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驾临是什么意思?

尽管雍正暴卒之际不及交代后事，但若仔细爬梳相关史料，其实雍正对自己死后的人事与制度显然也曾预作布局。原来雍正八年（1730）六月的一场大病曾几乎夺走雍正的生命，不过现存的《雍正朝起居注》都对此事则相当隐讳，只字未提。倒是乾隆为雍正陵寝泰陵所撰写的〈圣德神功碑〉（乾隆二年九月，1737）里披露：雍正八年六月，「圣躬违和」的雍正特地召见他和其它亲王、大学士与内臣数人，特别「面谕遗诏大意」：
朕夙夜忧勤，惟体圣祖之心以为心，法圣祖之政以为政。因见人情浇薄、官吏徇私，罔知改省，不得不惩治以戒将来。故有从前条例本严而改易从宽者，乃原议未协，朕与廷臣悉心酌定，可垂永久。有从前本宽而改易从严者，本欲俟诸弊革除之后，酌复旧章。
显然这一段正是日后雍正遗诏中关于酌定章程的张本。由此可知雍正八年的这场大病相当危急，使得雍正不得不在病笃之际召见亲王大臣，交代遗诏的内容，并在为自己施政辩护之余，期望继位者对过于严苛的新制再行斟酌，务以宽仁为尚。因此乾隆即位后对雍正时期的章程施政每有商榷更张之举，对他而言，不过是秉遵父亲遗训，顺理成章。
巧合的是，雍正也是在面谕遗诏的五年后崩逝。当时面谕的完整内容已不可知，不过和康熙一样，雍正并未在这次公开面谕中交代继位人选，这当然是因为根据雍正秘密建储的构想，建储密旨是在皇帝崩逝之后才得启封公布。何况雍正的病情仍有好转的可能。更重要的是，除了传位人选之外，雍正在密旨中对死后人事的布局作进一步的安排。
雍正长年倚畀甚殷的重臣张廷玉（1672-1755）在其自订年谱里曾经透露：雍正八年「自春徂秋，圣躬违和，命廷玉与大学士马尔赛（?-1732）、蒋廷锡（1669-1732）办理一切事务，并与御医商订方药。间有密旨，则命廷玉独留。」推敲张廷玉这段隐讳的描述，雍正的密旨应该与他安排死后的人事布局有关，以备万一。后来雍正经过调养静摄，终得痊愈，是以《实录》甚或是《起居注》对这段圣躬不豫的经过，以及面谕遗诏之事皆隐而未载。雍正曾将这份密旨的内容在雍正八年九月间密示张廷玉，在十年正月间又同时出示给鄂尔泰（1680-1745）与张廷玉两人，当时雍正病已痊愈，用意当在笼络两位心腹大臣。因此雍正行将大渐之际，赶赴圆明园的张廷玉与鄂尔泰便向在场的亲王大臣表示：「大行皇帝因传位大事亲书密旨，曾示我二人，外此无有知者。此旨收藏宫中，应急请出以正大统」。当时总管太监表示不知密旨所在，经张廷玉提示该密旨的样式是「外用黄纸固封，背后写一封字」，终才按图索骥检出这份雍正朱笔亲书的密旨。这件事关「传位大事」的密旨，与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置于乾清宫的建储密旨应有不同。因为如果只是皇位继承人选，那总管太监在雍正宾天之际一时遍寻不得，自可差人赶赴乾清宫取下宣读即可。可见这份置于雍正身边的密旨除了指定传位人选之外，还有其它重要的人事指示。就在张廷玉宣读这份密旨后不久，受命继位的乾隆随即传令内侍宣谕：
遵皇考遗旨，令庄亲王（允禄，1695-1767）、果亲王（允礼，1697- 1738）、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辅政。
可见雍正密旨里至少有命四大臣辅政一节。当雍正八年身体不豫预拟密旨时，也许考虑到继位的弘历年方二十，任命大臣辅政或有稳定政局的需要，此亦有前例可循，例如康熙登极之初，亦有四位顾命大臣襄佐政事。不过雍正十三年，年满廿五岁的乾隆登基，四位大臣当然洞悉乾隆干纲独断的雄图，因此随即奏称「不敢当辅政之名，请照前例称总理事务」，所得到的响应自然是「蒙恩俞允」。
在雍正遗诏的末段中特别论及庄亲王允禄和果亲王允礼：
庄亲王心地醇良，和平谨慎，但遇事少有担当，然必不至于错误。果亲王至性忠直，才识俱优，实国家有用之材，但平日气体清弱，不耐劳瘁，倘遇大事，诸王大臣当体之，勿使伤损其身，若因此而损贤王之精神，不能为国家办理政务，则甚为可惜。
这段话显然不可能是乾隆假托父之名对两位皇叔品评劝勉。雍正之所以特别点名这两位亲王，正是有意要托付辅佐新君的重责大任。而在评骘两位皇弟亲王的才品之后，雍正遗诏又盛称张廷玉与鄂尔泰两人，并明令将来得配享太庙：
大学士张廷玉器量纯全，抒诚供职，其纂修圣祖仁皇帝实录，宣力独多。每年遵旨缮写上谕，悉能详达朕意，训示臣民，其功甚巨。大学士鄂尔泰志秉忠贞，才优经济，安民察吏，绥靖边疆，洵为不世出之名臣。此二人者，朕可保其始终不渝。将来二臣着配享太庙，以昭恩礼。
这两段话其实应该都是出自雍正八年六月的密旨。当八月二十三日雍正驾崩，乾隆于二十四日即向庄亲王等大臣表示：要将雍正八年六月恩准张廷玉、鄂尔泰两人配享太庙的「谕旨」纳入「遗诏内颁发」，乾隆所引述雍正谕旨的内容，与前引遗诏的内容毫无二致。乾隆口中的这份「谕旨」，从未在雍正生前明令公布，显然指的就是雍正八年的密旨。当时鄂尔泰与张廷玉两人曾一度「屡行固辞」，但乾隆坚持其「惟知遵奉皇考圣旨」，并且为了回应鄂尔泰和张廷玉两人「稽古典礼」的请求，乾隆特地命令总理事务的庄亲王与果亲王等大臣「备查古典，详议具奏」。诸王大臣虽表示「查历代遗诏，史不备载」，但也从善如流地考掘出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二年（1369）降旨恩准李善长（1314-1390）等七人入祀太庙的前例。因此议覆表示可将此恩典殊荣缮入遗诏，于是在八月二十五日乾隆下旨依议办理。雍正于二十三日崩殂，遗诏则是于二十七日颁布天下，由此可见遗诏确是在二十五、六日正式撰拟定稿。在庄亲王等人的奏覆中更清楚指出：「如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者，久在圣明洞鉴之中，是以特书谕旨，密封内廷。」可见雍正生前特别将这份亲笔密旨先后取给鄂尔泰和张廷玉两人读，意在视两人为股肱心腹。对鄂尔泰、张廷玉而言，此等恩典写入遗诏，做为雍正的最后一道命令公布天下，等于在其生前预颁定位其终身成就的「旷代殊荣」。
由此可见，在雍正遗诏的制作过程中，即使甫继位的乾隆扮演主导的角色，但绝非以己意向壁虚造，大体上仍是遵照雍正八年面谕中宽仁施政的指示以及密旨中人事的安排。惟有任命四大臣辅政一节，四位亲王大臣审时度势，显然洞悉乾隆干纲独断的心意，坚辞「辅政」之名，而遗诏对此付之阙如，也使得遗诏中言及两位亲王才品一节，变得相当突兀，殊不知雍正本意乃在提及此四人之后，赋予「辅政」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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