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需要做一些陆云方面的研究，特求全文，谢谢
是原文
不要其他的，谢谢
论陆机陆云兄弟之死
伏见武康令贺循德量邃茂，才鉴清远，服膺道素，风操凝峻，历试二城，刑政肃穆。前蒸阳令郭讷风度简旷，器识朗拔，通济敏悟，才足干事。循守下县，编名凡悴；讷归家巷，栖迟有年。皆出自新邦，朝无知己，居在遐外，志不自营，年时倏忽，而邈无阶绪，实州党愚智所为恨恨。臣等伏思台郎所以使州州有人，非徒以均分显路，惠及外州而已。诚以庶士殊风，四方异俗，壅隔之害，远国益甚。至于荆、扬二州，户各数十万，今扬州无郎，而荆州江南乃无一人为京城职者，诚非圣朝待四方之本心。至于才望资品，循可尚书郎，讷可太子洗马、舍人。此乃众望所积，非但企及清途，苟充方选也。
此疏所述，除“扬州无郎”一语不确外[3]，十分深刻的反映出当时南人仕进的艰难及其求取“清途”的愿望。陆机明确要求晋廷“均分显路，惠及外州”，改变歧视南人的政策，从而为南人求仕提供便利。陆氏兄弟真不愧为当时南士之领袖！
二、“二陆”所受北人之轻辱
作为南士之领袖，陆氏兄弟为其乡里开拓仕途，理所应当。不过，他们自身入北后求仕之途也不顺畅。当时，京洛显贵凭依传统的意识，以华夏中心自居，又挟有战胜者的骄傲，以南人为“远人”，斥之为“亡国之余”。除了个别有头脑的政治家外，在大多数北人看来，江南乃蛮荒化外之地，其习俗、风物皆稀奇怪诞，其人士皆愚陋可笑。在这一背景下，当时入洛南士多遭北人之羞辱，而陆氏兄弟与北人交往最多，所受轻辱自然也最多。当然，江东陆氏作为孙吴时期的一流高门，其代表人物一直出将入相，绝非一般人物可比。所以，尽管时过境迁，作为陆氏家族的传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他们始终存有一份孤傲。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在语音上北人嘲笑陆氏兄弟“音楚”。中国地域广大，且古代交通落后、文化信息交流不畅，各地皆有方言，此乃常识，不足为怪。但自三代以降，随着中原地区优势地位的确立，中土文化不断向周边地区传播，而这一文化的语言载体便成为所谓的“雅言”。因此，无论天南海北，士人学习典籍与交流思想必须用雅言。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九“方音”条便说：“五方之语虽各有不同，然使天下之士而操一乡之音，亦君子之所不取也。”不过，这一所谓的“雅言”、正音，往往是以某一王朝的京都地区的贵族语音为准的。正如余嘉锡先生在《世说新语笺疏·排调篇》“刘真长始见王丞相条”案语中所指出的那样：“盖四方之音不同，各操土风，互相非笑，惟以帝王都邑所在，聚四方之人，而通其语言，去泰去甚，便为正音，……东汉、魏、晋并都洛阳，风俗语言为天下之准则。”
但自汉末以来，南北悬隔，吴人习诵京洛之语不便，交往中不自觉的会带有吴地方音，入洛后便遭北人讥笑。陆云《与兄平原书》中便谈到这一情况：“张公语云云：兄文故自楚，须作文。为思昔所识文，乃视兄作诔，又令结使说音耳。”这是说张华指出陆机之文用韵有楚音，希望他改正。刘勰《文心雕龙·声律》说：“张华论韵，谓士衡多楚，文赋亦称取足不易，可谓衔灵均之声余，失黄钟之正响。”张华是爱护陆氏兄弟的，所以善意的劝导他们改正。至于其他北人则只会嘲笑了。为免遭轻辱，陆氏兄弟开始学习北语。唐长孺先生根据上引陆云的信指出，“结使说音”，当为“给使说音”，“给使”即伺候官员的使役，作文要使役说音因使役为洛阳人，表明“二陆”入洛后“已有学洛阳音之事”[4]。“二陆”如此，其他南士亦莫不如此，葛洪在《抱朴子外篇·讥惑》中便记述了南士“转易其声音以效北语，既不能便良似，可耻可笑”的情形。这表明南人多习北语，然习之未精，仍夹杂着吴音。其实，不仅在语言上“二陆”效仿北人，而且在思想风格上也在努力效仿北人，《异苑》、《水经注·谷水》皆载陆机入洛途中次偃师，夜遇王弼鬼魂，“与机言玄，机服其能”。《晋书·陆云传》则称云遇此事，“云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玄学是魏晋之际兴自洛京的一种新学风，而江东尚未受到其影响。“二陆”夜遇王弼鬼魂的事固然虚诞，但透露出他们为入洛求仕，不得不事先揣摩玄学，以免与北人交往时无法应对[5]。
其二，一些北人在公开场合有意侮辱陆氏兄弟。“二陆”入洛后，一再“咨张公所宜诣”，即请教拜访那些当朝权贵，以进入京洛上层交际圈，为入仕进取求得便利。张华“荐之诸公”。但实际上不少权贵并不以为然，照样不给陆氏兄弟脸面，此例甚多，《世说新语·言语》载：
陆机诣王武子（济），武子前置数斛羊酪，指以示陆曰：“卿江东何以敌此？”陆云：“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
王济乃皇亲国戚，声名甚著，素以“亡国之余”视南人，他初见陆机便以“羊酪”兴难，并非比较南北风物，意在轻辱陆机。又，《世说新语·简傲》载：
二陆初入洛，咨张公所宜诣，刘道真是其一，陆既往，刘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礼毕，初无他言，唯问：“东吴有长柄壶卢，卿得种来不？” 陆兄弟殊失望，乃悔往。[6]
张华介绍“二陆”见刘道真，但他对二位江东最杰出的才俊极不礼貌，竟以“长柄壶卢”相问，其轻辱之态毕现。姜亮夫先生在《陆平原年谱》太康十年条的案语中指出：“中原人士，素轻吴、楚之士，以为亡国之余，……道真放肆，为时流之习，故于机兄弟不免于歧视，故兄弟悔此一往也。”这方面最典型的事例当属卢志当众羞辱陆氏兄弟，《世说新语·方正》载：
卢志于众坐，问陆士衡：“陆逊、陆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君于卢毓、卢廷。”士龙失色，既出户，谓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内，宁有不知，鬼子敢耳！”
卢志，幽州人，大儒卢植之后，绝无可能不知陆氏人物，完全是借机羞辱对方。余嘉锡先生《世说新语笺疏》此条的案语中说：“晋、六朝人极重避讳，卢志面斥士衡祖、父之名，是为无礼。此虽生今世，亦所不许。揆当时人情，更不容忍受。”所以，陆机反应强烈，予以反讥，但由此结下深仇，为后来卢志极力陷害陆氏兄弟埋下了祸根。
其三，陆氏兄弟之“好游权门”。陆氏家族在江东是“首望”之一，其俊杰之士总是出将入相，凭依门第与才识飞黄腾达，这使陆氏人物具有一种心理优势，所以“二陆”初到北方，颇有与北方门第抗衡的想法。《晋书·张华传》载：“初，陆机兄弟志气高爽，自以吴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国人士。”《晋书·文苑·左思传》亦载：思欲作《三都赋》，“陆机入洛，欲为此赋，闻思作之，抚掌而笑，与弟云书曰：‘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陆氏兄弟“不推中国人士”如此。但是，在与北人交往的过程中，他们却屡屡受辱，既不能获得交往中的平等地位，更不可能在仕途上一帆风顺，明代张溥在《陆平原集题辞》中便指出陆机亡国后“俯首入洛，竟縻晋爵，身事仇雠，而欲高语英雄，难矣！”为求取仕途的发展，他们不得向北人权贵低头，如陆机在《诣吴王表》、《谢平原内史表》中一再表示“臣本吴人，出身敌国”,仿佛前世有罪。周一良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札记》“西晋王朝对待吴人条”中分析“二陆”心态说：“陆机入洛后，犹自称‘蕞尔小臣，邈彼荒域。’（《皇太子宴玄圃诗》）陆云《答张士然诗》亦有‘感念桑梓域，仿佛眼中人’之句，具见自卑情绪与桑梓之感。”正因为受到了太多的白眼与歧视，所以对稍有知遇之恩的人便会表现出极大的尊崇与感激。如对张华，《晋书·张华传》载陆机“钦其德范，如师资之礼焉。华诛后，作诔，又为《咏德赋》以悼之。”也正因为如此，陆氏兄弟先后依附贾谧、赵王伦、吴王晏和成都王颖等人，在狭隘的政治夹缝中图谋发展。
《晋书·陆机传》便明言机“好游权门，与贾谧亲善，以进趣获讥。”贾谧乃晋朝元老贾充外孙，充以之为嗣，《晋书·贾谧传》称其“既为充嗣，继佐命之后，又贾后专恣，谧权过人主。”谧为捞取声名，招揽才俊文士，“二陆”也投其门下，列为“二十四友”。谧为正直士君子所不耻，陆氏兄弟附之，自然也受到人们的诟病，这是可以理解的。但陆氏兄弟何以如此呢？近人姜亮夫先生在《陆平原年谱》中则极力回护，说“二陆”与谧“实无深契”，为其所逼云云。其实不然。周一良先生的分析则更合乎情理：“陆机答贾谧诗云：‘惟汉有木，曾不逾境。惟南有金，万邦作咏’，强调己虽南人而得显达。由此可见，陆氏兄弟之投贾谧，列入二十四友，盖与贾谧之敢于拔擢南人有关，故陆机与之亲善。”[7]确实，“二陆”以文事降附贾谧，目的在于“自重于新朝”，求得政治上更大的发展空间，以维系门第于不衰。两晋南朝的世家大族人物首先考虑的是门第问题，这是当时的社会风尚所决定的。至于忠节之类的道德观念，则在其次。明乎此，我们便无须对“二陆”的行为做任何曲解。正是在这一心态支配下，陆机同时又交结厌恶贾氏的司马氏宗室人物，依附赵王伦，并终“豫诛贾谧功，赐爵关中侯。”[8]其实，赵王伦性极贪鄙，庸才凡品，就个人魅力而言，远较颇有才思的贾谧差，但陆机附之，又引见南人戴渊入幕，甚至参预为伦撰夺位“禅诏”[9]。当然，陆氏兄弟奔走权门，并非心甘情愿，他们毕竟出自世族名门，与那些起自寒微附逆作恶的小人自然有别。但作为“亡国之余”，他们很难通过正当的途径获得晋升，建立勋业，光大祖业，不得已，他们只有“游走权门”。
三、陆氏兄弟之死及其原因
陆氏兄弟自太康末入洛至太安年间死于北方，前后共15年时间，大约可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太康末至元康末（289—299），二是元康末至太安二年（299—303）。前期晋室大体上尚算安定，求仕虽难，但无生命之虞。但晋惠帝元康以后，西晋政局日乱，诸王之间公然火并，战火连天。《晋书·顾荣传》载诸王为博取声名，“甄拔才望，委以事机，不复计南北亲疏，欲平海内之心也。”这样，南人自入晋后，进入了一个政治事功相对活跃的时期。但是，在当时“顺逆无常理，成败无定势”[10]的险恶政治环境下，南人在北方缺乏社会基础，很容易受到伤害，甚至时刻都有生命的危险。《晋书·顾荣传》载荣给乡里杨彦明的信中说：“吾为齐王主簿，恒虑祸及，见刀与绳，每欲自杀，但人不知耳！”陆机本人在赵王伦之事中险些丧生，故顾荣、戴若思等皆劝机返归江东，但其不从，《晋书》本传所述原因有二：一是机“负其才望”，“志匡世难”；二是成都王颖召其入幕，机感其救命之恩，又以为颖“必能康隆晋室，遂委身焉。”很显然，陆机追随成都王颖，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乘乱建功立业。太安元年，司马颖任机为大将军参军，又表为平原内史，征陆云为清河内史、右司马，参机要，陆耽为东平祭酒。同时，司马颖又以南人孙惠为参军、白沙督、领奋威将军，孙拯为参军。这样，在成都王幕中形成了一个南人小群体，其核心是陆机、陆云兄弟。
从有关史实看，成都王司马颖一开始对陆氏兄弟是很看重的。这主要是他要与其他诸王争夺统治权，必须招聚名士，成都王颖在这方面化了很大的气力。成都王召士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重视门第。其幕中士人可考者来自南北大族二十三姓，“显示了强盛的门阀势力背景”[11]。吴郡陆氏家族不仅为江南之“首望”，且尤重事功，世代领兵。因此，司马颖对陆机“甚见委杖”，将领兵大权交给了陆机。太安二年，颖与长沙王乂战，以陆机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统帅二十万人攻洛。自吴亡之后，陆氏家族仕途受阻，一旦得领军，陆机以为建功立业的机会来了，兴奋异常。据《晋书》本传，机出征前，司马颖与陆机有一段对话，其心态可见：
颖谓机曰：“若功成事定，当爵为郡公，位以台司，将军勉之矣！”机曰:“昔齐桓任管夷吾以建九合之功，燕惠疑乐毅以失垂成之业，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机也。”
陆云(262～303)，西晋文学家。字士龙。吴郡（今江苏苏州）人。文学家陆机之弟。西晋末年官拜清河内史。后与陆机同时遇害。《隋书·经籍志》录有《陆云集》12卷，已佚。明人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辑有《陆清河集》。
大将军宴会被命作诗 征西大将军京陵王公会射堂皇太子见命作此诗 太尉王公以九锡命大将军让公将还京邑祖饯赠此诗 大安二年夏四月大将军出祖王羊二公于城南堂皇被命作此诗 赠张彦明 赠汲郡太守诗 赠顾骠骑诗二首 赠鄱阳府君张仲膺诗 答顾秀才诗 答大将军祭酒顾令文诗 答吴王上将顾处微诗 赠顾尚书诗 答兄平原诗 赠郑曼季诗四首 答孙显世诗 失题 失题 失题 失题 赠孙显世诗 答兄平原诗 答张士然诗 为顾彦先赠妇往返诗四首 诗 芙蓉诗 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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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见武康令贺循德量邃茂，才鉴清远，服膺道素，风操凝峻，历试二城，刑政肃穆。前蒸阳令郭讷风度简旷，器识朗拔，通济敏悟，才足干事。循守下县，编名凡悴；讷归家巷，栖迟有年。皆出自新邦，朝无知己，居在遐外，志不自营，年时倏忽，而邈无阶绪，实州党愚智所为恨恨。臣等伏思台郎所以使州州有人，非徒以均分显路，惠及外州而已。诚以庶士殊风，四方异俗，壅隔之害，远国益甚。至于荆、扬二州，户各数十万，今扬州无郎，而荆州江南乃无一人为京城职者，诚非圣朝待四方之本心。至于才望资品，循可尚书郎，讷可太子洗马、舍人。此乃众望所积，非但企及清途，苟充方选也。
此疏所述，除“扬州无郎”一语不确外[3]，十分深刻的反映出当时南人仕进的艰难及其求取“清途”的愿望。陆机明确要求晋廷“均分显路，惠及外州”，改变歧视南人的政策，从而为南人求仕提供便利。陆氏兄弟真不愧为当时南士之领袖！
二、“二陆”所受北人之轻辱
作为南士之领袖，陆氏兄弟为其乡里开拓仕途，理所应当。不过，他们自身入北后求仕之途也不顺畅。当时，京洛显贵凭依传统的意识，以华夏中心自居，又挟有战胜者的骄傲，以南人为“远人”，斥之为“亡国之余”。除了个别有头脑的政治家外，在大多数北人看来，江南乃蛮荒化外之地，其习俗、风物皆稀奇怪诞，其人士皆愚陋可笑。在这一背景下，当时入洛南士多遭北人之羞辱，而陆氏兄弟与北人交往最多，所受轻辱自然也最多。当然，江东陆氏作为孙吴时期的一流高门，其代表人物一直出将入相，绝非一般人物可比。所以，尽管时过境迁，作为陆氏家族的传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他们始终存有一份孤傲。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在语音上北人嘲笑陆氏兄弟“音楚”。中国地域广大，且古代交通落后、文化信息交流不畅，各地皆有方言，此乃常识，不足为怪。但自三代以降，随着中原地区优势地位的确立，中土文化不断向周边地区传播，而这一文化的语言载体便成为所谓的“雅言”。因此，无论天南海北，士人学习典籍与交流思想必须用雅言。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九“方音”条便说：“五方之语虽各有不同，然使天下之士而操一乡之音，亦君子之所不取也。”不过，这一所谓的“雅言”、正音，往往是以某一王朝的京都地区的贵族语音为准的。正如余嘉锡先生在《世说新语笺疏·排调篇》“刘真长始见王丞相条”案语中所指出的那样：“盖四方之音不同，各操土风，互相非笑，惟以帝王都邑所在，聚四方之人，而通其语言，去泰去甚，便为正音，……东汉、魏、晋并都洛阳，风俗语言为天下之准则。”
但自汉末以来，南北悬隔，吴人习诵京洛之语不便，交往中不自觉的会带有吴地方音，入洛后便遭北人讥笑。陆云《与兄平原书》中便谈到这一情况：“张公语云云：兄文故自楚，须作文。为思昔所识文，乃视兄作诔，又令结使说音耳。”这是说张华指出陆机之文用韵有楚音，希望他改正。刘勰《文心雕龙·声律》说：“张华论韵，谓士衡多楚，文赋亦称取足不易，可谓衔灵均之声余，失黄钟之正响。”张华是爱护陆氏兄弟的，所以善意的劝导他们改正。至于其他北人则只会嘲笑了。为免遭轻辱，陆氏兄弟开始学习北语。唐长孺先生根据上引陆云的信指出，“结使说音”，当为“给使说音”，“给使”即伺候官员的使役，作文要使役说音因使役为洛阳人，表明“二陆”入洛后“已有学洛阳音之事”[4]。“二陆”如此，其他南士亦莫不如此，葛洪在《抱朴子外篇·讥惑》中便记述了南士“转易其声音以效北语，既不能便良似，可耻可笑”的情形。这表明南人多习北语，然习之未精，仍夹杂着吴音。其实，不仅在语言上“二陆”效仿北人，而且在思想风格上也在努力效仿北人，《异苑》、《水经注·谷水》皆载陆机入洛途中次偃师，夜遇王弼鬼魂，“与机言玄，机服其能”。《晋书·陆云传》则称云遇此事，“云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玄学是魏晋之际兴自洛京的一种新学风，而江东尚未受到其影响。“二陆”夜遇王弼鬼魂的事固然虚诞，但透露出他们为入洛求仕，不得不事先揣摩玄学，以免与北人交往时无法应对[5]。
其二，一些北人在公开场合有意侮辱陆氏兄弟。“二陆”入洛后，一再“咨张公所宜诣”，即请教拜访那些当朝权贵，以进入京洛上层交际圈，为入仕进取求得便利。张华“荐之诸公”。但实际上不少权贵并不以为然，照样不给陆氏兄弟脸面，此例甚多，《世说新语·言语》载：
陆机诣王武子（济），武子前置数斛羊酪，指以示陆曰：“卿江东何以敌此？”陆云：“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
王济乃皇亲国戚，声名甚著，素以“亡国之余”视南人，他初见陆机便以“羊酪”兴难，并非比较南北风物，意在轻辱陆机。又，《世说新语·简傲》载：
二陆初入洛，咨张公所宜诣，刘道真是其一，陆既往，刘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礼毕，初无他言，唯问：“东吴有长柄壶卢，卿得种来不？” 陆兄弟殊失望，乃悔往。[6]
张华介绍“二陆”见刘道真，但他对二位江东最杰出的才俊极不礼貌，竟以“长柄壶卢”相问，其轻辱之态毕现。姜亮夫先生在《陆平原年谱》太康十年条的案语中指出：“中原人士，素轻吴、楚之士，以为亡国之余，……道真放肆，为时流之习，故于机兄弟不免于歧视，故兄弟悔此一往也。”这方面最典型的事例当属卢志当众羞辱陆氏兄弟，《世说新语·方正》载：
卢志于众坐，问陆士衡：“陆逊、陆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君于卢毓、卢廷。”士龙失色，既出户，谓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内，宁有不知，鬼子敢耳！”
卢志，幽州人，大儒卢植之后，绝无可能不知陆氏人物，完全是借机羞辱对方。余嘉锡先生《世说新语笺疏》此条的案语中说：“晋、六朝人极重避讳，卢志面斥士衡祖、父之名，是为无礼。此虽生今世，亦所不许。揆当时人情，更不容忍受。”所以，陆机反应强烈，予以反讥，但由此结下深仇，为后来卢志极力陷害陆氏兄弟埋下了祸根。
其三，陆氏兄弟之“好游权门”。陆氏家族在江东是“首望”之一，其俊杰之士总是出将入相，凭依门第与才识飞黄腾达，这使陆氏人物具有一种心理优势，所以“二陆”初到北方，颇有与北方门第抗衡的想法。《晋书·张华传》载：“初，陆机兄弟志气高爽，自以吴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国人士。”《晋书·文苑·左思传》亦载：思欲作《三都赋》，“陆机入洛，欲为此赋，闻思作之，抚掌而笑，与弟云书曰：‘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陆氏兄弟“不推中国人士”如此。但是，在与北人交往的过程中，他们却屡屡受辱，既不能获得交往中的平等地位，更不可能在仕途上一帆风顺，明代张溥在《陆平原集题辞》中便指出陆机亡国后“俯首入洛，竟縻晋爵，身事仇雠，而欲高语英雄，难矣！”为求取仕途的发展，他们不得向北人权贵低头，如陆机在《诣吴王表》、《谢平原内史表》中一再表示“臣本吴人，出身敌国”,仿佛前世有罪。周一良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札记》“西晋王朝对待吴人条”中分析“二陆”心态说：“陆机入洛后，犹自称‘蕞尔小臣，邈彼荒域。’（《皇太子宴玄圃诗》）陆云《答张士然诗》亦有‘感念桑梓域，仿佛眼中人’之句，具见自卑情绪与桑梓之感。”正因为受到了太多的白眼与歧视，所以对稍有知遇之恩的人便会表现出极大的尊崇与感激。如对张华，《晋书·张华传》载陆机“钦其德范，如师资之礼焉。华诛后，作诔，又为《咏德赋》以悼之。”也正因为如此，陆氏兄弟先后依附贾谧、赵王伦、吴王晏和成都王颖等人，在狭隘的政治夹缝中图谋发展。
《晋书·陆机传》便明言机“好游权门，与贾谧亲善，以进趣获讥。”贾谧乃晋朝元老贾充外孙，充以之为嗣，《晋书·贾谧传》称其“既为充嗣，继佐命之后，又贾后专恣，谧权过人主。”谧为捞取声名，招揽才俊文士，“二陆”也投其门下，列为“二十四友”。谧为正直士君子所不耻，陆氏兄弟附之，自然也受到人们的诟病，这是可以理解的。但陆氏兄弟何以如此呢？近人姜亮夫先生在《陆平原年谱》中则极力回护，说“二陆”与谧“实无深契”，为其所逼云云。其实不然。周一良先生的分析则更合乎情理：“陆机答贾谧诗云：‘惟汉有木，曾不逾境。惟南有金，万邦作咏’，强调己虽南人而得显达。由此可见，陆氏兄弟之投贾谧，列入二十四友，盖与贾谧之敢于拔擢南人有关，故陆机与之亲善。”[7]确实，“二陆”以文事降附贾谧，目的在于“自重于新朝”，求得政治上更大的发展空间，以维系门第于不衰。两晋南朝的世家大族人物首先考虑的是门第问题，这是当时的社会风尚所决定的。至于忠节之类的道德观念，则在其次。明乎此，我们便无须对“二陆”的行为做任何曲解。正是在这一心态支配下，陆机同时又交结厌恶贾氏的司马氏宗室人物，依附赵王伦，并终“豫诛贾谧功，赐爵关中侯。”[8]其实，赵王伦性极贪鄙，庸才凡品，就个人魅力而言，远较颇有才思的贾谧差，但陆机附之，又引见南人戴渊入幕，甚至参预为伦撰夺位“禅诏”[9]。当然，陆氏兄弟奔走权门，并非心甘情愿，他们毕竟出自世族名门，与那些起自寒微附逆作恶的小人自然有别。但作为“亡国之余”，他们很难通过正当的途径获得晋升，建立勋业，光大祖业，不得已，他们只有“游走权门”。
三、陆氏兄弟之死及其原因
陆氏兄弟自太康末入洛至太安年间死于北方，前后共15年时间，大约可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太康末至元康末（289—299），二是元康末至太安二年（299—303）。前期晋室大体上尚算安定，求仕虽难，但无生命之虞。但晋惠帝元康以后，西晋政局日乱，诸王之间公然火并，战火连天。《晋书·顾荣传》载诸王为博取声名，“甄拔才望，委以事机，不复计南北亲疏，欲平海内之心也。”这样，南人自入晋后，进入了一个政治事功相对活跃的时期。但是，在当时“顺逆无常理，成败无定势”[10]的险恶政治环境下，南人在北方缺乏社会基础，很容易受到伤害，甚至时刻都有生命的危险。《晋书·顾荣传》载荣给乡里杨彦明的信中说：“吾为齐王主簿，恒虑祸及，见刀与绳，每欲自杀，但人不知耳！”陆机本人在赵王伦之事中险些丧生，故顾荣、戴若思等皆劝机返归江东，但其不从，《晋书》本传所述原因有二：一是机“负其才望”，“志匡世难”；二是成都王颖召其入幕，机感其救命之恩，又以为颖“必能康隆晋室，遂委身焉。”很显然，陆机追随成都王颖，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乘乱建功立业。太安元年，司马颖任机为大将军参军，又表为平原内史，征陆云为清河内史、右司马，参机要，陆耽为东平祭酒。同时，司马颖又以南人孙惠为参军、白沙督、领奋威将军，孙拯为参军。这样，在成都王幕中形成了一个南人小群体，其核心是陆机、陆云兄弟。
从有关史实看，成都王司马颖一开始对陆氏兄弟是很看重的。这主要是他要与其他诸王争夺统治权，必须招聚名士，成都王颖在这方面化了很大的气力。成都王召士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重视门第。其幕中士人可考者来自南北大族二十三姓，“显示了强盛的门阀势力背景”[11]。吴郡陆氏家族不仅为江南之“首望”，且尤重事功，世代领兵。因此，司马颖对陆机“甚见委杖”，将领兵大权交给了陆机。太安二年，颖与长沙王乂战，以陆机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统帅二十万人攻洛。自吴亡之后，陆氏家族仕途受阻，一旦得领军，陆机以为建功立业的机会来了，兴奋异常。据《晋书》本传，机出征前，司马颖与陆机有一段对话，其心态可见：
颖谓机曰：“若功成事定，当爵为郡公，位以台司，将军勉之矣！”机曰:“昔齐桓任管夷吾以建九合之功，燕惠疑乐毅以失垂成之业，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机也。”
陆云(262～303)，西晋文学家。字士龙。吴郡（今江苏苏州）人。文学家陆机之弟。西晋末年官拜清河内史。后与陆机同时遇害。《隋书·经籍志》录有《陆云集》12卷，已佚。明人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辑有《陆清河集》。
大将军宴会被命作诗 征西大将军京陵王公会射堂皇太子见命作此诗 太尉王公以九锡命大将军让公将还京邑祖饯赠此诗 大安二年夏四月大将军出祖王羊二公于城南堂皇被命作此诗 赠张彦明 赠汲郡太守诗 赠顾骠骑诗二首 赠鄱阳府君张仲膺诗 答顾秀才诗 答大将军祭酒顾令文诗 答吴王上将顾处微诗 赠顾尚书诗 答兄平原诗 赠郑曼季诗四首 答孙显世诗 失题 失题 失题 失题 赠孙显世诗 答兄平原诗 答张士然诗 为顾彦先赠妇往返诗四首 诗 芙蓉诗 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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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7-03-15
论陆机陆云兄弟之死
伏见武康令贺循德量邃茂，才鉴清远，服膺道素，风操凝峻，历试二城，刑政肃穆。前蒸阳令郭讷风度简旷，器识朗拔，通济敏悟，才足干事。循守下县，编名凡悴；讷归家巷，栖迟有年。皆出自新邦，朝无知己，居在遐外，志不自营，年时倏忽，而邈无阶绪，实州党愚智所为恨恨。臣等伏思台郎所以使州州有人，非徒以均分显路，惠及外州而已。诚以庶士殊风，四方异俗，壅隔之害，远国益甚。至于荆、扬二州，户各数十万，今扬州无郎，而荆州江南乃无一人为京城职者，诚非圣朝待四方之本心。至于才望资品，循可尚书郎，讷可太子洗马、舍人。此乃众望所积，非但企及清途，苟充方选也。
此疏所述，除“扬州无郎”一语不确外[3]，十分深刻的反映出当时南人仕进的艰难及其求取“清途”的愿望。陆机明确要求晋廷“均分显路，惠及外州”，改变歧视南人的政策，从而为南人求仕提供便利。陆氏兄弟真不愧为当时南士之领袖！
二、“二陆”所受北人之轻辱
作为南士之领袖，陆氏兄弟为其乡里开拓仕途，理所应当。不过，他们自身入北后求仕之途也不顺畅。当时，京洛显贵凭依传统的意识，以华夏中心自居，又挟有战胜者的骄傲，以南人为“远人”，斥之为“亡国之余”。除了个别有头脑的政治家外，在大多数北人看来，江南乃蛮荒化外之地，其习俗、风物皆稀奇怪诞，其人士皆愚陋可笑。在这一背景下，当时入洛南士多遭北人之羞辱，而陆氏兄弟与北人交往最多，所受轻辱自然也最多。当然，江东陆氏作为孙吴时期的一流高门，其代表人物一直出将入相，绝非一般人物可比。所以，尽管时过境迁，作为陆氏家族的传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他们始终存有一份孤傲。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在语音上北人嘲笑陆氏兄弟“音楚”。中国地域广大，且古代交通落后、文化信息交流不畅，各地皆有方言，此乃常识，不足为怪。但自三代以降，随着中原地区优势地位的确立，中土文化不断向周边地区传播，而这一文化的语言载体便成为所谓的“雅言”。因此，无论天南海北，士人学习典籍与交流思想必须用雅言。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九“方音”条便说：“五方之语虽各有不同，然使天下之士而操一乡之音，亦君子之所不取也。”不过，这一所谓的“雅言”、正音，往往是以某一王朝的京都地区的贵族语音为准的。正如余嘉锡先生在《世说新语笺疏·排调篇》“刘真长始见王丞相条”案语中所指出的那样：“盖四方之音不同，各操土风，互相非笑，惟以帝王都邑所在，聚四方之人，而通其语言，去泰去甚，便为正音，……东汉、魏、晋并都洛阳，风俗语言为天下之准则。”
但自汉末以来，南北悬隔，吴人习诵京洛之语不便，交往中不自觉的会带有吴地方音，入洛后便遭北人讥笑。陆云《与兄平原书》中便谈到这一情况：“张公语云云：兄文故自楚，须作文。为思昔所识文，乃视兄作诔，又令结使说音耳。”这是说张华指出陆机之文用韵有楚音，希望他改正。刘勰《文心雕龙·声律》说：“张华论韵，谓士衡多楚，文赋亦称取足不易，可谓衔灵均之声余，失黄钟之正响。”张华是爱护陆氏兄弟的，所以善意的劝导他们改正。至于其他北人则只会嘲笑了。为免遭轻辱，陆氏兄弟开始学习北语。唐长孺先生根据上引陆云的信指出，“结使说音”，当为“给使说音”，“给使”即伺候官员的使役，作文要使役说音因使役为洛阳人，表明“二陆”入洛后“已有学洛阳音之事”[4]。“二陆”如此，其他南士亦莫不如此，葛洪在《抱朴子外篇·讥惑》中便记述了南士“转易其声音以效北语，既不能便良似，可耻可笑”的情形。这表明南人多习北语，然习之未精，仍夹杂着吴音。其实，不仅在语言上“二陆”效仿北人，而且在思想风格上也在努力效仿北人，《异苑》、《水经注·谷水》皆载陆机入洛途中次偃师，夜遇王弼鬼魂，“与机言玄，机服其能”。《晋书·陆云传》则称云遇此事，“云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玄学是魏晋之际兴自洛京的一种新学风，而江东尚未受到其影响。“二陆”夜遇王弼鬼魂的事固然虚诞，但透露出他们为入洛求仕，不得不事先揣摩玄学，以免与北人交往时无法应对[5]。
其二，一些北人在公开场合有意侮辱陆氏兄弟。“二陆”入洛后，一再“咨张公所宜诣”，即请教拜访那些当朝权贵，以进入京洛上层交际圈，为入仕进取求得便利。张华“荐之诸公”。但实际上不少权贵并不以为然，照样不给陆氏兄弟脸面，此例甚多，《世说新语·言语》载：
陆机诣王武子（济），武子前置数斛羊酪，指以示陆曰：“卿江东何以敌此？”陆云：“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
王济乃皇亲国戚，声名甚著，素以“亡国之余”视南人，他初见陆机便以“羊酪”兴难，并非比较南北风物，意在轻辱陆机。又，《世说新语·简傲》载：
二陆初入洛，咨张公所宜诣，刘道真是其一，陆既往，刘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礼毕，初无他言，唯问：“东吴有长柄壶卢，卿得种来不？” 陆兄弟殊失望，乃悔往。[6]
张华介绍“二陆”见刘道真，但他对二位江东最杰出的才俊极不礼貌，竟以“长柄壶卢”相问，其轻辱之态毕现。姜亮夫先生在《陆平原年谱》太康十年条的案语中指出：“中原人士，素轻吴、楚之士，以为亡国之余，……道真放肆，为时流之习，故于机兄弟不免于歧视，故兄弟悔此一往也。”这方面最典型的事例当属卢志当众羞辱陆氏兄弟，《世说新语·方正》载：
卢志于众坐，问陆士衡：“陆逊、陆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君于卢毓、卢廷。”士龙失色，既出户，谓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内，宁有不知，鬼子敢耳！”
卢志，幽州人，大儒卢植之后，绝无可能不知陆氏人物，完全是借机羞辱对方。余嘉锡先生《世说新语笺疏》此条的案语中说：“晋、六朝人极重避讳，卢志面斥士衡祖、父之名，是为无礼。此虽生今世，亦所不许。揆当时人情，更不容忍受。”所以，陆机反应强烈，予以反讥，但由此结下深仇，为后来卢志极力陷害陆氏兄弟埋下了祸根。
其三，陆氏兄弟之“好游权门”。陆氏家族在江东是“首望”之一，其俊杰之士总是出将入相，凭依门第与才识飞黄腾达，这使陆氏人物具有一种心理优势，所以“二陆”初到北方，颇有与北方门第抗衡的想法。《晋书·张华传》载：“初，陆机兄弟志气高爽，自以吴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国人士。”《晋书·文苑·左思传》亦载：思欲作《三都赋》，“陆机入洛，欲为此赋，闻思作之，抚掌而笑，与弟云书曰：‘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陆氏兄弟“不推中国人士”如此。但是，在与北人交往的过程中，他们却屡屡受辱，既不能获得交往中的平等地位，更不可能在仕途上一帆风顺，明代张溥在《陆平原集题辞》中便指出陆机亡国后“俯首入洛，竟縻晋爵，身事仇雠，而欲高语英雄，难矣！”为求取仕途的发展，他们不得向北人权贵低头，如陆机在《诣吴王表》、《谢平原内史表》中一再表示“臣本吴人，出身敌国”,仿佛前世有罪。周一良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札记》“西晋王朝对待吴人条”中分析“二陆”心态说：“陆机入洛后，犹自称‘蕞尔小臣，邈彼荒域。’（《皇太子宴玄圃诗》）陆云《答张士然诗》亦有‘感念桑梓域，仿佛眼中人’之句，具见自卑情绪与桑梓之感。”正因为受到了太多的白眼与歧视，所以对稍有知遇之恩的人便会表现出极大的尊崇与感激。如对张华，《晋书·张华传》载陆机“钦其德范，如师资之礼焉。华诛后，作诔，又为《咏德赋》以悼之。”也正因为如此，陆氏兄弟先后依附贾谧、赵王伦、吴王晏和成都王颖等人，在狭隘的政治夹缝中图谋发展。
《晋书·陆机传》便明言机“好游权门，与贾谧亲善，以进趣获讥。”贾谧乃晋朝元老贾充外孙，充以之为嗣，《晋书·贾谧传》称其“既为充嗣，继佐命之后，又贾后专恣，谧权过人主。”谧为捞取声名，招揽才俊文士，“二陆”也投其门下，列为“二十四友”。谧为正直士君子所不耻，陆氏兄弟附之，自然也受到人们的诟病，这是可以理解的。但陆氏兄弟何以如此呢？近人姜亮夫先生在《陆平原年谱》中则极力回护，说“二陆”与谧“实无深契”，为其所逼云云。其实不然。周一良先生的分析则更合乎情理：“陆机答贾谧诗云：‘惟汉有木，曾不逾境。惟南有金，万邦作咏’，强调己虽南人而得显达。由此可见，陆氏兄弟之投贾谧，列入二十四友，盖与贾谧之敢于拔擢南人有关，故陆机与之亲善。”[7]确实，“二陆”以文事降附贾谧，目的在于“自重于新朝”，求得政治上更大的发展空间，以维系门第于不衰。两晋南朝的世家大族人物首先考虑的是门第问题，这是当时的社会风尚所决定的。至于忠节之类的道德观念，则在其次。明乎此，我们便无须对“二陆”的行为做任何曲解。正是在这一心态支配下，陆机同时又交结厌恶贾氏的司马氏宗室人物，依附赵王伦，并终“豫诛贾谧功，赐爵关中侯。”[8]其实，赵王伦性极贪鄙，庸才凡品，就个人魅力而言，远较颇有才思的贾谧差，但陆机附之，又引见南人戴渊入幕，甚至参预为伦撰夺位“禅诏”[9]。当然，陆氏兄弟奔走权门，并非心甘情愿，他们毕竟出自世族名门，与那些起自寒微附逆作恶的小人自然有别。但作为“亡国之余”，他们很难通过正当的途径获得晋升，建立勋业，光大祖业，不得已，他们只有“游走权门”。
三、陆氏兄弟之死及其原因
陆氏兄弟自太康末入洛至太安年间死于北方，前后共15年时间，大约可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太康末至元康末（289—299），二是元康末至太安二年（299—303）。前期晋室大体上尚算安定，求仕虽难，但无生命之虞。但晋惠帝元康以后，西晋政局日乱，诸王之间公然火并，战火连天。《晋书·顾荣传》载诸王为博取声名，“甄拔才望，委以事机，不复计南北亲疏，欲平海内之心也。”这样，南人自入晋后，进入了一个政治事功相对活跃的时期。但是，在当时“顺逆无常理，成败无定势”[10]的险恶政治环境下，南人在北方缺乏社会基础，很容易受到伤害，甚至时刻都有生命的危险。《晋书·顾荣传》载荣给乡里杨彦明的信中说：“吾为齐王主簿，恒虑祸及，见刀与绳，每欲自杀，但人不知耳！”陆机本人在赵王伦之事中险些丧生，故顾荣、戴若思等皆劝机返归江东，但其不从，《晋书》本传所述原因有二：一是机“负其才望”，“志匡世难”；二是成都王颖召其入幕，机感其救命之恩，又以为颖“必能康隆晋室，遂委身焉。”很显然，陆机追随成都王颖，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乘乱建功立业。太安元年，司马颖任机为大将军参军，又表为平原内史，征陆云为清河内史、右司马，参机要，陆耽为东平祭酒。同时，司马颖又以南人孙惠为参军、白沙督、领奋威将军，孙拯为参军。这样，在成都王幕中形成了一个南人小群体，其核心是陆机、陆云兄弟。
从有关史实看，成都王司马颖一开始对陆氏兄弟是很看重的。这主要是他要与其他诸王争夺统治权，必须招聚名士，成都王颖在这方面化了很大的气力。成都王召士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重视门第。其幕中士人可考者来自南北大族二十三姓，“显示了强盛的门阀势力背景”[11]。吴郡陆氏家族不仅为江南之“首望”，且尤重事功，世代领兵。因此，司马颖对陆机“甚见委杖”，将领兵大权交给了陆机。太安二年，颖与长沙王乂战，以陆机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统帅二十万人攻洛。自吴亡之后，陆氏家族仕途受阻，一旦得领军，陆机以为建功立业的机会来了，兴奋异常。据《晋书》本传，机出征前，司马颖与陆机有一段对话，其心态可见：
颖谓机曰：“若功成事定，当爵为郡公，位以台司，将军勉之矣！”机曰:“昔齐桓任管夷吾以建九合之功，燕惠疑乐毅以失垂成之业，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机也。”
伏见武康令贺循德量邃茂，才鉴清远，服膺道素，风操凝峻，历试二城，刑政肃穆。前蒸阳令郭讷风度简旷，器识朗拔，通济敏悟，才足干事。循守下县，编名凡悴；讷归家巷，栖迟有年。皆出自新邦，朝无知己，居在遐外，志不自营，年时倏忽，而邈无阶绪，实州党愚智所为恨恨。臣等伏思台郎所以使州州有人，非徒以均分显路，惠及外州而已。诚以庶士殊风，四方异俗，壅隔之害，远国益甚。至于荆、扬二州，户各数十万，今扬州无郎，而荆州江南乃无一人为京城职者，诚非圣朝待四方之本心。至于才望资品，循可尚书郎，讷可太子洗马、舍人。此乃众望所积，非但企及清途，苟充方选也。
此疏所述，除“扬州无郎”一语不确外[3]，十分深刻的反映出当时南人仕进的艰难及其求取“清途”的愿望。陆机明确要求晋廷“均分显路，惠及外州”，改变歧视南人的政策，从而为南人求仕提供便利。陆氏兄弟真不愧为当时南士之领袖！
二、“二陆”所受北人之轻辱
作为南士之领袖，陆氏兄弟为其乡里开拓仕途，理所应当。不过，他们自身入北后求仕之途也不顺畅。当时，京洛显贵凭依传统的意识，以华夏中心自居，又挟有战胜者的骄傲，以南人为“远人”，斥之为“亡国之余”。除了个别有头脑的政治家外，在大多数北人看来，江南乃蛮荒化外之地，其习俗、风物皆稀奇怪诞，其人士皆愚陋可笑。在这一背景下，当时入洛南士多遭北人之羞辱，而陆氏兄弟与北人交往最多，所受轻辱自然也最多。当然，江东陆氏作为孙吴时期的一流高门，其代表人物一直出将入相，绝非一般人物可比。所以，尽管时过境迁，作为陆氏家族的传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他们始终存有一份孤傲。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在语音上北人嘲笑陆氏兄弟“音楚”。中国地域广大，且古代交通落后、文化信息交流不畅，各地皆有方言，此乃常识，不足为怪。但自三代以降，随着中原地区优势地位的确立，中土文化不断向周边地区传播，而这一文化的语言载体便成为所谓的“雅言”。因此，无论天南海北，士人学习典籍与交流思想必须用雅言。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九“方音”条便说：“五方之语虽各有不同，然使天下之士而操一乡之音，亦君子之所不取也。”不过，这一所谓的“雅言”、正音，往往是以某一王朝的京都地区的贵族语音为准的。正如余嘉锡先生在《世说新语笺疏·排调篇》“刘真长始见王丞相条”案语中所指出的那样：“盖四方之音不同，各操土风，互相非笑，惟以帝王都邑所在，聚四方之人，而通其语言，去泰去甚，便为正音，……东汉、魏、晋并都洛阳，风俗语言为天下之准则。”
但自汉末以来，南北悬隔，吴人习诵京洛之语不便，交往中不自觉的会带有吴地方音，入洛后便遭北人讥笑。陆云《与兄平原书》中便谈到这一情况：“张公语云云：兄文故自楚，须作文。为思昔所识文，乃视兄作诔，又令结使说音耳。”这是说张华指出陆机之文用韵有楚音，希望他改正。刘勰《文心雕龙·声律》说：“张华论韵，谓士衡多楚，文赋亦称取足不易，可谓衔灵均之声余，失黄钟之正响。”张华是爱护陆氏兄弟的，所以善意的劝导他们改正。至于其他北人则只会嘲笑了。为免遭轻辱，陆氏兄弟开始学习北语。唐长孺先生根据上引陆云的信指出，“结使说音”，当为“给使说音”，“给使”即伺候官员的使役，作文要使役说音因使役为洛阳人，表明“二陆”入洛后“已有学洛阳音之事”[4]。“二陆”如此，其他南士亦莫不如此，葛洪在《抱朴子外篇·讥惑》中便记述了南士“转易其声音以效北语，既不能便良似，可耻可笑”的情形。这表明南人多习北语，然习之未精，仍夹杂着吴音。其实，不仅在语言上“二陆”效仿北人，而且在思想风格上也在努力效仿北人，《异苑》、《水经注·谷水》皆载陆机入洛途中次偃师，夜遇王弼鬼魂，“与机言玄，机服其能”。《晋书·陆云传》则称云遇此事，“云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玄学是魏晋之际兴自洛京的一种新学风，而江东尚未受到其影响。“二陆”夜遇王弼鬼魂的事固然虚诞，但透露出他们为入洛求仕，不得不事先揣摩玄学，以免与北人交往时无法应对[5]。
其二，一些北人在公开场合有意侮辱陆氏兄弟。“二陆”入洛后，一再“咨张公所宜诣”，即请教拜访那些当朝权贵，以进入京洛上层交际圈，为入仕进取求得便利。张华“荐之诸公”。但实际上不少权贵并不以为然，照样不给陆氏兄弟脸面，此例甚多，《世说新语·言语》载：
陆机诣王武子（济），武子前置数斛羊酪，指以示陆曰：“卿江东何以敌此？”陆云：“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
王济乃皇亲国戚，声名甚著，素以“亡国之余”视南人，他初见陆机便以“羊酪”兴难，并非比较南北风物，意在轻辱陆机。又，《世说新语·简傲》载：
二陆初入洛，咨张公所宜诣，刘道真是其一，陆既往，刘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礼毕，初无他言，唯问：“东吴有长柄壶卢，卿得种来不？” 陆兄弟殊失望，乃悔往。[6]
张华介绍“二陆”见刘道真，但他对二位江东最杰出的才俊极不礼貌，竟以“长柄壶卢”相问，其轻辱之态毕现。姜亮夫先生在《陆平原年谱》太康十年条的案语中指出：“中原人士，素轻吴、楚之士，以为亡国之余，……道真放肆，为时流之习，故于机兄弟不免于歧视，故兄弟悔此一往也。”这方面最典型的事例当属卢志当众羞辱陆氏兄弟，《世说新语·方正》载：
卢志于众坐，问陆士衡：“陆逊、陆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君于卢毓、卢廷。”士龙失色，既出户，谓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内，宁有不知，鬼子敢耳！”
卢志，幽州人，大儒卢植之后，绝无可能不知陆氏人物，完全是借机羞辱对方。余嘉锡先生《世说新语笺疏》此条的案语中说：“晋、六朝人极重避讳，卢志面斥士衡祖、父之名，是为无礼。此虽生今世，亦所不许。揆当时人情，更不容忍受。”所以，陆机反应强烈，予以反讥，但由此结下深仇，为后来卢志极力陷害陆氏兄弟埋下了祸根。
其三，陆氏兄弟之“好游权门”。陆氏家族在江东是“首望”之一，其俊杰之士总是出将入相，凭依门第与才识飞黄腾达，这使陆氏人物具有一种心理优势，所以“二陆”初到北方，颇有与北方门第抗衡的想法。《晋书·张华传》载：“初，陆机兄弟志气高爽，自以吴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国人士。”《晋书·文苑·左思传》亦载：思欲作《三都赋》，“陆机入洛，欲为此赋，闻思作之，抚掌而笑，与弟云书曰：‘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陆氏兄弟“不推中国人士”如此。但是，在与北人交往的过程中，他们却屡屡受辱，既不能获得交往中的平等地位，更不可能在仕途上一帆风顺，明代张溥在《陆平原集题辞》中便指出陆机亡国后“俯首入洛，竟縻晋爵，身事仇雠，而欲高语英雄，难矣！”为求取仕途的发展，他们不得向北人权贵低头，如陆机在《诣吴王表》、《谢平原内史表》中一再表示“臣本吴人，出身敌国”,仿佛前世有罪。周一良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札记》“西晋王朝对待吴人条”中分析“二陆”心态说：“陆机入洛后，犹自称‘蕞尔小臣，邈彼荒域。’（《皇太子宴玄圃诗》）陆云《答张士然诗》亦有‘感念桑梓域，仿佛眼中人’之句，具见自卑情绪与桑梓之感。”正因为受到了太多的白眼与歧视，所以对稍有知遇之恩的人便会表现出极大的尊崇与感激。如对张华，《晋书·张华传》载陆机“钦其德范，如师资之礼焉。华诛后，作诔，又为《咏德赋》以悼之。”也正因为如此，陆氏兄弟先后依附贾谧、赵王伦、吴王晏和成都王颖等人，在狭隘的政治夹缝中图谋发展。
《晋书·陆机传》便明言机“好游权门，与贾谧亲善，以进趣获讥。”贾谧乃晋朝元老贾充外孙，充以之为嗣，《晋书·贾谧传》称其“既为充嗣，继佐命之后，又贾后专恣，谧权过人主。”谧为捞取声名，招揽才俊文士，“二陆”也投其门下，列为“二十四友”。谧为正直士君子所不耻，陆氏兄弟附之，自然也受到人们的诟病，这是可以理解的。但陆氏兄弟何以如此呢？近人姜亮夫先生在《陆平原年谱》中则极力回护，说“二陆”与谧“实无深契”，为其所逼云云。其实不然。周一良先生的分析则更合乎情理：“陆机答贾谧诗云：‘惟汉有木，曾不逾境。惟南有金，万邦作咏’，强调己虽南人而得显达。由此可见，陆氏兄弟之投贾谧，列入二十四友，盖与贾谧之敢于拔擢南人有关，故陆机与之亲善。”[7]确实，“二陆”以文事降附贾谧，目的在于“自重于新朝”，求得政治上更大的发展空间，以维系门第于不衰。两晋南朝的世家大族人物首先考虑的是门第问题，这是当时的社会风尚所决定的。至于忠节之类的道德观念，则在其次。明乎此，我们便无须对“二陆”的行为做任何曲解。正是在这一心态支配下，陆机同时又交结厌恶贾氏的司马氏宗室人物，依附赵王伦，并终“豫诛贾谧功，赐爵关中侯。”[8]其实，赵王伦性极贪鄙，庸才凡品，就个人魅力而言，远较颇有才思的贾谧差，但陆机附之，又引见南人戴渊入幕，甚至参预为伦撰夺位“禅诏”[9]。当然，陆氏兄弟奔走权门，并非心甘情愿，他们毕竟出自世族名门，与那些起自寒微附逆作恶的小人自然有别。但作为“亡国之余”，他们很难通过正当的途径获得晋升，建立勋业，光大祖业，不得已，他们只有“游走权门”。
三、陆氏兄弟之死及其原因
陆氏兄弟自太康末入洛至太安年间死于北方，前后共15年时间，大约可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太康末至元康末（289—299），二是元康末至太安二年（299—303）。前期晋室大体上尚算安定，求仕虽难，但无生命之虞。但晋惠帝元康以后，西晋政局日乱，诸王之间公然火并，战火连天。《晋书·顾荣传》载诸王为博取声名，“甄拔才望，委以事机，不复计南北亲疏，欲平海内之心也。”这样，南人自入晋后，进入了一个政治事功相对活跃的时期。但是，在当时“顺逆无常理，成败无定势”[10]的险恶政治环境下，南人在北方缺乏社会基础，很容易受到伤害，甚至时刻都有生命的危险。《晋书·顾荣传》载荣给乡里杨彦明的信中说：“吾为齐王主簿，恒虑祸及，见刀与绳，每欲自杀，但人不知耳！”陆机本人在赵王伦之事中险些丧生，故顾荣、戴若思等皆劝机返归江东，但其不从，《晋书》本传所述原因有二：一是机“负其才望”，“志匡世难”；二是成都王颖召其入幕，机感其救命之恩，又以为颖“必能康隆晋室，遂委身焉。”很显然，陆机追随成都王颖，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乘乱建功立业。太安元年，司马颖任机为大将军参军，又表为平原内史，征陆云为清河内史、右司马，参机要，陆耽为东平祭酒。同时，司马颖又以南人孙惠为参军、白沙督、领奋威将军，孙拯为参军。这样，在成都王幕中形成了一个南人小群体，其核心是陆机、陆云兄弟。
从有关史实看，成都王司马颖一开始对陆氏兄弟是很看重的。这主要是他要与其他诸王争夺统治权，必须招聚名士，成都王颖在这方面化了很大的气力。成都王召士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重视门第。其幕中士人可考者来自南北大族二十三姓，“显示了强盛的门阀势力背景”[11]。吴郡陆氏家族不仅为江南之“首望”，且尤重事功，世代领兵。因此，司马颖对陆机“甚见委杖”，将领兵大权交给了陆机。太安二年，颖与长沙王乂战，以陆机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统帅二十万人攻洛。自吴亡之后，陆氏家族仕途受阻，一旦得领军，陆机以为建功立业的机会来了，兴奋异常。据《晋书》本传，机出征前，司马颖与陆机有一段对话，其心态可见：
颖谓机曰：“若功成事定，当爵为郡公，位以台司，将军勉之矣！”机曰:“昔齐桓任管夷吾以建九合之功，燕惠疑乐毅以失垂成之业，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