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国内地的社区工作发展与社区建设实践:我国古代的社区建设思想与实践、近现代的社区建设思想与实践、当代社区建设与社区工作
一、古代社会救助制度及其实践
我国古代的社会救助制度属于一种官民结合的社会福利体制。这种以政府为依托的社会救助制度始自周代,之后不断完善,机构也不断膨胀,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相对齐全的政府职能没置。特别是发生大范围的贫穷、饥荒、灾害时,政府的社会救助机构能够很好地发挥救助功能,用于维持社会稳定,维护封建社会统治。
(一)民间社会救济和社会救助
民间社会救济和社会救助具有强烈的自发性特征,它主要有如下几种形式:
一是家族。在传统的、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农耕社会,家庭是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单位,人们在日常生产生活中,为了提高生产力,获取充分的食物,有血缘关系的家庭或家族很自然地联系起来,共同从事农业生产,并进行合理的社会分工。同时也是为了能互助互济.共同抵御因为自然灾害或疾病带来的困窘。
二是同乡。在血缘关系无法顾及的情况下,人们因为同处一地,朝夕相处形成了浓厚的乡土观念,同乡、同村之间的帮助结成的地域关系成为提供生活安全保障的另一道安全网。
三是行会。行会是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一种民间组织,指有共同利益的人以行业为纽带结合起来,“在维护同行的经济利益、调节商业纠纷、订立行规训练学徒、介绍熟人寻求职业等方面,提供了经济照顾和服务,很大程度上免除了人们的后顾之忧”。
四是宗教。宗教是另一种不可忽视的民间社会救助力量。在中国民间,佛教和道教都有很强的影响力。佛教的济世渡人、乐善好施,道教的积功累德、安己利人等宗教道义在调节人与人和谐相处、教导教徒帮助他人、救济贫民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比如唐朝武则天长安年间(公元701—704年)设置的“悲田院”、“养病坊”等,主要收容孤儿、老人、穷人和生病的人,经费由官府出,而管理则由寺院的僧尼来负责。
(二)政府的社会救助制度
1、保息六政。据《周礼》记载,大司徒以保息六养万民,这就是慈幼、养老、赈穷、恤贫、宽疾、安福,即爱护儿童,赡养老人,提供社会救助、医疗保健,维护社会安全等,可以说基本上涵盖了现代社会工作的主要内容。周代还以本俗六安万民,一日微宫室,二日祖坟墓。三日联兄弟,四日联师儒,五日联朋友,六日同衣服。也就是说,住宅建设和精神伦理建设要并重。福利的真义应该是物质与精神兼有,整体和个体兼顾,政府与民众并举。为使民众能够生得其所、活得愉快、死得安全,不仅要慈幼、养老.而且还要赈穷、恤贫、宽疾、安富来配合,此外还需要本俗来呼应。
2、九惠之教。《管子》一书中写道:“人国四荀五,行九惠之教,一日老老,二曰慈幼,三日恤孤,四日养疾,五日合独,六日问疾,七日通穷,八日赈困,九日接绝。”这些内容类似于现在各国实施的老人福利、儿童福利、社会救助、医疗服务、婚姻咨询、健康服务、创业服务、就业服务等。
3、社仓乡约。常平仓就是通过储存粮食的方式调节粮食价格,各地都修建常平仓,储备粮食以备荒年之用。义仓就是把政府征粮或是由富户义捐的粮食储存在仓库里,由官府派人管理,荒年或是青黄不接时,出仓以赈济灾民。社仓是由人民自行组织,或是由政府督导人民办理,类似一种农贷合作组织的救济设施,由当地群众捐集 粮食,或是由政府贷给粮食,在各乡设仓储存,在灾荒之年救济百姓。乡约,就是住在邻近地区的人,共同遵守的规约,大约起始于北宋的“吕氏乡约”。该乡约由宋代蓝田吕大钧及其兄弟、邻里亲友以书面的形式约定而发起,内容分为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和患难相恤四大项,后经朱熹倡导而推之至全国。“由于乡里民众自订规章,作政府律令之辅助,而有人约者彼此信守,虽无民主之名,但已有民主之实。‘吕氏乡约’其纲止于四条,而人生善恶功过,可法可戒之事已尽在其中,见之今日,用作社区研拟公约之依据,仍有可采之处。”
二、我国近现代社区工作的发展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社会事业发展史上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乡村建设运动。乡村建设运动是在20世纪初中国农村经济日益走向衰落的时代背景下,以乡村教育为起点,以复兴乡村社会为宗旨,由知识精英推进的一场乡村社会改造运动。在这一运动中,由不同的理论流派组织进行的“乡村建设”实验活动,对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据不完全统计,共有600多个团体参加。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晏阳初的定县平民教育试验区、陶行知的南京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和江苏宝山师范学校、梁漱溟等人创立的河南村治学院和山东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等。这些由社会学者推动的运动都是力图通过改造乡村社区促进社会变迁,“可以看作是我国现代社区发展和社区服务事业的一个开端,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对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也有一定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许多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社会问题。为了建设一个新社会,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救助、救济以及社会改造运动。针对社会贫穷问题,提出了“生产自救、群众互助、以工代赈,并辅之以必要的救济”的总方针,开展了广泛的社会救济。一方面进行基础设施建设,重视预防自然灾害,保证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采取得力措施,组织开展了粮食征调、公粮减免、社会募捐、组织移民、整顿义仓等活动,特别是以民政部、劳动部为代表的政府部门在安置灾民、救灾救济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针对游民、娼妓、土匪等社会丑恶现象,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改造活动,力图将他们改造成自食其力的新人。中国政府采取了说服动员和强制收容相结合、定期收容与经常收容相结合的方法,取缔各地的妓院、赌场、烟馆、流氓窝点等非法活动场所,设立生产教养院、妇女教养院、新人习艺所等劳动培训、改造机构,将妓女、游民和乞丐组织起来,为其提供安定的住所和纯净的生活环境,在体力改造的同时,对他们进行深入的思想教育。新中国成立初期,上述社会问题的解决大都是依赖政府的行政力量推动的,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以居委会、居民小组为单元的社区组织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加速了社会改造的完成。
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在苏联模式的影响下,经济上国家实行了全方位的计划经济,社会管理上推行单位体制。在城市社会,随着功能的日益完善和扩张,单位成为社会整合的主要手段。通过单位体制,国家“广泛控制着家庭以外的主要日常活动——工厂、办公室、学校等地方的活动”。国家最大限度地集中了社会资源,控制了单位中所有就业者,将国家政权深入到居民个体的现实生活中,实现了对城市社会的全面控制。单位功能的泛化使得单位以外提供服务的组织或中介机构丧失了发展空间。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的管理对象只是极少数没有单位的城市居民,专业的社区工作失去了生存的基本条件。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些高校曾经创立了社会学系,介绍社会工作的理论和方法,在1952年院系调整的时候,社会学系被错误地取消,从事相关学科研究的科研人员也不得不转行。这种不正常的状态一直持续了30多年,直接导致了我国社会学研究和社会工作教育及其实践的严重滞后。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学等学科逐渐恢复,也带动了社会工作教育和实践的发展。在教育层面,1987年,当时的国家教委同意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等四所高校设立社会工作专业。当时确定的专业名称是“社会工作与管理”。1989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和国家民政部合作,开始招收、培养社会工作本科生。截至2003年,国内设置社会工作专业的高等学校已近200所,还在继续增加之中。这其中不仅有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也有理工农医师范等各类专门高校,还有高等专科学校等等。专业社会工作在我国逐步恢复并获得了快速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完善,我国的 社会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社会利益群体多元化、多样化特征日益明显。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比如两极分化、失业、老龄化、空巢家庭、青少年犯罪等。这些问题的缓和和解决都需要引进专业的社会工作技术。另外,从“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社区建设的深人发展、住宅商品化的普及、社会福利事业的社会化等都呼唤并催生着我国本土化的社区工作。
三、当代社区建设与社区工作
(一)社区建设的提出与发展
在我国,社区建设实际上就是建设和发展城市社区。我国当代城市社区建设是在改革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过程中提出并发展起来的。根据我国现行宪法规定,区是城市基层政权机构,街道是区政府的派出机构,居委会是群众自治性组织,经政府授权承担一定的社会管理职能。我们所说的社区建设中的社区,一般是指规模调整后的居委会。据统计,截至2002年底,我国660个各类城市中共设有830个市辖区,5576个街道办事处,8.5万个社区居委会。生活在城市中的每位居民,都需要与社区居委会、街道办事处或者区政府等基层管理组织发生关系,直接或间接地接受城市政府的管理。从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难看出,城市居民接受政府管理的方式以及基层社区内部处理公共权力的方式都处于不断调适和变化当中。基层管理体制的变迁,既反映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互动,也反映了居民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甚至也反映了居民个人权利的享有程度,是政治制度的一个缩影。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包括个体私营经济在内的各种经济成分获得快速发展,社会结构不断分化,城市社会发生了根本性变革。社会的转型对以单位制为主体的二元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构成了巨大挑战。一方面,社会组织的多样化特征日益明显,出现了许多不具有传统的“单位”体制特征的行业和组织,且从业人数 增长很快;另一方面,“单位人”在社会改革的大潮面前,或自愿或被迫地转向“社会人”,单位的服务职能也不断向社会剥离,这就要求社会必须及时提供足够多的、高质量的服务。再加上社会流动人口的增加、居民闲暇时间的增多、老龄化社会的来临等,这一切都使得城市基层管理的内容越来越多、越来越杂。“单位”制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正在走向衰落,其整合社会的组织功能不仅日益弱化,而且不可避免地最终要走向瓦解。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在维护辖区社会治安、引导下岗工人再就业、落实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营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正在形成城市社会管理的微观重心。因此,以“单位”组织为主体,以街居组织为辅助的城市二元基层管理体制也必须适应新形势,进行相应的变革。
面对社会形势的迅猛变化,民政部门逐步认识到,街居工作的重点必须从发展经济向提供服务转变,必须从单纯的社区服务向整合的社区建设转变。1991年5月31日,当时的民政部部长崔乃夫在谈到基层政权建设工作时,明确提出推进社区建设的要求。1992年10月,民政部下属的中国基层政权建设研究会在杭州专门召开了“全国城市社区建设理论研讨会”。这样,以开展社区建设为标志,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的序幕徐徐拉开。以上海、石家庄、青岛、沈阳、武汉等地的试点经验为基础,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00年11月19日转发了《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社区建设的指导思想是:“改革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强化社区功能,巩固党在城市工作的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加强城市基层政权和群众性自治组织建设,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文明程度,扩大基层民主,密切党群关系,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促进城市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这样,社区建设在全国各城市蓬勃开展起来。
(二)社区建设与社区工作的关系
1、社区建设与社区工作的目标一致
按照罗斯曼对社区工作目标的两分法来分析,两者的过程目标和任务目标是相同的。如前文所述,社区建设的过程目标就是要维护社会稳定,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文明程度,促进城市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社区工作则是指以社区和社区居民为工作对象,发现和解决社区问题,整合社区资源,协调社区居民之间、社区居民和社区组织之间的关系,促进社区居民参与能力的培养,提升参与意识,促进社区发展。如果从任务目标来分析,二者也有很大的相似性。为了实现社区建设的最终目标,就必须落实一个个具体的任务目标,解决社区中出现的各类问题。目前我国社区建设中遇到的普遍问题是:居民的社区参与率低,对社区的认同感不强,社区组织发育不完善,在老年人的社区照顾、社区经济、社区教育、社区资源的分配等方面存在一系列问题。社区建设就是要解决这些和社区居民的生活与利益息息相关的问题,在此基础上,社会和谐发展的目标才能实现。社区工作的任务目标同样是解决这些实实在在的问题,通过问题的解决达到一定的社会福利目的,满足社区的一些现实需要。社区工作的工作对象就是整个社区和社区居民,所面临的问题和社区建设中的问题大体是一致的。
2、社区建设与社区工作有着相同的社会背景
我国政府提出社区建设的原因是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比如老龄化、贫困、高失业率、青少年犯罪、环境恶化等,社会的稳定受到严峻的挑战,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遇到巨大的障碍,为了应对社会的变化和解决社会问题,政府从改革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思路出发,改统治为治理,强调执政就是服务,在一些领域内让权于民,鼓励居民参与社区事务,通过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将社区建设成为安定、祥和的居家休闲场所,通过社区建设解决和缓解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
社区工作是西方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逐渐提出来的。其背景就是西方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伴生了许许多多的社会问题,比如贫富分化、高犯罪率、环境污染、种族冲突等。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社区发展被证明是一个很好的思路。社区是社会的缩影,各种社会问题都会在社区体现出来,从社区人手有助于从根本上缓和社会矛盾,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各国政府纷纷将社区发展列为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本政策,逐渐实现居民利益的社区化,社会福利各项措施的落实也放在社区这个层面上。社区工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具体执行社会福利社区化政策、化解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的工作方法。
3、社区建设为社区工作本土化、职业化和专业化提供了发展空间
社会工作在我国刚刚起步,社会上对社会工作还很不了解。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一方面要积极向西方学习,学习和借鉴西方一百多年来积累的丰富而优秀的社会工作理论,另一方面也要深入总结我国传统的社会救助和社会救济实践,反思我国社会发展中面临的现实问题,积极探索并努力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理论。
从本质上说,包括社区工作在内的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过程就是如何实现社会工作本土化、专业化和职业化的过程。所谓本土化就是要结合自己的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文化传统、社会心理,在学习和发展社会工作的同时,形成独特的工作模式和体系。专业化就是要成为一门独立的专业和行业,从事社会工作的人要接受正规的社会工作专业知识的教育和技术培训。当前推动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的途径有两个:一是社会工作教育对实务的参与,二是推动社区工作的专业化。职业化意味着社会工作成为一门独立的职业,有自己的职业道德和守则,有自己的考核标准和任职程序。
社区建设为我国社区工作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发展平台。首先,政府主导发展社区,成立相关的职能部门,制定相应的政策,为社区工作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其次,社区与每个居民的生活与利益息息相关。解决复杂的社区问题,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尤其是随着住房商品化和社会福利社区化,社区居民急需大量的专业的社会工作者进入到社区的管理体系中来,为居民解决现实问题,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最后,我国目前的社会工作教育方兴未艾,为社区培养和输送了许多接受过正规专业教育的社区工作者,他们是社区工作专业化、本土化和职业化的最好的实践者和推动者。
因此,社区建设为社区工作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广阔的发展空间;社区工作的实践过程也正是建设和发展社区的过程。两者的相互配合、互相促进将共同促进我国城市社区的健康发展。
我国古代的社会救助制度属于一种官民结合的社会福利体制。这种以政府为依托的社会救助制度始自周代,之后不断完善,机构也不断膨胀,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相对齐全的政府职能没置。特别是发生大范围的贫穷、饥荒、灾害时,政府的社会救助机构能够很好地发挥救助功能,用于维持社会稳定,维护封建社会统治。
(一)民间社会救济和社会救助
民间社会救济和社会救助具有强烈的自发性特征,它主要有如下几种形式:
一是家族。在传统的、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农耕社会,家庭是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单位,人们在日常生产生活中,为了提高生产力,获取充分的食物,有血缘关系的家庭或家族很自然地联系起来,共同从事农业生产,并进行合理的社会分工。同时也是为了能互助互济.共同抵御因为自然灾害或疾病带来的困窘。
二是同乡。在血缘关系无法顾及的情况下,人们因为同处一地,朝夕相处形成了浓厚的乡土观念,同乡、同村之间的帮助结成的地域关系成为提供生活安全保障的另一道安全网。
三是行会。行会是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一种民间组织,指有共同利益的人以行业为纽带结合起来,“在维护同行的经济利益、调节商业纠纷、订立行规训练学徒、介绍熟人寻求职业等方面,提供了经济照顾和服务,很大程度上免除了人们的后顾之忧”。
四是宗教。宗教是另一种不可忽视的民间社会救助力量。在中国民间,佛教和道教都有很强的影响力。佛教的济世渡人、乐善好施,道教的积功累德、安己利人等宗教道义在调节人与人和谐相处、教导教徒帮助他人、救济贫民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比如唐朝武则天长安年间(公元701—704年)设置的“悲田院”、“养病坊”等,主要收容孤儿、老人、穷人和生病的人,经费由官府出,而管理则由寺院的僧尼来负责。
(二)政府的社会救助制度
1、保息六政。据《周礼》记载,大司徒以保息六养万民,这就是慈幼、养老、赈穷、恤贫、宽疾、安福,即爱护儿童,赡养老人,提供社会救助、医疗保健,维护社会安全等,可以说基本上涵盖了现代社会工作的主要内容。周代还以本俗六安万民,一日微宫室,二日祖坟墓。三日联兄弟,四日联师儒,五日联朋友,六日同衣服。也就是说,住宅建设和精神伦理建设要并重。福利的真义应该是物质与精神兼有,整体和个体兼顾,政府与民众并举。为使民众能够生得其所、活得愉快、死得安全,不仅要慈幼、养老.而且还要赈穷、恤贫、宽疾、安富来配合,此外还需要本俗来呼应。
2、九惠之教。《管子》一书中写道:“人国四荀五,行九惠之教,一日老老,二曰慈幼,三日恤孤,四日养疾,五日合独,六日问疾,七日通穷,八日赈困,九日接绝。”这些内容类似于现在各国实施的老人福利、儿童福利、社会救助、医疗服务、婚姻咨询、健康服务、创业服务、就业服务等。
3、社仓乡约。常平仓就是通过储存粮食的方式调节粮食价格,各地都修建常平仓,储备粮食以备荒年之用。义仓就是把政府征粮或是由富户义捐的粮食储存在仓库里,由官府派人管理,荒年或是青黄不接时,出仓以赈济灾民。社仓是由人民自行组织,或是由政府督导人民办理,类似一种农贷合作组织的救济设施,由当地群众捐集 粮食,或是由政府贷给粮食,在各乡设仓储存,在灾荒之年救济百姓。乡约,就是住在邻近地区的人,共同遵守的规约,大约起始于北宋的“吕氏乡约”。该乡约由宋代蓝田吕大钧及其兄弟、邻里亲友以书面的形式约定而发起,内容分为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和患难相恤四大项,后经朱熹倡导而推之至全国。“由于乡里民众自订规章,作政府律令之辅助,而有人约者彼此信守,虽无民主之名,但已有民主之实。‘吕氏乡约’其纲止于四条,而人生善恶功过,可法可戒之事已尽在其中,见之今日,用作社区研拟公约之依据,仍有可采之处。”
二、我国近现代社区工作的发展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社会事业发展史上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乡村建设运动。乡村建设运动是在20世纪初中国农村经济日益走向衰落的时代背景下,以乡村教育为起点,以复兴乡村社会为宗旨,由知识精英推进的一场乡村社会改造运动。在这一运动中,由不同的理论流派组织进行的“乡村建设”实验活动,对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据不完全统计,共有600多个团体参加。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晏阳初的定县平民教育试验区、陶行知的南京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和江苏宝山师范学校、梁漱溟等人创立的河南村治学院和山东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等。这些由社会学者推动的运动都是力图通过改造乡村社区促进社会变迁,“可以看作是我国现代社区发展和社区服务事业的一个开端,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对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也有一定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许多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社会问题。为了建设一个新社会,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救助、救济以及社会改造运动。针对社会贫穷问题,提出了“生产自救、群众互助、以工代赈,并辅之以必要的救济”的总方针,开展了广泛的社会救济。一方面进行基础设施建设,重视预防自然灾害,保证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采取得力措施,组织开展了粮食征调、公粮减免、社会募捐、组织移民、整顿义仓等活动,特别是以民政部、劳动部为代表的政府部门在安置灾民、救灾救济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针对游民、娼妓、土匪等社会丑恶现象,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改造活动,力图将他们改造成自食其力的新人。中国政府采取了说服动员和强制收容相结合、定期收容与经常收容相结合的方法,取缔各地的妓院、赌场、烟馆、流氓窝点等非法活动场所,设立生产教养院、妇女教养院、新人习艺所等劳动培训、改造机构,将妓女、游民和乞丐组织起来,为其提供安定的住所和纯净的生活环境,在体力改造的同时,对他们进行深入的思想教育。新中国成立初期,上述社会问题的解决大都是依赖政府的行政力量推动的,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以居委会、居民小组为单元的社区组织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加速了社会改造的完成。
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在苏联模式的影响下,经济上国家实行了全方位的计划经济,社会管理上推行单位体制。在城市社会,随着功能的日益完善和扩张,单位成为社会整合的主要手段。通过单位体制,国家“广泛控制着家庭以外的主要日常活动——工厂、办公室、学校等地方的活动”。国家最大限度地集中了社会资源,控制了单位中所有就业者,将国家政权深入到居民个体的现实生活中,实现了对城市社会的全面控制。单位功能的泛化使得单位以外提供服务的组织或中介机构丧失了发展空间。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的管理对象只是极少数没有单位的城市居民,专业的社区工作失去了生存的基本条件。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些高校曾经创立了社会学系,介绍社会工作的理论和方法,在1952年院系调整的时候,社会学系被错误地取消,从事相关学科研究的科研人员也不得不转行。这种不正常的状态一直持续了30多年,直接导致了我国社会学研究和社会工作教育及其实践的严重滞后。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学等学科逐渐恢复,也带动了社会工作教育和实践的发展。在教育层面,1987年,当时的国家教委同意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等四所高校设立社会工作专业。当时确定的专业名称是“社会工作与管理”。1989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和国家民政部合作,开始招收、培养社会工作本科生。截至2003年,国内设置社会工作专业的高等学校已近200所,还在继续增加之中。这其中不仅有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也有理工农医师范等各类专门高校,还有高等专科学校等等。专业社会工作在我国逐步恢复并获得了快速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完善,我国的 社会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社会利益群体多元化、多样化特征日益明显。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比如两极分化、失业、老龄化、空巢家庭、青少年犯罪等。这些问题的缓和和解决都需要引进专业的社会工作技术。另外,从“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社区建设的深人发展、住宅商品化的普及、社会福利事业的社会化等都呼唤并催生着我国本土化的社区工作。
三、当代社区建设与社区工作
(一)社区建设的提出与发展
在我国,社区建设实际上就是建设和发展城市社区。我国当代城市社区建设是在改革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过程中提出并发展起来的。根据我国现行宪法规定,区是城市基层政权机构,街道是区政府的派出机构,居委会是群众自治性组织,经政府授权承担一定的社会管理职能。我们所说的社区建设中的社区,一般是指规模调整后的居委会。据统计,截至2002年底,我国660个各类城市中共设有830个市辖区,5576个街道办事处,8.5万个社区居委会。生活在城市中的每位居民,都需要与社区居委会、街道办事处或者区政府等基层管理组织发生关系,直接或间接地接受城市政府的管理。从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难看出,城市居民接受政府管理的方式以及基层社区内部处理公共权力的方式都处于不断调适和变化当中。基层管理体制的变迁,既反映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互动,也反映了居民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甚至也反映了居民个人权利的享有程度,是政治制度的一个缩影。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包括个体私营经济在内的各种经济成分获得快速发展,社会结构不断分化,城市社会发生了根本性变革。社会的转型对以单位制为主体的二元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构成了巨大挑战。一方面,社会组织的多样化特征日益明显,出现了许多不具有传统的“单位”体制特征的行业和组织,且从业人数 增长很快;另一方面,“单位人”在社会改革的大潮面前,或自愿或被迫地转向“社会人”,单位的服务职能也不断向社会剥离,这就要求社会必须及时提供足够多的、高质量的服务。再加上社会流动人口的增加、居民闲暇时间的增多、老龄化社会的来临等,这一切都使得城市基层管理的内容越来越多、越来越杂。“单位”制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正在走向衰落,其整合社会的组织功能不仅日益弱化,而且不可避免地最终要走向瓦解。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在维护辖区社会治安、引导下岗工人再就业、落实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营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正在形成城市社会管理的微观重心。因此,以“单位”组织为主体,以街居组织为辅助的城市二元基层管理体制也必须适应新形势,进行相应的变革。
面对社会形势的迅猛变化,民政部门逐步认识到,街居工作的重点必须从发展经济向提供服务转变,必须从单纯的社区服务向整合的社区建设转变。1991年5月31日,当时的民政部部长崔乃夫在谈到基层政权建设工作时,明确提出推进社区建设的要求。1992年10月,民政部下属的中国基层政权建设研究会在杭州专门召开了“全国城市社区建设理论研讨会”。这样,以开展社区建设为标志,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的序幕徐徐拉开。以上海、石家庄、青岛、沈阳、武汉等地的试点经验为基础,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00年11月19日转发了《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社区建设的指导思想是:“改革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强化社区功能,巩固党在城市工作的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加强城市基层政权和群众性自治组织建设,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文明程度,扩大基层民主,密切党群关系,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促进城市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这样,社区建设在全国各城市蓬勃开展起来。
(二)社区建设与社区工作的关系
1、社区建设与社区工作的目标一致
按照罗斯曼对社区工作目标的两分法来分析,两者的过程目标和任务目标是相同的。如前文所述,社区建设的过程目标就是要维护社会稳定,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文明程度,促进城市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社区工作则是指以社区和社区居民为工作对象,发现和解决社区问题,整合社区资源,协调社区居民之间、社区居民和社区组织之间的关系,促进社区居民参与能力的培养,提升参与意识,促进社区发展。如果从任务目标来分析,二者也有很大的相似性。为了实现社区建设的最终目标,就必须落实一个个具体的任务目标,解决社区中出现的各类问题。目前我国社区建设中遇到的普遍问题是:居民的社区参与率低,对社区的认同感不强,社区组织发育不完善,在老年人的社区照顾、社区经济、社区教育、社区资源的分配等方面存在一系列问题。社区建设就是要解决这些和社区居民的生活与利益息息相关的问题,在此基础上,社会和谐发展的目标才能实现。社区工作的任务目标同样是解决这些实实在在的问题,通过问题的解决达到一定的社会福利目的,满足社区的一些现实需要。社区工作的工作对象就是整个社区和社区居民,所面临的问题和社区建设中的问题大体是一致的。
2、社区建设与社区工作有着相同的社会背景
我国政府提出社区建设的原因是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比如老龄化、贫困、高失业率、青少年犯罪、环境恶化等,社会的稳定受到严峻的挑战,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遇到巨大的障碍,为了应对社会的变化和解决社会问题,政府从改革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思路出发,改统治为治理,强调执政就是服务,在一些领域内让权于民,鼓励居民参与社区事务,通过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将社区建设成为安定、祥和的居家休闲场所,通过社区建设解决和缓解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
社区工作是西方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逐渐提出来的。其背景就是西方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伴生了许许多多的社会问题,比如贫富分化、高犯罪率、环境污染、种族冲突等。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社区发展被证明是一个很好的思路。社区是社会的缩影,各种社会问题都会在社区体现出来,从社区人手有助于从根本上缓和社会矛盾,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各国政府纷纷将社区发展列为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本政策,逐渐实现居民利益的社区化,社会福利各项措施的落实也放在社区这个层面上。社区工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具体执行社会福利社区化政策、化解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的工作方法。
3、社区建设为社区工作本土化、职业化和专业化提供了发展空间
社会工作在我国刚刚起步,社会上对社会工作还很不了解。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一方面要积极向西方学习,学习和借鉴西方一百多年来积累的丰富而优秀的社会工作理论,另一方面也要深入总结我国传统的社会救助和社会救济实践,反思我国社会发展中面临的现实问题,积极探索并努力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理论。
从本质上说,包括社区工作在内的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过程就是如何实现社会工作本土化、专业化和职业化的过程。所谓本土化就是要结合自己的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文化传统、社会心理,在学习和发展社会工作的同时,形成独特的工作模式和体系。专业化就是要成为一门独立的专业和行业,从事社会工作的人要接受正规的社会工作专业知识的教育和技术培训。当前推动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的途径有两个:一是社会工作教育对实务的参与,二是推动社区工作的专业化。职业化意味着社会工作成为一门独立的职业,有自己的职业道德和守则,有自己的考核标准和任职程序。
社区建设为我国社区工作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发展平台。首先,政府主导发展社区,成立相关的职能部门,制定相应的政策,为社区工作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其次,社区与每个居民的生活与利益息息相关。解决复杂的社区问题,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尤其是随着住房商品化和社会福利社区化,社区居民急需大量的专业的社会工作者进入到社区的管理体系中来,为居民解决现实问题,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最后,我国目前的社会工作教育方兴未艾,为社区培养和输送了许多接受过正规专业教育的社区工作者,他们是社区工作专业化、本土化和职业化的最好的实践者和推动者。
因此,社区建设为社区工作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广阔的发展空间;社区工作的实践过程也正是建设和发展社区的过程。两者的相互配合、互相促进将共同促进我国城市社区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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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1-05-20
[美]乔根森.社区组织的理论及方法.丹佛大学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工系学术交流讲座资料,1996
这篇文章不太好找,不过你的第一条100%有用,第二条80%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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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个回答 2011-05-21
看来都是考社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