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夏商周三代实行的是以君主为核心的王权专制和以分封贵族为主的政体。王被作为三代最高统治者的专称,并形成以王为核心的王权制度。王权制度有其形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一)王的名号和权限
夏代最初建立时,最高统治者称为"后",所以夏启被称为"夏后启",① 《诗·小雅·甫田》。
以后的继承人太康、仲康、相等也被称为"后"。"后",当初的意思是生育,亦有祖先的意思。夏代最初几个君主不称王,而称为"后",是因为奴隶制国家刚刚从氏族社会组织中脱胎出来,还带有氏族社会组织的痕迹。当时的君主是以祖宗的身份来行使统治权力,号令各个部族的,俨然是一个大家长兼最高首领。
夏初的100 多年里,国家的体制还未完全稳定,依然保留着部落联盟的某些特点。无论是夏内部还是在其他部落,为争夺最高统治地位而进行的斗争是相当激烈的。直到少康重建夏朝,奴隶制国家才完全确立起来,因此,夏的统治者便进一步地称"王"。
从"王"字的本义来讲,三横分别代表天、地、人,一竖是指一个贯通于天地人之间的人。也就是说,天下的一切都属于王,所以说"天下所归往也"①。字义本身已经反映出王被认为是天地人的主宰、最高权力的象征。"王"的称谓一经出现,便为统治者所采纳和继承。
从历史发展看,专制主义起源于氏族社会的晚期。原始氏族社会后期出现的部落联盟,其军事首长就是专制君主的前身。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增加,私有财产的出现,以掠夺为目的的部落战争"成为经常的职业",促进了军事首长权力的不断加强,这些"博得了声誉的军事首领,在自己周围集合一队贪图掠夺品的青年人",充当自己的亲信,即所谓的"扈从",而这"一种制度促进了王权的产生"②。
从我国王权的形成上看,"王"字在周金铭文中作"■",像战斧之形,古文字学家吴其昌解释为:"王字之本义,斧也"。可见战斧是军事统帅权的象征,军权是王权的主要组成部分。"夫王者,能攻人者也"③,"制海内,子元元,臣诸侯,非兵不可"④。王同军事有关,一是说明我国最早的君主是由部落战争的军事首领转化过来的;二是说明最早的国家的重要职能是"在祀与戎"①祖先和军事是并列为"国之大事"②的。
我国的王权起源于父权社会。"由子女继承财产的父权制,促进了财产积累于家庭中,并且使家庭变成一种与氏族对立的力量。"③以财产私有出现为特点的父权制,是王权产生的经济基础。我国古代君主之所以被称之为"君",也是父权的集中反映。从文字学来看,尹字与甲骨文中的父字近形,寓有父辈掌权的意思,君字从尹从口,表示君是诸尹中的最尊者④,可以用口来指挥尹。
王也称为"天子",表示自己是上帝的元子。周取代商,是"皇天上帝,改厥元子"⑤,而"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⑥。这说明王是因为被认为① 《说文解字》第1 编。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第141 页。
③ 《韩非子·五蠹》。
④ 《战国策·秦策一》。
①② 《左传·成公十三年》。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第104 页。
④ 参见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第2 卷,《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五十。
⑤ 《尚书·召诰》。
⑥ 《尚书·洪范》。
具有了上帝元子和民之父母的双重身份,所以才能掌握治国治民的统治权力。
夏商周存在着严重的宗法制。宗,就是人们对共同祖先的崇拜,这是国家从血缘关系发展为政治关系所产生的一种必然现象,因此"立爱惟亲,立敬惟长,始于家邦,终于四海"⑦的统治原则能够得以确立。中国由于地理、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原因,对于神的崇拜往往限于生殖、祖先等具体的崇拜对象,血缘关系存在的时间很长,影响很大。
因为中国没有形成西方那种无所不包、无所不管的神权系统,所以王很快地被推到与神并列的位置,甚至本身就是神。夏代最后一个君主--桀曾说:"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①。商代后期的君主武乙,"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僇辱之。
为革囊,盛血,印而射之,命曰'射天,"②。他们把天日同自己的统治并列,甚至可以"僇辱"天神,"卬而射之",可算是一种异常现象,但神被人为地利用,作为君主统治神圣不可侵犯的依据,是由来已久的了。
奴隶制国家的重要政治是祭祀,但所祭祀的是宗庙社稷。宗庙是古代帝王、诸侯、大夫、士为维护宗法制而设立的祭祀祖宗的处所,王的宗庙建立在国都的中心。社稷是土地神和谷神。可见,当时祭祀的对象主要是祖先和人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和食物。所谓祭天、祭地、祭祖先,其实是包括了天、地、人,而王则是唯一贯穿于天地人之间的超人,这就清晰地反映出统治者利用宗教为其统治服务的真正动机。
奴隶主阶级完全垄断了国家机器,并通过国家控制宗教,把自己的统治说成是神意,论证本身统治是唯一合理而绝对不可侵犯的,借以抬高自己的权威,并以之配合暴力统治,这正是夏商周三代的显著特点。所以夏后启讨伐有扈氏时说自己是"恭行天罚",对部下们则说:"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③。商汤伐夏时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予畏上帝,不敢不征"④。盘庚迁都时对众人说:"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⑤。周武王伐纣时也曾说:"商罪贯盈,天命诛之"⑥。都把自己推行的重大的军事和政治行动说成是奉天之命,用以鼓动和约束部众,强制他们服从指挥。
宗庙社稷是以宗教面貌出现的,虽然它同原始氏族社会的宗教信仰传统有一定的联系,但奴隶主阶级利用这样的背景而增加进阶级统治和阶级镇压的内容,把自己的意图说成是执行天神和祖先的意志,把自己的统治说成是得到土地、谷神的庇护和支持。后来宗庙、社稷分别被作为国家的代称,就足以说明神权是由政权控制的。
王通过誓、诰、命、训、令等方式来行使权力,通过召、使、告、呼等形式来传达王的命令,在适当的时候以"会"的方式召集贵族及诸侯来申明自己的意图。禹在征伐三苗时"乃会群后,誓于师曰:'济济有众,咸听朕⑦ 《尚书·伊训》。
① 《新序·刺奢》。
② 《史记》卷3《殷本纪》。
③ 《尚书·甘誓》。
④ 《尚书·汤誓》。
⑤ 《尚书·盘庚上》。
⑥ 《尚书·泰誓上》。
命'"①。启与有扈氏大战于甘,"乃召六卿","予誓告汝"②。"誓"作为最高统治者行使权力的方式得以确立,在《尚书》中有《甘誓》、《汤誓》、《泰誓》等篇。随着国家制度的不断完善,不同的方式逐渐用于不同的政务。
例如,誓用于军事,诰用于申诫,命用于命官任职训用于指导,令用于日常事务,都是君主对下所采用的命令方式。不同的命令方式,采用不同的传达贯彻方法。例如,召是用于有一定地位的宗室贵族和诸侯,"天子召而使之也"③;吸是用于臣下,"呼,召也,号也"④,有驱使之意;使是王派出传达各种命令的人,"使者令也"⑤;告是告知,多用于祭祀和诸侯方国,"告于皇天后土"⑥,"告于诸侯"⑦。不同的传达贯彻方法是按亲疏远近和尊卑等级加以区别的。
夏商周三代的王权还表现在能够会合诸侯按王指定的地点集会,运用王的权威来申明自己的意图,迫令和诱使诸侯按王的意志办事。相传"禹朝诸侯之君于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①。此后三代有名的朝会,在"夏启有钧台之享,商汤有景毫之命,周武有盟津之誓,成有岐阳之蒐,康有酆宫之朝,穆有涂山之会"②。这些都是以君主的名义召集各诸侯的大会盟,"皆所以示诸侯礼也,诸侯所由用命也"③,通过大会盟以申明天子对诸侯的君臣名份之礼,明确必须恪守的宗主关系和朝贡义务。与此同时,还对不服从的诸侯采取强力的制裁手段,这有时也导致一些诸侯的反叛,据史载,"夏桀为有仍之会,有缗叛之;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周幽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④。在朝会时遇有反叛或拒绝朝贡者,王可命令诸侯会合王师征伐,三代对边远方国和夷、蛮、狄、越等族的战争,几乎没有中断过。在夏商周三代,每个王继位以后,都要在适当的时候朝会诸侯,规模大小,视王朝当时的政治和军事实力而定。
(二)对王权的制约
我国的奴隶制国家是从部落制母胎中脱离出来的,不可避免地遗留着一些原始氏族社会的痕迹。作为专制国家的代表--王的权力还不能不受到各方面的制约。在逐步摆脱这些制约的同时,王权的专制程度也就得到相应的提高。
首先,王权受到宗法和原有地方势力的制约。夏商周三代基本上是建立在"天子立国,诸侯建家,卿置侧室"⑤的基础上的。据传说,"禹会诸侯于① 《尚书·大禹谟》。
② 《尚书·甘誓》。
③ 《公羊传·庄公元年》。
④ 《说文解字》口部。
⑤ 《说文解字》人部。
⑥ 《尚书·武成》。
⑦ 《左传·宣公十四年》。
① 《左传·成公三年》。
②③④ 《左传·昭公四年》。
⑤ 《尚书·伊训》。
涂山,执玉帛者万国"⑥。"殷汤受命,其能存者三千余国",至西周初年,"尚有千八百国",以后诸侯相并,在西周后期还有"千二百国"①。从当时的政治来看,诸侯国对天子之国有拱卫、纳贡的义务,是天子的屏藩。然而,这些诸侯国一旦毛羽丰盛,就必然会同天子之国相脱离,闹独立,一些较大的诸侯国还兼并邻近的小国,成为一方的霸主,商汤在灭夏以前,曾征伐了许多国家,在不断的战争中发展扩大,所以"夫汤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②。周灭商同样是循着这样的途径,以百里之地,发展到"孟津之会"有800 诸侯依附。这种地方势力的不断发展,影响着王权的发挥。
由于原始氏族社会的残余普遍存在,盛行干部落制时代的民主制得到部分的保留,一些诸侯国君和宗族贵族对朝政拥有一定的参予权,这对王权的发挥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成其否"③。这样的君臣关系,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内限制着王权的发挥。虽然有些王搞"匹大专制"④来抵制诸侯的掣肘,但都没有取得成功。王与诸侯力量的消长,往往酿成当时重大的政治事变。
其次,王权受到贵族的限制。在夏商周三代还实行贵族议事制度。禹在征三苗时,"乃会群后,誓于师"⑤,启征有扈氏"乃召六卿"⑥。至商周之际,还盛行庶人议政制,从商王盘庚迁殷"命众悉至于庭"⑦,至春秋时的子产不毁乡校,都说明"谋及庶人"①仍然作为一种制度保留着,所以"无子乃与公卿大夫共饬国典"②。这样的制度不仅能制约王权的发挥,而且有时还威胁着王权的存在。夏太康失国是"为羿所逐,不得反国"③,商太甲被伊尹"放之于桐宫"④,周成王年少,周公旦"乃摄行政当国",周厉王被逐,"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日'共和'"⑤,都是由掌有实权而地位崇高的贵族来摄行王权。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⑥,君主的权力就相对受到压抑。
再次,王权还受到天地、祖先、鬼神等宗教信仰的限制。虽然王作为奴隶主阶级的最高代表,利用国家机器来控制宗教,使之为自己的统治服务,但是,当时的宗教还没有完全与王权相融合,还处在与王平行、甚至仍高于王的位置。一旦有人将祖先、上帝搬出来,王有时还是不得不忍让三分。商⑥ 《左传·哀公七年》。
① 《通典》卷171《州郡一》。
② 《管子·轻重甲篇》。
③ 《左传·昭公二十年》。
④ 《国语·周语上》。
⑤ 《尚书·大禹谟》。
⑥ 《尚书·甘誓》。
⑦ 《尚书·盘庚》。
① 《尚书·洪范》。
② 《礼记·月令》。
③ 《史记》卷2《夏本纪》注引《集解》。
④ 《史记》卷3《殷本纪》。
⑤ 《史记》卷4《周本纪》。
⑥ 《左传·襄公十四年》。
汤以夏桀"弃捐五帝之恩刑,推蹶三王之法籍"⑦,方以"有夏多罪,天命殛之"⑧为词进行征伐;商太甲则以"不遵汤法",被"伊尹放之于桐宫"⑨;周武王伐纣也以纣"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⑩作为兴兵的理由之一;周穆王将征犬戎,辅政贵族祭公谋父也是搬出"先王"之制来加以劝谏(11)。这在某些方面曾限制了王仅的发挥。可见,王权和神权之间,也是存在着一定的矛盾甚至斗争的。当然,在这样的矛盾斗争中,王权也曾经取得过决定性的胜利。例如盘庚迁殷,部众们曾以祖制为阻,盘庚则以"今不承于古,罔知天命"为由,甚至威吓说:不肯听从我命令的人,"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①,果断地迁了都。又如,武乙革囊射天,与天进行抗争。
他们在与祖先、天的斗争中占据了优势,于是,"尔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②的理论逐渐形成,表面上推崇虚无飘渺的大,而实际上则是要听命于王一人,这已成为当时的趋势。
(三)王位继承制度
自夏朝以后,中国历史上开始了"家天下"的局面,作为家天下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建立了王位继承制度。
据《史记·夏本纪》所载,从夏启至桀,共13 代16 王。从王位继承顺序来看,有的是传子,有的是传弟,基本上是以传子为主。传子是不是传长子、嫡子,由于资料匮乏,尚难以推定。
商代自汤灭桀以至纣王,经过了17 代31 王。在王位继承上,也有的是传子,有的是传弟,传子不见得是嫡长子,基本上是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
由于在王位继承问题上缺少详细的规定,造成"殷有九世之乱"的混乱局面。
"九世之乱"是王诸弟的儿子和王的儿子争夺继承权的斗争。在商汤时制定了"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即兄死由弟继承,弟死由少弟继承,直到同辈之弟全不在世时,再由长兄之子继位,以此类推。这种制度本身是潜伏着动乱因素的。因为继位之弟往往不肯把王位再交还兄之子,而要传给自己的儿子,形成了"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①的争夺局面。后来,虽经过盘庚中兴,但王位继承问题还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只是在帝庚丁以后,才完全确立传子制度,随后又确立了嫡子继承制。
周代在王位继承上基本承袭商末制度,并且有了比较详细的规定,故史家云:"故自唐虞以上,经传无太子称号。夏殷之王,虽则传嗣,其文略矣。
至周始见文王世子之制"②。这一说法实际上不完全准确。因为在殷帝乙时,便以少子辛为嗣,因"辛母正后"③,嫡子相传。在甲骨文中已多次出现"小王"的称呼,这是法定的王位继承人在继位以前的专用名称④。周制无非是殷⑦ 《淮南子·览冥训》。
⑧ 《尚书·汤誓》。
⑨ 《史记》卷3《殷本纪》。
⑩ 《史记》卷4《周本纪》。
① 《尚书·盘庚上》。
② 《尚书·吕刑》。
① 《史记》卷3《殷本纪》。
② 《太平御览》卷146 引《韩诗外传》。
③ 《史记》卷3《殷本纪》。
④ 参见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科学出版社1956 年版。第133 页。
制的继续和发展。有关王位继承顺序的演变过程,反映出奴隶主统治集团正在不断地总结有关经验和教训,力图摸索出一种可行的、能够保持最高统治权顺利交替的办法,避免因内部哄乱而危害到王朝的统治。
文王世子之制,是指周文王在位的时候便指定周武王作为自己的继承人。当时,这种世子制度还处在初创阶段,"周制太子、世子亦不定也"。
其后,逐渐有了一些成文制度,择立太子的标准也逐渐明确起来。其中最主要的条款就是"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⑤。这就是说,在嫡庶所生的诸子中,必须确定嫡正所生之子的优先继承地位;而在诸嫡子之中,又必须确定长子的优先继承地位。这种择立太子的标准一经出现,便在其后约3000 年的时间内基本上被当作正统的定规。
(四)宗庙宫禁陵寝等制度
宗庙是国家的象征,是奴隶制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先君之旧宗庙日都"①。早在部落联盟时期,便以祭坛作为重要公务活动的中心,在此进行祭祀、集会,商讨部落联盟的重要事务。从辽宁淩源县牛梁河遗址发现的5000 年以前的祭坛来看,其规模已经相当壮观。奴隶制国家更是以"宗庙为先"②,认为"宗庙严故重社稷"③,使之与国家等同起来。1965 年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夏文化遗址发现的夏代末年的宫殿遗迹,1955 年在郑州白家庄一带发现的郑州商城,1983 年春在河南僵师县城西发现的商代早期城址,都有宗庙的建筑。至西周时,宗庙的建置有严格的规定。宗庙应修筑在国都的中心,重要的祭祀、册命和各种大型的典礼都在这里举行。宗庙"所以交于神明者"④,是因为"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⑤。这是将王权神化、物化的重要手段,其目的是表示秉承祖先的遗业遗命以治国,既是受命于天又是受命于祖。以宗庙作为国家的象征,可以增加工权的神圣性和神秘性。宗庙在中国古代是长期存在并起过重要作用的。
"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⑥。以宗庙为中心建立的都城,首先是全国的政治中心,逐渐也发展为经济和文化中心。"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⑦。都城是政权实施统治的神经中枢,而这个中枢则是以"天子"为重心的。
夏代的都城,传说始建于阳城(今河南登封县东),以后转迁于安邑(今山西夏县)、帝丘(今河南濮阳县南)、原(今河南济源西)、老丘(今河南开封县东)、西河(今河南汤阴县东)等地。1965 年,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发掘的遗址是夏末的都城①。
⑤ 《公羊传·隐公元年》。
① 《说文解字》邑部。
② 《礼记·曲礼下》。
③ 《礼记·大传》。
④ 《礼记·郊特性》。
⑤ 《礼记·中庸》。
⑥ 《左传·庄公二十八年》。
⑦ 《公羊传·桓公九年》。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 年第商代的都城,传说始建于毫(今山东曹县南)②,以后转迁于嚣(今河南荣阳县东北)、相(今河南黄县南)、邢(今河南温县东)、庇(今山东郓城北)、奄(今山东曲阜)、殷(今河南安阳市西)、朝歌(今河南淇县)
等地。今考古发掘有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
西周建都于宗周(今陕西西安西北),后来又在洛邑建立了成周,作为镇抚殷遗民和控制东方的军事、政治中心。这里有宗庙、宫室,周王有时来这里祭祀、巡视,故称为东都。
国都以"天子"为重心,在国都建立王宫宗庙,以显示王的地位独尊,一切有关神、人的建筑措置,都是为了突出天子所掌握的王权,都是为了加强它的权威和实际统治效能,这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为王权神化、物化的另一必要措施。据考古发掘报告,河南偃师二里头夏末都城宫殿遗址,东西长约108 米,南北宽约100 米,占地约10000 平方米,整个建筑布局由堂、庑、门、庭四部分组成,现存夯土台基用土量至少20000 立方米,是奴隶主贵族进行集会、祭祀、行礼或发布政令的场所③。郑州商城,东墙长约1700 米,南墙长约1700 米,西墙长约1870 米,北墙长约1960 米,周长约6960 米,遗址范围约25 平方公里;城内东北部C8G15 基址南北宽约13.6 米,东西长超过65 米,可能是奴隶主贵族的宫殿遗址①。偃师商城,南北长1700 余米,东西宽度为北部1215 米、中部1120 米、南部740 米,面积约190 万平方米;城内居中有宫城,宫城西南和东北有两座小城,是宫城的辅助建筑②。从宫城建筑的考古复原图来看,王宫的建筑在不断地发展,从单一的主体建筑发展到配合以辅助建筑,在河南安阳殷墟曾发现有宫殿建筑群③。这种王宫制度为西周王宫建筑打下了基础。据文献综合分析,西周已经形成朝堂、前殿、后禁(宫)、坐北向南、东西分宫的宫城制度,这是随着王权制度、王位继承制度、后宫制度的相继完善而逐渐完备的规制。前殿是诸侯官贵朝拜天子的地方,称为明堂、朝廷;后禁(宫)是王和正后居住的地方,称为内、后宫、禁苑;西宫妃嫔居住,东宫太子居住;王宫之外是王城,国家机关设置在这里,王城之外才是都城。这种建筑格局与当时的政治制度有密切的联系。围绕着官禁进行了设官分职,并建立了一套纲纪分明、等级森严的朝纲礼仪,形成了既有建筑特点又有政治因素的宫禁制度。这种宫禁制度基本为以后各朝代所因循,并直接影响着古代政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在男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妇女处于从属地位,一夫一妻制满足不了男性的欲望,何况对妇女的占有还是一种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嫡子继承制度4 期。
② 关于亳的地望,古今考证分歧较多,主要有陕西商州、杜陵,河南偃师、汤阴、内黄、郑州,山东泰安等,分处陕、豫、鲁三省,今从丁山《商周史料考证》(科学出版社1960 年版)所说。
③ 参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4 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5 年第5期。
① 参见河南省博物馆、郑州博物馆:《郑州商代城址发掘简报》,《文物》1977 年第1 期;《郑州商代城遗址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第1 辑。
②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偃师商城的初步勘探和发掘》,《考古》1984年第6 期。
③ 殷墟多次发掘没有发现城墙址,对其是否为商都,尚有争议。
的出现,又需要男性在其占有的众多妇女中确立一个嫡室的人选:这就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出现的原因。妻,齐也,与丈夫齐体;妾,接也,是一种补充。
两者地位的截然不同,必然导致她们的子女在身份、权益和继承地位上的不同。
夏及商代前中期,由于王位继承制度规定不严,嫡子和嫡后的规定也不太严格,天子二妻以上并列的现象是很常见的,舜的后人虞思把两个女儿嫁给少康,分给他一成之田,一旅之众,少康才站住脚,开始恢复夏朝的统治。
并没有分什么嫡庶,商代有的王的妻妾还参与政事,并出现过妇好那样的领兵将领。到了商代后期,出现"启母贱,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为嗣"①的嫡庶之分,并为西周所因循。从文献记载看,西周已经有后、妃、夫人、嫔、妇等名目,确立了等级分明、身份有别的后宫嫡庶制度。后宫作为王权的附属制度,在西周的政治中已经起到一定的作用。周幽王宠爱褒姒,废掉申后和太子宜臼,改立褒姒为后,以褒拟的儿子伯服为太子,导致申后的父亲申侯联合犬戎进攻宗周,并杀幽王于骊山下,使存在近300 年的西周王朝灭亡,这充分反映出后宫嫡庶之争对西周政治的影响。
陵寝是集宗庙和宫禁建筑特点,旨在突出王至尊极贵的地位,增加王权的正统性,使王权神化、物化的另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天子"的墓葬显然不同于其他人的墓葬。在二里头遗址中的夏代一些墓葬中有石磬、陶埙、陶铃等礼器,还有被迫害至死的用以人殉、人祭的奴隶的尸骨②。在殷墟考古发现的王陵,墓室面积约160 平方米,深8.5 米,有四条墓道,还应有地面上的建筑①。王的墓葬都采用了人殉,在每次祭祀时还采用人祭,"总算起来,从盘庚迁殷到帝辛亡国,在这八世、十二王、二百七十三年(公元前1395-1123)的奴隶社会昌盛期间,共用人祭一千三百零五十二人,另外还有一千一百四十五条卜辞未记人数,即都以一人计算,全部杀人祭祀,至少亦当用一万四千一百九十七人"②。西周的人殉人祭有所减少,一是反映了社会文明的进步;二是频繁的战争和贵族生活的奢侈,需要有人力来保证兵源、劳役和物质生产。减少杀人以祭,普遍采用牲畜,说明物质生产较前丰富了;同时,也说明为维护王权和宗法的丧祭礼仪更加完善。 (韦庆远)
(一)王的名号和权限
夏代最初建立时,最高统治者称为"后",所以夏启被称为"夏后启",① 《诗·小雅·甫田》。
以后的继承人太康、仲康、相等也被称为"后"。"后",当初的意思是生育,亦有祖先的意思。夏代最初几个君主不称王,而称为"后",是因为奴隶制国家刚刚从氏族社会组织中脱胎出来,还带有氏族社会组织的痕迹。当时的君主是以祖宗的身份来行使统治权力,号令各个部族的,俨然是一个大家长兼最高首领。
夏初的100 多年里,国家的体制还未完全稳定,依然保留着部落联盟的某些特点。无论是夏内部还是在其他部落,为争夺最高统治地位而进行的斗争是相当激烈的。直到少康重建夏朝,奴隶制国家才完全确立起来,因此,夏的统治者便进一步地称"王"。
从"王"字的本义来讲,三横分别代表天、地、人,一竖是指一个贯通于天地人之间的人。也就是说,天下的一切都属于王,所以说"天下所归往也"①。字义本身已经反映出王被认为是天地人的主宰、最高权力的象征。"王"的称谓一经出现,便为统治者所采纳和继承。
从历史发展看,专制主义起源于氏族社会的晚期。原始氏族社会后期出现的部落联盟,其军事首长就是专制君主的前身。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增加,私有财产的出现,以掠夺为目的的部落战争"成为经常的职业",促进了军事首长权力的不断加强,这些"博得了声誉的军事首领,在自己周围集合一队贪图掠夺品的青年人",充当自己的亲信,即所谓的"扈从",而这"一种制度促进了王权的产生"②。
从我国王权的形成上看,"王"字在周金铭文中作"■",像战斧之形,古文字学家吴其昌解释为:"王字之本义,斧也"。可见战斧是军事统帅权的象征,军权是王权的主要组成部分。"夫王者,能攻人者也"③,"制海内,子元元,臣诸侯,非兵不可"④。王同军事有关,一是说明我国最早的君主是由部落战争的军事首领转化过来的;二是说明最早的国家的重要职能是"在祀与戎"①祖先和军事是并列为"国之大事"②的。
我国的王权起源于父权社会。"由子女继承财产的父权制,促进了财产积累于家庭中,并且使家庭变成一种与氏族对立的力量。"③以财产私有出现为特点的父权制,是王权产生的经济基础。我国古代君主之所以被称之为"君",也是父权的集中反映。从文字学来看,尹字与甲骨文中的父字近形,寓有父辈掌权的意思,君字从尹从口,表示君是诸尹中的最尊者④,可以用口来指挥尹。
王也称为"天子",表示自己是上帝的元子。周取代商,是"皇天上帝,改厥元子"⑤,而"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⑥。这说明王是因为被认为① 《说文解字》第1 编。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第141 页。
③ 《韩非子·五蠹》。
④ 《战国策·秦策一》。
①② 《左传·成公十三年》。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第104 页。
④ 参见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第2 卷,《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五十。
⑤ 《尚书·召诰》。
⑥ 《尚书·洪范》。
具有了上帝元子和民之父母的双重身份,所以才能掌握治国治民的统治权力。
夏商周存在着严重的宗法制。宗,就是人们对共同祖先的崇拜,这是国家从血缘关系发展为政治关系所产生的一种必然现象,因此"立爱惟亲,立敬惟长,始于家邦,终于四海"⑦的统治原则能够得以确立。中国由于地理、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原因,对于神的崇拜往往限于生殖、祖先等具体的崇拜对象,血缘关系存在的时间很长,影响很大。
因为中国没有形成西方那种无所不包、无所不管的神权系统,所以王很快地被推到与神并列的位置,甚至本身就是神。夏代最后一个君主--桀曾说:"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①。商代后期的君主武乙,"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僇辱之。
为革囊,盛血,印而射之,命曰'射天,"②。他们把天日同自己的统治并列,甚至可以"僇辱"天神,"卬而射之",可算是一种异常现象,但神被人为地利用,作为君主统治神圣不可侵犯的依据,是由来已久的了。
奴隶制国家的重要政治是祭祀,但所祭祀的是宗庙社稷。宗庙是古代帝王、诸侯、大夫、士为维护宗法制而设立的祭祀祖宗的处所,王的宗庙建立在国都的中心。社稷是土地神和谷神。可见,当时祭祀的对象主要是祖先和人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和食物。所谓祭天、祭地、祭祖先,其实是包括了天、地、人,而王则是唯一贯穿于天地人之间的超人,这就清晰地反映出统治者利用宗教为其统治服务的真正动机。
奴隶主阶级完全垄断了国家机器,并通过国家控制宗教,把自己的统治说成是神意,论证本身统治是唯一合理而绝对不可侵犯的,借以抬高自己的权威,并以之配合暴力统治,这正是夏商周三代的显著特点。所以夏后启讨伐有扈氏时说自己是"恭行天罚",对部下们则说:"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③。商汤伐夏时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予畏上帝,不敢不征"④。盘庚迁都时对众人说:"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⑤。周武王伐纣时也曾说:"商罪贯盈,天命诛之"⑥。都把自己推行的重大的军事和政治行动说成是奉天之命,用以鼓动和约束部众,强制他们服从指挥。
宗庙社稷是以宗教面貌出现的,虽然它同原始氏族社会的宗教信仰传统有一定的联系,但奴隶主阶级利用这样的背景而增加进阶级统治和阶级镇压的内容,把自己的意图说成是执行天神和祖先的意志,把自己的统治说成是得到土地、谷神的庇护和支持。后来宗庙、社稷分别被作为国家的代称,就足以说明神权是由政权控制的。
王通过誓、诰、命、训、令等方式来行使权力,通过召、使、告、呼等形式来传达王的命令,在适当的时候以"会"的方式召集贵族及诸侯来申明自己的意图。禹在征伐三苗时"乃会群后,誓于师曰:'济济有众,咸听朕⑦ 《尚书·伊训》。
① 《新序·刺奢》。
② 《史记》卷3《殷本纪》。
③ 《尚书·甘誓》。
④ 《尚书·汤誓》。
⑤ 《尚书·盘庚上》。
⑥ 《尚书·泰誓上》。
命'"①。启与有扈氏大战于甘,"乃召六卿","予誓告汝"②。"誓"作为最高统治者行使权力的方式得以确立,在《尚书》中有《甘誓》、《汤誓》、《泰誓》等篇。随着国家制度的不断完善,不同的方式逐渐用于不同的政务。
例如,誓用于军事,诰用于申诫,命用于命官任职训用于指导,令用于日常事务,都是君主对下所采用的命令方式。不同的命令方式,采用不同的传达贯彻方法。例如,召是用于有一定地位的宗室贵族和诸侯,"天子召而使之也"③;吸是用于臣下,"呼,召也,号也"④,有驱使之意;使是王派出传达各种命令的人,"使者令也"⑤;告是告知,多用于祭祀和诸侯方国,"告于皇天后土"⑥,"告于诸侯"⑦。不同的传达贯彻方法是按亲疏远近和尊卑等级加以区别的。
夏商周三代的王权还表现在能够会合诸侯按王指定的地点集会,运用王的权威来申明自己的意图,迫令和诱使诸侯按王的意志办事。相传"禹朝诸侯之君于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①。此后三代有名的朝会,在"夏启有钧台之享,商汤有景毫之命,周武有盟津之誓,成有岐阳之蒐,康有酆宫之朝,穆有涂山之会"②。这些都是以君主的名义召集各诸侯的大会盟,"皆所以示诸侯礼也,诸侯所由用命也"③,通过大会盟以申明天子对诸侯的君臣名份之礼,明确必须恪守的宗主关系和朝贡义务。与此同时,还对不服从的诸侯采取强力的制裁手段,这有时也导致一些诸侯的反叛,据史载,"夏桀为有仍之会,有缗叛之;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周幽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④。在朝会时遇有反叛或拒绝朝贡者,王可命令诸侯会合王师征伐,三代对边远方国和夷、蛮、狄、越等族的战争,几乎没有中断过。在夏商周三代,每个王继位以后,都要在适当的时候朝会诸侯,规模大小,视王朝当时的政治和军事实力而定。
(二)对王权的制约
我国的奴隶制国家是从部落制母胎中脱离出来的,不可避免地遗留着一些原始氏族社会的痕迹。作为专制国家的代表--王的权力还不能不受到各方面的制约。在逐步摆脱这些制约的同时,王权的专制程度也就得到相应的提高。
首先,王权受到宗法和原有地方势力的制约。夏商周三代基本上是建立在"天子立国,诸侯建家,卿置侧室"⑤的基础上的。据传说,"禹会诸侯于① 《尚书·大禹谟》。
② 《尚书·甘誓》。
③ 《公羊传·庄公元年》。
④ 《说文解字》口部。
⑤ 《说文解字》人部。
⑥ 《尚书·武成》。
⑦ 《左传·宣公十四年》。
① 《左传·成公三年》。
②③④ 《左传·昭公四年》。
⑤ 《尚书·伊训》。
涂山,执玉帛者万国"⑥。"殷汤受命,其能存者三千余国",至西周初年,"尚有千八百国",以后诸侯相并,在西周后期还有"千二百国"①。从当时的政治来看,诸侯国对天子之国有拱卫、纳贡的义务,是天子的屏藩。然而,这些诸侯国一旦毛羽丰盛,就必然会同天子之国相脱离,闹独立,一些较大的诸侯国还兼并邻近的小国,成为一方的霸主,商汤在灭夏以前,曾征伐了许多国家,在不断的战争中发展扩大,所以"夫汤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②。周灭商同样是循着这样的途径,以百里之地,发展到"孟津之会"有800 诸侯依附。这种地方势力的不断发展,影响着王权的发挥。
由于原始氏族社会的残余普遍存在,盛行干部落制时代的民主制得到部分的保留,一些诸侯国君和宗族贵族对朝政拥有一定的参予权,这对王权的发挥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成其否"③。这样的君臣关系,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内限制着王权的发挥。虽然有些王搞"匹大专制"④来抵制诸侯的掣肘,但都没有取得成功。王与诸侯力量的消长,往往酿成当时重大的政治事变。
其次,王权受到贵族的限制。在夏商周三代还实行贵族议事制度。禹在征三苗时,"乃会群后,誓于师"⑤,启征有扈氏"乃召六卿"⑥。至商周之际,还盛行庶人议政制,从商王盘庚迁殷"命众悉至于庭"⑦,至春秋时的子产不毁乡校,都说明"谋及庶人"①仍然作为一种制度保留着,所以"无子乃与公卿大夫共饬国典"②。这样的制度不仅能制约王权的发挥,而且有时还威胁着王权的存在。夏太康失国是"为羿所逐,不得反国"③,商太甲被伊尹"放之于桐宫"④,周成王年少,周公旦"乃摄行政当国",周厉王被逐,"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日'共和'"⑤,都是由掌有实权而地位崇高的贵族来摄行王权。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⑥,君主的权力就相对受到压抑。
再次,王权还受到天地、祖先、鬼神等宗教信仰的限制。虽然王作为奴隶主阶级的最高代表,利用国家机器来控制宗教,使之为自己的统治服务,但是,当时的宗教还没有完全与王权相融合,还处在与王平行、甚至仍高于王的位置。一旦有人将祖先、上帝搬出来,王有时还是不得不忍让三分。商⑥ 《左传·哀公七年》。
① 《通典》卷171《州郡一》。
② 《管子·轻重甲篇》。
③ 《左传·昭公二十年》。
④ 《国语·周语上》。
⑤ 《尚书·大禹谟》。
⑥ 《尚书·甘誓》。
⑦ 《尚书·盘庚》。
① 《尚书·洪范》。
② 《礼记·月令》。
③ 《史记》卷2《夏本纪》注引《集解》。
④ 《史记》卷3《殷本纪》。
⑤ 《史记》卷4《周本纪》。
⑥ 《左传·襄公十四年》。
汤以夏桀"弃捐五帝之恩刑,推蹶三王之法籍"⑦,方以"有夏多罪,天命殛之"⑧为词进行征伐;商太甲则以"不遵汤法",被"伊尹放之于桐宫"⑨;周武王伐纣也以纣"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⑩作为兴兵的理由之一;周穆王将征犬戎,辅政贵族祭公谋父也是搬出"先王"之制来加以劝谏(11)。这在某些方面曾限制了王仅的发挥。可见,王权和神权之间,也是存在着一定的矛盾甚至斗争的。当然,在这样的矛盾斗争中,王权也曾经取得过决定性的胜利。例如盘庚迁殷,部众们曾以祖制为阻,盘庚则以"今不承于古,罔知天命"为由,甚至威吓说:不肯听从我命令的人,"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①,果断地迁了都。又如,武乙革囊射天,与天进行抗争。
他们在与祖先、天的斗争中占据了优势,于是,"尔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②的理论逐渐形成,表面上推崇虚无飘渺的大,而实际上则是要听命于王一人,这已成为当时的趋势。
(三)王位继承制度
自夏朝以后,中国历史上开始了"家天下"的局面,作为家天下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建立了王位继承制度。
据《史记·夏本纪》所载,从夏启至桀,共13 代16 王。从王位继承顺序来看,有的是传子,有的是传弟,基本上是以传子为主。传子是不是传长子、嫡子,由于资料匮乏,尚难以推定。
商代自汤灭桀以至纣王,经过了17 代31 王。在王位继承上,也有的是传子,有的是传弟,传子不见得是嫡长子,基本上是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
由于在王位继承问题上缺少详细的规定,造成"殷有九世之乱"的混乱局面。
"九世之乱"是王诸弟的儿子和王的儿子争夺继承权的斗争。在商汤时制定了"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即兄死由弟继承,弟死由少弟继承,直到同辈之弟全不在世时,再由长兄之子继位,以此类推。这种制度本身是潜伏着动乱因素的。因为继位之弟往往不肯把王位再交还兄之子,而要传给自己的儿子,形成了"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①的争夺局面。后来,虽经过盘庚中兴,但王位继承问题还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只是在帝庚丁以后,才完全确立传子制度,随后又确立了嫡子继承制。
周代在王位继承上基本承袭商末制度,并且有了比较详细的规定,故史家云:"故自唐虞以上,经传无太子称号。夏殷之王,虽则传嗣,其文略矣。
至周始见文王世子之制"②。这一说法实际上不完全准确。因为在殷帝乙时,便以少子辛为嗣,因"辛母正后"③,嫡子相传。在甲骨文中已多次出现"小王"的称呼,这是法定的王位继承人在继位以前的专用名称④。周制无非是殷⑦ 《淮南子·览冥训》。
⑧ 《尚书·汤誓》。
⑨ 《史记》卷3《殷本纪》。
⑩ 《史记》卷4《周本纪》。
① 《尚书·盘庚上》。
② 《尚书·吕刑》。
① 《史记》卷3《殷本纪》。
② 《太平御览》卷146 引《韩诗外传》。
③ 《史记》卷3《殷本纪》。
④ 参见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科学出版社1956 年版。第133 页。
制的继续和发展。有关王位继承顺序的演变过程,反映出奴隶主统治集团正在不断地总结有关经验和教训,力图摸索出一种可行的、能够保持最高统治权顺利交替的办法,避免因内部哄乱而危害到王朝的统治。
文王世子之制,是指周文王在位的时候便指定周武王作为自己的继承人。当时,这种世子制度还处在初创阶段,"周制太子、世子亦不定也"。
其后,逐渐有了一些成文制度,择立太子的标准也逐渐明确起来。其中最主要的条款就是"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⑤。这就是说,在嫡庶所生的诸子中,必须确定嫡正所生之子的优先继承地位;而在诸嫡子之中,又必须确定长子的优先继承地位。这种择立太子的标准一经出现,便在其后约3000 年的时间内基本上被当作正统的定规。
(四)宗庙宫禁陵寝等制度
宗庙是国家的象征,是奴隶制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先君之旧宗庙日都"①。早在部落联盟时期,便以祭坛作为重要公务活动的中心,在此进行祭祀、集会,商讨部落联盟的重要事务。从辽宁淩源县牛梁河遗址发现的5000 年以前的祭坛来看,其规模已经相当壮观。奴隶制国家更是以"宗庙为先"②,认为"宗庙严故重社稷"③,使之与国家等同起来。1965 年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夏文化遗址发现的夏代末年的宫殿遗迹,1955 年在郑州白家庄一带发现的郑州商城,1983 年春在河南僵师县城西发现的商代早期城址,都有宗庙的建筑。至西周时,宗庙的建置有严格的规定。宗庙应修筑在国都的中心,重要的祭祀、册命和各种大型的典礼都在这里举行。宗庙"所以交于神明者"④,是因为"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⑤。这是将王权神化、物化的重要手段,其目的是表示秉承祖先的遗业遗命以治国,既是受命于天又是受命于祖。以宗庙作为国家的象征,可以增加工权的神圣性和神秘性。宗庙在中国古代是长期存在并起过重要作用的。
"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⑥。以宗庙为中心建立的都城,首先是全国的政治中心,逐渐也发展为经济和文化中心。"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⑦。都城是政权实施统治的神经中枢,而这个中枢则是以"天子"为重心的。
夏代的都城,传说始建于阳城(今河南登封县东),以后转迁于安邑(今山西夏县)、帝丘(今河南濮阳县南)、原(今河南济源西)、老丘(今河南开封县东)、西河(今河南汤阴县东)等地。1965 年,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发掘的遗址是夏末的都城①。
⑤ 《公羊传·隐公元年》。
① 《说文解字》邑部。
② 《礼记·曲礼下》。
③ 《礼记·大传》。
④ 《礼记·郊特性》。
⑤ 《礼记·中庸》。
⑥ 《左传·庄公二十八年》。
⑦ 《公羊传·桓公九年》。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 年第商代的都城,传说始建于毫(今山东曹县南)②,以后转迁于嚣(今河南荣阳县东北)、相(今河南黄县南)、邢(今河南温县东)、庇(今山东郓城北)、奄(今山东曲阜)、殷(今河南安阳市西)、朝歌(今河南淇县)
等地。今考古发掘有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
西周建都于宗周(今陕西西安西北),后来又在洛邑建立了成周,作为镇抚殷遗民和控制东方的军事、政治中心。这里有宗庙、宫室,周王有时来这里祭祀、巡视,故称为东都。
国都以"天子"为重心,在国都建立王宫宗庙,以显示王的地位独尊,一切有关神、人的建筑措置,都是为了突出天子所掌握的王权,都是为了加强它的权威和实际统治效能,这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为王权神化、物化的另一必要措施。据考古发掘报告,河南偃师二里头夏末都城宫殿遗址,东西长约108 米,南北宽约100 米,占地约10000 平方米,整个建筑布局由堂、庑、门、庭四部分组成,现存夯土台基用土量至少20000 立方米,是奴隶主贵族进行集会、祭祀、行礼或发布政令的场所③。郑州商城,东墙长约1700 米,南墙长约1700 米,西墙长约1870 米,北墙长约1960 米,周长约6960 米,遗址范围约25 平方公里;城内东北部C8G15 基址南北宽约13.6 米,东西长超过65 米,可能是奴隶主贵族的宫殿遗址①。偃师商城,南北长1700 余米,东西宽度为北部1215 米、中部1120 米、南部740 米,面积约190 万平方米;城内居中有宫城,宫城西南和东北有两座小城,是宫城的辅助建筑②。从宫城建筑的考古复原图来看,王宫的建筑在不断地发展,从单一的主体建筑发展到配合以辅助建筑,在河南安阳殷墟曾发现有宫殿建筑群③。这种王宫制度为西周王宫建筑打下了基础。据文献综合分析,西周已经形成朝堂、前殿、后禁(宫)、坐北向南、东西分宫的宫城制度,这是随着王权制度、王位继承制度、后宫制度的相继完善而逐渐完备的规制。前殿是诸侯官贵朝拜天子的地方,称为明堂、朝廷;后禁(宫)是王和正后居住的地方,称为内、后宫、禁苑;西宫妃嫔居住,东宫太子居住;王宫之外是王城,国家机关设置在这里,王城之外才是都城。这种建筑格局与当时的政治制度有密切的联系。围绕着官禁进行了设官分职,并建立了一套纲纪分明、等级森严的朝纲礼仪,形成了既有建筑特点又有政治因素的宫禁制度。这种宫禁制度基本为以后各朝代所因循,并直接影响着古代政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在男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妇女处于从属地位,一夫一妻制满足不了男性的欲望,何况对妇女的占有还是一种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嫡子继承制度4 期。
② 关于亳的地望,古今考证分歧较多,主要有陕西商州、杜陵,河南偃师、汤阴、内黄、郑州,山东泰安等,分处陕、豫、鲁三省,今从丁山《商周史料考证》(科学出版社1960 年版)所说。
③ 参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4 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5 年第5期。
① 参见河南省博物馆、郑州博物馆:《郑州商代城址发掘简报》,《文物》1977 年第1 期;《郑州商代城遗址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第1 辑。
②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偃师商城的初步勘探和发掘》,《考古》1984年第6 期。
③ 殷墟多次发掘没有发现城墙址,对其是否为商都,尚有争议。
的出现,又需要男性在其占有的众多妇女中确立一个嫡室的人选:这就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出现的原因。妻,齐也,与丈夫齐体;妾,接也,是一种补充。
两者地位的截然不同,必然导致她们的子女在身份、权益和继承地位上的不同。
夏及商代前中期,由于王位继承制度规定不严,嫡子和嫡后的规定也不太严格,天子二妻以上并列的现象是很常见的,舜的后人虞思把两个女儿嫁给少康,分给他一成之田,一旅之众,少康才站住脚,开始恢复夏朝的统治。
并没有分什么嫡庶,商代有的王的妻妾还参与政事,并出现过妇好那样的领兵将领。到了商代后期,出现"启母贱,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为嗣"①的嫡庶之分,并为西周所因循。从文献记载看,西周已经有后、妃、夫人、嫔、妇等名目,确立了等级分明、身份有别的后宫嫡庶制度。后宫作为王权的附属制度,在西周的政治中已经起到一定的作用。周幽王宠爱褒姒,废掉申后和太子宜臼,改立褒姒为后,以褒拟的儿子伯服为太子,导致申后的父亲申侯联合犬戎进攻宗周,并杀幽王于骊山下,使存在近300 年的西周王朝灭亡,这充分反映出后宫嫡庶之争对西周政治的影响。
陵寝是集宗庙和宫禁建筑特点,旨在突出王至尊极贵的地位,增加王权的正统性,使王权神化、物化的另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天子"的墓葬显然不同于其他人的墓葬。在二里头遗址中的夏代一些墓葬中有石磬、陶埙、陶铃等礼器,还有被迫害至死的用以人殉、人祭的奴隶的尸骨②。在殷墟考古发现的王陵,墓室面积约160 平方米,深8.5 米,有四条墓道,还应有地面上的建筑①。王的墓葬都采用了人殉,在每次祭祀时还采用人祭,"总算起来,从盘庚迁殷到帝辛亡国,在这八世、十二王、二百七十三年(公元前1395-1123)的奴隶社会昌盛期间,共用人祭一千三百零五十二人,另外还有一千一百四十五条卜辞未记人数,即都以一人计算,全部杀人祭祀,至少亦当用一万四千一百九十七人"②。西周的人殉人祭有所减少,一是反映了社会文明的进步;二是频繁的战争和贵族生活的奢侈,需要有人力来保证兵源、劳役和物质生产。减少杀人以祭,普遍采用牲畜,说明物质生产较前丰富了;同时,也说明为维护王权和宗法的丧祭礼仪更加完善。 (韦庆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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