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英吉利共和国建立

第二节 两次内战和英吉利共和国的建立

革命的开始 长期议会是在全国群情激愤、城乡群众运动风起云涌的环境下进行的。很多君主专制的反动派代表人物和一些原来短期国会的议员重新当选了。不过就长期议会议员的社会地位说，上议院全是贵族；下议院五百零七名议员中大多数也是贵族，其中包括许多新贵族；约有七十名议员出身于资产阶级，其中有少数共和主义者如约翰· 皮姆、汉普顿和亨利·马尔腾等。后一部分议员的反封建态度比较坚决，虽然人数少，但是他们有坚强的后盾。他们的真正力量在议会之外，首先是伦敦中小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支持。

长期议会召开以后，就对查理一世的不法行为进行了指控，通过了一些限制国王权力的法案。那些法案规定，议会必须定期召开，国王不得议会同意不能解散议会；禁止征收某些苛捐杂税，宣布“船税”非法；废除了最为人民痛恨的反动统治机构，如大主教法庭、星室法庭等；宣告无罪释放从前被逮捕的政治犯如平等派的代表人物李尔本等。

以上这些成就不只是议会表决的结果，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在城乡劳动人民广泛发动的强大压力下取得的。这一点，在斯特拉福的审判案中更为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斯特拉福是反动首脑人物之一，向为人民所痛恨。皮姆等人在长期议会召开不久就提出议案，要求审判他。一些保守议员百般阻挠。1641 年4月21日下议院审判斯特拉福时，五百多名议员，只有二百六十三名出席。由于群众不断到议会示威，成千上万的伦敦市民向议会递交请愿书，要求处死这个 “臭名昭彰的罪犯”，下议院才得以通过《褫夺公权法》，同意处死斯特拉福。但是，上议院拒绝批准。群众再度出动，一连两天包围议会，上议院才勉强通过这个法案。同样在群众的强大威力面前，查理一世才签署了斯特拉福的死刑判决书。5月12日，斯特拉福被推上断头台，聚观的城乡群众人山人海，数达二十万，出现了英国空前的壮观局面。

慑于人民群众的声势，特别慑于农民起义事件在全国各地尤其是东部和西南部的扩展，1641 年夏秋以后，议会许多议员惶恐不安，有的想转过头来同王党妥协。议会讨论废除英国国教的主教制的法案时，遭到许多议员的反对。在讨论《大抗议书》时，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大抗议书》全文二百零四条，列举了查理一世滥用职权的行为，提出了议会的一些要求，如要求工商业自由，成立长老派教会组织，政府对议会负责等等。讨论的时候，议会掀起轩然大波，议员之间几乎武斗起来；表决的时候，它只以十一票的微弱多数通过。这说明，随着革命的不断深入发展，议会里发生了剧烈的政治分化，越来越多的保守议员从反对派立场转到王党立场。到1641年冬，公开拥护国王的议员已达二百五十五人。①但是，许多议员不能不看到，王党势力强大，他们自身安全难保，而且他们的政治经济要求都远远没有得到满足，因此还得更坚决地同封建专制统治斗争。

查理一世看到议会中一些议员的保守情绪在增长，另一些动摇不定，以为有机可趁，决定用先下手为强的办法，下令逮捕议会反对派的领导人物皮姆和汉普顿等五人。1642 年1月4日，查理一世公然不顾不以武力侵犯议会的传统习惯，率领士兵到下议院逮捕皮姆等。皮姆等人早已闻讯，躲到城区，得到手工业者和平民的武装保护。抗议和声援书从全国雪片般飞来，伦敦市内和郊区的水手以及伦敦附近白金汉郡、肯特郡的农民结队开往伦敦。一周以后，皮姆等人在群众护送下，以胜利的姿态回到议会。劳动群众事实上成了首都的真正主人。

约翰·皮姆

查理一世和他的党羽，在伦敦已经无路可走，于1月10日离开了“叛乱”的首都，到北方去集聚力量准备反扑。国王和议会之间的武装冲突势不可免，冲突已经从议会的所在地威斯敏斯特向全国扩展了。

第一次内战 查理一世在北方集结了王党力量，1642年8月，在诺定昂升起了王家的军旗，宣布“讨伐”议会的“叛乱”分子。各地的民兵集合在议会的旗帜下，艾赛克斯伯爵受议会任命，统率议会军。英国内战开始了。

内战中的英国，从地区上分裂为两个敌对阵营。王党盘踞的是北部和西部地区，它的社会支柱主要是旧的封建贵族。议会所控制的是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东南部地区，依赖的是这些地区的资产阶级、新贵族、自耕农和城市平民。

从力量对比上看，交战双方，议会占绝对优势。它控制的地区，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在军队数量上，内战开始时，议会军远远超过王党的军队，而且海军舰只都在议会一边，控制了许多重要港口。议会又据有首都伦敦，不仅便于征收固定的赋说，而且可以利用原有的一套行政管理机构，形成一个比较稳固的行政管理中心。

英国内战形势

但是，在第一次内战开始以后的头两年，议会军却遭到一连串的失败。1642年10月，在埃吉山发生了内战中第一次大战役，胜负不分。随后，王党军队占领了牛津，威胁伦敦。1643年夏，议会军在北部和西南屡遭失败。秋天，王党军队计划围攻伦敦，由于伦敦民兵的英勇出击①才度过这场危机。当时，议会同苏格兰人订立同盟，共同作战。1644年7月，苏格兰军队和议会军队在马斯顿荒原击败王党军队。但由于议会军的一些领导人贻误戎机，又缺乏统一指挥，这一胜利成果又化为乌有。

议会军开头失利，原因不在条件不利和力量薄弱，而在议会军领导阶层的妥协动摇的政治态度上。就对待内战的态度说，议会军领导阶层可分为三派：主和派，主战派和主战派中的右翼。后一派虽然主战，但不坚决，时刻准备着一旦国王承认议会的权利就同国王言和。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皮姆和汉普顿等，而他们又掌握着议会的领导权。加上指挥议会军的艾赛克斯伯爵和曼彻斯特伯爵老朽昏庸，进退失据，造成了军事不利局面。严酷的现实使议会中的一些人认识到，必须采取具体措施来加强军队的战斗力。克伦威尔就是具有这种认识的代表人物。

克伦威尔

奥里佛·克伦威尔（1599 —1658年）是亨廷顿郡的乡绅，他出身的家庭在英国宗教改革处理教会土地时发了财。他是典型的中等新贵族、虔诚的清教徒，在邻里中因捍卫贫穷人的权利而获得好名声。作为长期国会议员，他坚决反对专制王权，强烈要求废除英国国教的主教制。内战开始，他主要从农村的虔诚信仰清教的自耕农中召募了一支队伍，任命一些下层社会出身的人为中下级军官。他那支队伍既勇敢又有纪律，连战皆捷，在马斯顿荒原那一战中大起作用，被人誉为“铁骑军”。

克伦威尔统率下的军队同艾赛克斯、曼彻斯特统率下的军队的战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问题很清楚，要取得胜利，就必须按照克伦威尔军队的式样改组军队，坚决作战。议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害怕下层人民武装起来以后，会对他们产生威胁，不愿这样作。1644年11月，在一次军事会议上，曼彻斯特还说什么：“如果我们打败国王九十九次，他仍然是国王；……如果国王打败我们一次，我们都会被绞死，我们的后代都将变为奴隶。”克伦威尔反驳说：“果真如此，为什么我们当初举起武器？这简直是反对此后作战。”

就在议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对待内战持勉强应付态度的时候，城乡人民群众自发的、独立的反封建斗争汹涌澎湃地发展起来了。城市里各种要求信仰自由的独立教派运动雨后春笋般地勃兴，仅伦敦一地就产生了八十个不同的教派和圣会。各种不同政治内容的出版物、小册子大量涌现，1645 年英国的出版物达七百多种。著名诗人约翰·密尔顿对此热烈欢呼：“我好象看到一个高傲的、强大的民族，象从沉睡中醒来的巨人，摇撼着他那沉重的锁链，奋然站起来了。”在农村，人民反封建斗争的形式主要是遍布各地的农民起义。其中西南各郡发生的“棒民”运动最为突出。“棒民”大约有十万人，既反对封建王党，也反对议会的犹豫动摇。“棒民”运动的客观作用，不仅在于它遏制了当地封建王党和贵族的气焰，保障农民的利益；而且迫使议会改变犹豫动摇的态度，迅速采取措施，坚决同王党斗争。

就是在这种条件下，议会通过了彻底改组军队的计划，建立一支以自耕农为主体包括手工业者和工匠、学徒的“新模范军”，提拔了一些出身于下层社会的人担任中下级军官。1645 年4月，议会通过《自抑法》，规定议会议员不能担任军事职务，这就解除艾赛克斯和曼彻斯特等人的军职，克伦威尔因正在前线追击王党军队而例外。“新模范军”二万余部人，包括五六千骑兵。他们充满革命激情和清教徒的热忱，有纪律，有旺盛的战斗力。在北方指挥议会军队的托马斯·费尔法克斯被任命为“新模范军”司令，克伦威尔为副司令。

“新模范军”在战场上一往无前，1645年6月在纳西比战役中决定性地击败了王党军队，以后所向披靡，克服了王党据有的城镇。后来，查理一世也作了阶下囚。第一次内战以议会方面的胜利而结束。

两次内战之间的政治斗争 第一次内战打败了王党，但是在革命阵营方面发生了政治斗争。这场斗争首先产生于长老派和独立派之间。

早在内战开始后不久，议会议员便形成了多数和少数派。多数派主要是大资产阶级和上层新贵族的代表人物，政治上保守，对战争主张防御，遇有机会就想同国王妥协讲和。少数派由代表中等资产阶级的中、小乡绅所组成，当初比较激进，主张把反对王党的战争进行到底。这两个政治派别以清教徒中两个主要派别命名：多数派称长老派，少数派称独立派。军队改组以后，两派之间的矛盾更激化了。长老派掌握着议会的实权；独立派以“新模范军”为力量中心，在地方机构也很有力量。

内战结束以后，英国经济一片残破景象。长老派不但不采取措施改善群众的物质生活状况，反而加强搜括，致使日用必需品和粮食价格猛涨。革命的胜利果实被长老派独吞了。例如在土地问题上，革命以来，从前属于国王、封建贵族和教会的土地，大批转入上层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之手。1646 年，议会又颁布法令，废除了“骑士领有制”，把与王室有藩属依附关系的一切土地变为大地主的自由私有财产，不再对国王负有封建义务。而农民的封建义务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长老派还利用他们在议会里的统治地位，把当时实际成了英国最高权力机关的议会变为他们维护自己利益的工具，而把中、小资产阶级排斥在各种应享的权利之外。他们把长老派的信仰定为全国的宗教信仰，对要求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的人实行残酷迫害。

长老派看到“新模范军”已成为集结中、下层人民力量的强大组织，又怕它对他们的政策不满，于是以减轻人民赋税的负担为借口，在1647 年2月让议会通过决议，解散军队，并且拒绝补发所欠士兵的薪饷。消息传来，士兵群众和中下级军官大哗，军队里发生了骚乱。但是以克伦威尔为代表的独立派高级军官态度暖昧，不敢大胆引导士兵同长老派作斗争。这样就从独立派中分出了一个新的政治派别，即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平等派。

平等派思想在第一次内战期间已经广为流传。它认为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最高源泉，由人民选举的下议院应享有最高的政治权利，上议院和国王都应取消。它主张实行宗教自由，取消什一税，废除垄断专卖权。这种思想反映了城乡小资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利益，在“新模范军”的士兵中得到热烈拥护。平等派领导人约翰·李尔本（1618—1657年）的著作在士兵中不胫而走。当时的人说：“士兵摘引李尔本小册子中的话，就好象摘引法律条文一样。”

在平等派思想的影响下，军队里的士兵在1647 年4月底5月初选出了各团的鼓动员，日益把上层军官的领导权排挤掉。由鼓动员组成的委员会，成了团结和领导士兵的核心，又成了联系军队以外的平等派的纽带。以克伦威尔为代表的独立派高级军官受到鼓动员的警告，不得不改变动摇态度，转到士兵方面来。在他的建议下，成立全军大会，吸收鼓动员参加。大会通过了声明，要求解散现存的议会，把反动的议员从议会里清除。在士兵的强烈要求和伦敦人民的广泛支持下，1647年8月6日，军队开进伦敦，驱散了议会的长老派议员。这一场政治斗争以长老派的失败而结束。

1647年8月6日以后，一场新的政治斗争在独立派的高级军官同平等派士兵之间展开了。斗争的焦点集中在未来国家制度的政治方案上。独立派的方案反映在他们拟订的《建议纲目》中，基本精神是要求建立一个限制君权的君主立宪制度。平等派的方案反映在他们拟订的《人民公约》中。它贯穿了主权在民的思想，实质是要建立一个没有国王、没有上议院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国家最高权力应当属于由成年男子普选产生的下议院。10月底到11月初，在伦敦郊外普特尼举行全军大会，讨论两个方案，争论一周多，双方各不相让。克伦威尔悍然下令解散会议，命令士兵分别在三个地方集中，准备检阅，企图以武力镇压平等派。11月15日，军事检阅时，平等派想乘机起义，但事先未作充分准备。克伦威尔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逮捕了一些士兵，把其中一名枪杀在队列之前，镇压了士兵起义的企图。平等派暂时遭到了失败。

第二次内战和英吉利共和国的建立 王党和长老派眼见军队内部分裂，猖狂活动，伺机再起。1647年11月，查理一世从监管他的地方逃出，到了南边的怀特岛。他同长老派谈判，讨价还价，还秘密同苏格兰贵族的使者接触，企图利用苏格兰封建主的势力帮他复辟，后来达成了协议。

就克伦威尔说，他镇压了平等派，也想同国王勾结。但是查理一世宁愿同长老派或苏格兰人联合也不想同克伦威尔妥协。面对新的内战威胁，克伦威尔不得不转过头来同平等派合作。他宣布释放被捕的平等派官兵，吸收平等派军官和鼓动员参加军官会议。会议通过平等派的建议，决定把查理一世作为血腥的罪犯加以审判。

1648年2月，王党在西南部暴动，掀起了第二次内战。后来，他们又占领了南方的一些城市，在北部同苏格兰贵族率领的军队共同行动。有一部分舰队也投到王党方面。王党气焰猖狂一时。但是，在革命军内部，独立派和平等派已经重新联合，加上社会上的中下阶层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战局很快扭转过来。8月间，在北方的普雷斯顿附近的决定性战役中，王党军队被击败，他们在东南方面最后根据地被拔除。第二次内战以议会军的胜利基本结束了。同年12月，查理一世再度落入革命者之手。

第二次内战还在进行的时候，伦敦各地的人民和军队的士兵不断向议会递交请愿书，提出民主改革要求，抗议某些长老派议员同国王勾结，要求清洗他们。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有时多达几万人。消灭了王党叛乱的军队在返回伦敦途中，发表了《军队抗议书》，重
申了平等派的要求。这时，许多重大事件都是平等派的士兵和中下级军官如哈里逊、普莱德等倡议和决定的。

12月初，军队进入伦敦。几天以后，普莱德上校带领他们占领了议会，把一百四十三名反动的长老派议员清洗出去了。这就是英国史上有名的“普莱德清洗”。这件事，克伦威尔并不知道，事后不得不表示“对此感到高兴并将努力支持”。

经过普莱德清洗以后，议会中独立派占了优势。在当时国内各阶层人民政治情绪普遍高涨的情况下，议会成立了最高法庭，对查理一世进行审判。最高法庭以“暴君、叛徒、杀人犯和我国善良人民的敌人”定罪，判处查理一世死刑。

1649年1月30日，查理一世被押上断头台处死。

处死查理一世

处死了查理一世，议会又通过了废除上议院的决议。英国实际上成了既无国王又无上议院的共和国了。1649 年5月19日，英国正式宣布成立共和国。这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发展的顶点。人民群众的要求对革命的进程发生了显著的影响，使革命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性质，但是这个进程并未发展下去。掌握了政权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一站稳脚跟，就转过头来镇压人民和抹煞革命的民主内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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