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概述
（一）、相关概念界定
1 ．证据的概念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刑事诉讼证据，使指以法律规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 [1]。从上述对刑事诉讼证据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刑事诉讼证据具有三个本质特征之一，即是证据的合法性，证据的合法性则是指对证据必须依法加以收集和运用而言的，是证据具有法律效力的必须具备的重要条件，它既关系到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更关系到证据的证明力问题，即证据的证明作用和价值，因此，要作为诉讼证据，必须具有合法性这一特性，不具有合法性的证据，则不具有证据能力，不具有可采性。
2．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念
什么叫“非法”，目前还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按《牛津法律大辞典》解释，非法是“指与法律相抵触、没有确切含义和后果的笼统概念。它可能指确实违反法律或是指被禁止的、应受惩罚的或犯罪的行为。或者也可能仅仅指违反法律义务，或与公众政策相悖且无法强制执行的行为。” [2]非法证据简单来说就是违反法律规定所收集和运用的不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在界定的过程中，非法证据有广义及狭义之分。狭义非法证据是针对收集证据的方法或程序而言的，而我国刑事诉讼法仅就狭义非法证据而言的。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在收集证据过程中，如果违反或者是不符合这些规定的，则取得的证据被视为非法证据 。广义非法证据包括：收集和运用证据的主体需要合法，每个证据的收集程序需要合法，证据必须需要具有合法形式，证据需要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一概念（Eclusionary Rule of IllEegally Obtained Evidence)则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对侦、控、审判机关采用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证据采纳，不得作为审判的依据。
（二）、 历史渊源
1 ．纠问式诉讼模式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关系
纠问式诉讼模式是封建社会中后期所极度流行的诉讼制度。纠问式诉讼的本质特征就是法官主动依职权追究犯罪，控诉职能和审判职能不分，集于法官一身，原告人和被告人都没有诉讼主体地位及权利，被告人更加是只承担诉讼义务的被追究的客体，属于被追查及拷讯的对象，诉讼中非常重视口供，以口供作为定案的主要根据，口供被称为“证据之王”。为取取口供，立法者和司法者都视刑讯为必要的追讼手段，在法律中加以明确的和详细的规定，并在司法实践中广泛适用，甚至成为追讼活动的中心环节。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纠问式诉讼模式使刑讯取证合法化，这与近代所倡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精神是背道而弛的。
2 ．近代西方典型国家
（1）美国 [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早是起源于美国，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14年通过对威克斯诉美国案审理，案后正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美国联邦法院的刑事追讼中适用，后来通过一系列的判例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扩大到各州法院刑事诉讼中适用，一直持续到今天。尽管期间遇到一些阻力甚至来自国会的阻力及压力，但都未能动摇该规则的运用。不过，与最初形成该规则时的内容相比，内容得到了不断补充与完善。
1914年，在威克斯诉美国案中，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警察在工作地点逮捕了被告人，后来警察又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对被告人家中进行搜查，并获得了被告人犯罪的相关证据材料。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警察无证搜查和扣押被告人的信件与财产，违反了密苏里州的宪法以及美国联邦宪法第四、第五修正案，联邦最高法院从对宪法的维护和对公民宪法权利保护的角度来考虑，认为必须排除使用非法方式取得的证据。不过美国最初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仅仅是针对非法搜查及非法扣押行为，而且也并非每个州的法院都愿意接受这一规则，直到经过法律正当程序革命，尤其是在经过美国最高法院在1961年对马普诉俄亥俄州的审理后规定，美国各州必须遵守这一规则。不过这些都还仅仅只是针对非法搜查得到的实物证据而言的，使非法获得的一切证据都予以排除，则是通过一个非常著名的案例，即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而得以确立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确立了米兰达警告规则（或被称为米兰达规则）。由于米兰达规则已不再是仅仅针对警察机关的搜查行为而且还针对警察机关讯问行为，故可以说伴随着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的不断丰富，不断增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逐渐得以扩大，虽然这期间也产生一些争议，但是经过不断的发展与完善，使得该规则逐渐更加变得更加合理与完善，也变得更加具有可操作性。
自美国以后，许多国家都在宪法或法律中加以规定这一规则。
（2）日本 [4]。 在日本，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通过判例所形成的规则，而并不是通过法律条文规定的规则，一般认为1978年大阪冰毒案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而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质根据，主要有三种学说，分别为规范说、司法廉洁说（或者叫司法无瑕说）和抑制效果说。日本学者田口守一认为：“应当以抑制效果说为主，同时考虑另外二种观点，在进行综合分析后再确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对于非法证据排除的标准，存在二种观点，一种称为绝对排除说，另一种称为相对排除说，相对排除说认为应依据一些条件或者情形来确定该证据是否应予以排除。对于“毒树之果”的问题而言，认为这些派生证据并非都必须全部予以排除，要依据违法的严重程度和两个证据之间的关联性来判决该派生证据是否都应予以排除。此外，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存在一些例外，比如必然发现例外、善意的例外等等。日本没有像美国那样普遍采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来排除某些证据的运用，但是却给了我们许多有益启示，如在判断“毒树之果”是否应当予以排除时需要在采用一定的标准衡量后才决定，这是很值得我们深入的研究与借鉴的。后来日本宪法第38条规定：“以强制，拷问或胁迫取得的自白，或者经过不适当的长期拘留或拘禁后的自白，不得作为证据”。从法律上正式确立这一规则。
（3）德国 [5]。在德国，主要是通过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的规定，来确定非法证据是否予以采用，而且把非法证据的排除，区分为两种，即指违反收集证据的禁止性规定和使用证据的禁止性规定，这两种情形来处理。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一百三十六a条规定：“禁止使用虐待、疲劳战术、伤害身体、服用药物、折磨、欺诈或者催眠等方法讯问被指控人，也不能使用有损于被指控人记忆力、理解力的措施讯问，即使被指控人同意这样做，所得到的陈述也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不过德国刑事诉讼法典却对以其他非法方式取得的证据是否可以认定没有作出规定，因此学者们的意见不一致。但是法院以及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反对“自动”适用排除规则，而是认为应采取个案处理，不能简单的认为只要证据取得的方式非法就必须予以排除，不予采纳。德国某些学者认为对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可以有效阻止执法人员使用非法方式取得证据的观点不认同，他们认为，只有满足一定条件的非法证据才予以排除，需要具备的条件是：“1、违法取证行为必须是损害了能从排除证据中受益的人的受到法律保护的利益；2、证据的排除须是为曾经被破坏的程序性规则所服务的； 3、这些证据除了使用违法手段外就不能取得；4、证据的排除不能与‘真实’事实处理案件这一最高利益相冲突相悖离。”对于“毒树之果”，德国法学界和法院多倾向于该派生证据具有可采性，并不像美国那样采取较多的排除。
3． 国际条约
联合国1979年通过的《执法人员行为守则》规定：“执法人员在执行职务时，应尊重并保护人的尊严，并且维护每个人的人权。”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本公约缔约各国，考虑到根据联合国宪章宣布的原则，承认人类大家庭一切成员具有平等与不可剥夺的权利是世界自由、公正与和平的基础;认识到上述权利源于人的固有尊严;考虑到宪章尤其是第五十五条中规定：各国有义务促进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尊重和遵守;注意到世界人权宣言第5条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7条都规定不允许对任何人施行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并注意到大会于1975年12月9日通过的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宣言，希望在全世界更有效地开展反对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斗争"；“就本公约而言，“酷刑”系指为了向某人或第三者取得情报或供状，为了他或第三者所作或被怀疑所作的行为对他加以处罚，或为了恐吓或威胁他或第三者，或为了基于任何一种歧视的任何理由，蓄意使某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而这种疼痛或痛苦又是在公职人员或以官方身分行使职权的其他人所造成或在其唆使、同意或默许下造成的。纯因法律制裁而引起或法律制裁所固有或随附的疼痛或痛苦则不包括在内”。世界刑法学协会第15届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刑事诉讼中人权问题的决议》第10条明确规定：“任何侵犯基本权利的行为取得的证据，包括由此派生出来的间接证据，均属无效。”联合国以上公约表明，尊重和保障人权，禁止刑讯逼供，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成为当前各国刑事制度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和世界潮流。
二、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诉讼价值
（一）、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相关价值的关系
1 ．与人权的关系
联合国1979年通过的《执法人员行为守则》规定：“执法人员在执行职务时，应尊重并保护人的尊严，并且维护每个人的人权。”美国宪法修正案 [四]规定：“人民保护其人身、住房、文件和财物不受无理搜查扣押的权利不得侵犯；除非有合理的根据认为有罪，以宣誓或郑重声明保证，并详细开列应予搜查的地点、应予扣押的人或物，不得颁发搜查和扣押证。”我国2004年修改后的《宪法》第33条第3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就要求刑事司法中要尊重和保障人权，必须严格按照宪法办案，因为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调查取证行为会侵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会侵犯人权。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使得司法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要求，进行收集和运用证据行为，从而为从源头上为人权的保护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最大限度减少侵犯人权的事件发生。美国学者费雷德认为： “如果审讯机会的获得没有遵循法律程序，那么从嫌疑人处获得的供述将被禁止使用，而不管它在其他方面的自愿性。” [6]雷德的观点说明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人权保护之间的关系，两者之间是对立的关系，需要在这两者之间做出正确的价值选择。通过前面的介绍我们可以知道，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的原因是侦查机关取得证据的行为有时会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利，尽管取得的证据可能是真实的，证据之间具有相关性。因此我们可以看出，非法证据是否应予排除，实际上是法院必须在保护公民权利与查清案件事实之间作出正确地价值选择，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如果采用极度严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则有可能会放纵犯罪；如果不予排除这些非法证据，则又无疑可能会放纵甚至是鼓励支持侦查机关大量采用非法方式来取得证据，从而使公民基本权利不断遭到侵害。虽然采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能会出现在部分案件中放纵犯罪的结果，也可能出现审判结果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情形，但放纵一个（或一些）罪犯总比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更符合正义理念一点，不能因为惩罚一个罪犯就放弃给予保护权利的法律制度。在非法证据排除的制度的适用上，应当结合我国当前的法治观念以及人权观念，合理确定应当排除的标准及适用情形，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法律制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2 ．与公正的关系
公正是人类社会所追求的首要的价值目标。在各种社会公正中，社会体制和社会基本机构的公正无疑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公正。罗尔斯认为：“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者更准确地说，使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权益之划分的方式。” [7]司法公正在社会公正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司法屏障，是体现社会公正的窗口，是司法机关的灵魂及生命线。司法公正，分为程序公正及实体公正两个方面。程序公正，又指过程公正，指诉讼程序方面体现公正。司法公正，不仅仅要体现实体公正，更要体现程序公正，在英美法系，整个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主要是关于程序的规定，关于限制国家公权力的规定，只有实现实体公正及程序公正，才是真正的司法公正。在程序公正以及实体公正发生冲突的时候，必须优先考虑程序公正。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正是程序公正的典型体现。
3 ．与法律正当程序的关系
正当法律程序是美国宪政的重要法律基础，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不仅丰富了正当法律程序自身的理论，而且促进了宪法以及宪政的发展。正当法律程序内涵如程序本位、对权力的程序制约等观念，正如上面所知，法律正当程序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很大的关系。美国宪法修正案 [五]规定：“非经大陪审团提出报告或起诉，任何人不受死罪或其它重罪的惩罚，惟在战时国家危急时期发生在陆、海军中或正在服役的民兵中的案件不在此限。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犯罪行为而两次遭受生命或身体伤残的危害；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其罪；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非有恰当补偿，不得将私有财产充作公用。”美国宪法修正案 [十四]第一款规定：“在合众国出生或归化合众国并受合众国管辖的人，均为合众国和他所居住的州的公民。无论何州均不得制定或实施任何剥夺合众国公民的特权或豁免权的法律；无论何州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亦不得拒绝给予在其管辖下的任何人以同等的法律保护”。美国联邦宪法第五以及第十四条修正案规定，便是著名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的规定，它是美国法律精神的本质所在。正如美国著名法官卡多佐所指出的：“不经正当法律过程，无人应被剥夺自由，这是一个最具普遍性的概念。”“当今世界任何一个追求文明与进步的民族，都应该有他们自己的正当程序，尽管他们也许并不使用‘正当程序’这个称谓”，“这是当今世界的任何一种司法制度须臾不可缺的东西。” [8]这说明法律正当程序是司法公正所必需的，它体现的是程序正义，它是任何公民合法权益获得非常有效保证的更本性保证。
（二）、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自身的价值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自身的价值，既是指这一排除规则在具体运转过程中所要实现的价值目标，又是指人们据以评价和判断这一规则是否正当、合理的价值标准。康德指出：“除非一个人已犯有当罚之罪，否则就不应当对其定罪处罚” [9]。非法证据的取得往往都是假定当事人有罪，实行有罪推定，以牺牲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为代价的，往往会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佘详林杀妻案就是非法取证的严重后果的典型表现。这种违法行为不仅严重侵犯了人权，还浪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无助于实体公正的真正实现。美国学者泰勒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公正的程序比不公正的程序能够产生更加公正的结果。” [10]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程序公正的重要体现，在坚持程序公正的前提下，它有助于规制司法机关的调查取证行为，最大限度的实现实体公正，保障人权，实现司法公正。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法官在庭审过程中发现部分事实不清，则单独从事庭外调查，并收集到对被告人不利的新证据，并且在裁判时，将这些证据直接作为对被告人定罪的主要依据。这样，法官能够发现许多侦查部门未取得的证据，并使有罪的人受到追究，实现了实体正义。但是，法官没有给予诉讼各方对其收集的证据进行质证和辩论的机会，剥夺了那些与案件结果有利害关系的人有效参与裁判制作过程的机会将这种未经质证的证据视为合法证据予以采信的程序却是不符合现代法的精神的 [11]。这种不受任何制约的程序，严重损害了当事人双方的合法权益，尤其是被追诉的人的权利。
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范围
各国国情不同，因此对用非法手段说获得的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以及在非法获得的证据基础上获得的证据（即所谓的毒树之果）是否采用的态度，各国存在很大的差别 [12]。
（一）、对以非法方式获得的言词证据的排除
由于非法言词证据往往是采用刑讯逼供等野蛮手段获得的，严重侵犯了公民的尊严，健康，甚至生命等自然人最为重要的基本权利，因而各国对采用非法手段获得的言词证据通常都采用非常严厉的态度，要求一律予以排除，不予采纳。
1．英国。18世纪末期，英国通过判例确立了被告人的非任意性自白的排除规则。根据这一排除规则，被告人自白是否具有可采性的条件在于它是否完全自愿性。现代的英国法律和司法实践中，非任意性自白问题一直是被关注的焦点之一，且与以往的判例相比，发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变化：（1）、以成文法的形式将非任意性自白的排除规则在立法上作了进一步的明确化。如《法官条例》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部分或全部认罪的自白可被起诉方用作指控被告人有罪的证据，只要它是自愿的；即证据不是因为被告人被不公正地对待、被司法机关威胁、压制或希望得到好处获得。”（2）、该规则相关的非法取证手段的规定内容也比过去有了很大的发展，现在规定不仅以刑讯逼供、暴力威胁手段取得的自白应当被排除，而且侵犯律师在场权所获得的自白也应予以排除。（3）、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自白排除的范围也呈扩大趋势。司法实践中警察在讯问时如果未作同时记录，或未将讯问笔录交给被告人阅读以及签名，也可能导致所定之罪被上诉法院撤销。英国对非任意性自白排除规则的认识是一个逐步加深的过程，最初将被告人非任意性自白予以排除，则是为了确保自白的真实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刑事诉讼被告人的权利越来越得到更多的关注和重视，因此该规则的价值和理论基础就从实体真相的发现转向了对被告人沉默权的保障和维护上来。对非法证据的采用是否会对程序公正产生不利影响，也因此成为对非法获得的自白首要的考虑问题。英国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第76条规定了对非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采取自动排除的原则。这部法律在秉承英国普通法规则精神的基础上，对言词证据的处理，首次以立法的形式加以确立。
2．美国。对被告人非任意性自白的排除规则起源于英国，但自产生不久后就为美国所移植并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美国宪法第4 条修正案规定：“以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不得在刑事指控中作为证明有罪的证据采纳”。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规定：“无论何州，不得指定或施行剥夺合众国公民之特权或特免的法律；亦不得于未经正当法律手续前使任何人丧失其生命、自由、或财产。”这一规定被联邦最高法院作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宪法依据而引用诠释。通过1914年的weeks v. v.s案，1961年mappov.ohio案，进一步完善了该规则。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为制止使用通过侵犯公民的宪法性权利的手段而获取有罪供述，通过判例的形式确立了一系列的证据可采性规则，并通过这些规则确立了非任意性自白的判断标准，那就是自愿的自白应当是自由意志和正常智力的产物，如果违反这一原则的无疑就是非任意性自白。美国的非任意性自白规则经历了从相对宽松到严格的发展过程。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被告人自白仍以“任意性”为限，在之后，最高法院的判例则说明了有关自白法则的争议由“供述的任意性”转向“程序的违法性”，即是指如果自白为联邦官员在延长被告拘禁期内所得或侵犯其律师帮助权或未遵守沉默权告知规则，不问此项自白是否可信与自愿，联邦法院都将不予采用。
3．德国和日本及意大利。《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36条a（一）规定：“对被指控人决定和确定自己意志的自白，不允许用虐待、疲劳战术、伤害身体、服用药物、折磨、欺诈或者催眠等方法予以侵犯，只允许在刑事诉讼法准许的范围内实施强制。禁止以刑事诉讼法不准许的措施相威胁，禁止以法律没有规定的利益相许诺。”同条（二）规定：“有损害指控人记忆力、理解力的措施，禁止使用。”同条（三）规定：“对违反这些禁止所获得的陈述，即使被指控人同意，也不允许使用。”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19条第1款规定：“强制、拷问或胁迫获得的自白，因长期不当拘留后作出的自白及其他非自愿的自白，不能作为证据。” 意大利1988 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典第191条规定：“在违反法律禁令的情况下获得的证据不得加以使用。说明大陆法系国家，对以非法方法获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均持否定态度，认定其无证据效力，不视为定案依据。”
对以非法方式获得的言词证据的排除，还得到了有关国际条约的认可。如联合国大会1984年12月10日第39/46 号决议通过并开放供签署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15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业经确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但这类口供可用作被控用酷刑者刑讯逼供的证据。”
（二）、 对以非法方式获得的物证的排除
在对待非法获取的物证的法律效力问题上，由于法律传统的差异很大，以及为适应国内政治需要以及在不同时期犯罪率的变化，各国存在着不同的诉讼理论及立法抉择。各国或有的地区对非法证据取得的实物证据的排除存在以下三种方式：一是全部排除；二是原则上排除，设置若干例外；三是由法官自由裁量排除。
第一种方式主要是意大利和俄罗斯采用。如《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低91条“非法获取的证据”规定：“（1）在违犯法律禁令的情况下获取的证据不得加以使用；（2）可以在诉讼的任何阶段和审级中指出上述证据的不可使用性。”
第二种方式主要为美国采用。 在美国，从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的角度考虑，较为彻底地适用非法物证排除规则，宪法第4条修正案的规定为依据，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判例确立了这一规则，并在1961年将该规则适用于各州的刑事程序中去，但是在八十年代初之后，由于犯罪浪潮的不断冲击，美国最高法院修正了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上的强硬立场，增加另外几项例外。如 “善意例外”原则和“必然发现”原则。九十年代初又增加了“独立来源的例外”、“因果关系削弱的例外”、“质疑例外”三项原则。不过事实上，目前美国刑诉法理论界对这一规则仍争论不休。
第三种方式则为英国和德国及日本等国家采用。大多数国家对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的排除都采用这种排除方式。在德国，对于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则以“利益权衡”的原则加以处理，即对于侵犯人格尊严和人的自由所取得的证据应予以禁止采用；但对于严重的刑事犯罪，即使是由于非法搜查、没收、扣押取得的证据，其是否应予禁用，应当基于各种利益的比较和权衡做出决定。
而对于违反法定程序搜查和扣押取得的证据是否具有证明力的问题，日本宪法以及刑事诉讼法没有明文规定，而是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日本最高法院在1978年审判的一起吸毒案中，认为排除违法收集的证据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收集证据的程序上存在着严重抹杀令状主义精神的重大违法情况；第二，如果许可违法收集的证据物件作为证据使用的话，将不利于将来抑制违法侦查。
在英国，对于以非法搜查、扣押或类似行为取得的证据并非都完全加以排除，而是要求法官通过对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后行使其自由裁量权来进行。法官在排除某一证据的可采性时，必须对该证据的证明价值，以及它对诉讼的公正性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加以权衡比较。法官在行使这种自由裁量权时需要把握的尺度是：保证被告人获得公正的审判，并排除所有严重妨碍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的证据，不得加以适用。
（三）、 对“毒树之果”的排除
毒树之果（Fruit of poisonous tree）中“毒树”，指的是违法说收集的证据；毒树之果是以违法所收集的证据为线索进一步所获得的证据。对毒树之果的排除，各国做法存在很大差异。如美国虽然采取排除原则，但最高法院在有关判例中确认了所谓“独立来源例外”（independent source）和“稀释例外”（attenuation ）及“最终或必然发现的例外”三个例外。英国采取了“排除毒树”， 但“食用毒树之果”的原则。即虽排除被告人供述这一事实但并不影响从该供述中发现的证据的可采性。对于其他所有非法的或不公正证据的排除，则要由法官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并通过行使其自由裁量权来进行。在德国， 对通过明确禁止行为所获的证据能否采用的事实，学者众说纷纭。多数人意见认为应禁止利用，否则证据禁止这一规范就不易被实行。但是在某些州高级法院判例中也有适用的情况，联邦法院的某些判例倾向于认为应禁止利用，但并没有明示其意见。日本在司法实践中， 下级法院一般仍根据最高法院的既定标准加以掌握，肯定与否定派生证据的证据能力的判例均有出现。
（一）、相关概念界定
1 ．证据的概念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刑事诉讼证据，使指以法律规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 [1]。从上述对刑事诉讼证据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刑事诉讼证据具有三个本质特征之一，即是证据的合法性，证据的合法性则是指对证据必须依法加以收集和运用而言的，是证据具有法律效力的必须具备的重要条件，它既关系到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更关系到证据的证明力问题，即证据的证明作用和价值，因此，要作为诉讼证据，必须具有合法性这一特性，不具有合法性的证据，则不具有证据能力，不具有可采性。
2．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念
什么叫“非法”，目前还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按《牛津法律大辞典》解释，非法是“指与法律相抵触、没有确切含义和后果的笼统概念。它可能指确实违反法律或是指被禁止的、应受惩罚的或犯罪的行为。或者也可能仅仅指违反法律义务，或与公众政策相悖且无法强制执行的行为。” [2]非法证据简单来说就是违反法律规定所收集和运用的不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在界定的过程中，非法证据有广义及狭义之分。狭义非法证据是针对收集证据的方法或程序而言的，而我国刑事诉讼法仅就狭义非法证据而言的。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在收集证据过程中，如果违反或者是不符合这些规定的，则取得的证据被视为非法证据 。广义非法证据包括：收集和运用证据的主体需要合法，每个证据的收集程序需要合法，证据必须需要具有合法形式，证据需要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一概念（Eclusionary Rule of IllEegally Obtained Evidence)则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对侦、控、审判机关采用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证据采纳，不得作为审判的依据。
（二）、 历史渊源
1 ．纠问式诉讼模式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关系
纠问式诉讼模式是封建社会中后期所极度流行的诉讼制度。纠问式诉讼的本质特征就是法官主动依职权追究犯罪，控诉职能和审判职能不分，集于法官一身，原告人和被告人都没有诉讼主体地位及权利，被告人更加是只承担诉讼义务的被追究的客体，属于被追查及拷讯的对象，诉讼中非常重视口供，以口供作为定案的主要根据，口供被称为“证据之王”。为取取口供，立法者和司法者都视刑讯为必要的追讼手段，在法律中加以明确的和详细的规定，并在司法实践中广泛适用，甚至成为追讼活动的中心环节。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纠问式诉讼模式使刑讯取证合法化，这与近代所倡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精神是背道而弛的。
2 ．近代西方典型国家
（1）美国 [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早是起源于美国，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14年通过对威克斯诉美国案审理，案后正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美国联邦法院的刑事追讼中适用，后来通过一系列的判例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扩大到各州法院刑事诉讼中适用，一直持续到今天。尽管期间遇到一些阻力甚至来自国会的阻力及压力，但都未能动摇该规则的运用。不过，与最初形成该规则时的内容相比，内容得到了不断补充与完善。
1914年，在威克斯诉美国案中，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警察在工作地点逮捕了被告人，后来警察又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对被告人家中进行搜查，并获得了被告人犯罪的相关证据材料。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警察无证搜查和扣押被告人的信件与财产，违反了密苏里州的宪法以及美国联邦宪法第四、第五修正案，联邦最高法院从对宪法的维护和对公民宪法权利保护的角度来考虑，认为必须排除使用非法方式取得的证据。不过美国最初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仅仅是针对非法搜查及非法扣押行为，而且也并非每个州的法院都愿意接受这一规则，直到经过法律正当程序革命，尤其是在经过美国最高法院在1961年对马普诉俄亥俄州的审理后规定，美国各州必须遵守这一规则。不过这些都还仅仅只是针对非法搜查得到的实物证据而言的，使非法获得的一切证据都予以排除，则是通过一个非常著名的案例，即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而得以确立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确立了米兰达警告规则（或被称为米兰达规则）。由于米兰达规则已不再是仅仅针对警察机关的搜查行为而且还针对警察机关讯问行为，故可以说伴随着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的不断丰富，不断增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逐渐得以扩大，虽然这期间也产生一些争议，但是经过不断的发展与完善，使得该规则逐渐更加变得更加合理与完善，也变得更加具有可操作性。
自美国以后，许多国家都在宪法或法律中加以规定这一规则。
（2）日本 [4]。 在日本，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通过判例所形成的规则，而并不是通过法律条文规定的规则，一般认为1978年大阪冰毒案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而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质根据，主要有三种学说，分别为规范说、司法廉洁说（或者叫司法无瑕说）和抑制效果说。日本学者田口守一认为：“应当以抑制效果说为主，同时考虑另外二种观点，在进行综合分析后再确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对于非法证据排除的标准，存在二种观点，一种称为绝对排除说，另一种称为相对排除说，相对排除说认为应依据一些条件或者情形来确定该证据是否应予以排除。对于“毒树之果”的问题而言，认为这些派生证据并非都必须全部予以排除，要依据违法的严重程度和两个证据之间的关联性来判决该派生证据是否都应予以排除。此外，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存在一些例外，比如必然发现例外、善意的例外等等。日本没有像美国那样普遍采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来排除某些证据的运用，但是却给了我们许多有益启示，如在判断“毒树之果”是否应当予以排除时需要在采用一定的标准衡量后才决定，这是很值得我们深入的研究与借鉴的。后来日本宪法第38条规定：“以强制，拷问或胁迫取得的自白，或者经过不适当的长期拘留或拘禁后的自白，不得作为证据”。从法律上正式确立这一规则。
（3）德国 [5]。在德国，主要是通过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的规定，来确定非法证据是否予以采用，而且把非法证据的排除，区分为两种，即指违反收集证据的禁止性规定和使用证据的禁止性规定，这两种情形来处理。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一百三十六a条规定：“禁止使用虐待、疲劳战术、伤害身体、服用药物、折磨、欺诈或者催眠等方法讯问被指控人，也不能使用有损于被指控人记忆力、理解力的措施讯问，即使被指控人同意这样做，所得到的陈述也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不过德国刑事诉讼法典却对以其他非法方式取得的证据是否可以认定没有作出规定，因此学者们的意见不一致。但是法院以及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反对“自动”适用排除规则，而是认为应采取个案处理，不能简单的认为只要证据取得的方式非法就必须予以排除，不予采纳。德国某些学者认为对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可以有效阻止执法人员使用非法方式取得证据的观点不认同，他们认为，只有满足一定条件的非法证据才予以排除，需要具备的条件是：“1、违法取证行为必须是损害了能从排除证据中受益的人的受到法律保护的利益；2、证据的排除须是为曾经被破坏的程序性规则所服务的； 3、这些证据除了使用违法手段外就不能取得；4、证据的排除不能与‘真实’事实处理案件这一最高利益相冲突相悖离。”对于“毒树之果”，德国法学界和法院多倾向于该派生证据具有可采性，并不像美国那样采取较多的排除。
3． 国际条约
联合国1979年通过的《执法人员行为守则》规定：“执法人员在执行职务时，应尊重并保护人的尊严，并且维护每个人的人权。”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本公约缔约各国，考虑到根据联合国宪章宣布的原则，承认人类大家庭一切成员具有平等与不可剥夺的权利是世界自由、公正与和平的基础;认识到上述权利源于人的固有尊严;考虑到宪章尤其是第五十五条中规定：各国有义务促进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尊重和遵守;注意到世界人权宣言第5条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7条都规定不允许对任何人施行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并注意到大会于1975年12月9日通过的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宣言，希望在全世界更有效地开展反对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斗争"；“就本公约而言，“酷刑”系指为了向某人或第三者取得情报或供状，为了他或第三者所作或被怀疑所作的行为对他加以处罚，或为了恐吓或威胁他或第三者，或为了基于任何一种歧视的任何理由，蓄意使某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而这种疼痛或痛苦又是在公职人员或以官方身分行使职权的其他人所造成或在其唆使、同意或默许下造成的。纯因法律制裁而引起或法律制裁所固有或随附的疼痛或痛苦则不包括在内”。世界刑法学协会第15届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刑事诉讼中人权问题的决议》第10条明确规定：“任何侵犯基本权利的行为取得的证据，包括由此派生出来的间接证据，均属无效。”联合国以上公约表明，尊重和保障人权，禁止刑讯逼供，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成为当前各国刑事制度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和世界潮流。
二、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诉讼价值
（一）、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相关价值的关系
1 ．与人权的关系
联合国1979年通过的《执法人员行为守则》规定：“执法人员在执行职务时，应尊重并保护人的尊严，并且维护每个人的人权。”美国宪法修正案 [四]规定：“人民保护其人身、住房、文件和财物不受无理搜查扣押的权利不得侵犯；除非有合理的根据认为有罪，以宣誓或郑重声明保证，并详细开列应予搜查的地点、应予扣押的人或物，不得颁发搜查和扣押证。”我国2004年修改后的《宪法》第33条第3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就要求刑事司法中要尊重和保障人权，必须严格按照宪法办案，因为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调查取证行为会侵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会侵犯人权。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使得司法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要求，进行收集和运用证据行为，从而为从源头上为人权的保护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最大限度减少侵犯人权的事件发生。美国学者费雷德认为： “如果审讯机会的获得没有遵循法律程序，那么从嫌疑人处获得的供述将被禁止使用，而不管它在其他方面的自愿性。” [6]雷德的观点说明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人权保护之间的关系，两者之间是对立的关系，需要在这两者之间做出正确的价值选择。通过前面的介绍我们可以知道，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的原因是侦查机关取得证据的行为有时会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利，尽管取得的证据可能是真实的，证据之间具有相关性。因此我们可以看出，非法证据是否应予排除，实际上是法院必须在保护公民权利与查清案件事实之间作出正确地价值选择，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如果采用极度严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则有可能会放纵犯罪；如果不予排除这些非法证据，则又无疑可能会放纵甚至是鼓励支持侦查机关大量采用非法方式来取得证据，从而使公民基本权利不断遭到侵害。虽然采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能会出现在部分案件中放纵犯罪的结果，也可能出现审判结果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情形，但放纵一个（或一些）罪犯总比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更符合正义理念一点，不能因为惩罚一个罪犯就放弃给予保护权利的法律制度。在非法证据排除的制度的适用上，应当结合我国当前的法治观念以及人权观念，合理确定应当排除的标准及适用情形，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法律制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2 ．与公正的关系
公正是人类社会所追求的首要的价值目标。在各种社会公正中，社会体制和社会基本机构的公正无疑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公正。罗尔斯认为：“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者更准确地说，使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权益之划分的方式。” [7]司法公正在社会公正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司法屏障，是体现社会公正的窗口，是司法机关的灵魂及生命线。司法公正，分为程序公正及实体公正两个方面。程序公正，又指过程公正，指诉讼程序方面体现公正。司法公正，不仅仅要体现实体公正，更要体现程序公正，在英美法系，整个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主要是关于程序的规定，关于限制国家公权力的规定，只有实现实体公正及程序公正，才是真正的司法公正。在程序公正以及实体公正发生冲突的时候，必须优先考虑程序公正。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正是程序公正的典型体现。
3 ．与法律正当程序的关系
正当法律程序是美国宪政的重要法律基础，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不仅丰富了正当法律程序自身的理论，而且促进了宪法以及宪政的发展。正当法律程序内涵如程序本位、对权力的程序制约等观念，正如上面所知，法律正当程序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很大的关系。美国宪法修正案 [五]规定：“非经大陪审团提出报告或起诉，任何人不受死罪或其它重罪的惩罚，惟在战时国家危急时期发生在陆、海军中或正在服役的民兵中的案件不在此限。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犯罪行为而两次遭受生命或身体伤残的危害；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其罪；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非有恰当补偿，不得将私有财产充作公用。”美国宪法修正案 [十四]第一款规定：“在合众国出生或归化合众国并受合众国管辖的人，均为合众国和他所居住的州的公民。无论何州均不得制定或实施任何剥夺合众国公民的特权或豁免权的法律；无论何州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亦不得拒绝给予在其管辖下的任何人以同等的法律保护”。美国联邦宪法第五以及第十四条修正案规定，便是著名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的规定，它是美国法律精神的本质所在。正如美国著名法官卡多佐所指出的：“不经正当法律过程，无人应被剥夺自由，这是一个最具普遍性的概念。”“当今世界任何一个追求文明与进步的民族，都应该有他们自己的正当程序，尽管他们也许并不使用‘正当程序’这个称谓”，“这是当今世界的任何一种司法制度须臾不可缺的东西。” [8]这说明法律正当程序是司法公正所必需的，它体现的是程序正义，它是任何公民合法权益获得非常有效保证的更本性保证。
（二）、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自身的价值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自身的价值，既是指这一排除规则在具体运转过程中所要实现的价值目标，又是指人们据以评价和判断这一规则是否正当、合理的价值标准。康德指出：“除非一个人已犯有当罚之罪，否则就不应当对其定罪处罚” [9]。非法证据的取得往往都是假定当事人有罪，实行有罪推定，以牺牲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为代价的，往往会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佘详林杀妻案就是非法取证的严重后果的典型表现。这种违法行为不仅严重侵犯了人权，还浪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无助于实体公正的真正实现。美国学者泰勒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公正的程序比不公正的程序能够产生更加公正的结果。” [10]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程序公正的重要体现，在坚持程序公正的前提下，它有助于规制司法机关的调查取证行为，最大限度的实现实体公正，保障人权，实现司法公正。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法官在庭审过程中发现部分事实不清，则单独从事庭外调查，并收集到对被告人不利的新证据，并且在裁判时，将这些证据直接作为对被告人定罪的主要依据。这样，法官能够发现许多侦查部门未取得的证据，并使有罪的人受到追究，实现了实体正义。但是，法官没有给予诉讼各方对其收集的证据进行质证和辩论的机会，剥夺了那些与案件结果有利害关系的人有效参与裁判制作过程的机会将这种未经质证的证据视为合法证据予以采信的程序却是不符合现代法的精神的 [11]。这种不受任何制约的程序，严重损害了当事人双方的合法权益，尤其是被追诉的人的权利。
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范围
各国国情不同，因此对用非法手段说获得的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以及在非法获得的证据基础上获得的证据（即所谓的毒树之果）是否采用的态度，各国存在很大的差别 [12]。
（一）、对以非法方式获得的言词证据的排除
由于非法言词证据往往是采用刑讯逼供等野蛮手段获得的，严重侵犯了公民的尊严，健康，甚至生命等自然人最为重要的基本权利，因而各国对采用非法手段获得的言词证据通常都采用非常严厉的态度，要求一律予以排除，不予采纳。
1．英国。18世纪末期，英国通过判例确立了被告人的非任意性自白的排除规则。根据这一排除规则，被告人自白是否具有可采性的条件在于它是否完全自愿性。现代的英国法律和司法实践中，非任意性自白问题一直是被关注的焦点之一，且与以往的判例相比，发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变化：（1）、以成文法的形式将非任意性自白的排除规则在立法上作了进一步的明确化。如《法官条例》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部分或全部认罪的自白可被起诉方用作指控被告人有罪的证据，只要它是自愿的；即证据不是因为被告人被不公正地对待、被司法机关威胁、压制或希望得到好处获得。”（2）、该规则相关的非法取证手段的规定内容也比过去有了很大的发展，现在规定不仅以刑讯逼供、暴力威胁手段取得的自白应当被排除，而且侵犯律师在场权所获得的自白也应予以排除。（3）、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自白排除的范围也呈扩大趋势。司法实践中警察在讯问时如果未作同时记录，或未将讯问笔录交给被告人阅读以及签名，也可能导致所定之罪被上诉法院撤销。英国对非任意性自白排除规则的认识是一个逐步加深的过程，最初将被告人非任意性自白予以排除，则是为了确保自白的真实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刑事诉讼被告人的权利越来越得到更多的关注和重视，因此该规则的价值和理论基础就从实体真相的发现转向了对被告人沉默权的保障和维护上来。对非法证据的采用是否会对程序公正产生不利影响，也因此成为对非法获得的自白首要的考虑问题。英国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第76条规定了对非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采取自动排除的原则。这部法律在秉承英国普通法规则精神的基础上，对言词证据的处理，首次以立法的形式加以确立。
2．美国。对被告人非任意性自白的排除规则起源于英国，但自产生不久后就为美国所移植并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美国宪法第4 条修正案规定：“以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不得在刑事指控中作为证明有罪的证据采纳”。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规定：“无论何州，不得指定或施行剥夺合众国公民之特权或特免的法律；亦不得于未经正当法律手续前使任何人丧失其生命、自由、或财产。”这一规定被联邦最高法院作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宪法依据而引用诠释。通过1914年的weeks v. v.s案，1961年mappov.ohio案，进一步完善了该规则。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为制止使用通过侵犯公民的宪法性权利的手段而获取有罪供述，通过判例的形式确立了一系列的证据可采性规则，并通过这些规则确立了非任意性自白的判断标准，那就是自愿的自白应当是自由意志和正常智力的产物，如果违反这一原则的无疑就是非任意性自白。美国的非任意性自白规则经历了从相对宽松到严格的发展过程。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被告人自白仍以“任意性”为限，在之后，最高法院的判例则说明了有关自白法则的争议由“供述的任意性”转向“程序的违法性”，即是指如果自白为联邦官员在延长被告拘禁期内所得或侵犯其律师帮助权或未遵守沉默权告知规则，不问此项自白是否可信与自愿，联邦法院都将不予采用。
3．德国和日本及意大利。《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36条a（一）规定：“对被指控人决定和确定自己意志的自白，不允许用虐待、疲劳战术、伤害身体、服用药物、折磨、欺诈或者催眠等方法予以侵犯，只允许在刑事诉讼法准许的范围内实施强制。禁止以刑事诉讼法不准许的措施相威胁，禁止以法律没有规定的利益相许诺。”同条（二）规定：“有损害指控人记忆力、理解力的措施，禁止使用。”同条（三）规定：“对违反这些禁止所获得的陈述，即使被指控人同意，也不允许使用。”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19条第1款规定：“强制、拷问或胁迫获得的自白，因长期不当拘留后作出的自白及其他非自愿的自白，不能作为证据。” 意大利1988 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典第191条规定：“在违反法律禁令的情况下获得的证据不得加以使用。说明大陆法系国家，对以非法方法获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均持否定态度，认定其无证据效力，不视为定案依据。”
对以非法方式获得的言词证据的排除，还得到了有关国际条约的认可。如联合国大会1984年12月10日第39/46 号决议通过并开放供签署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15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业经确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但这类口供可用作被控用酷刑者刑讯逼供的证据。”
（二）、 对以非法方式获得的物证的排除
在对待非法获取的物证的法律效力问题上，由于法律传统的差异很大，以及为适应国内政治需要以及在不同时期犯罪率的变化，各国存在着不同的诉讼理论及立法抉择。各国或有的地区对非法证据取得的实物证据的排除存在以下三种方式：一是全部排除；二是原则上排除，设置若干例外；三是由法官自由裁量排除。
第一种方式主要是意大利和俄罗斯采用。如《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低91条“非法获取的证据”规定：“（1）在违犯法律禁令的情况下获取的证据不得加以使用；（2）可以在诉讼的任何阶段和审级中指出上述证据的不可使用性。”
第二种方式主要为美国采用。 在美国，从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的角度考虑，较为彻底地适用非法物证排除规则，宪法第4条修正案的规定为依据，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判例确立了这一规则，并在1961年将该规则适用于各州的刑事程序中去，但是在八十年代初之后，由于犯罪浪潮的不断冲击，美国最高法院修正了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上的强硬立场，增加另外几项例外。如 “善意例外”原则和“必然发现”原则。九十年代初又增加了“独立来源的例外”、“因果关系削弱的例外”、“质疑例外”三项原则。不过事实上，目前美国刑诉法理论界对这一规则仍争论不休。
第三种方式则为英国和德国及日本等国家采用。大多数国家对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的排除都采用这种排除方式。在德国，对于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则以“利益权衡”的原则加以处理，即对于侵犯人格尊严和人的自由所取得的证据应予以禁止采用；但对于严重的刑事犯罪，即使是由于非法搜查、没收、扣押取得的证据，其是否应予禁用，应当基于各种利益的比较和权衡做出决定。
而对于违反法定程序搜查和扣押取得的证据是否具有证明力的问题，日本宪法以及刑事诉讼法没有明文规定，而是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日本最高法院在1978年审判的一起吸毒案中，认为排除违法收集的证据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收集证据的程序上存在着严重抹杀令状主义精神的重大违法情况；第二，如果许可违法收集的证据物件作为证据使用的话，将不利于将来抑制违法侦查。
在英国，对于以非法搜查、扣押或类似行为取得的证据并非都完全加以排除，而是要求法官通过对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后行使其自由裁量权来进行。法官在排除某一证据的可采性时，必须对该证据的证明价值，以及它对诉讼的公正性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加以权衡比较。法官在行使这种自由裁量权时需要把握的尺度是：保证被告人获得公正的审判，并排除所有严重妨碍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的证据，不得加以适用。
（三）、 对“毒树之果”的排除
毒树之果（Fruit of poisonous tree）中“毒树”，指的是违法说收集的证据；毒树之果是以违法所收集的证据为线索进一步所获得的证据。对毒树之果的排除，各国做法存在很大差异。如美国虽然采取排除原则，但最高法院在有关判例中确认了所谓“独立来源例外”（independent source）和“稀释例外”（attenuation ）及“最终或必然发现的例外”三个例外。英国采取了“排除毒树”， 但“食用毒树之果”的原则。即虽排除被告人供述这一事实但并不影响从该供述中发现的证据的可采性。对于其他所有非法的或不公正证据的排除，则要由法官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并通过行使其自由裁量权来进行。在德国， 对通过明确禁止行为所获的证据能否采用的事实，学者众说纷纭。多数人意见认为应禁止利用，否则证据禁止这一规范就不易被实行。但是在某些州高级法院判例中也有适用的情况，联邦法院的某些判例倾向于认为应禁止利用，但并没有明示其意见。日本在司法实践中， 下级法院一般仍根据最高法院的既定标准加以掌握，肯定与否定派生证据的证据能力的判例均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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