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远古人类迁徙
由于人类在迁徙进化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相貌特征的族群，以相同或相近基因的族群逐步形成了区别其它族群的生活范围与生活习性。
图1 原始社会族群
但是，从远古至今很长一段时期，人类虽有族群划分并没有种族概念。
直到1735年，瑞典生物学家林奈出版的《自然系统》，首次提出了黄色人种、白色人种、黑色人种和红色人种的区分。
在此基础上，德国自然人类学家布鲁门巴哈，于1775年提出了一个新的人类种群划分。
他把人类分为高加索人种、蒙古人种、马来人种、尼格罗人种和亚美利加人种，分别对应着白色人种、黄色人种、棕色人种、黑色人种和红色人种。
事实上，布鲁门巴哈所提出的“蒙古人种”是“黄色人种”的一个统称。因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其后裔忽必烈入侵中原建立元朝、帖木儿帝国统治中东直至在印巴地区建立莫卧儿帝国。在西方世界看来，地球的东半部生活的都应是“蒙古人种”。
图2 成吉思汗雕像
正因如此，西方学者把生活在乌拉尔地区、东亚、北亚、东北亚、西伯利亚、南亚和东南亚所有黑发、皮肤呈暗白色特征的人统称为“蒙古人种”。
不过，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人类不同种群之间只有6%的基因差异，94%的体质差异存在于种群内部。
正如乌拉尔地区出现的黄白混血种，既有白种人的外貌特征也有黄种人的遗传基因，从体质上根本无法区分是白种人还是黄种人。
这种按肤色和地域划分人种的观点，显然带有一定程度的种族偏见。同时，也为种族歧视和殖民统治者奠定了理论根基，为白人至上主义提供了一个“潘多拉魔盒”。
由于人类近现代工业文明和科技文明起源于欧洲，西方世界在科学、哲学和生命科学等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我们的学术界和教科书，基本上全盘接受了西方学者对人类种群划分的概念。
按照西方人种学说，在我国所发现170万年前的元谋人和100万年前的蓝田人，以及郧县人、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都具有现代“蒙古人种”特征。
图3 云南元谋人博物馆雕塑
但考古专家们分析，山顶洞人与北京猿人并不存在垂直进化关系，它们或许是与北京猿人平行进化的一个原始“蒙古人”分支。
从发现的头骨化石分析，山顶洞人与现代的中国人、爱斯基摩人和美洲印第安人有着密切联系。
令人疑惑的是，北京猿人在周口店龙骨山附近生活了大约50多万年，在距今20万年前却突然消失了。
究竟为什么突然消失，目前还不得而知。我查阅了很多资料，并没有得到确切答案，也没有进一步的考古资料证实北京猿人的迁徙路径。
二十世纪初考古学家对“河套文化”的考核发掘，曾发现过距今4万年左右在萨拉乌苏一带早期人类的文化遗存。
发源于陕西省西北的白于山北麓，向东北流入内蒙古境内。
图4 萨拉乌苏河
这些早期人类在这一带繁衍生息，进化成原始“蒙古人种”一个分支的可能性极大。而且从文化性质上分析，与周口店北京猿人有着传承关系。
有学者认为河套文化较多地继承了周口店第一地点及许家窑等北方地区早、中期小石器文化因素，但也具有某些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特点。
既然河套文化与北京猿人有着一定的传承关系，或许并不排除北京猿人由周口店迁徙到萨拉乌苏河流域的可能性。
当然，也不排除北京猿人沿着海岸线或中原一带南迁，到温暖湿润的长江流域继续生息繁衍的可能。
尽管这只是一种假设，但似乎也有一定依据可循。
1973年，安徽和县修水利的过程中，在龙潭洞发现了一块猿人头盖骨化石，经年代检测距今约20万年左右。
图5 猿人头骨
这与北京猿人从周口店一带消失的时间基本吻合，或许是这些北京猿人迁徙到长江三角洲一带的间接证据。
另外，1993年在南京市江宁县汤山镇雷公山葫芦洞发现的晚期直立人头骨化石，后称为“南京人”，经测定生存年代距今约35万年，脑容量约1000毫升，与北京猿人脑容量非常近似，似乎应属于相同的演化阶段。
当然，这些考古发现只能说明在这些区域有早期人类生存，并不能确定与北京猿人的亲缘关系。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也恰好证明在长江三角洲一带的确有早期人类活动。
2004年，浙江省修筑从杭州到长兴高速公路的施工中，在长兴县白莲村七里亭发现了一处古人类遗址。经过考古发掘，专家认为是一处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
经鉴定，中文化层从l2.6万年延续到99万年前，下文化层距今已超过100万年。
图6 河姆渡文化遗址
这足以说明，在中国大陆上距今100多万年以来，人类活动的踪迹始终没有间断过。
特别是1974年在浙江建德市李家镇新桥村乌龟洞，发现了距今5万至10万年的“建德人”遗址，填补了从旧石器到新石器时代的空白。
“建德人”遗址的发现使得8000多年前的裴李岗文化、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5500多年前的“良渚文化”和5300多年前“凌家滩文化”，都能在历史溯源中找到根基。
当然，发掘于内蒙古敖汉旗宝国吐乡，约8500-7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黄河中游约7000-5000年的“仰韶文化”和位于天水市秦安县约7800-4800年前的“大地湾文化”，与长江三角洲一带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传承关系。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客观事实，在中国人类进化史上从远古到现代，中间并没有出现缺环或断层。
图7 远古先民生活场景
可以认为，从一百多万年前直立人从非洲进入亚洲大陆，在东亚大陆上一直存在人类生息繁衍的踪迹。
因此，不排除在东亚大陆的直立人，经过近百万年河网状遗传变异逐步进化成智人，又不断向欧洲、美洲及南太平洋等大陆板块迁徙的可能性。
由于人类在迁徙进化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相貌特征的族群，以相同或相近基因的族群逐步形成了区别其它族群的生活范围与生活习性。
图1 原始社会族群
但是，从远古至今很长一段时期，人类虽有族群划分并没有种族概念。
直到1735年，瑞典生物学家林奈出版的《自然系统》，首次提出了黄色人种、白色人种、黑色人种和红色人种的区分。
在此基础上，德国自然人类学家布鲁门巴哈，于1775年提出了一个新的人类种群划分。
他把人类分为高加索人种、蒙古人种、马来人种、尼格罗人种和亚美利加人种，分别对应着白色人种、黄色人种、棕色人种、黑色人种和红色人种。
事实上，布鲁门巴哈所提出的“蒙古人种”是“黄色人种”的一个统称。因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其后裔忽必烈入侵中原建立元朝、帖木儿帝国统治中东直至在印巴地区建立莫卧儿帝国。在西方世界看来，地球的东半部生活的都应是“蒙古人种”。
图2 成吉思汗雕像
正因如此，西方学者把生活在乌拉尔地区、东亚、北亚、东北亚、西伯利亚、南亚和东南亚所有黑发、皮肤呈暗白色特征的人统称为“蒙古人种”。
不过，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人类不同种群之间只有6%的基因差异，94%的体质差异存在于种群内部。
正如乌拉尔地区出现的黄白混血种，既有白种人的外貌特征也有黄种人的遗传基因，从体质上根本无法区分是白种人还是黄种人。
这种按肤色和地域划分人种的观点，显然带有一定程度的种族偏见。同时，也为种族歧视和殖民统治者奠定了理论根基，为白人至上主义提供了一个“潘多拉魔盒”。
由于人类近现代工业文明和科技文明起源于欧洲，西方世界在科学、哲学和生命科学等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我们的学术界和教科书，基本上全盘接受了西方学者对人类种群划分的概念。
按照西方人种学说，在我国所发现170万年前的元谋人和100万年前的蓝田人，以及郧县人、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都具有现代“蒙古人种”特征。
图3 云南元谋人博物馆雕塑
但考古专家们分析，山顶洞人与北京猿人并不存在垂直进化关系，它们或许是与北京猿人平行进化的一个原始“蒙古人”分支。
从发现的头骨化石分析，山顶洞人与现代的中国人、爱斯基摩人和美洲印第安人有着密切联系。
令人疑惑的是，北京猿人在周口店龙骨山附近生活了大约50多万年，在距今20万年前却突然消失了。
究竟为什么突然消失，目前还不得而知。我查阅了很多资料，并没有得到确切答案，也没有进一步的考古资料证实北京猿人的迁徙路径。
二十世纪初考古学家对“河套文化”的考核发掘，曾发现过距今4万年左右在萨拉乌苏一带早期人类的文化遗存。
发源于陕西省西北的白于山北麓，向东北流入内蒙古境内。
图4 萨拉乌苏河
这些早期人类在这一带繁衍生息，进化成原始“蒙古人种”一个分支的可能性极大。而且从文化性质上分析，与周口店北京猿人有着传承关系。
有学者认为河套文化较多地继承了周口店第一地点及许家窑等北方地区早、中期小石器文化因素，但也具有某些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特点。
既然河套文化与北京猿人有着一定的传承关系，或许并不排除北京猿人由周口店迁徙到萨拉乌苏河流域的可能性。
当然，也不排除北京猿人沿着海岸线或中原一带南迁，到温暖湿润的长江流域继续生息繁衍的可能。
尽管这只是一种假设，但似乎也有一定依据可循。
1973年，安徽和县修水利的过程中，在龙潭洞发现了一块猿人头盖骨化石，经年代检测距今约20万年左右。
图5 猿人头骨
这与北京猿人从周口店一带消失的时间基本吻合，或许是这些北京猿人迁徙到长江三角洲一带的间接证据。
另外，1993年在南京市江宁县汤山镇雷公山葫芦洞发现的晚期直立人头骨化石，后称为“南京人”，经测定生存年代距今约35万年，脑容量约1000毫升，与北京猿人脑容量非常近似，似乎应属于相同的演化阶段。
当然，这些考古发现只能说明在这些区域有早期人类生存，并不能确定与北京猿人的亲缘关系。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也恰好证明在长江三角洲一带的确有早期人类活动。
2004年，浙江省修筑从杭州到长兴高速公路的施工中，在长兴县白莲村七里亭发现了一处古人类遗址。经过考古发掘，专家认为是一处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
经鉴定，中文化层从l2.6万年延续到99万年前，下文化层距今已超过100万年。
图6 河姆渡文化遗址
这足以说明，在中国大陆上距今100多万年以来，人类活动的踪迹始终没有间断过。
特别是1974年在浙江建德市李家镇新桥村乌龟洞，发现了距今5万至10万年的“建德人”遗址，填补了从旧石器到新石器时代的空白。
“建德人”遗址的发现使得8000多年前的裴李岗文化、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5500多年前的“良渚文化”和5300多年前“凌家滩文化”，都能在历史溯源中找到根基。
当然，发掘于内蒙古敖汉旗宝国吐乡，约8500-7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黄河中游约7000-5000年的“仰韶文化”和位于天水市秦安县约7800-4800年前的“大地湾文化”，与长江三角洲一带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传承关系。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客观事实，在中国人类进化史上从远古到现代，中间并没有出现缺环或断层。
图7 远古先民生活场景
可以认为，从一百多万年前直立人从非洲进入亚洲大陆，在东亚大陆上一直存在人类生息繁衍的踪迹。
因此，不排除在东亚大陆的直立人，经过近百万年河网状遗传变异逐步进化成智人，又不断向欧洲、美洲及南太平洋等大陆板块迁徙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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