。
赵佶创办的学院不但培养了大批美术专业人才，繁荣了创作，而赵信本人也是一个诗书画全能的人。他的花鸟画，有不少作品流传，且风格多样，不乏杰作。他的《芙蓉锦鸡图》、《祥龙石图》、《瑞鹤图》等，都可以称得上花鸟画的精品。
北宋灭亡，南宋偏安江南，其绘画传统多沿袭北宋，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南宋中期以来，画家马远将山水、花鸟与人物结合在一起，使花鸟画在寓意上更加明确，找到了最佳的“以物寓意”的途径。马远的一幅代表作品是《梅石溪鸟图》，表现了溪谷的幽静，梅花的芬芳和群鸟的活跃生命，是山水画与花鸟画的完美结合。再稍后，有擅长于人物画的梁楷、牧溪，借鉴减笔水墨人物画技法，开创了减笔写意花鸟画，又为花鸟画开辟了一条新路子。减笔写意花鸟画笔墨极简，意境却根深远，大有以一当十之妙。如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梁楷创作的《秋柳双鸭图》，就是一幅难得的艺术珍品。
元代的花鸟画与宋代相比，就像人物画一样也有所没落。在花鸟画方面大至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沿袭宋画院的传统，工致艳丽；另一部分则继承了宋代文人画的发展道路，作水墨写意枯木竹石，追求书法趣味。使号称“四君子”的梅、兰、竹、菊为题材的作品空前兴盛。借物寓意，人各一态，风格多样，拓宽了花鸟画的审美领域。最著名的画家则首推杭州人王渊，他的水墨花鸟画被时人称为“当代绝艺”。传世作品有《竹鸡图》，用水墨画成，既有工笔花鸟的精致，又有水墨写意的意韵，干湿浓淡相宜，不施丹粉而五彩缤纷。
比起人物画和山水画来说，花鸟画真是一个晚熟的生命，尽管她最初的出现比人物画和山水画都要早得多，但至唐代，她才以一个完整的生命体诞生于画坛。丽在表现形式和技法上的每一点突破却又都是以山水画为先，花鸟画只紧紧跟随其后。但机遇终于来临至明代，随着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这号称“吴门四家”在江南的崛起，水墨写意花鸟之风便大兴。吴门四家在艺术上是画坛上难得的多面手，诗书画全能，山水、人物、花鸟皆精，虽然人们常把他们的成就归结到山水画系列，但花鸟画中，他们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追求笔情墨意，井强调对象神态与画家情趣的统一。此后，在明代另两位花鸟画大师陈淳和徐谓用心血、情感、笔墨的溶铸之下，花鸟画最终走向了成熟和完善。
花鸟与人们的生活关系密切，无处不见，无处不在，与人们朝夕相伴，因此，在远古时代，花鸟就时常作为艺术表现的对象。早在七八年前的河姆渡遗址中，就有双凤朝阳的刻骨，在仰韶文化的彩陶图案装饰上，以植物和动物（如鱼、鸟、鹿等）为主题也是很普通的，使其成为仰韵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
进入阶级社会之后，花鸟画当作工艺美术的一部分，常在各种屏风、器物或装饰品中出现。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花鸟画开始从工艺美术范围中独立出来，已出现了专门从事花鸟画创作的艺术家。据画史记载，梁元帝肖绎曾画有《蝉雀百团扇》，南宋一画家也画有《蝉雀图》。但是遗憾的是没有实物流传下来可作佐证。只是到了隋唐，特别是唐代，具有独立审美意义的花鸟画，才正式产生了。从此，花鸟画作为一种独立的画科登上了画坛。
唐代花鸟画，画种分工也日趋明显，出现了各种专长的画家。最负盛名的是薛稷和边鸾，薛稷是盛唐最受时人称颂的花鸟画家，尤擅画鹤，史称他在官署、寺庙和私邸中画了不少花鸟壁画，他画的鹤被称为一绝。杜甫就有称赞薛稷画鹤的诗句：“薛公十一鹤，皆写青田真，画色久欲尽，苍然犹出尘。”道出了画家笔下鹤的高昂神韵。还有边鸾，他的花鸟画设色鲜明，浓艳如生，能“穷羽毛之变态，夺花卉之芳研”。他对唐未五代花鸟画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五代的花鸟画已经有了更多的实物可循。那时的花鸟画已经形成了两种风格、两大流派，一是以西蜀皇帝画院画家黄签为代表的“黄家富贵”体，二是以江南南唐处士徐熙为宗主的“徐熙野逸”体。黄筌是成都人，从17岁入皇家画院就一直没有离开过，是典型的御用画家。所画题村、手法都反映了宫廷贵族的要求。大多描写禁中所有珍禽瑞鸟、奇花怪石，用笔精细、不见墨痕，只以轻色染成，带有一种宫廷的官员气韵，故称之为“黄家富贵”。面南唐的徐熙，出身于江南名族，但他本人却是一个不愿做官的“处士”，史书说他是“志节高迈，放达不羁”。由于他置身于宫廷画院之外，因而摆脱了院派作风的约束，追求以质朴手法表现大自然中的山花野竹、水鸟塘鱼等通俗题材的灵趣，刨“野逸”风格，被称之为“徐熙野逸”。
北宋统一，黄筌进入北宋画院，“黄家富贵”开始在北宋繁衍，侃独霸画院画坛。北宋中期，出现了一个同为四川人的赵昌，开始变化“黄家官贵”的风格，他的“没骨”花鸟，色墨融台，开始有了突破，稍后起者，有长沙人易元吉，安徽人崔白异军突起，融“黄家宫贵”与“徐熙野逸”两家之长，结合多种技法，先画出描绘对象的骨骼、体积，再罩以淡色。画面的形象多强调其动感，或见鸳鸳迎风逆水而上，或见野鸭在芦苇荡中因意外惊忧而狂飞。
在北未末期，还出现了一个有名的皇帝画家，宋徽宗赵佶。
我们的历史书常骂他是一个昏庸无能的皇帝，那是针对他管理国家来说的，北宋王朝就亡在他手里。但是，在艺术上他则不“无能”，他应该是一个有相当艺术修养和艺术才能的艺术家。由于他对绘画的特殊嗜好，绘画开始正式的列为国家科举项目。同时他还亲手培养画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家美术学院。
设立“画学”专业。但学生是不平等的，出身贵族士大夫的，进“士流”班，毕业后可以去做别的行政官，出身平民的学生则进入“杂流”班，则不准做官，只能画画。对于这些学生，据说赵佶常亲临课堂指导创作，要求绘画尚理法，重形似，寓意深刻，耐人寻味。所出之画题，也多用古人诗句，构思巧妙者为立。如“乱山藏古寺”，要求要点在于一个“藏”字，有学生画了满目荒山，一和尚在山脚上艰难地挑水。虽然画面上没有庙字，但却用和尚的出现来突出庙字的“藏”在深山之中。所以此画被认为最好。又如一题：“踏花归去马蹄香”，有夺魁者画一群蜜蜂追逐马蹄而飞，突出了马蹄上的花香气。再有一题是“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一夺魁者则通过一船夫睡舟尾，横一孤笛，来说明船夫曾为了招揽生意卖力地吹笛，但久吹无游客来应，他困倦不堪，只得将笛子横子舟尾，自己蒙头大睡去。
这种处理，把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的双层意思都表达出来了。这种绘画向题的方法，虽然是出于上层统治者愉悦玩赏的需要，但却在客观上促进了绘画与文学的密切联系，以及促进了画师们去努力思维。如何准确而含蓄地表现富于诗意的绘画境界，成了当时画师们追求的中心课题。
赵佶创办的学院不但培养了大批美术专业人才，繁荣了创作，而赵信本人也是一个诗书画全能的人。他的花鸟画，有不少作品流传，且风格多样，不乏杰作。他的《芙蓉锦鸡图》、《祥龙石图》、《瑞鹤图》等，都可以称得上花鸟画的精品。
北宋灭亡，南宋偏安江南，其绘画传统多沿袭北宋，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南宋中期以来，画家马远将山水、花鸟与人物结合在一起，使花鸟画在寓意上更加明确，找到了最佳的“以物寓意”的途径。马远的一幅代表作品是《梅石溪鸟图》，表现了溪谷的幽静，梅花的芬芳和群鸟的活跃生命，是山水画与花鸟画的完美结合。再稍后，有擅长于人物画的梁楷、牧溪，借鉴减笔水墨人物画技法，开创了减笔写意花鸟画，又为花鸟画开辟了一条新路子。减笔写意花鸟画笔墨极简，意境却根深远，大有以一当十之妙。如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梁楷创作的《秋柳双鸭图》，就是一幅难得的艺术珍品。
元代的花鸟画与宋代相比，就像人物画一样也有所没落。在花鸟画方面大至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沿袭宋画院的传统，工致艳丽；另一部分则继承了宋代文人画的发展道路，作水墨写意枯木竹石，追求书法趣味。使号称“四君子”的梅、兰、竹、菊为题材的作品空前兴盛。借物寓意，人各一态，风格多样，拓宽了花鸟画的审美领域。最著名的画家则首推杭州人王渊，他的水墨花鸟画被时人称为“当代绝艺”。传世作品有《竹鸡图》，用水墨画成，既有工笔花鸟的精致，又有水墨写意的意韵，干湿浓淡相宜，不施丹粉而五彩缤纷。
比起人物画和山水画来说，花鸟画真是一个晚熟的生命，尽管她最初的出现比人物画和山水画都要早得多，但至唐代，她才以一个完整的生命体诞生于画坛。丽在表现形式和技法上的每一点突破却又都是以山水画为先，花鸟画只紧紧跟随其后。但机遇终于来临至明代，随着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这号称“吴门四家”在江南的崛起，水墨写意花鸟之风便大兴。吴门四家在艺术上是画坛上难得的多面手，诗书画全能，山水、人物、花鸟皆精，虽然人们常把他们的成就归结到山水画系列，但花鸟画中，他们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追求笔情墨意，井强调对象神态与画家情趣的统一。此后，在明代另两位花鸟画大师陈淳和徐谓用心血、情感、笔墨的溶铸之下，花鸟画最终走向了成熟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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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7-03-18
其实中国画在唐宋以前及当时，本以人物为主题，故人物画的艺术品，多在此时产生。及至南宋元清，汉族日渐衰靡，文人们虽然时常感觉到民族凌夷，国家灭亡之痛，但多抱消极主义，作出世之想，而此出世之想，渐影响於艺林，所以数百年来，画家亦只有寄情於大自然，相率去作无关人生的画。且至清代以文人画相号召，他们长于文章，善用似是而非的理论来掩饰，对于人物画，更少过问。即有从事於此道的人，也不过是形式化的峨冠博袖，沿袭前人的画法，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种怀古心情的表现而已。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