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汉宣帝恢复了几失之于外戚的刘氏天下，研究了有汉有来统治天下的经验教训，在忠实执行汉武帝“轮台诏令”所制订政策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必要的补充和改革。在西汉的历史上是中兴之主。 整顿吏治，惩治腐败 诛灭霍氏集团后，拔除了危乱国家的祸根，为进一步削弱权臣的势力，保证汉王朝的政令畅通，宣帝开始大力整饬吏治。 在中央，调整内、外朝关系。宣帝亲自过问政事，省去了尚书这一中间环节，恢复汉初丞相既有职位又有实权的体制。宣帝规定做丞相的人既要有学识，能为皇帝出谋划策，敢于决断，又要有治国经验，而且政绩突出。 在地方，重视地方长吏的选任。汉宣帝充分认识到，选好郡国守相是搞好吏治的关键。汉代郡国守相不仅管辖范围广阔， 而且在治区内大凡经济、政治、军事、民政、财政、司法、治安、教育、选举，都在其掌握之中。郡国守相的好坏，不仅关系到一方的安宁与否，也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 郡国介于中央与县之间，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郡国守相起承上启下的作用。守相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封建国家机器能否正常运转的大问题。对下，涉及能否正确指导和督责县级官吏的工作；对上，事关能否帮助皇帝与中央官吏了解下情，为制定政策，选拔考核官吏，提供可靠依据，从而保证国家权力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 郡国守相在安定百姓，维护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县令虽然与民的关系更为亲密一些，但其管辖地区小，影响了不大。在太守专郡的汉代，“县令听命，反如其臣”。郡县治理的如何，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守相。事实上，宣帝即位时，郡国守相很少有称职的，所以，培养和选拔大批“良二千石”就尤为必要。 正因为上述原因，汉宣帝对郡国守相的选任，十分慎重和严格，规定先由朝中大臣举荐，然后择日亲自召见，询问治国安邦之术。如著名循吏龚遂被任命为渤海太守，就是一例：“渤海左右郡饥荒，盗贼并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选能治者，丞相御史举（龚)遂可用。”为了考核龚遂的才能，宣帝亲自召见，策问治渤海之术。当宣帝确信龚遂的才干后，便任命他为渤海太守，让其赴任，并给与他“一切便宜行事”的权力。龚遂果然不负众望，在他的治理下，将那些武装反抗地主压迫的农民从“盗贼”中区别开来，不到几年时间，“军中翕然，盗贼亦皆罢”“民安土乐业”。 汉宣帝建立了一套对官吏的考核与奖惩制度。宣帝多次下诏对二千石（郡守级官吏）的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实行五日一听事制度；不定期派使者巡行郡国，对二千石官员的工作进行考察。后来，又继续实行自汉武帝以来，派刺史考察郡国守相的制度。 每年年终，郡国上计吏都要带计薄赴京。宣帝针对武帝后期以来上计不实，计薄形如虚文的情况给予严格纠正，令相关官员核查计薄。对真伪相乱者，严加处罚。根据考核结果，宣帝综合名实，信赏必罚。他颁布诏令说：“有功不赏，有罪不课，虽唐虞犹不能化天下。”因政绩突出而受到奖励的官员很多，如杜延年、黄霸、朱邑、召信臣等人，或以玺书勉励，增秩赐金，或爵关内侯，升任九卿或三公。相反，对那些不称职或有罪的官吏，宣帝则毫不手软，严惩不贷。大司农田延年在尊立宣帝时，作用非凡，“以决疑定策”被宣帝封为阳城侯，但因修建昭帝墓圹，趁雇佣牛车运沙之机，贪污账款3000万而被告发。有的大臣为他说情，认为“春秋之义，以功覆过”，但宣帝没有同意，派使者“召田延年诣廷尉”受审，拟以重罚，致使田延年畏罪自杀。 由于目标明确，措施具体，因而宣帝整顿吏治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首先，培养和造就了大批“良吏”，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统治。 整个西汉时代的良吏，以汉宣帝时为最多。这些循吏或良吏执法公平，恩威并施，为政宽简。其统治往往显得“合人心”，“所居民富，所去见（被）恩”，得到时人的好评。“循吏”是地主阶级中有远见，懂政策的官吏。 其次，整顿吏治形成的奖励机制，促进了官吏素质的提高，优化了官吏队伍的结构，保证了封建国家机器正常、高效的运转。 宣帝时有不少官吏，刚做官时文化素养并不高，由于皇帝的提倡和仕途的需要，往往在政务之余，拜师或自学儒学。如邴吉出身小吏，后学《诗》《礼》，皆通大义；黄霸为吏后，在狱中从夏侯胜学《尚书》等等。宣帝时历任丞相的素质，无论学识，能力，治绩，都大大优于武帝、昭帝时期。他们积极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研究与决策，举荐考核官吏，协助皇帝处理军国大事，从而彻底改变了武昭时期丞相无所作为的局面。还有许多官吏，或由低级郡吏察廉晋升而来，或因明经而被提拔。 再次，整顿吏治，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成就了中兴大业。 整顿后的郡国守相多由良吏担任。他们结合实际，因地制宜，积极推行休养生息政策，是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 当然，宣帝时的吏治仍有不少弊端。有些官吏执法不公，草菅人命；敲诈勒索，繁兴徭役；弄虚作假，沽名钓誉；应付差事，敷衍塞责等等现象，屡见不鲜。有些官吏虽无大过，但平庸无能，不称其职。就连宣帝本人在执行中也带有较大的感情色彩，出现了冤案，错案，以及后期重用宦官等。尽管如此，从整体上看，宣帝整顿吏治是成功的，是应予肯定的。 召开会议，整理经典 宣帝继昭帝召开盐铁会议之后，又在甘露三年（前51年），在石渠阁召开了盛大的儒家经学会议，讲论“五经”同异问题。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家经书就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具有法典的性质。但是，学术界，思想界对儒家经书的理解存在分歧，所以召开这次大讨论。萧望之等大臣参加评论，汉宣帝亲临会场，随时对争论问题作出裁决。经过这次讨论之后，原属民间的学派如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和谷梁《春秋》也进入官学。这种现象只有在宽松的政治条件下才有可能，而且为加强思想的进一步统一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调整政策，发展经济 昭宣时期，以“轮台诏令”为基本依据，昭帝、霍光和宣帝认真总结了武帝时期推行经济政策的经验教训，大刀阔斧地进 行调整政策，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整顿官营，调整工商 武帝时期工商业官营政策暴露出诸多弊端，昭帝时期就引起了较大非议。在始元六年（前81年）召开的盐铁会议上，众臣对这些政策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导致了“罢郡国榷沽”的结果，但其他各项仍未罢除。宣帝亲政后，继续整顿这些政策，曾于地节四年（前66年）九月下诏：“吏或营私烦扰，不顾厥咎，朕甚闵（悯）之。盐，民之食，而贾咸贵，众庶重困，其减天下盐贾。”由此可见，工商官营政策在昭宣时期虽然仍在执行，但经过整顿，这些政策的一些弊端，如官吏徇私枉法，贪污腐败等问题，在一定时期内得到了有效抑制，这有利于百姓的“休养生息”。 轻徭薄赋，劝民农桑 汉宣帝继续奉行昭帝时期的轻徭薄赋方针，对遭受自然灾害地区的抚恤更多。本始元年（前73年），宣帝即位不久，即免除当年租税。后又对遭受旱灾、地震、残疾的地区，都免除三年的租赋。五凤三年（前55年），诏令减天下口钱。甘露三年(前52年），令减收算赋钱，1算减30钱。甘露三年（前51年），又诏令免除当年田租。 在徭役方面，也尽量减省。宣帝时，漕运所消耗的人力很多，仅从关东向京师运谷400万斛，每年就需用6万人的劳力。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建议在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等郡买粮，足以供给京师所用，可以减省关东多一半的漕卒。宣帝采纳了这一建议，果然使漕运力役大省。 为了减轻农民转漕和徭役不息之苦，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宣帝还有计划地在西北地区进行大规模屯田。地节、元康年间（前69年—前61年），赵冲国击破先零羌，乃罢骑兵，留步兵屯田，这样就可以满足击羌“吏士马牛食，月用粮谷十九万九千六百三十斛”之需。 抚恤流民，抑制兼并 昭宣继武帝之后，“百姓流离”的状况一直未见好转。这是导致统治秩序不稳的社会因素，汉朝统治者无一例外的对它倍加重视。汉武帝晚年所表示的忏悔，就是这股可以“覆舟”的潜在力量冲击的结果。作为继承大统的昭、宣两朝皇帝，也诚惶诚恐，并寻求各种解决的途径。 昭帝时，对贫民多次实行赈济的办法，重在安抚。或派官员救济，或借给粮食和粮种，甚至在元凤三年（前78年），又将荥阳的中牟苑分给贫民耕种。 宣帝时期，对流民的抚恤措施更加具体化。如地节三年（前71年）十月，诏令：凡回归原籍的流民，由政府分给公田耕种；借给粮食及粮种；免除纳算赋和徭役等。这是自武帝以来，抚恤流民条件最优惠、措施最具体的一项诏令。 在抚恤贫民的同时，宣帝还极力制止土地兼并：一是迁豪。汉代允许自由买卖土地，因而引起官僚、豪强地主、富商大贾的大肆兼并，出现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无）立锥之地”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宣帝先后三次诏令把“赀百万者”徙往平陵、杜陵等地，而后将其土地或充为公田，或假配给无地、少地的贫民。二是假民公田。把国家苑囿或郡国的公田借给少地或无地的贫民耕种，使他们尽可能地摆脱地主的控制，重新变为国家的编户。据记载，宣帝曾先后四次颁布这样的诏令。 软硬兼施，建功边事 汉宣帝时，汉朝对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则软硬皆施。汉宣帝派兵击灭西羌，袭破车师，进一步加强汉朝对西域的影响。与此同时，随之汉朝国力的增强，匈奴力量一再削弱，汉匈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发生内乱，呼韩邪单于于甘露三年（前51年）亲至五原塞上请求入朝称臣，成了汉朝的藩属，宣帝又得以完成武帝倾全国之力用兵而未竟的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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