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哲学的对象是整个世界。人类社会无疑是这个世界的最重要的部分,而政治则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内容。
人的存在,既是个体的存在,又是社会化的类存在。个体的存在,使人倾向自然的自由;而社会存在,使人必然倾向“政治”。
亚里士多德说得非常干脆:人是政治动物。
黑格尔说:
社会和国家正是自由实现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需要秩序的基本感情是唯一维护国家的东西。而这种感情乃是每个人都有的。生存于国家之中,对每个人都是绝对必要的。(《法哲学原理》)
而毛泽东更是强调政治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他说:
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
正如“什么人”当军队统帅一样,我们可以追问是“什么政治”当国家的“统帅”?
这不能不是哲学问题——在相似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什么人”、他的“什么样的哲学”决定什么样的政治。
所以,哲学是政治的灵魂。
如果说,老子所说的“以道佐人主”。可以说就是承认“政治是统帅”;那么,老子所说的“以道立天下”,就是认为“哲学应当驾驭政治”。
而柏拉图则认为:哲学家应该为王。否则,国无宁日,世无宁日。
从“哲学是政治的灵魂”观点看 ,以往许多解读者认为老子《大道经》,就是讲“君人南面之术”即“帝王术”,是很有眼光的。但是,他们看重的似乎只是与韩非所谓“法、术、势”、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所谓“既是狮子、又是狐狸”、 尼采所谓“权力意志”差不多的什么“阴谋权术”,却完全不懂老子“以道佐人主”和“以道立天下”是何等光明正大的圣人政治!
这里,与“轴心时代”其他圣贤相比较,老子的独特之处在哪里呢?就是“究天人之极、类万物之情、合神明之德、通古今之变”,其目标指向,主要是“治大国”乃至“天下大治”的“大政治”思维。
释迦牟尼出生于古印度一个小国,虽是王子但立志出家,不问政治,也就没有什么兴趣研究政治了。
古代犹太也是中东小国,生存条件比较恶劣,且是单一游牧民族,难以安居就难以谈安定的政治思想,支撑他们的精神支柱就是自己是“上帝的选民”。
古希腊是地中海边的众多城邦小国,商业贸易比较发达,所以城邦居民比较崇尚自由和民主,古代哲学、科学以及政治理论就在他们之中产生;尽管有许多深刻的论述,但是,在古代交通、通讯都不大方便的条件下,他们毕竟有“小国”的局限,缺乏大国的视野和“天下”的思维。古希腊的哲学家,还缺少“大政治思维”的大气象。柏拉图的“理想国”,就只能是一个“小城邦”。
孔子与老子同一时代,生活在一个有好几百年历史、从辉煌走向衰落“礼崩乐坏”的周末春秋混战时期,他虽然有大国“大政治”的思维,但是,他所谓“吾从周”,也就是局限在周朝体制之内,强调“仁义礼治”、“君臣父子、尊卑有序”, 比较偏重于社会伦理秩序方面。所谓“删定六径、述而不作”,则主要是文献知识方面的整理,孔子的“儒学”,主要是“君子”之学,“为臣”之学,也因而比较缺乏原创精神。老子所讲的则是“圣人”之学,“圣王”之学,完全超越周朝局限,提倡的是“致虚极、守静笃”,是沉思冥想,如何实现拨乱反正、“以正治国”、如何实现理想的“以道立天下”的天下大治?
中国传统文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主要就是政治文化——正如司马谈在“论六家之要指”中所说的:《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道德,此务为治者也。
我非常赞成“儒道互补”,不仅“儒道互补”,而且应该宽容百家——正如司马谈所说的: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要补充一点的是,在现代,更应该虚心学习西方政治哲学、并善于吸收其精华。
要强调说明一点:上面所说的是古代“小国”,自然不具备“大国”那样复杂的社会政治系统,因而难以产生“大政治思维”。但是,这绝不是说现代世界也是如此。由于现代世界各国的人们的交往、交通、通信都可以“全球化”了,所以,现代的“小国”,一样可以“大政治思维”,——联合国的制度一个绝妙的设计,就是联合国秘书长必须从“小国”产生。011 圣人是人类社会的星星、月亮和太阳 哲学家应当追求成为“君子”和“圣人”。
圣人是“最高观念”的“人格化”。
人类社会需要圣人来“平衡”。
在现代民主社会尤其需要老子所说的“圣人”来“歙歙然为天下浑其心”。
古希腊哲学家早就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
费尔巴哈说:近代哲学的任务是将上帝现实化和人化,就是说:将神学变为人本学,人乃是理性的尺度。
马克思说:宗教只是幻想的太阳,当人还没有开始围绕自身旋转以前,总是围绕它旋转,只有从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结论出发,人的解放才具有可能性。而且,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消灭所有制、实现共产主义,才能彻底扬弃人的异化,才能实现人的彻底解放。
因为西方文艺复兴反对了“神本主义”之后,“人本主义”权倾一时,似乎没有什么哲学家质疑这些话,人怎么能够围绕自身旋转?“人本身”怎么是“人的最高本质”呢?人要怎样的“彻底解放”?
曾被马克思、恩格斯赞扬为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的培根在《论无神论》一文中,就这样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地说:
否认上帝的人,就是毁灭人的高贵。因为,人的肉体与禽兽没有多大差别,如果人的精神方面不能趋向上帝,那么,人就是一种卑污下贱的动物。
无神论可以不承认“神”,但是无法否认具体的之人中存在的“神性”,无法否认存在品德高尚的“圣人”。
伏尔泰在他的《哲学通信》中说过:
在一个著名的集会上人们争论这样一个陈腐而繁琐的问题:恺撒、亚历山大、铁木尔(即成吉思汗)、克伦威尔这些人,哪一个是最伟大的人物?
有人回答说,最伟大的人不是这些人,而是牛顿。
这个人说得有道理。因为假如伟大是指得天独厚、才智超群、明理诲人的话,那么,象牛顿这样千年才出现一个的杰出人物,才真正是伟人。至于那些政治家和征服者,那个世纪都不缺少,不过是大名鼎鼎的坏蛋罢了。我们应当尊敬的是凭真理的力量征服人心的人,而不是依靠暴力来奴役人的人;是认识宇宙的人,而不是歪曲宇宙的人。
伏尔泰推崇牛顿,我想,正是推崇牛顿“追求宇宙自然之道与上帝之道”的精神。
而伏尔泰所说的“凭真理的力量征服人心的人”,我认为,无疑就是圣人。
我认为,人并不能成为人的尺度。因为,每个具体的人是千差万别的。种族、出身、职业、地位、财产、性别、文化、道德观、价值观等等,究竟以人的什么尺度来衡量具体的个人?
这应当是一个社会需要界定的“法律底线”、“道德底线”。
一般地说,能够遵守“法律底线”是现代“人之为人”或“公民”的标准。
而能够遵守社会或宗教“道德底线”的,可以说就是“有道德修养的人”、“虔诚的宗教徒”或“君子”。
正如人类数学水平只能由数学家水平来衡量一样,可以说,圣人是衡量人的最高尺度。
一部人类史之所以能够形成“轴心时代”,充分说明,人类社会需要圣人。圣人对人类社会影响之大,就如星星、月亮和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