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明史纪事本末》选段:

如题所述

原文:

太祖威名日著,子兴二子阴 置 毒酒中,欲害之,谋泄。及期,太祖即与俱往,中途遽跃马起,仰天若有所见,因骂二子曰:“吾何负尔?适空中神人谓尔欲以酒毒我。”二子骇汗浃背,自此不敢萌害意。

初看此段,只是觉得朱元璋运气好,赴宴半道预感此行有危险,然后用语言化解了的故事。但史书叙事往往采用春秋笔法,有些内容若不细读,是体察不到个中意味的。因此我在读史书,遇事不明时,要朔果寻因,翻看前后文,找出因果所在。(手机翻看真是太麻烦了)

—— 太祖威名日著

朱元璋在郭子兴的军队中威名日益显著。

看看前文是如何介绍朱元璋的行事的:

“ 太祖所至,禁剽掠,有得即分部下 ”,朱元璋行军纪律严明,令行禁止,赏罚分明。这样的行事风格,士兵们必然是喜欢的。

再看朱元璋的战果:

冬十月,元丞相脱脱克高邮,分兵围六合。六合遣使求救于滁。子兴故与其帅有隙,怒不发兵。太祖曰:“六合破,滁不独存,唇齿也。可以小憾而弃大事乎!”子兴悟 。

元丞相脱脱在高邮大败张士诚后,分兵攻打六路大军,六路大军求救于滁阳王郭子兴,朱元璋以唇亡齿寒的道理说服郭放下与大军将帅的嫌隙,决定派兵襄助他们。由此可以看出朱元璋具备前瞻性的战略眼光,也暗写朱元璋在郭的帐下有一定的话语权,能够印象到郭的决定。

那么派谁领兵而去呢?

问诸将谁可往者。时元兵号百万,诸将畏之,莫敢往,且以祷神勿吉为辞。

询问帐中众多将军有谁愿意,其他将领畏于元兵百万,不敢前往,并以祷告神明显示此行不吉利为由而推辞。

太祖曰:“事之可否,当断于心,何祷也。”

朱元璋说:“事情的可行与否,当在内心进行衡量判断,为何要祷告神明占卜吉凶呢?”

朱元璋的这句话我们是能看出他的勇敢果毅,虽与郭子兴帐下其他将领地位等同,但也能够感受到,他行事强势。

那么此战过程如何?

既而元兵复大攻滁,太祖设伏涧侧,令再成佯走,诱之渡涧,伏发,城中鼓噪而出 。

元兵大举进攻滁州,朱元璋在河涧侧部设下埋伏,令下属耿再成佯装败退,引诱元兵渡河,然后伏兵出现攻打元兵,城中也是击鼓佯攻。

过程简单吗?简单,就是诱敌深入,半渡而击,辅以城中击鼓侧面进攻。也反映了朱元璋通晓兵事。这段精彩吗?细细品之,当跟孔明火烧博望坡同样精彩,同样的战术,同样的战果。朱元璋用兵风采由此可见。

元兵败走,滁得完。

战果也是惊人的,百万元兵败退而逃,滁州得以保全。那这战果能够显衬朱元璋的威名日著吗?当然能够。朱元璋以区区万人击溃号称百万的元兵,以少胜多,能不惊人吗?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周公瑾的赤壁之战也是以少胜多,一战定鼎此后天下三分的根由。

可能朱元璋在布兵谋略方面不如诸葛亮周瑜,但以此战果可以看出朱元璋的用兵之能,衬以战前其余诸将的畏敌不前, 太祖威名日著 ,由此可见。

—— 子兴二子阴 置 毒酒中,欲害之

郭子兴的两个儿子想要用毒酒暗害朱元璋。查阅史料,郭子兴有三子,长子早先战死,姓名不可考,故此二子应为次子郭天叙,三子郭天爵。做事情的是此二人,那么下定决定暗害朱元璋的人是谁?

个人认为是郭子兴。

书中前文记载” 子兴惑谗言,悉夺太祖兵,又欲收李善长置麾下。善长涕泣自诉,不肯行 “,郭子兴收编朱元璋的人马,但幕僚李善长不肯行,收编而不可得,说明什么? 太祖威名日著 , 收编而不得,难免心中不快以致猜忌,再加上几场战事下来,朱元璋的突出表现,对郭子兴的权威有所妨害,若是曹孟德,说不得以”孤好梦中杀人“来对付朱元璋了。

既然有了谋划,那么这段的高潮部分就出现了。

—— 谋泄

简简单单的两个字,轻描淡写的告诉读者谋划被泄露了。波澜不惊的底下是怎样的暗流汹涌?谋划是何人所泄?怎么泄露?为什么会被泄露?细细品之。(请加上谍战片专属bgm)

史书中往往几个字,细读就会给人以山雨欲来刀光剑影之感,比如高中所学《触龙说赵太后》中的第一句” 赵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 “,赵惠文王死后,由赵太后摄政,值此赵国政权交替之际,秦国闻风而动,准备大举进攻赵国,” 急攻 “二字,写出《孙子》的”其疾如风“的战争场面瞬息而至,急字突出了兵贵神速,暗写了秦国军队素质很高,给人以”击鼓,进军“的压迫感。

回顾书中前文:

时诸将各有所献,太祖所至,禁剽掠,有得即分部下,无所献。子兴甚不悦

这句话前面有所解释,朱元璋所部是纪律严明,令行禁止。这种素质最能区分士兵与土匪的。

从古至今,凡农民起义者,不可胜举,但有所成者,唯刘邦与朱元璋二人。

先看刘邦的”约法三章“,据《史记》记载“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刘邦进咸阳后,封闭王宫,留下少数士兵保护王宫及珍宝库房,随即还军霸上。

古人常说某某由天子之气,用现在眼光来看,应该是行事风格与帝王类似。那么朱元璋的帝王之气当类似刘邦。而汉末黄巾起义与清末洪秀全之流不过窜匪而已。

子兴甚不悦

郭子兴为何不高兴?原因真是 诸将各有所献 而独太祖无所献? 若真是如此的话,作者大概只会写“子兴不悦”而带过了,回味“甚”字,可以感受到另一层含义。

在学习《邹忌讽齐王纳谏》一文中,“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甚字强化了美的程度,那么迁移到“子兴甚不悦”,我们能够感受到郭子兴心中是非常的不高兴的,如果只是单单没有敬献礼物给郭子兴,那么就显得郭子兴的格局太小,不符合郭子兴的身份,再者说,郭子兴家中不缺财产,能够倾其家财,杀牛备酒,广结壮士豪杰,也能够表明郭子兴不高兴其实另有其因。

我们仔细分析下,将战利品分给部下,这种行为,在意义上跟皇帝封赏将军是一样的,施恩与下,这是身为上位者才能有的收买人心的举动,但朱元璋这个时候只是郭子兴手下的一员将领,收买人心不啻于有反心,这也冒犯了郭子兴的权威,个人认为这才是郭子兴不悦的真实原因。

我们再看马皇后对此又做了什么。

马皇后悉所有遗子兴妻张氏。张喜,由是疑衅渐释。

马皇后乃郭子兴养女,嫁给朱元璋以示恩宠,有这种身份在,马皇后出入内宅看望张氏就显得正常不过了,”遗“,古意为给予,马皇后将自己的财产给予郭子兴妻子张氏,张氏大喜过望,给郭子兴吹吹枕旁风,” 由是疑衅渐释 “ 。

对比马皇后与张氏,这就不难解释有个贤内助的重要性了,也就是说为啥娶妻娶贤的道理了。

那到底郭子兴有没有释怀呢?并没有,因此才会有 ” 子兴二子阴 置 毒酒中,欲害之 ” 这一决定,也暗示了郭子兴才是此时的决策人。那为何书上写“ 由是疑衅渐释 ”, 我就算再不能容你,面子功夫也是要做足的,这点城府相信身为起义军首领的郭子兴还是有的。

讲这么多,对于此次行动的“ 谋泄 ”者,我们可以分析出有两种:

一、平日里,朱元璋对部下恩威不错,在郭子兴收编朱元璋部队的时候,还是有真心向着朱元璋的,混到郭子兴二子手下当兵也是有可能的,泄谋人也是可能的。

二、养女马皇后在出入张氏所在,可能是听到了什么风声,也可能是张氏无意间透露给马皇后的。郭子兴对朱元璋有所防范,但对养女防范之心肯定会小点的,这样泄谋也就在所难免。

既然朱元璋知道对方所谋,那么他是怎么行动的呢?

—— 及期,太祖即与俱往

到了约定时间,朱元璋就去赴宴了。一个即字,太祖皇帝的从容不迫显露无疑,同时也表明了朱元璋有了万全的应对之策。

“即与俱往”,这里作者并没有写朱元璋与谁去赴宴了,但我们猜想一下,除了买单的郭子兴二子,还有谁?

要探究朱元璋另带谁赴宴,我们先看下,《三国演义》第三十七回中三顾茅庐的原文部分: 却说玄德正安排礼物,欲往隆中谒诸葛亮,忽人报:“门外有一先生,峨冠博带,道貌非常,特来相探.”玄德曰:“此莫非即孔明否?”遂整衣出迎.视之,乃司马徽也.

这段简单来看,就是司马徽拜访刘备的事,但我们探究一下-- 忽人报:“门外有一先生,峨冠博带,道貌非常,特来相探.” 这个人向刘备报告,说:门外有一位先生,戴着高帽子和阔衣带,相貌堂堂,前来拜访。在古代,不同身份的人穿衣打扮是不同的,峨冠博带,这是士大夫的装束。这是对司马徽的外貌描写,这是谁向刘备报告的呢?一介白丁是说不出“ 峨冠博带,道貌非常 ” 这样的形容词的,就好比我们现在去游历名山大川,有些文化底蕴的人估计回拽着词:啊,真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才有如此壮丽河山。不常看书的,估计会像段子里所说:本想吟诗赠天下,最后只能卧槽浪好大。不同阅历的人对同一事物的描述是不同的,因此向刘备报告的人,当为追随刘备多年的亲卫,在刘备等人的熏陶下,涨了些见识。这里的亲卫相当于现在将军司令的警卫员,是负责贴身安全以及机要工作的。

那么,回过头来,再分析朱元璋带谁去赴宴?答案当为亲卫,一直追随朱元璋、值得朱元璋托付生命安全的亲卫。正是有着亲卫,朱元璋才会从容赴宴,心中有底。

那么,朱元璋是如何化解此次鸿门宴的呢?

—— 中途遽跃马起,仰天若有所见,因骂二子曰:“吾何负尔?适空中神人谓尔欲以酒毒我。”

这句就写得比较详尽了,在去酒楼的半路上,朱元璋突然勒马而停,抬头看着天,好像发现了什么,继而对郭子兴二子大骂:“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们的吗?刚才天上有神明告诉我说你们想用毒酒害我。”

没有在喝酒的酒楼发难,而是在半道上突然喝问,为什么?场面可控。

有一种说法叫主场优势,在NBA联赛中经常强调。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朱元璋没有选择在对方设定的场所解决问题了,到了对方主场,会不会有刀斧手埋伏呢?不是每个人都有关羽单刀赴会的勇气与武力,而到了对方的场地,敌众我寡,岂不任人宰割?

再看看朱元璋是怎么说的: 吾何负尔? 我有什么地方辜负了你们吗?

要了解朱元璋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得分析下此时朱元璋的处境。至正十四年冬十月,朱元璋刚刚阻敌元兵百万,任何一个有战功在身的将军此时应当是顾盼雄飞的,想要再次领兵出战的,这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对比其他将领的怯懦怕事,尤其还是主将郭子兴“怒不发兵”的对比,一个将领的威望高于主将,这在任何时候都是一种危险的信号,郭子兴意识到了就要暗害朱元璋,那么朱元璋意识到威高于主吗?肯定意识到了,就算没有,那么在知晓对方要谋害自己的时候,也会意识到的。

我们中国历来讲究天地君亲师,讲究名正言顺,也有“从来只有不是的子女,无不是的父母”的说法,朱元璋身为郭子兴女婿,跟丈人翻脸,那么道义上就落了下风。交兵伐谋,讲究出师有名;家族继承,必定嫡庶有分、长幼有序。

因此这个时候朱元璋在道义上却是不能与郭子兴翻脸的,至少明面上要维持翁婿和谐的场景。

再联系一下郭子兴的生平,至正十五年,也就是朱元璋前线大捷的第二年就病逝了。古人的平均年龄一般是三四十岁,过了四十岁就可以拂须自称老夫了。此时郭子兴刚过知天命之年,身体上应该有所征兆,才会在53岁病逝,这也能够说明郭子兴在给他儿子接手部队铺路,而朱元璋却是军中威望很高的将领,谋害就势在必行了。

并没有直接骂你们都是狼心狗肺,我没有对不起你们,你们却要害我,而是委屈的说我有什么地方辜负你们了吗?我让我妻子把好东西都送给岳母了,最近又替滁州挡下了来势汹汹的百万元兵,我哪里做得不好了?

你看,说话的艺术就此体现了,先将自己摆在弱势地位,同时在道义上站住脚,为接下来做好了铺垫。

适空中神人谓尔欲以酒毒我。 刚才天上有神明跟我说你们想要用酒害我。

前面先交代我没有做的不好,这个时候直接开门见山的说你们要害我,一点缓冲都不给,郭天叙还没准备好,就遭此喝问。

前面朱元璋是如何反驳诸将的?“事之可否,当断于心,何祷也?”由此可见,朱元璋对于神明是不怎么信的,虽然当过几天的和尚,不过也是迫于生计。那么为何假托神明来拆穿对方的阴谋呢?

一:赋予神秘色彩,(《史记·陈涉世家》中有载: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卒皆夜惊恐),暗示自己天命所在,自有神明护佑,从心理上压倒对方,神明不让你们害我。

二:不能直接告诉对方我收到情报说你们要害我,这样就出卖了对自己忠心的人。

同样的事情,《史记·项羽本纪》鸿门宴中项羽的说辞就显得稚嫩很多: 项王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 等到 沛公至军,立诛杀曹无伤 的时候,想必曹无伤心中定是“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这个时候我还不能跟你起正面冲突,还不能让你知道你们身边有我的卧底,同时也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完美的化解此次危机。朱元璋这些都做到了,果然天命所属。

结果就是

—— 二子骇汗浃背,自此不敢萌害意。

自己的谋划被当面拆穿,不管是神明告诉对方还是自己身边有人泄露出去的,都是很可怕的,前者说明对方有神明保护杀不得,后者说明自己身边有对方的人,睡觉都要提心吊胆的,焉能不汗流浃背?结果自然是不敢再生出谋害之心了。

附:

三月,子兴卒,太祖并统其军

至正十五年三月,郭子兴病死,朱元璋合并统领了他的部队。

最后用《周易》作结:

易云: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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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23-05-10
明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辉煌的时期,也是充满血泪和变化的时期。《明史纪事本末》是一本详实的历史著作,记录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情况。其中一段选自《明史纪事本末》中的“海瑞谪戍西北”一章:海瑞是明朝末年著名的反贪官员、文学家和民主思想家。他曾在江苏任巡抚,被称为“水利名官”,闻名海内外。但由于他反对贪污腐败的官员,受到朝廷和权贵的压制和打压,最终被贬到边疆。海瑞谪戍西北,生活十分艰苦。他在书信中抱怨:“独乐园冬天结冰,夏天滚泥。食一瓢饭,漏四五七八个。小细麻碾出来的粮不出二六,黄面只有功夫小点的。门前桥下,昼夜呼号,照面杀人无数。”尽管如此,海瑞却依然维护正义,为百姓发声。他在长期的谪戍生涯中,坚持写作,发表了许多批判腐败的文章和反映边疆民情的作品,继续着他的文学和政治使命。他也在边疆开展了水利建设和教育事业。海瑞的坚定不移和清廉正义,赢得了人民的爱戴和敬重。他在西北的谪戍生涯,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传奇。
第2个回答  2023-05-14
明朝建国后,国家经济发展迅速,物质文化繁荣兴旺。其中,明朝的科举制度是至关重要的一环。科举制度源于汉代,经过唐宋时期的发展完善,到明朝已经成为了一套完整的选拔人才的制度。每三年举行一次科举考试,考试内容包括诗、经、史、子等各个科目,考生们在朝廷考场上争夺“进士”、“举人”以及“乡试”等身份,以求一举成名,跻身仕途之中。科举制度成为了明朝社会的核心,也是明朝政治的基石。因为它不仅能够选拔人才,还能够保证朝廷官员的品德和能力,防止朝廷官员之间相互投机倒把,从而确保了明朝政治的廉洁和稳定。尽管科举制度也存在着许多弊端,如高额的考试费用和学习资源的不公平分配等问题,但它毫无疑问是明朝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整个明朝的政治和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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