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其中之一是没有找到传国玉玺,其他两项是什么?
朱元璋的遗憾1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胸怀韬略,深谋远虑,在群雄对峙中脱颖而出,当上皇帝后则以刚猛治国,堪称一代英武。但有一件事,却困扰了太祖朱元璋近三十年,直到他死的时候也没有解决——这便是定都的困扰。
在与群雄争霸的过程中,朱元璋曾经选择了金陵(今南京)作为根据地。金陵地形险要,北有长江天堑,自古为形胜之地。“金陵龙蟠虎踞,帝王之都”,三国东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五代十国的南唐都曾以此金陵为都城。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朱元璋攻取金陵后,改称应天府。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在即位诏书中称应天为京师。
然而,此时朱元璋并不满意应天,所以没有正式将应天确立为国都,其原因有三:一是历史上以应天为国都的朝代都是气数很短,在迷信的当时看来,应天有些不大吉利;二是应天偏于东南,不便于控制全国;三是应天位于江左,对江左边防有鞭长莫及之意,在位置上作为国都不是十分理想。
朱元璋派兵攻取汴梁(今河南开封)后,有人建议定都汴梁。朱元璋非常重视,亲自前去汴梁。实地考察完后,他认为汴梁虽然位置适中,但是无险可守,四面受敌,地形显然不如南京。但朱元璋考虑汴梁是宋朝的旧都,当时西北未定,需要将汴梁作为运送粮草和补充兵力的基地,于是借鉴古代南北二京制度,以应天为南京,汴梁为北京。南京的名称便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洪武二年(1369年)八月,朱元璋平定陕西,定都之议再起。主要的候选城市集中在长安、洛阳、应天、汴梁、北平几地,大臣们的意见不一,各自引古论今,提出讨论。“或言关中险固,金城天府之国;或言洛阳天地之中,四方朝贡,道里适均,汴梁亦宋之 旧都;又或言北平元之宫室完备,就之可省民力”。朱元璋见众臣意见难以统一,谁也说服不了说,竟然异想天开地提出以临濠(今安徽凤阳,元朝时称濠州,洪武七年改称凤阳)为中都的想法。朱元璋称在临濠建都,是“取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之义也”。然而,临濠是朱元璋的家乡,显然更多的是朱元璋想要光宗耀祖、荣归故里的私心。但群臣不敢反对。于是,朱元璋下令仿照南京规制在临濠营建中都。这样,在明朝建国之初就形成了南京(应天)、北京(汴梁)和中都(临濠)并存的情况。
之后,朱元璋一直有将中都凤阳(临濠)作为大明国都的想法。重臣中只有刘基(即大名鼎鼎的传奇人物刘伯温)坚决反对,他认为凤阳根本不适合作为国都:“凤阳虽帝乡,非建都地。”(《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刘基传》)确实,偏僻小城能出一个草莽皇帝,却无法承载一个帝国都城的雄伟。
洪武三年(1370年),太祖朱元璋采用了汗高祖刘邦徙天下富豪于关中的办法,下令移江南民十四万户于凤阳。江南一带的富豪全部被迁往凤阳,并且不许私自回去。因为东南地区之前为朱元璋的大对头张士诚所据,朱元璋此举实际上是要打击东南地区的文人和地主阶级。
这些江南富人被迫背井离乡,自然十分思念家乡。虽然不敢公开回到原籍,却伪装成乞丐,以逃荒为名,成群结队地跑回江南老家探亲扫墓,到第二年再回到凤阳。日子久了,就成为习惯,也成为当时一大奇景。凤阳花鼓在东南一带是妇孺皆知的民间歌舞,其一有唱道:
家住庐州并凤阳,凤阳原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实际上指的就是江南富豪伪装成乞丐逃荒的这件事。
洪武八年(1375年)四月,朱元璋巡视已经改名为凤阳的中都的修建情况后,突然改变了主意,下令停建。此时修建中都临濠达已经有六年,颇具规模。众人对此都大惑不解。朱元璋解释停建的理由是劳民伤财。但这其中显然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朱元璋身边的功臣许多都是他的同乡,江淮人在高官中占了很大比重。江淮功臣居功自傲,常有违法乱纪之事,且在朝中结党谋取私利。朱元璋当上皇帝后不久,便开始着手加强中央集权,对臣下的结党很是警惕。他担心临濠是许多江淮功臣的老家,建都临濠后,会助长江淮集团的势力。实际上,朱元璋的一生,都在为如何加强皇权而煞费苦心,所以他手下大臣大多不得善终,这其中也包括刘基。
〔刘基,《明史》称其“博通经史,于书无不窥,尤精象纬之学”。在民间传奇和文学作品里,刘伯温则更是一个传奇,比张良、诸葛亮还要神通广大,甚至能未卜先知,洞察今古,呼风唤雨,乃神仙一般的人物,被称为“帝师”、“王佐”,有“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之誉。预言之作《烧饼歌》就被传为是他所写。刘基跟随朱元璋多年,深知皇帝的品性和为人,所以选择了功成深退,坚持不当丞相,要归老于乡。他不肯留在朱元璋身边,自然是为了避祸,但结果与其他功臣一样,下场并不好。尽管朱元璋对刘基“每恭己以听,常呼为老先生而不名,曰:‘吾子房也。’”(《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刘基传》)。但那是有所请教,是一种姿态而已,可能是出于一种自卑和自大混和的心理。身为文盲老粗的朱元璋对文人有一种内心本能的反感。刘基如此意志坚决地辞官不做,朱元璋立即认为文士不在身边更难以掌控,更欲除之而后快。刘基回到家乡青田后,一直过着隐居生活,从来不跟人谈起他过去的功劳。青田县令一再求见,都被刘基婉言拒绝。有一次,县令换上便服,装扮个乡下人去拜访刘基。刘基正在洗脚,见来了陌生人,连忙穿了鞋子,把来人请进屋,热情地留饭。刘基请教来人姓名,县令只好实话实说:“我是青田知县,特来拜见先生。”刘基大吃一惊,连忙起身作揖,自称是治下的普通百姓。自那以后,再也不肯跟县令见面了。即便如此,最终还是未逃脱朱元璋的算计,被暗中下毒害死。一说是胡惟庸所害。不露痕迹地毒杀功臣是朱元璋的拿手绝技,开国大功臣徐达也是这种死法。〕
朱元璋的遗憾2
洪武十一年(1378年),太祖朱元璋正式下诏,以南京为京师,多年悬而未决的定都问题才算正式告一段落。历史经常会因为偶然的因素而改变走向,而城市的命运也是如此,汴梁和凤阳就这样与历史的机遇擦肩而过。
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后,开始修建南京城墙和皇宫。周庄富翁沈万三在历史上有“聚宝盆“之称,富可敌国。当时,朱元璋攻打张士诚,张士诚固守苏州达八月之久,背后得到了苏州富民的大力支持。城破之后,朱元璋曾恨江南为张士诚出力,取沈万三家租簿定额,对江南一带格外加赋,每亩完粮七斗五升。沈万三是个精明的商人,便主动拍朱元璋的马屁,想以此换得太平。朱元璋下令建南京城时,沈万三就“助筑都城三分之一”,即现今南京城墙的中华门到水西门一段。城墙修完后,朱元璋还算比较满意,也就没对沈万三下手。但明朝廷的检校们还是不时来找沈万三寻事,其实就是想讹诈银子。沈万三不过是个商人,不愿意去跟这些人折腾,为了一劳永逸,主动提出要为明军出军饷,结果犯了朝廷大忌。太祖朱元璋大怒,认为一个平民百姓居然想要犒赏皇帝的军队,可谓居心叵测。幸得太祖皇后马氏心慈,顺口说了一句:“民富敌国,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将灾之,陛下何诛焉!”(《《明史·卷一百一十三·后妃传》》)沈万三这才保住了一条命,家产被籍没,人也被发配云南充军。他一个豪绅,养尊处优惯了,从来没有受过这种苦,不久就死在了云南。尸骨也不敢运回江南水乡,就地埋在了大理。
然而,沈家的灾难并没有就此结束,后来还经历过一次折腾。沈万三死后,沈家财产虽然损失大半,但沈家依然人丁兴旺,财力雄厚。洪武末年,沈万三的上门女婿顾学文和一个美貌女子梁氏偷情。梁氏的丈夫陈某是个弱智,顾学文故意派人引诱弱智陈某出门饮酒赌博,暗中与梁氏来往。陈某的父亲知道后,打算报复顾学文。可是沈家财粗气壮,陈家又不是做官的,怎样才能得手呢?刚好此时蓝玉谋反案发,陈某的父亲就趁机诬告顾学文与蓝玉通谋。一牵涉蓝玉案,就不再是什么私情事,立即变成要案。沈顾两家的成年男子都被凌迟处死,被处死前都经过严刑拷打,逼出沈家财产下落;小孩则充军南丹卫;妇女发配到浣衣局为奴。梁氏作为引发这件事的主角,亦被公公即陈某的父亲逼令上吊自杀。从此,号称“江南第一富豪”的沈万三家族彻底败落。
再来看南京皇宫的建设。南京为六朝古都,已经有颇具规模的宫城。但太祖朱元璋却不肯就地利用六朝的宫城,打算另起新宫,主要担心旧宫风水差,怕重蹈前王朝短命的覆辙。刘基奉命为新皇宫选址。经刘基勘测,宫城位置宜在钟山“龙头”之前,因此处有“帝王之气”。刘基所选的风水宝地,正是燕雀湖所在地。
燕雀湖因在紫金山南,原来的名字叫前湖。燕雀湖的名称始于南北朝。当时,梁武帝长子萧统谦恭好学,笃信儒佛,尤好文学,深得梁武帝宠爱,被立为太子。萧统三十一岁时,游玄武湖不幸失足落水。后来虽然被救了上来,却因此感染了风寒,不治而死。太子早逝,令梁武帝悲痛万分。下葬时,特意将太子生前的心爱之物琉璃碗和紫玉杯陪葬。琉璃碗为西域进贡之物,其实就是现代的玻璃,不过在当时极为稀见,被视为稀世珍宝。有个参与了安葬过程的太监见财起意,在某一夜,私自盗掘了萧统墓。太监取得珍宝后,迅速逃跑,到护城河上朱雀航时,忽然飞来无数燕雀,并一齐扑击太监。这一罕见的现象引起了巡逻卫士的注意,太监的形迹因而被人发现。梁武帝得知燕雀护陵的事情后,非常惊异,诏令重新整修太子墓。封墓时,又有数万只燕雀衔泥飞来,筑起很大的墓包,并且日夜盘旋绕飞不已,守护着太子墓。由于太子墓在前湖边上,因此,后人便称前湖为“燕雀湖”,又名“太子湖”。宋朝诗人杨修之(即杨备)曾有诗云:“平湖岸侧见高坟,万土衔来燕雀群。鉴面无波天一色,此中文藻似储君。”
历史上的燕雀湖颇负盛名,周长约三十里,面积很大。湖边芦苇丛生,各种水鸟常栖息于此,湖水与钟山相映衬,一派生机勃勃的雄姿秀景。
就修建宫殿而言,燕雀湖地势低洼,又距离外城太近,战时易受城外敌军威胁,并非理想的地点。然而,就因为刘基判断此地为“龙头”宝地,美丽幽静的燕雀湖从此消失。为了修建新皇宫,朱元璋调集几十万民工填湖。由于湖广势低,填湖工程十分浩大,需要大量的土石,故南京民间有“迁三山填燕雀”的传说。燕雀湖大部分被填平后,为了防止地基下沉,又在殿基下打入无数密集的木桩,上盖巨型条石,然后再在上面建造宫殿,并铺盖砖石结构的大型水道。为了使内宫水源澄清,又在遗留的湖底铺以大量雨花石,让湖水穿城墙而入,在内宫曲屈环绕。《上元江宁乡土合志》载:“新宫之址在都城东,盖填前湖而筑之。前湖即太子湖,一名燕雀湖,梁昭明遗迹也。今既填塞,犹留一泓于城外。”
朱元璋的遗憾3
传说南京城及皇宫建好后,太祖朱元璋帅群臣登上紫金山,俯视都城之气派。南京城九十六里,十三个城门,宫殿雄伟,在当时世界上也是少见的。对于在自己手中创造了这样一座宏伟的都城,太祖朱元璋很是得意,炫耀地问群臣:“我的都城建得怎么样啊?”群臣自然都是赞不绝口。唯独十四岁的四皇子朱棣说:“紫金山上架大炮,炮炮击中紫金城。”朱元璋定睛一看,不禁冒了一身冷汗。原来南京都城周围山峦起伏,东面钟山,南面雨花台,北面幕府山等,一些重要制高点都在城外,这是城防的大忌。朱元璋心中愤怒,不过,当时没有发作。回宫后,他让太监给负责筹划筑城的刘基送去了一盘桔子。刘基知道皇帝怪罪自己筹划失当,送桔子是恨不得将其剥皮抽筋吃肉之意,吓得连夜逃入茅山避祸。
这当然只是传说。不过,确实有个因书写匾额惹怒朱元璋而被杀的真实故事。
皇宫中各门匾中的“门”字末笔直下至底而没有向上的勾脚。“门”字的这种写法,始于宋朝。据说宋偏都临安后,玉牒殿失火,殿门烧光。宰臣奏说,宫殿匾额中的“门”字,末笔都有勾脚,带火笔,因此招火,将这些匾额全部烧掉方能免灾。从此以后,凡宫殿的匾额,书写时“门”字末笔都直下,不勾脚。朱元璋命中书詹希原为太学集贤门书写门匾。詹希原是明代著名的书法家,到朝中为舍人,常为宫殿公署榜题写匾额,人们以得詹希之书为荣。詹希原写的时候,将“门”字最后一竖向内钩起稍高一点。太祖朱元璋明太祖看后便大发雷霆说:“吾方欲集贤,詹希欲闭门塞朕贤路耶?”遂下令斩之。
尽管采取了种种有效的措施,到了朱元璋晚年,建在燕雀湖上的皇宫还是出现了地基下沉的现象。古代帝王修建宫殿,均就南低北高的地势而建,取意为步步升高,一代更比一代强,江山可以万代相传。而明皇宫下沉后,呈现出南高北低的地势。宫城前昂后洼,总让人觉得形式不称。按照阴阳家的说话,这是绝后和丧败亡国的征兆。对于迷信风水的朱元璋来说,这是一种不详之兆,认为对大明江山社稷何后代极为不利,这给本来久对建都南京深感美中不足的朱元璋来说更添了一层心病。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派太子朱标巡视关中,颇有迁都关中的打算。当时,明朝的主要威胁是蒙古草原上的北元残余力量。迁都西北,可以加强北方边防,安定边界。北平之所以没有被考虑,是因为朱元璋想留给最喜爱的第四子朱棣做封地。朱元璋第二子秦王对此事极有意见,因为倘若国都搬去西安,他就没有了封地。为此,朱元璋还将秦王拘禁起来,若不是太子朱标求情,差一点就废掉了秦王。
太子朱标详细考察了西安和洛阳,比较两地地形,回来后向朱元璋献陕西地图。太子朱标个人比较倾向于选择西安为国都,因为西安(历史上的长安)曾经为西汉和唐朝国都,王者气派十足。
然而,世事无常难料,太子朱标于第二年病逝。本来有可能辉煌起来的西安,重新陷入黯淡的历史中。直到公元1644年,反抗明朝的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在西安称王,以西安为国都,国号大顺,改元永昌。并发动大量民夫重新修整长安城,将城墙加高加厚,壕堑加深加宽,比原来更加壮丽。太子朱标没有实现的愿望,竟然在朱氏王朝的敌人手中实现,这真是历史绝大的讽刺。只是,大顺政权并没有持续多久。不久,西安的高墙便被满清的红衣大炮(实际上是明朝所有,明将孔有德等投降满清,将西洋葡萄牙大炮带给了满清。这种大炮是当时明朝最新式的武器。清军有了这种大炮以后,其攻坚和野战的能力大为提高)攻破。从此,西安再也没有出现过成为国都的可能。
太子朱标壮年而逝,白发人送黑发人,年近七十的朱元璋受到沉重的打击,再也没有精力和心情考虑迁都的事情。他在当年年底亲自撰写的一篇《祀灶文》中,表达了万般无奈的心情:“朕经营天下数十年,事事按古就绪。维宫城前昂后洼, 形势不称。本欲迁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初定,不欲劳民。且兴废有数,只得听天。惟愿鉴朕此心,福其子孙。”一副听天由命的可怜相,听起来真是异常的凄凉。这让人感慨,即使如同朱元璋一般手段狠毒、作风强硬的帝王,也有其力所不能及的事情。
国都一事,便成了朱元璋一生最大的遗憾,至死都没有妥善解决。太祖朱元璋死后四年,他的继承人惠帝朱允炆的皇位被其叔燕王朱棣篡夺,而朱允炆本人则生死不明。于是,许多史学家纷纷大做文章,把这一巨变归咎于南京皇宫的风水不好。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胸怀韬略,深谋远虑,在群雄对峙中脱颖而出,当上皇帝后则以刚猛治国,堪称一代英武。但有一件事,却困扰了太祖朱元璋近三十年,直到他死的时候也没有解决——这便是定都的困扰。
在与群雄争霸的过程中,朱元璋曾经选择了金陵(今南京)作为根据地。金陵地形险要,北有长江天堑,自古为形胜之地。“金陵龙蟠虎踞,帝王之都”,三国东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五代十国的南唐都曾以此金陵为都城。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朱元璋攻取金陵后,改称应天府。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在即位诏书中称应天为京师。
然而,此时朱元璋并不满意应天,所以没有正式将应天确立为国都,其原因有三:一是历史上以应天为国都的朝代都是气数很短,在迷信的当时看来,应天有些不大吉利;二是应天偏于东南,不便于控制全国;三是应天位于江左,对江左边防有鞭长莫及之意,在位置上作为国都不是十分理想。
朱元璋派兵攻取汴梁(今河南开封)后,有人建议定都汴梁。朱元璋非常重视,亲自前去汴梁。实地考察完后,他认为汴梁虽然位置适中,但是无险可守,四面受敌,地形显然不如南京。但朱元璋考虑汴梁是宋朝的旧都,当时西北未定,需要将汴梁作为运送粮草和补充兵力的基地,于是借鉴古代南北二京制度,以应天为南京,汴梁为北京。南京的名称便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洪武二年(1369年)八月,朱元璋平定陕西,定都之议再起。主要的候选城市集中在长安、洛阳、应天、汴梁、北平几地,大臣们的意见不一,各自引古论今,提出讨论。“或言关中险固,金城天府之国;或言洛阳天地之中,四方朝贡,道里适均,汴梁亦宋之 旧都;又或言北平元之宫室完备,就之可省民力”。朱元璋见众臣意见难以统一,谁也说服不了说,竟然异想天开地提出以临濠(今安徽凤阳,元朝时称濠州,洪武七年改称凤阳)为中都的想法。朱元璋称在临濠建都,是“取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之义也”。然而,临濠是朱元璋的家乡,显然更多的是朱元璋想要光宗耀祖、荣归故里的私心。但群臣不敢反对。于是,朱元璋下令仿照南京规制在临濠营建中都。这样,在明朝建国之初就形成了南京(应天)、北京(汴梁)和中都(临濠)并存的情况。
之后,朱元璋一直有将中都凤阳(临濠)作为大明国都的想法。重臣中只有刘基(即大名鼎鼎的传奇人物刘伯温)坚决反对,他认为凤阳根本不适合作为国都:“凤阳虽帝乡,非建都地。”(《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刘基传》)确实,偏僻小城能出一个草莽皇帝,却无法承载一个帝国都城的雄伟。
洪武三年(1370年),太祖朱元璋采用了汗高祖刘邦徙天下富豪于关中的办法,下令移江南民十四万户于凤阳。江南一带的富豪全部被迁往凤阳,并且不许私自回去。因为东南地区之前为朱元璋的大对头张士诚所据,朱元璋此举实际上是要打击东南地区的文人和地主阶级。
这些江南富人被迫背井离乡,自然十分思念家乡。虽然不敢公开回到原籍,却伪装成乞丐,以逃荒为名,成群结队地跑回江南老家探亲扫墓,到第二年再回到凤阳。日子久了,就成为习惯,也成为当时一大奇景。凤阳花鼓在东南一带是妇孺皆知的民间歌舞,其一有唱道:
家住庐州并凤阳,凤阳原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实际上指的就是江南富豪伪装成乞丐逃荒的这件事。
洪武八年(1375年)四月,朱元璋巡视已经改名为凤阳的中都的修建情况后,突然改变了主意,下令停建。此时修建中都临濠达已经有六年,颇具规模。众人对此都大惑不解。朱元璋解释停建的理由是劳民伤财。但这其中显然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朱元璋身边的功臣许多都是他的同乡,江淮人在高官中占了很大比重。江淮功臣居功自傲,常有违法乱纪之事,且在朝中结党谋取私利。朱元璋当上皇帝后不久,便开始着手加强中央集权,对臣下的结党很是警惕。他担心临濠是许多江淮功臣的老家,建都临濠后,会助长江淮集团的势力。实际上,朱元璋的一生,都在为如何加强皇权而煞费苦心,所以他手下大臣大多不得善终,这其中也包括刘基。
〔刘基,《明史》称其“博通经史,于书无不窥,尤精象纬之学”。在民间传奇和文学作品里,刘伯温则更是一个传奇,比张良、诸葛亮还要神通广大,甚至能未卜先知,洞察今古,呼风唤雨,乃神仙一般的人物,被称为“帝师”、“王佐”,有“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之誉。预言之作《烧饼歌》就被传为是他所写。刘基跟随朱元璋多年,深知皇帝的品性和为人,所以选择了功成深退,坚持不当丞相,要归老于乡。他不肯留在朱元璋身边,自然是为了避祸,但结果与其他功臣一样,下场并不好。尽管朱元璋对刘基“每恭己以听,常呼为老先生而不名,曰:‘吾子房也。’”(《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刘基传》)。但那是有所请教,是一种姿态而已,可能是出于一种自卑和自大混和的心理。身为文盲老粗的朱元璋对文人有一种内心本能的反感。刘基如此意志坚决地辞官不做,朱元璋立即认为文士不在身边更难以掌控,更欲除之而后快。刘基回到家乡青田后,一直过着隐居生活,从来不跟人谈起他过去的功劳。青田县令一再求见,都被刘基婉言拒绝。有一次,县令换上便服,装扮个乡下人去拜访刘基。刘基正在洗脚,见来了陌生人,连忙穿了鞋子,把来人请进屋,热情地留饭。刘基请教来人姓名,县令只好实话实说:“我是青田知县,特来拜见先生。”刘基大吃一惊,连忙起身作揖,自称是治下的普通百姓。自那以后,再也不肯跟县令见面了。即便如此,最终还是未逃脱朱元璋的算计,被暗中下毒害死。一说是胡惟庸所害。不露痕迹地毒杀功臣是朱元璋的拿手绝技,开国大功臣徐达也是这种死法。〕
朱元璋的遗憾2
洪武十一年(1378年),太祖朱元璋正式下诏,以南京为京师,多年悬而未决的定都问题才算正式告一段落。历史经常会因为偶然的因素而改变走向,而城市的命运也是如此,汴梁和凤阳就这样与历史的机遇擦肩而过。
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后,开始修建南京城墙和皇宫。周庄富翁沈万三在历史上有“聚宝盆“之称,富可敌国。当时,朱元璋攻打张士诚,张士诚固守苏州达八月之久,背后得到了苏州富民的大力支持。城破之后,朱元璋曾恨江南为张士诚出力,取沈万三家租簿定额,对江南一带格外加赋,每亩完粮七斗五升。沈万三是个精明的商人,便主动拍朱元璋的马屁,想以此换得太平。朱元璋下令建南京城时,沈万三就“助筑都城三分之一”,即现今南京城墙的中华门到水西门一段。城墙修完后,朱元璋还算比较满意,也就没对沈万三下手。但明朝廷的检校们还是不时来找沈万三寻事,其实就是想讹诈银子。沈万三不过是个商人,不愿意去跟这些人折腾,为了一劳永逸,主动提出要为明军出军饷,结果犯了朝廷大忌。太祖朱元璋大怒,认为一个平民百姓居然想要犒赏皇帝的军队,可谓居心叵测。幸得太祖皇后马氏心慈,顺口说了一句:“民富敌国,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将灾之,陛下何诛焉!”(《《明史·卷一百一十三·后妃传》》)沈万三这才保住了一条命,家产被籍没,人也被发配云南充军。他一个豪绅,养尊处优惯了,从来没有受过这种苦,不久就死在了云南。尸骨也不敢运回江南水乡,就地埋在了大理。
然而,沈家的灾难并没有就此结束,后来还经历过一次折腾。沈万三死后,沈家财产虽然损失大半,但沈家依然人丁兴旺,财力雄厚。洪武末年,沈万三的上门女婿顾学文和一个美貌女子梁氏偷情。梁氏的丈夫陈某是个弱智,顾学文故意派人引诱弱智陈某出门饮酒赌博,暗中与梁氏来往。陈某的父亲知道后,打算报复顾学文。可是沈家财粗气壮,陈家又不是做官的,怎样才能得手呢?刚好此时蓝玉谋反案发,陈某的父亲就趁机诬告顾学文与蓝玉通谋。一牵涉蓝玉案,就不再是什么私情事,立即变成要案。沈顾两家的成年男子都被凌迟处死,被处死前都经过严刑拷打,逼出沈家财产下落;小孩则充军南丹卫;妇女发配到浣衣局为奴。梁氏作为引发这件事的主角,亦被公公即陈某的父亲逼令上吊自杀。从此,号称“江南第一富豪”的沈万三家族彻底败落。
再来看南京皇宫的建设。南京为六朝古都,已经有颇具规模的宫城。但太祖朱元璋却不肯就地利用六朝的宫城,打算另起新宫,主要担心旧宫风水差,怕重蹈前王朝短命的覆辙。刘基奉命为新皇宫选址。经刘基勘测,宫城位置宜在钟山“龙头”之前,因此处有“帝王之气”。刘基所选的风水宝地,正是燕雀湖所在地。
燕雀湖因在紫金山南,原来的名字叫前湖。燕雀湖的名称始于南北朝。当时,梁武帝长子萧统谦恭好学,笃信儒佛,尤好文学,深得梁武帝宠爱,被立为太子。萧统三十一岁时,游玄武湖不幸失足落水。后来虽然被救了上来,却因此感染了风寒,不治而死。太子早逝,令梁武帝悲痛万分。下葬时,特意将太子生前的心爱之物琉璃碗和紫玉杯陪葬。琉璃碗为西域进贡之物,其实就是现代的玻璃,不过在当时极为稀见,被视为稀世珍宝。有个参与了安葬过程的太监见财起意,在某一夜,私自盗掘了萧统墓。太监取得珍宝后,迅速逃跑,到护城河上朱雀航时,忽然飞来无数燕雀,并一齐扑击太监。这一罕见的现象引起了巡逻卫士的注意,太监的形迹因而被人发现。梁武帝得知燕雀护陵的事情后,非常惊异,诏令重新整修太子墓。封墓时,又有数万只燕雀衔泥飞来,筑起很大的墓包,并且日夜盘旋绕飞不已,守护着太子墓。由于太子墓在前湖边上,因此,后人便称前湖为“燕雀湖”,又名“太子湖”。宋朝诗人杨修之(即杨备)曾有诗云:“平湖岸侧见高坟,万土衔来燕雀群。鉴面无波天一色,此中文藻似储君。”
历史上的燕雀湖颇负盛名,周长约三十里,面积很大。湖边芦苇丛生,各种水鸟常栖息于此,湖水与钟山相映衬,一派生机勃勃的雄姿秀景。
就修建宫殿而言,燕雀湖地势低洼,又距离外城太近,战时易受城外敌军威胁,并非理想的地点。然而,就因为刘基判断此地为“龙头”宝地,美丽幽静的燕雀湖从此消失。为了修建新皇宫,朱元璋调集几十万民工填湖。由于湖广势低,填湖工程十分浩大,需要大量的土石,故南京民间有“迁三山填燕雀”的传说。燕雀湖大部分被填平后,为了防止地基下沉,又在殿基下打入无数密集的木桩,上盖巨型条石,然后再在上面建造宫殿,并铺盖砖石结构的大型水道。为了使内宫水源澄清,又在遗留的湖底铺以大量雨花石,让湖水穿城墙而入,在内宫曲屈环绕。《上元江宁乡土合志》载:“新宫之址在都城东,盖填前湖而筑之。前湖即太子湖,一名燕雀湖,梁昭明遗迹也。今既填塞,犹留一泓于城外。”
朱元璋的遗憾3
传说南京城及皇宫建好后,太祖朱元璋帅群臣登上紫金山,俯视都城之气派。南京城九十六里,十三个城门,宫殿雄伟,在当时世界上也是少见的。对于在自己手中创造了这样一座宏伟的都城,太祖朱元璋很是得意,炫耀地问群臣:“我的都城建得怎么样啊?”群臣自然都是赞不绝口。唯独十四岁的四皇子朱棣说:“紫金山上架大炮,炮炮击中紫金城。”朱元璋定睛一看,不禁冒了一身冷汗。原来南京都城周围山峦起伏,东面钟山,南面雨花台,北面幕府山等,一些重要制高点都在城外,这是城防的大忌。朱元璋心中愤怒,不过,当时没有发作。回宫后,他让太监给负责筹划筑城的刘基送去了一盘桔子。刘基知道皇帝怪罪自己筹划失当,送桔子是恨不得将其剥皮抽筋吃肉之意,吓得连夜逃入茅山避祸。
这当然只是传说。不过,确实有个因书写匾额惹怒朱元璋而被杀的真实故事。
皇宫中各门匾中的“门”字末笔直下至底而没有向上的勾脚。“门”字的这种写法,始于宋朝。据说宋偏都临安后,玉牒殿失火,殿门烧光。宰臣奏说,宫殿匾额中的“门”字,末笔都有勾脚,带火笔,因此招火,将这些匾额全部烧掉方能免灾。从此以后,凡宫殿的匾额,书写时“门”字末笔都直下,不勾脚。朱元璋命中书詹希原为太学集贤门书写门匾。詹希原是明代著名的书法家,到朝中为舍人,常为宫殿公署榜题写匾额,人们以得詹希之书为荣。詹希原写的时候,将“门”字最后一竖向内钩起稍高一点。太祖朱元璋明太祖看后便大发雷霆说:“吾方欲集贤,詹希欲闭门塞朕贤路耶?”遂下令斩之。
尽管采取了种种有效的措施,到了朱元璋晚年,建在燕雀湖上的皇宫还是出现了地基下沉的现象。古代帝王修建宫殿,均就南低北高的地势而建,取意为步步升高,一代更比一代强,江山可以万代相传。而明皇宫下沉后,呈现出南高北低的地势。宫城前昂后洼,总让人觉得形式不称。按照阴阳家的说话,这是绝后和丧败亡国的征兆。对于迷信风水的朱元璋来说,这是一种不详之兆,认为对大明江山社稷何后代极为不利,这给本来久对建都南京深感美中不足的朱元璋来说更添了一层心病。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派太子朱标巡视关中,颇有迁都关中的打算。当时,明朝的主要威胁是蒙古草原上的北元残余力量。迁都西北,可以加强北方边防,安定边界。北平之所以没有被考虑,是因为朱元璋想留给最喜爱的第四子朱棣做封地。朱元璋第二子秦王对此事极有意见,因为倘若国都搬去西安,他就没有了封地。为此,朱元璋还将秦王拘禁起来,若不是太子朱标求情,差一点就废掉了秦王。
太子朱标详细考察了西安和洛阳,比较两地地形,回来后向朱元璋献陕西地图。太子朱标个人比较倾向于选择西安为国都,因为西安(历史上的长安)曾经为西汉和唐朝国都,王者气派十足。
然而,世事无常难料,太子朱标于第二年病逝。本来有可能辉煌起来的西安,重新陷入黯淡的历史中。直到公元1644年,反抗明朝的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在西安称王,以西安为国都,国号大顺,改元永昌。并发动大量民夫重新修整长安城,将城墙加高加厚,壕堑加深加宽,比原来更加壮丽。太子朱标没有实现的愿望,竟然在朱氏王朝的敌人手中实现,这真是历史绝大的讽刺。只是,大顺政权并没有持续多久。不久,西安的高墙便被满清的红衣大炮(实际上是明朝所有,明将孔有德等投降满清,将西洋葡萄牙大炮带给了满清。这种大炮是当时明朝最新式的武器。清军有了这种大炮以后,其攻坚和野战的能力大为提高)攻破。从此,西安再也没有出现过成为国都的可能。
太子朱标壮年而逝,白发人送黑发人,年近七十的朱元璋受到沉重的打击,再也没有精力和心情考虑迁都的事情。他在当年年底亲自撰写的一篇《祀灶文》中,表达了万般无奈的心情:“朕经营天下数十年,事事按古就绪。维宫城前昂后洼, 形势不称。本欲迁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初定,不欲劳民。且兴废有数,只得听天。惟愿鉴朕此心,福其子孙。”一副听天由命的可怜相,听起来真是异常的凄凉。这让人感慨,即使如同朱元璋一般手段狠毒、作风强硬的帝王,也有其力所不能及的事情。
国都一事,便成了朱元璋一生最大的遗憾,至死都没有妥善解决。太祖朱元璋死后四年,他的继承人惠帝朱允炆的皇位被其叔燕王朱棣篡夺,而朱允炆本人则生死不明。于是,许多史学家纷纷大做文章,把这一巨变归咎于南京皇宫的风水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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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7-03-21
朱元璋一生都为自己文化水平低而遗憾
第2个回答 2007-03-22
呵呵,这么完全,我觉得回答也拿不到最佳了
第3个回答 2007-03-21
好佩服拜读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