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周《节寰袁公传》翻译

传记说明:明大司马袁可立(1562--1633),字礼卿,号节寰,睢州(今河南省睢县)人,中万历己丑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少保,累赠光禄大夫太子太保。
袁可立正直敢言,是晚明少见的干练之才。二十八岁弹劾炙手可热的应天巡抚,平反苏州太守石昆玉冤案。以御史巡视西城,惩办权贵;因直谏触帝怒,削职为民二十六年,史称“震门之冤”。泰昌立,起袁可立自民间,官拜兵部左侍郎,廷推南都户部尚书,改兵部,因公开反对魏忠贤再遭罢官。皇帝念可立登莱劳,授兵部尚书,特准驰驿乘传归。
天启四年春,登州巡抚即将离任,作《观海市》诗,描述海市生动真实,为海天增色。晚年崇道,在睢州建袁家山,《道藏辑要》所记最详,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善诗文,受清朝文字狱所累,多所毁失。
《节寰袁公传》文录自明黄道周《黄漳浦文选》,内容详实可考,能补清人修撰《明史》之偏见和不足,为明清史研究者不可多得之资料。另见孔贞运《资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书袁可立墓志铭》、王铎《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高攀龙《答袁节寰中丞》、董其昌《节寰袁公行状》、倪元璐《袁节寰大司马像赞》等,可作更全面之考研。

明·黄道周《节寰袁公传》白话释义:

黄道周说:呜呼!二正之际,与手握权柄的人和事真是一言难尽呀!那个时候,朝中有人玩弄权术,百姓生灵涂炭。巨寇兴师作乱于边,枭雄伺机窥伺于内。

国家腹地及边远地区,疑惑不定的檄文频繁从朝中传出。其时年轻的皇帝尚称英武,重情惜义,絫泽所参,众志成城。少数几个贤明的士大夫戮力共勉,柴车以质朴诚实建立伟业在先,于少保以忠烈克继其后,吴永清、罗学古等人亦争先为国效命,共赴时艰。

明正德中,人才兴盛,派别互立;许季升高瞻远瞩,正大之气充溢于京师劲旅间。何世光调停捭阖,权用谋略止于宰辅。王德华、彭济物昂低殊态,裁酌用心。内廷宦官横行无忌,要如蟠蟒学虬,但又远远达不到蛟龙蹈海的能量。君子上视王权威仪,下祝鼍鼓,乘熟而落之,掇如也。

至于魏忠贤、崔呈秀辈,岸谷所渐,五岳山海几乎为之易位。北部边塞士兵披甲雄于猰□,天偷斯难,以养外患。

睿智之人难以为朝谋划献策,勇武干练之人也没有办法决断;仁人不能护卫,忠义无以裁断,只有等时机成熟待圣人出来然后天下可以晏然。其时即使有于少保、罗学古之才,王德华、彭济物之健,删杰就厌,则中门近关,两窦其选矣,然且诸君皆难以作为。

予观古人崇尚智慧选择刚直,遇大事能金蝉脱壳,如季札、蘧瑗、晏婴、乐毅等人,都在大难来临之前飘然脱身,且又不损其名节得以立身。到了东汉时期,怀鸩捣椒四壁的富贵,以死相勉,以为春秋之义与易殊旨。

其间虽有主动辞官去籍者,也不过都是闲散边远不大得志的散官而已。至于那些乘朝车、执宫戈,怀抱赤子之心而又忍辱负重秉持朝纲的大夫,心中必然怀有中兴朝纲的远大抱负。

即使在卿士大夫的豹袖之下舍弃生命,独行安之。如张奂、皇甫嵩者。张奂攻破诸羌叛乱,安抚幽、并二州,却耻于为王甫和曹节所出卖利用,发愤为陈蕃和窦武伸冤昭雪,最终未能跻身三公之列。

皇甫嵩荡平黄巾军,攻破梁州乱贼,征赴阙门,赖其子皇甫坚寿与董卓有私交才得以免遭杀身之祸,虽然位列三公,却终未实现自己的抱负抱恨终生。

当魏忠贤、崔呈秀阉党专权秉政之时,已经很少有坚守节义贞操到底的人,如果说朝中还有白手完结之士,那义贞之人必是大司马节寰袁公可立。

袁公名可立,字礼卿,青年时代考中进士,治理苏州府刑狱,官员考察时以政绩第一上报朝廷,被特召为西台御史,因直言抗疏(遭罢官)归里。

二十六年后再复出,统帅管理登莱军。这时正值辽东大溃败之后,三韩难民不断流落到辽南内地 ,依仗辽东的庇护和接济得以生存,和辽东人搅扰在一起,主客混居,夜间惊扰事件时常发生,完全是依靠袁可立的安抚才得以安宁下来。袁可立离开登莱没过几年,登莱就溃败下来。

袁可立巡抚登莱的时候,白莲乱军聚众金乡一带,与从睢州出发前去登州赴任的袁可立不期而遇,袁可立乘单骑指挥所带家丁卫队冲入敌阵,乱军四散逃开。袁可立令登州军袭捣乱军,于是才有了兖州平定白莲教之功。

这时毛文龙诪张于海岛间,刘爱塔疑惧彷徨于海上南四卫,熊廷弼、王化贞功罪之争纷扰于朝野,崔呈秀、霍维华结党盘踞朝中。

袁可立为扩建水师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堵塞要害之地,焚烧后金盗取的屯粮,与海上各岛相互联络,出兵收复旅顺要地,沿海得以平安。

又突然有朝鲜李倧擅自废黜李珲而自行篡位的事件,袁可立果断请求朝廷讨伐。接着李倧挟太妃之命遣使来中国汇报请罪,说李珲失去民心,改步自赎。

袁可立又请求朝廷对朝鲜进行严厉质问和谴责,并要求其派出军队助大明协剿后金鞑虏,观点与朝廷公议相合。从这一事件就可以看出袁可立的文韬武略,袁可立离开朝鲜十余年,朝鲜就被后金完全攻陷。大凡袁可立起作用的地方,都是事关明金战略全局的大事。

袁可立在登州巡抚三年,七次上疏求辞官归里,袁可立归里后魏忠贤的气焰就更加嚣张和跋扈了。

辅臣兵部尚书孙承宗视师塞外,多次请求面见天启皇帝,朝廷内外流言四起,说孙承宗要进宫清除魏忠贤阉党。这时的袁可立已经告病回到睢州正有绿野田园之乐,不久又因为明对后金战事吃紧再次被起用为兵部侍郎。

袁可立在海疆数年,对边关将领的心理和特点十分洞悉,朝廷本来想借重袁可立在军中的名望来驾驭这些手握重兵又难以驯服的将领为国立功。

袁可立来到兵部后,留心观察朝中大僚的动态,他发现阉党乱政十分严重,心中闷闷不乐,和阉党屡次发生争执,到了矛盾无法调和的地步,不得已多次请辞朝官要求重回边疆戌守,袁可立的这一做法进一步激怒了魏忠贤和崔呈秀众阉党。

但天启皇帝还是很看重袁可立在登莱海疆曾经立下的赫赫战功,给予兵部尚书的加衔让其光荣退休,阉党也终没有进一步加害袁可立的借口和机会。这时的官员能以这种方式主动辞官退休的少如凤毛麟角,都认为袁可立真有难得的先见之明。

天启皇帝宾天后,因为三大殿工程告成的功典又加封袁可立太子少保的官衔,袁可立坚决推辞不接受,受到朝野齐声称赞。

大凡袁可立经手处理的事情,都有长远的考虑和安排,深得事物的要领和精髓。

袁可立为苏州府推官时,浙江湖州罢官在家的前礼部尚书董份,因为广敛资财被乱民围攻,闹得非常厉害,两台官员下文书授权袁可立处理此事。袁可立到任后,立即广泛收集诉状分发到各县衙门以削弱哄乱的声势,然后缉捕一两个带头闹事的人依法处理,事件很快得到平息。

正当倭寇出没战备吃紧的时候,吴中一带豪侠青年王士绣骕、乔一琦等人自命保家护国,他们的仇家向官府诬告他们图谋叛乱。两台官员马上对他们侦查勘问。唯独袁公认为他们不过是狂放不羁的青年,没有其他事情。后来经过审查果然没有发现什么,事情才停止。大家一致认为袁可立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

袁可立在登莱的时候,正值元宵节大宴宾客,忽然有报说辽将李性忠与张尔心部要发动兵变,众将官听到这消息都吓坏了。

袁可立不慌不忙,从容派出小队人马前去拜访沈有容大将。问道:“李性忠原本是将军手下的人,这人怎么样啊?”沈有容满口担保没有问题。

袁可立说:“我本来知道他没有问题,只是先让他暂且解除兵权休息一下吧。”从这件事中袁可立处事的严谨和从容不迫再一次显现出来。

袁可立任职苏州府推官时,在汛期出海(到海滨)巡查。有一个李姓军官邀请袁可立宴饮,席间出示两把精美的倭寇武士刀。袁可立接过刀仔细查看后返还于他。

半年后,有战报说在海上擒获倭寇二十人,并搜查到很多倭人的物资,其中那个军官让袁可立看过的三把倭寇武士刀也出现在这次的上报之列,因此袁可立很是怀疑。

不久,琉球来朝廷进贡的使者到了,说几个月前曾有船只随风飘流到这边,把那些人放出来给他看,贡使一眼便看出他们都是琉球良民。众人都称赞袁可立明智如神。

袁可立巡抚登莱的时候,毛文龙曾极力夸大满浦、昌城的战报数字,竟然说兵力尚不及千人,不发一矢一箭,仅仅靠埋伏火炮攻击,就使奴贼人马自相践踏,死者多达四、五万人。

袁可立对这个天文数字根本不相信,于是正式发布檄文审查毛文龙东江军的战况始末。毛文龙从此嫉恨袁可立。袁可立说:大海距离大明天子太远,做臣子的不能有所欺瞒,难道不是这样吗。由此再一次看出袁可立处事的聪明和历练。

当其为苏州府推官时,太守石昆玉因为廉洁刚正而得罪应天巡抚(李涞)。巡抚公开奏章内容对石昆玉进行弹劾陷害。

事情交付四郡处理,四郡的官员推举袁公执笔(处理此事),袁公书写文书卷宗为石昆玉洗雪冤屈,同僚们都十分害怕。

袁可立说:“万事由我一人承担。我怎么会因为上司的淫威来诬陷贤明的太守呢?”案件调查完毕,袁可立对李巡抚宣读供状,声音铿锵有力。

巡抚十分羞愧,以屏风遮住颜面。袁可立宣读的声音更加洪亮严厉,巡抚无地自容不得已自己弹劾去职。朝野上下都称颂袁可立是一个刚正不屈的好官。

袁可立在御史台任职的时候,碰到别的御史触怒了皇帝,将要受到廷杖的责罚,各位御史都到内阁为这位御史求情,辅臣把皇帝的意思作为理由拒绝了。

袁可立在后面高声说道:“只是宰相不愿意吧!”辅臣闻听此言恼羞成怒,知道只有袁可立才能当面顶撞说出这样的话。

后来发生了帝王庙的景德门被雷震毁,袁可立又借机连续上疏针砭朝政时弊,譬如京郊的祭祀大典、皇帝的早朝讲读等六、七项大事都在袁可立的严辞抨击之列,章奏送到皇帝那里后被搁置起来不往下批发。朝廷因此事大肆谪罚袁可立,再用再贬,最后竟被削职为民,百官相救也无效。

袁可立被昭雪起用,又告病归里,不久又被起用。当国者希望袁可立老有所成锋芒不露,袁可立却说人老更应该成熟泼辣。

任职兵部左侍郎时,正好碰上后金的头领努尔哈赤死亡,袁崇焕派出僧人前去吊孝慰问,袁可立严厉谴责这种行为有辱中国。有一天,权贵人物在乾清门外恭候,说话特别放肆不羁,袁可立引用很简单浅显的道理进行了有力回击。

虽然不能挽救局势,但袁可立嫉恶如仇的性格再一次在这里表露无遗。袁可立刚正不阿的风骨和最著名的事件都发生在理刑官和监察御史的任上,虽然没有跻身到三公台辅之列,其至大至公之高节已发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又当定陵工程告一段落,天下以道家法义相宽仁,四五十年都是如此,隐贤在野,没有任何怨言。士大夫离开二正已经很久,以正统儒家的礼教相劝勉,就好象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汉朝延熹、建宁宦官乱政一样。

袁可立于万历十七年己丑出理苏州府推官,二十三年乙未晋升监察御史,这时正是他最年轻气盛的时候。看到皇帝身边的显贵宦官从宫廷的侧门出来,人们唯恐避之不及。

一日,袁可立巡视北京西城,发现有内廷的太监杀死人命,袁可立马上立案查办,严加审讯予以正法。有人劝可立道:“这人犯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呀,是万历皇帝最亲近的弄臣,你怎么敢为难治罪他呢?”袁可立愤然慷慨道:“我只知道朝廷有三尺法令,不知道什么弄臣不弄臣。”

这时候皇上有些厌恶大臣频繁地议论朝政,朝廷动不动就以“卖直沽名”压制正当的言论。袁可立直言上疏道:“近年以来,大臣们的言论很多,言辞激烈直率,以致触怒了皇上,因此罢黜的官员不下一百人,而且都说是‘卖直沽名’。

这些正直敢言的官员都被斥退,而不正直的人却能得到升迁;爱惜名节的官员遭罢免,而坏名声的官员却能得到重用。

朝堂上充斥着不正直、败名节的官员,那么以后的民生休戚和官员的邪恶正直,还有谁敢再为国家进言呢?”奏疏呈上,俸禄被剥夺一年。唉!当年很多国计民生重大决策的归宿,大抵都是这种命运呀。

袁可立多才多艺,一贯善于坚持并主张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急皇上和朝廷所急。善于蓄积正气和精神进行自卫,不戚戚然,所以在动荡和乱政的情况下也多能免遭祸患,但从不懈怠和废止自己的事业和主张。

天启六年丙寅到七年丁卯这段时间,是魏忠贤乱政的巅峰时期,这时贤达正派的士大夫没有一个能超过袁可立的。董其昌先生说:“袁可立多才多艺,谋略过人,善于独立思考问题。

假使没有遭遇到毛文龙、魏忠贤这样的变故,他就能实现自己的意志和主张,充分施展自己的抱负和才能,如此建立韩琦、范仲淹这样的伟大功业,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又说:“袁可立爱惜自己的名节,远胜于功名利禄。善刀而藏,急流勇退。”

考察当年魏忠贤乱政的那段年月,与袁可立前后掌握和辅佐军权的官员,大多都在被崇祯皇帝追究刑责的行列,一个个罹罪的官员都能被清楚地数落出来,而袁可立却能视功名如粪土。

与魏忠贤对着干,过后才能知道袁可立以此保全了自己的名节要比那些为了继续做官而逢迎献媚阉党的人要高明得多呀。

袁可立的先世为安徽凤阳府人,始祖袁荣以帮助明太祖开国的功勋做官到睢阳卫百户,因此在此安家定居。到了第八世时袁可立出生,生下来就有很好的仪态,额头宽阔,眉毛稀疏。

到了七岁时就能通读《毛诗》、《礼记》,不到三十岁,连续考中举人和进士,读通了诸子百家的著作。

安夫人怀孕袁可立的时候,每次洗漱完毕总能在水中看到金色的鲤鱼荡漾浮游。袁可立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不断出现一些异样的征兆,于是自己也预知到自己未来所能达到的名位和境界。

(袁可立)七十二岁时去世。去世的前一天晚上,西南方向有一颗很亮的星体陨落了,这颗星落地时有很大声响。

子袁枢,博雅而有胆识,官户部郎中,另有传记。

原文:

史周氏曰:呜呼!二正之际,与阿柄者难言之矣。方其时,室有凝阴,野有亢血。鸱虏号于其外,枭藩伺于其侧,堂奥之间,疑檄不绝。

然值天子英武,练于情事,絫泽所参,众志如结,二三贤士大夫黾勉戮力,柴叔舆以质实匡襄于先,于廷益以骏烈克巩于后,吴永清、罗学古之徒咸将助竭蹷也。

康陵时,人才方兴,庭径各别:许季升瞻遐瞩幽,清气见于禁旅;何世光调停折冲,权用究于天宰;王德华、彭济物昂低殊态,而裁酌当心。诸常侍即纵横,爪牙自竖,要如蟠蟒学虬,未有吞海之意。诸君子上视王鈇,下祝鼍鼓,乘熟而落之,掇如也。

至于魏崔,岸谷所渐,渎岳易势。北牙擐甲之士,雄于猰□,天偷斯难,以养外患。智者不能谋,勇者不能断,慈者不能卫,义者不能决,赖圣人特起而后天下晏然。计其时即有于廷益、罗学古之才、王德华、彭济物之健,删杰就厌,则中门近关,两窦其选矣。然且诸君不能。

予观古人尚哲简戆,因事蝉脱,如季札、蘧瑗、晏婴、乐毅之流,皆值祸难飘然,有以自立。逮于东汉,怀鸩捣椒,以死相勉,以为春秋之义与易殊旨。间有挂冠拂衣,盖亦疏逖无甚系着意而已。至乘朝车、执宫戈、桓桓德心者,皆有重寄。

舍命豹袖之下,即独行安之,如张然明、皇甫义真其人矣。张然明破诸羌,静幽并,耻为王曹所卖,发愤申陈窦之冤,卒不得为三公。皇甫义真荡黄巾,破梁州贼,征赴城门,赖其子坚寿以免,虽卒为三公,亦不大竟其志。

当魏崔时,盖无复然明义、真者。有之,则必自大司马节寰袁公也。

袁公可立字礼卿,以英年成进士,理苏郡报最,召入西台,抗疏归。

二十六载始出,仗钺治登莱军。于时辽左新溃,三韩余众大东焉,依东人,遇辽众,不相主客,时时夜惊,赖公抚绥无事也。公去登莱不数载,而登莱遂败。

公出登莱时,莲贼初在金乡,猝与遇,单骑麾之,败麇散去,徐用登师捣其后,是以有兖东之功。

于时毛文龙诪张于岛上,刘爱塔恫疑于沓渚,熊王之案持于内,崔霍之交盘于中。公一意治师,塞要害,焚盗粮,联络诸岛,收复旅顺,而海上晏然。

又猝有朝鲜废立之事,公毅然请讨。既而李倧衔太妃命,称李珲通□失国人心,改步自赎也。公因请正词质责之,以济师助剿为券,与廷议合。

是以东事一视公。公去又十余年,而朝鲜为□陷。凡公所发轫者,率视旋辙为重轻如此。

公在登可三载,七疏归,归而魏焰益肆。

孙枢辅滞塞外,久请陛见,中外汹汹,以为志在君侧。而公方有绿野之乐。居亡何,以□警起公为少司马。公久在东疆,于诸大丑变态甚悉,政府欲借公为功。

公既至中朝,观诸侯动静,邑邑不乐也,数有所抵牾,欲自请外,以此失魏崔欢。

天子犹念公海上劳,予加衔致仕去。盖是时致仕者若凤□,以为奇表矣。

熹朝上宾,以殿工加太子少保,恳辞不受,时论韪之。

凡公值事,多长算,得大体,洞于要会。方为苏理时,湖州董宗伯以厚赀为乱民所窘,哄甚,两台檄公解之。公至,即博收讼牒下各县以杀其势,徐取一、二倡乱者抵法,事遂定。

又值倭警,吴中豪子弟王士骕、乔一琦辈驰骤自命,怨家诋为不轨。 两台急诇之。公独谓是狂生,无他。卒谳不得实,乃已。众谓公长者也。

及在登莱,方元宵宴客,有传辽将李性忠与张尔心谋叛者,诸监司怖甚。公徐命小队阿殿过沈帅,问曰:“李性忠固公所用人,令何状?”沈帅百口保其无他。公曰:“吾固知其无他,但且令释兵柄安坐耳。”于是公之整暇再见之矣。

又公为苏理时,以汛期出海澨。有李弁者邀公饮,示二倭刀。公谛视还之。后半载,报海上擒倭二十人,覆夷器,则三刀俱在。公心疑之。亡何,而琉球贡使至,称数月前有飘舟坠此岸,出其人视之,则皆琉球也。众咸谓公神明。

及在登莱,毛帅盛自诩满浦、昌城之捷,用兵不满千,不遗一矢,伏炮机发,使□自践藉,人马腾踏死者四、五万。

公心疑之,移文东江审其颠末。毛帅以是恨公。公固谓海上去天远,臣子勿欺,何厌详者。于是公之练达再见之矣。

又公为苏理时,郡守石昆玉以廉直忤中丞。中丞露章劾之。事下四郡,四郡推公秉笔,公伸牍尽雪其冤。同列为缩项。

公曰:“吾自任之!吾奈何以上台故诬贤太守?”谳成,对中丞诵之,其声琅琅。中丞愧甚,举屏自障。公读法声益厉,中丞遂自劾去。众咸谓公强项也。

及在御史台,值他御史触上怒,将廷杖,诸御史诣政府乞伸救,辅臣以上意为辞。公于末坐抗声曰:“特相公不肯耳!”辅臣拂然,廉知为公。

先是雷震景德门,公上疏陈阙政,如郊祀、讲朝六、七大事,章未下。 政府用是谪公,再收再黜,以底于削甚哉!救之罔效也!

公既用,久踬复起。当事者冀其少艾,公自谓老当愈辣。方在司马门时,会□□(老酋)死,袁经略遣僧吊赠,公力诋其辱国。一日,请权贵祗候乾清门,出声无律。

公引咫尺之义折之。虽无所匡挽,而义形之意再见之矣。凡公精神著于为司李、御史时,即不跻台辅,其精神亦有以自见。

又当定陵镇静,以道法宥天下,四五十年间,留贤在野,怨咨不生。士去二正远,时以名教相厉,若不复知有延熹、建宁之事者。公以己丑理苏郡,乙未入西台,正当盛时。中贵出掖门,往往避骢。

公一日视西城,有内珰杀人者,公辄按捶问抵罪。或语公:‘此弄臣,奈何窘之’?公奋曰:‘吾知有三尺,何知弄臣’!

既上稍厌诸激聒,政府动以卖直沽名抑正论。公乃抗疏曰:议论繁多,言词激切,致干圣怒,废斥者不止百十余人,概目为卖直沽名。

夫卖直者退,则不直者进;沽名者斥,则毁名者庸。朝有不直、毁名之臣,则民生休戚、人品邪正,谁复为国家昌言乎’?疏上,夺俸一年。呜呼!国是所归,往往如此矣。

公多才艺,善持论,急主上之急。积精自卫,无闷毒,故在乱能免,居危不废。丙丁之间,天子贤达士夫无出其右者。董先生曰: “公才兼数器,心运四虑。

藉令一再出不于毛帅、魏珰之时(《节寰袁公行状作“世”》),得行其意,展布四体,韩范之业,岂顾问哉!”又曰:“公护名节,胜于功名。善刀而藏,见机勇退。”夷考当年,与公先后秉机佐钺者,名在刑书,历历可数,然后知公之完誉所得远矣。

公先凤阳人,始祖荣以开国功为睢阳百户,因家焉。五(应为“八”)世生公。生有异姿,广颡稀眉。七岁通毛诗、礼记。未三十联第,通百家书。

安夫人妊时,数盥水,见金鲤荡漾盎中。及长,数有异兆,自知其名位所届。寿至七十有二卒。卒之前夕,有巨星陨西南,坠地有声。子枢,博雅有胆识,为户部郎,别有传。

赞曰:溪子子贵洞,千将利断,桑榆决机,不以为晏。然有卒,义真不乱,道不可挠,还归其贯。廷益抱诚,噬膻曷及?济物微巧,扶绳缓急,刚柔之中,则有袁公 。 事不可调,睍视未穷。呜呼才难,睇彼东蒙。

扩展资料

写作背景:

万历十九年八月,进士及第后的袁可立正任苏州府推官。而立之年的袁可立血气方刚,初生之犊不畏虎。苏州自古江南重地,是当朝首辅申时行和王锡爵的故乡,背景不是一般复杂,来此赴任的官员无不是如履薄冰。座师陆树声谙熟江南官场,对袁可立的前途十分担忧。

“即座师陆公为公虑之”。时“苏当轮蹄之冲,财富刑狱甲于他郡,公徐而理之。胥吏抱牍如山,公片言立决,如风扫箨,爰书无只字出入。……(知府)‘倚公如左右手’”。

太守石昆玉以廉直著称,因按治豪横而得罪应天巡抚李涞,李涞诬劾太守。万历十九年五月,“中丞劾其不职。得旨,下所司堪问。”

石昆玉“以强直失当途欢。中丞台以乘墉而攻,无弗胜者。竟夺于,清议咋舌。(李涞)自免去。”李涞迫害石昆玉的由头是“擅动吴县库银”,案情惊动皇帝,查了一两个月,结果是子虚乌有,于是公论汹汹。南道御史李用中指斥申时行和李涞挟私报复。

万历十九年六月十一日,申时行上疏自辩:“臣何能私臣家人申炳?……若抚臣李涞之参石昆玉以钱粮,而臣之行勘昆玉正以显明其心迹”,说查处石昆玉有县令和巡抚的举报材料,我不过秉公执法而已。案件一时陷入僵局。

因李涞与宰辅申时行、王锡爵 交厚,有司惧其威,无敢问者。“事下四郡,司礼皆知诬陷,相顾愕盱。” 江南四郡的大僚惧怕惹祸上身,推来推去没人接案,最后把这个烫手山芋推到袁可立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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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6-12-01
袁可立
袁可立(1562-1633),字礼卿,号节寰,又号闲闲居士,睢阳卫籍,睢州城内人。举明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少保,以子袁枢官河南参政赠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历明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皇帝,为“四朝元老”之臣,诰“五世恩荣”之赏。
万历十九年,当其初出苏州府推官(正七品)之时,太守石昆玉以廉直著称,按治豪横而忤应天巡抚李涞,巡抚反诬石太守(正四品)有罪,可立百辩雪其冤。“谳成,(袁可立)对中丞(巡抚)诵之,其声琅琅。中丞愧甚,举屏自障。公读法声益厉,中丞遂自劾去(黄道周《节寰袁公传》)。”万历二十二年,太宰上其事,擢袁可立山西道监察御史,离苏之日,吴地百姓箪酒相留,哭送百里不绝。一日,袁可立巡视北京西城,遇到皇帝弄臣杀人,有司不敢问,可立重捶抵罪,即有人持重金至可立门上,袁可立勃然大怒道:“杀人者死,朝廷法也,即弄臣顾可脱乎?吾知有三尺,不知弄臣”。遂将弄臣正法于市,万民呼“袁青天”,以是触怒权贵。
万历时皇帝宠信后宫,弄权误国,朝纲废弛。二十三年九月,京师地震,景德门遭雷击,可立上疏针砭朝政:“近年以来,议论兹多,致干圣怒,摈斥不下百十余人。岂言事诸臣尽不可用耶?如使诸臣为济私,孰与缄口持禄,附会保全之为便?使诸臣为市恩,孰与将顺曲从,得君固宠之为愈?使诸臣为沽忠卖直,亦必其人有怀忠慕直之心,耻为依回淟涊之态者。如概弃不用,臣恐謇谔之士不蒙甄录,相率噤口结舌,国家大事谁复为皇上言之!(《睢州志》)”疏上,夺俸一年。可立不为动,再次上疏直指皇帝:“礼祀不亲,朝讲未视,章奏不以时批答,废弃不皆录用,传造日增,赏罚日滥,非所以尽修省之实。(《睢州志》)”。疏上,触怒神宗皇帝,于万历二十四年正月初十将袁可立削职为民,沉冤达二十六年之久,朝中大臣为袁可立鸣冤者十数年不绝,帝皆不听,史称“震门之冤”(钱谦益《牧斋全集》)。
泰昌元年(1620),沉冤得以昭雪,起袁可立尚宝司司丞,历太仆寺少卿,升左通政。泰昌皇帝嘉奖道:“一朝抗疏,二纪归田。口不言事,耻汉人部党之名;退不忘君,有楚尹毁家之风”(钱谦益《牧斋全集•尚宝司少卿袁可立授奉直大夫》)。后来的天启皇帝也褒奖道:“李署牵丝,冤早清于砑石;柏台焚草,直益奋于埋轮。因门震而进鲠言,纠绳切挚,触严谴而同蠖伏。(《天启诰命卷》)”
天启二年(1622),封疆多事,辽阳、广宁相继失陷,辽东经略袁应泰自杀、熊廷弼革职,辽东巡抚王化贞逮捕论死。朝野震动,京师戒严,人人视关门为死地,百官噤口以图自保。袁可立却在此时大胆提出七项建议,大略言:“守御筑墉,养马增士卒,习骑射。至于京营老弱虚冒,不宜缓综,复多藏粮米以备之。尤宜破格用人,图复建骠骑之功,以佐县官之空乏。笼天下盐铁之利,则军帅无侵渔,逴行无绝饷,而中国可高枕矣……(王铎《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所言为天启皇帝一一嘉纳。天启二年(1622)四月十四日,加袁可立右佥都御史“巡抚登莱等处地方、备兵防海、赞理征东军务”。“ 当辽广继陷之时,忧水滨之可问。值登莱匮亟之会,命飞挽,以专征。而尔振迅宏才,旌旗立为色变。……惟尔运筹师中,坐看有截海外,朕宽东顾” (《天启诰命卷》)。 “于时毛文龙诪张于岛上,刘爱塔恫疑于沓渚,熊王之案持于内,崔霍之交盘于中”(黄道周《节寰袁公传》)。他上任后,锐意规划,整肃军纪,练兵用戚继光 “水军先习陆战”之法,士气为之大振,数年之间,满人不敢犯境。
天启三年二月,袁可立设奇策反收降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女婿刘爱塔。上疏道:“今二月内,总兵沈有容执有生员金应魁奴酋伪授世袭总兵驻复州刘兴祚即刘爱塔密禀一纸,内称彼欲反正内应,以报中国,因求臣免死加衔牌票。臣念辽阳以纳降陷城,广宁以判官诱败,兴祚之言未可凭信。又思因间用间,实兵家妙用。……当此时也,乘宁前驻防之众,朝鲜助兵之初,大兵出关东下,旅顺犄角夹攻,宣川拥鲜众而应,恢复之功似有可图者。但谋贵万全,兵须审势,知彼知已,能为可胜,是又当慎图之耳” (《明熹宗实录》卷三十六) 。尽管后来由于阉党迫害导致袁可立的离任而使这一诱降计划受阻,但刘爱塔还是在崇祯初年归顺明朝并最终战死疆场,这是明清战争史上明朝诱降满清级别最高的将领,为辽东间谍战之著名战例,至今为研究明清战争史者所称道。
抚登期间,袁可立认真总结了此前王化贞和袁应泰失败的教训,在战略上表现得比较灵活。 “敌令妇女乘城,骁悍皆赴利以犯我,宜会兵捣之。(乘)其虚,可夹击也”(王铎《节寰袁公神道碑》)。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经略辽东军务孙承宗与袁可立共议战守,十分倚重。 “读后先大疏,皎皎揭日月,行中天而底里洞彻,殊令人可味,可展布四体,仰酬国恩” (孙承宗《高阳集•答袁节寰登抚》)
袁可立抚登三载,厉兵秣马,积有战船四千艘,组成了一支五万余人的水陆师军队,与枢辅孙承宗、侍郎毕自严戮力策应,形成“百里棋布,鼎足传烽”的犄角之势,确保了明朝沿海疆域一带的平安,并大大牵制削弱了后金对明山海关一带的战斗力。袁可立拓地筑城,打造战舰,招集流民,步步向前推进海上防御,使具有雄才大略的努尔哈赤不得不就地蜷缩无以西窥。天启皇帝嘉奖道:“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袁可立清任以和,直方而大;精神折冲于千里,文武为宪于万邦”(《天启诰命卷》)。
明末陆路受阻,朝鲜归登抚节制。天启三年,属国朝鲜弑君篡权,袁可立力主出兵讨伐,并牵及朝鲜勾通倭寇等事。五十年后倘为朝鲜君臣所忌恨,在清廷开馆延修《明史》之际曾派专使来中国在清朝康熙皇帝面前大告前朝袁可立的御状,《永宪录》和《池北偶谈 •朝鲜疏》都有记载。由于袁可立在明末抗清斗争的军事统帅中是坚定的主战派,并在其任兵部左侍郎时与袁崇焕的“议和”形成对立,而建州之事又是满清统治者所最不愿谈及的事情,终清一朝整个史界对袁可立十分忌惮,所涉传记史料均遭删削,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因载有董其昌所撰《节寰袁公行状》册和《重修宋忠武岳鄂王精忠祠记》册,二文多有所谓“诋斥满洲语句”,该书及其作者竟因此险遭毁版和杀头之灾。
当其之时,“一方豪杰皆在老公祖(袁可立)幕下”(高攀龙《答袁节寰中丞》)。他运筹帷幄,指挥大将军沈有容、节制悍将毛文龙多次挫败后金对明朝沿海一带的侵扰,取得了夜袭金州、智取牛毛寨等战事的胜利。袁可立为了向前推进沿海防御,曾为毛文龙向朝廷请求粮饷,由此遭到一些保守人士的反对和非议。袁可立御文龙多得牵制之功,并受到朝廷嘉奖,是登莱十三任巡抚中最有作为的一个。天启三年十月,皇帝嘉奖道:“巡抚佥都御史袁可立厥治行劳哉,赐汝朱提文蟒。汝嘉而毛帅骄愎不协,蛊于兵,满蒲昌城袭报用敢献功。”但毛文龙渐渐骄纵,袁可立奉旨核查他的战报和军饷,由此为毛所忌恨。时朝中阉党横行,毛令人多方诋毁可立,袁可立七上疏辞官予告。可立去,毛文龙无人能御。沈有容是袁可立幕下总兵,曾在平倭和收复台湾及抗清战争中立下过赫赫战功。此次东征为老将出山,正于国家危难之际,登莱巡抚袁可立十分倚重之。然登州总兵沈有容并不满于东江总兵毛文龙依仗阉党势力的跋扈,二人矛盾日深。 “登抚(袁可立)倚重沈帅而与毛帅相左”(毕自严《石隐园藏稿》)。天启四年,魏忠贤当权,叶相高、赵南星、高攀龙、左光斗等清流高官相继遭罢,袁可立也于此时再次遭贬。袁可立去,沈大将军无所依,决然随去。自此,初具规模的登莱防务永不可为。
天启四年(1624)五月二十一日,袁可立在登州公署中看到了数年难得一遇的海市蜃楼:“岛下先涌白气,状如奔潮,河亭水榭,应目而具,可百余间,文窗雕阑,无相类者。中岛化为莲座,左岛立竿悬幡,右岛化为平台,稍焉三岛连为城堞,而幡为赤帜。睢阳袁可立为抚军,时饮楼上。忽艨艟数十扬帆来,各立介士,甲光耀目,朱旗蔽天,相顾错愕。急罢酒料理城守,而船将抵岸,忽然不见,乃知是海市”(赵吉士《寄园寄所寄》)。遂诗兴大发,在蓬莱阁上留下了千古不朽的名篇《观海市诗》,成为中国古代罕见的 “海市”实录。字由董其昌代笔书写,温如玉刻石,成珠联壁合之珍品。西元一九九四年河南睢县图书馆馆长刘学升将这一珍贵石刻复制到袁可立的别墅睢县袁家山上,使其得以回归故土,传为睢阳文化佳话。袁可立善诗文,受清朝文字狱所累,多所毁失。
天启四年五月,皇帝谕户、兵、工三部及内阁:“朕览登莱巡抚袁可立塘报,……朕思奴酋所谋其意不小,是以朕不无东顾之忧,特谕!”(《明熹宗实录》卷四十二)
天启四年十二月壬寅,兵部尚书赵彦言:“大将三军司命所系甚重”, 上曰:“封疆多事,选将为急。该部务秉公会推,各官不得妄举,还著申饬行”(《大明熹宗悊皇帝宝训》卷四 )。天启五年四月丁酉,上再传兵部:“方今边疆多事,择将须用谋勇兼全的好人”(《大明熹宗悊皇帝宝训》卷四)。天启五年十一月,边事告急,皇上急招袁可立为兵部右侍郎,六年七月,改左侍郎。时尚书冯嘉会老庸媚党,兵部事赖可立主理。袁可立在任上极力反对袁崇焕与后金议和,“会袁崇焕遣僧吊唁于敌,公力诋非策。公有意制敌,此辱国之命,而使敌人轻中国,敌国得志。”(王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夫人宋氏行状》)。袁可立主张武力抗清和积极防御,尤重海防建设,与明朝一些人“重山海轻沿海”的战略短视形成鲜明对比。三年后袁崇焕因“通款”获罪遭杀身,然其时毛文龙已被袁崇焕擅杀,袁可立苦心经营的海上防线牵制之势已荡然不存,致满人敢倾国中之力大举犯明,至此国事日非,足见袁可立先见之明。黄道周曰:“公去登莱不数载,而登莱遂败。公一意治师,塞要害,焚盗粮,联络诸岛,收复旅顺,而海上晏然。 …公去又十余年,而朝鲜沦陷。”(黄道周《节寰袁公传》)
天启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六部九卿公推袁可立为南京户部尚书,再改兵部尚书参赞机务。 袁可立在朝廷为阉党所不容,每议事“数有所抵牾,欲自请外”(黄道周《节寰袁公传》)。东林党领袖人物高攀龙在被魏忠贤迫害致死前曾遗言挚友袁可立道: “弟腐儒一,无以报国,近风波生於讲会,邹冯二老行,弟亦从此去矣(高攀龙《高子文集·答袁节寰中丞》)”。其言犹未尽之厚望可见于笔墨间,从此袁可立与阉党势成水火,对立成公开化。 天启六年(1626)十一月,袁可立当庭抗疏:“此非挂冠神武门时呼?”(《睢州志·袁可立传》),遂被迫致仕归里。魏忠贤欲加害,赖袁可立在朝中素享清望而未果。袁可立“归而魏焰益肆”(黄道周《节寰袁公传》)。吏部考功郎苏继欧上疏为袁可立鸣不平,被魏忠贤迫害致死。皇帝念可立登莱功,特授兵部尚书,诏加太子少保,特准驰驿乘传归。“天子犹念公海上劳,予加衔致仕去。”(黄道周《节寰袁公传》)“熹朝上宾,以殿工加太子少保,恳辞不受,时论韪之。” (黄道周《节寰袁公传》)诰封三世,父如子官。黄道周说:“当魏崔时,盖无复然明义、真者,有之,则必自大司马节寰袁公也。”(黄道周《节寰袁公传》)
袁可立做事干练果断,是晚明少见的既清廉又能干的官员。并尽量远离党争多做实事,为清流官员在晚明阉党乱政的朝堂上争得一席之地,能在群阉环伺的情况下主持辽务多年,成效颇丰,十分难能可贵。董其昌说:“公护名节,胜于功名”(董其昌《节寰袁公行状》)。其时朝野为魏忠贤颂功建祠者不可胜数,就连辽东巡抚袁崇焕也积极参与到建祠的行列,烈皇帝钦定逆案,据档案查实“赞导、词讼”过魏忠贤的大小官员数以千计,独可立不与。黄道周说:“夷考当年,与公先后秉机佐钺者,名在刑书,历历可数,然后知公之完誉所得远矣” (黄道周《节寰袁公传》)。
其门生故吏节烈者独多,即在朝亦为清流。黄道周撰有《节寰袁公传》,道周以文章风节高天下。倪元璐官至户部尚书,曾作有《袁节寰大司马像赞》。刘理顺为崇祯七年状元,曾督理睢州“袁尚书大石坊”敕建工程。崇祯死煤山,倪刘二公双双殉国,并仆从十数人,壮烈为亘古少见。高攀龙为东林党首,与袁可立交从过密。袁可立是孙承宗的积极支持者,共同主辽,满人蜷伏。董其昌为袁可立同年至交,曾题《袁可立像》曰“忠诚干国,正直立朝”,所留书画碑刻为海内外所重。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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