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哲学的对象是整个世界。人类社会无疑是这个世界的最重要的部分，而政治则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内容。
人的存在，既是个体的存在，又是社会化的类存在。个体的存在，使人倾向自然的自由；而社会存在，使人必然倾向“政治”。
亚里士多德说得非常干脆：人是政治动物。
黑格尔说：
社会和国家正是自由实现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需要秩序的基本感情是唯一维护国家的东西。而这种感情乃是每个人都有的。生存于国家之中，对每个人都是绝对必要的。（《法哲学原理》）
而毛泽东更是强调政治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他说：
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
正如“什么人”当军队统帅一样，我们可以追问是“什么政治”当国家的“统帅”？
这不能不是哲学问题——在相似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什么人”、他的“什么样的哲学”决定什么样的政治。
所以，哲学是政治的灵魂。
如果说，老子所说的“以道佐人主”。可以说就是承认“政治是统帅”；那么，老子所说的“以道立天下”，就是认为“哲学应当驾驭政治”。
而柏拉图则认为：哲学家应该为王。否则，国无宁日，世无宁日。
从“哲学是政治的灵魂”观点看 ，以往许多解读者认为老子《大道经》，就是讲“君人南面之术”即“帝王术”，是很有眼光的。但是，他们看重的似乎只是与韩非所谓“法、术、势”、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所谓“既是狮子、又是狐狸”、 尼采所谓“权力意志”差不多的什么“阴谋权术”，却完全不懂老子“以道佐人主”和“以道立天下”是何等光明正大的圣人政治！
这里，与“轴心时代”其他圣贤相比较，老子的独特之处在哪里呢？就是“究天人之极、类万物之情、合神明之德、通古今之变”，其目标指向，主要是“治大国”乃至“天下大治”的“大政治”思维。
释迦牟尼出生于古印度一个小国，虽是王子但立志出家，不问政治，也就没有什么兴趣研究政治了。
古代犹太也是中东小国，生存条件比较恶劣，且是单一游牧民族，难以安居就难以谈安定的政治思想，支撑他们的精神支柱就是自己是“上帝的选民”。
古希腊是地中海边的众多城邦小国，商业贸易比较发达，所以城邦居民比较崇尚自由和民主，古代哲学、科学以及政治理论就在他们之中产生；尽管有许多深刻的论述，但是，在古代交通、通讯都不大方便的条件下，他们毕竟有“小国”的局限，缺乏大国的视野和“天下”的思维。古希腊的哲学家，还缺少“大政治思维”的大气象。柏拉图的“理想国”，就只能是一个“小城邦”。
孔子与老子同一时代，生活在一个有好几百年历史、从辉煌走向衰落“礼崩乐坏”的周末春秋混战时期，他虽然有大国“大政治”的思维，但是，他所谓“吾从周”，也就是局限在周朝体制之内，强调“仁义礼治”、“君臣父子、尊卑有序”, 比较偏重于社会伦理秩序方面。所谓“删定六径、述而不作”，则主要是文献知识方面的整理，孔子的“儒学”，主要是“君子”之学，“为臣”之学，也因而比较缺乏原创精神。老子所讲的则是“圣人”之学，“圣王”之学，完全超越周朝局限，提倡的是“致虚极、守静笃”，是沉思冥想，如何实现拨乱反正、“以正治国”、如何实现理想的“以道立天下”的天下大治？
中国传统文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主要就是政治文化——正如司马谈在“论六家之要指”中所说的：《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道德，此务为治者也。
我非常赞成“儒道互补”，不仅“儒道互补”，而且应该宽容百家——正如司马谈所说的：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要补充一点的是，在现代，更应该虚心学习西方政治哲学、并善于吸收其精华。
要强调说明一点：上面所说的是古代“小国”，自然不具备“大国”那样复杂的社会政治系统，因而难以产生“大政治思维”。但是，这绝不是说现代世界也是如此。由于现代世界各国的人们的交往、交通、通信都可以“全球化”了，所以，现代的“小国”，一样可以“大政治思维”，——联合国的制度一个绝妙的设计，就是联合国秘书长必须从“小国”产生。011 圣人是人类社会的星星、月亮和太阳 哲学家应当追求成为“君子”和“圣人”。
圣人是“最高观念”的“人格化”。
人类社会需要圣人来“平衡”。
在现代民主社会尤其需要老子所说的“圣人”来“歙歙然为天下浑其心”。
古希腊哲学家早就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
费尔巴哈说：近代哲学的任务是将上帝现实化和人化，就是说：将神学变为人本学，人乃是理性的尺度。
马克思说：宗教只是幻想的太阳，当人还没有开始围绕自身旋转以前，总是围绕它旋转，只有从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结论出发，人的解放才具有可能性。而且，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消灭所有制、实现共产主义，才能彻底扬弃人的异化，才能实现人的彻底解放。
因为西方文艺复兴反对了“神本主义”之后，“人本主义”权倾一时，似乎没有什么哲学家质疑这些话，人怎么能够围绕自身旋转？“人本身”怎么是“人的最高本质”呢？人要怎样的“彻底解放”？
曾被马克思、恩格斯赞扬为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的培根在《论无神论》一文中，就这样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地说：
否认上帝的人，就是毁灭人的高贵。因为，人的肉体与禽兽没有多大差别，如果人的精神方面不能趋向上帝，那么，人就是一种卑污下贱的动物。
无神论可以不承认“神”，但是无法否认具体的之人中存在的“神性”，无法否认存在品德高尚的“圣人”。
伏尔泰在他的《哲学通信》中说过：
在一个著名的集会上人们争论这样一个陈腐而繁琐的问题：恺撒、亚历山大、铁木尔（即成吉思汗）、克伦威尔这些人，哪一个是最伟大的人物？
有人回答说，最伟大的人不是这些人，而是牛顿。
这个人说得有道理。因为假如伟大是指得天独厚、才智超群、明理诲人的话，那么，象牛顿这样千年才出现一个的杰出人物，才真正是伟人。至于那些政治家和征服者，那个世纪都不缺少，不过是大名鼎鼎的坏蛋罢了。我们应当尊敬的是凭真理的力量征服人心的人，而不是依靠暴力来奴役人的人；是认识宇宙的人，而不是歪曲宇宙的人。
伏尔泰推崇牛顿，我想，正是推崇牛顿“追求宇宙自然之道与上帝之道”的精神。
而伏尔泰所说的“凭真理的力量征服人心的人”，我认为，无疑就是圣人。
我认为，人并不能成为人的尺度。因为，每个具体的人是千差万别的。种族、出身、职业、地位、财产、性别、文化、道德观、价值观等等，究竟以人的什么尺度来衡量具体的个人？
这应当是一个社会需要界定的“法律底线”、“道德底线”。
一般地说，能够遵守“法律底线”是现代“人之为人”或“公民”的标准。
而能够遵守社会或宗教“道德底线”的，可以说就是“有道德修养的人”、“虔诚的宗教徒”或“君子”。
正如人类数学水平只能由数学家水平来衡量一样，可以说，圣人是衡量人的最高尺度。
一部人类史之所以能够形成“轴心时代”，充分说明，人类社会需要圣人。圣人对人类社会影响之大，就如星星、月亮和太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