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内容:汉乐府民歌和《古诗十九首》都反映征夫(游子)、思妇的离别相思,都表现追求人生享乐、及时行乐的生活观;但汉乐府民歌多反映社会面貌,《古诗十九首》多关注人生,题材范围宽窄不同。艺术:汉乐府民歌与《古诗十九首》的表现方法、诗体、风格、语言等各具特色。
从内容上看,汉乐府民歌出于社会下层群众之口,题材范围很广泛。它“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班固《汉书·艺文志》),表达了人民自己的心声,道出了人民自己的爱和憎,广泛地反映了两汉人民的痛苦生活,像镜子一样照出了两汉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面貌。
《古诗十九首》大约产生在东汉末年桓灵时期。这一时期社会矛盾极为尖锐,下层人民深受水深火热的痛苦。在统治阶级内部,政治腐败黑暗,外戚宦官和地方豪强垄断政治,彼此又争斗不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中下层知识分子既无社会地位,又无政治前途,他们往往落魄江湖,背井离乡,辛苦辗转,走投无路,失意彷徨。《古诗十九首》就是这个危机四伏的时代生活的病态反映,它的题材范围比起汉乐府民歌来,就狭窄得多了。“它所反映的是处于动乱时代失意之士的羁旅愁怀而已” ,“在《十九首》里,表现这种羁旅愁怀的不是游子便是思妇之词,综括起来,有这两种不同题材的分别,但实质上是一个问题的两面。”[1](P18)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说:“《十九首》中所流露出的游子思妇的感伤,正是东汉末年封建统治阶级走向没落时期的反映。”[2](P214)当然这都是上世纪80年代以前文学研究界比较流行的观点。倪其心指出:“《十九首》的思想特点是封建下层文士从自身地位、利益、处境、遭遇出发充满感伤哀怨,抒写惆怅不满,迸发气愤不平。为了改善提高地位和待遇,他们不得不放弃家庭生活,奔走仕途,追求功名,谋取富贵,因而造成这一阶层游子思妇的普遍离愁别绪的丛生。”[3](P264)叶嘉莹认为:“《古诗十九首》之所以能引起千百年读者的共鸣,就在于它所写的三类感情:离别、失意、忧虑人生无常,是人类最基本的感情。”[4](P79)由此可见,汉乐府民歌多反映当时社会,选题范围广泛,而《古诗十九首》多关注人生,题材范围比较狭小。当然其中也不乏共同关注的话题:
1.都反映征夫(游子)、思妇的离别相思
汉乐府诗中有大量的游子诗、思妇诗,如《悲歌》:“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思念故乡,郁郁累累。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这首诗以朴素的语言表达沉痛的感情,真切地展示了人们生离死别颠沛流离的画面,这个家破人亡的游子,使我们联想到《十五从军征》中那个八十岁的复员老兵,可以想象,他的结局必然也是要加入流浪者的行列。游子思乡其实主要是思念着家中的妻子、亲人,而家中的亲人又何尝不在日夜思念着外出的游子,如《饮马长城窟行》写妇人对外出的丈夫日思夜想,竟成梦寐:“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傍,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展转不相见。”梦中固然甜蜜,但梦后更添一层相思。《古绝句》也写了一位闺中思妇对行役在外的丈夫的思念盼归之情,揭示了当时兵役给千家万户带来的家人离散之苦。
游子思妇的离别和相思是我国古典诗歌中常见的主题,到了《古诗十九首》,表现这种主题的作品更多,占了一半有余。其中既有游子之辞,也有思妇之辞,思妇之辞又占其中的多数。如《涉江采芙蓉》写了一位漂流异乡的失意者怀念妻子的愁苦之情。游子涉江采芙蓉,又入泽采兰草,“采芙蓉”以遗“远道”之人,可见游子对亲人感情之深。由于路途遥远,无法寄赠,惆怅感伤之情油然而生。“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直接写出了游子与新人“同心”却无法团聚的痛苦心情。又如《明月何皎皎》:“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从这些描写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孤独难耐、飘零无着,被强烈的乡愁苦苦折磨的游子形象。再如《行行重行行》这样写道:“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此诗抒情脉络清晰,层层加深,突出表现了丈夫出行之远,别离之久及妻子怀念之深。《冉冉孤生竹》写了一个新婚女子与丈夫久别的怨情,不仅抒情浓烈而且文意起伏跌宕,把女子的怨情表达得真挚而强烈。同为写思妇之怨的其他如《青青河畔草》以生机盎然的春景,艳如春花的容颜,来反衬相思女子的孤独凄凉;《迢迢牵牛星》借牛郎织女“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神话故事,来写人间男女相爱而不能相会的痛苦离情,写得委婉含蓄,生动感人。
2.都表现了追求人生的享乐和及时为乐的生活观
由于生活动荡不安、祸福难测,汉乐府很多诗歌在哀叹生命短促的同时,希望通过及时行乐的方法来解脱自己。如《西门行》在“今日不作乐,当待何时”的豪语之后,实际上却流露出内心无可消解的苦闷。“在人生短暂的压力下,及时行乐的宣言与其说是世俗生活的享乐,莫如说是急于把握生命的焦灼。”[5](P147)《古诗十九首》也同样如此,诗人热恋仕途追求富贵,抱怨同门友的不引荐,当这些文人不得不直面这短暂而虚幻的人生时,就迫切地为自己寻找慰藉和解脱之道,而其中之一就是及时行乐。“他们希望通过及时行乐来麻痹、充塞自己虚无的人生,希望以短暂的快乐来消释人生的悲凉”。[5](P226)《驱车上东门》:“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生年不满百》:“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这是来自下层文士们仕途幻灭后的真切的生存感受——对生命短暂的悲叹。
除了以上共同表现的内容外,乐府民歌中余下的多是揭露统治阶级,表达自己反抗情绪和歌颂爱情、抗议封建礼教封建婚姻的作品。
1.诉说生活艰难,抨击社会不公以及人民对统治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反抗。
汉代在大一统帝国强盛外表的背后,隐藏着很多社会矛盾。剥削阶级过的是锦衣玉食的生活,而“贫民常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班固《汉书·食货志》)。汉代民歌中的很多诗篇诉说了生活的艰难,对不公的社会现实表达了愤慨的情绪。其中《相逢行》通过童子对主人豪富的夸耀,就揭露了统治阶级奢侈淫佚的生活:“ 黄金为 君门, 白玉为 君堂。堂上置樽酒,作使邯郸倡。中庭生桂树,华灯何煌煌。兄弟两三人,中子为侍郎。五日一来归,道上自生光。黄金络马头,观者盈道傍。”这首诗把统治阶级用黄金作屋,狎妓饮酒,婢妾成群的腐化生活毫无忌讳地反映出来。另一首《平陵东》则通过官吏敲诈良民,使无辜百姓倾家荡产的描写,控诉了贪官污吏的恶行:“平陵东,松柏桐,不知何人劫义公。劫义公,在高堂下,交钱百万两走马。两走马,亦诚难,顾见追吏心中恻。心中恻,血出漉,归告我家卖黄犊。”统治阶级生活的越是奢华,劳动人民的生活就越痛苦;在他们的那种花天酒地的背面,隐藏着千千万万无衣无食的劳动人民的血泪。如《妇病行》中病重的妇人在临终前放不下亲儿的命运:“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儿饥且寒!”但是由于残酷的剥削,做父亲的最后还是违背了妻子的临终嘱托,狠心地抛弃了自己的孩子。著名的《孤儿行》就上演了一部封建制度下的家庭悲剧:一家父母死后,为了独占家财,兄嫂用对待奴隶的办法来虐待自己的亲弟弟。不是令其外出行贾,便是令其在家挑水、烧饭、看马、养蚕、种瓜,什么活都干。孤儿是“冬无复襦,夏无单衣”,在这样非人般的折磨下,孤儿喊出了“愿欲寄尺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这既是孤儿对兄嫂虐待的血泪控诉,也是广大人民对统治阶级残暴行为的谴责!
2.对爱情的歌颂及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的抗议。
在质朴、自然的乐府民歌中,有许多反映爱情婚姻的作品。《上邪》通过誓词表现了少女对幸福无所顾忌的追求:“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诗中列举了一系列不可能的事情,用它们来宣誓,表现了对爱情的坚贞专一。追求幸福美满的爱情是人的天性,可在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制度的束缚和钳制下,何谈美满的婚姻!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中,妇女们往往要面临被抛弃的命运。著名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中主人公刘兰芝和焦仲卿夫妻感情虽好,却敌不过代表封建权势的婆婆,刘兰芝被扫地出门,夫妻劳燕分飞,最后只能以死抗争。《上山采蘼芜》写的是一个被休弃的妇女与故夫相遇,询问新人情况的对话:“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流露出妇女对自己悲惨身世的幽怨和无奈之情。《有所思》一诗则抒写了爱情受挫前后的情感,女主人公先是为爱人精心准备礼物,出现变故之后,则将礼物“拉杂摧烧之”,还要“当风扬其灰”。前后两种态度的鲜明对比,形象地表达了爱之深与恨之切的强烈感情。《白头吟》通过一个被休弃的妇女的命运,表达了天下妇女的殷切期望:“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
而《古诗十九首》余下的则是大量反映中下层知识分子伤时失意,叹息人生短促,知音难遇,要求建功立业的作品。
(二)
从风格和创作特点上看,由于乐府诗采自民间,正如十五《国风》也采自民间一样,这些“街巷谣讴”便上承《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传统,形成“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特点。这一特点,“使汉乐府的题材、思想、艺术、形式都有一股活跃旺盛的生命力,形成了由《诗经》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的新源头。”[9](P37)
《古诗十九首》以文温以丽、意悲而远的风格,被誉为“一字千金”和“五言冠冕”。这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加上运用的是当时新兴的五言诗形式,使《古诗十九首》自《诗经》、《楚辞》以来,成为一种新经典。
可以说汉乐府民歌和《古诗十九首》风格迥异,各具风采,在中国诗歌史上都闪耀着夺目的光芒。
1.表现方法:叙事与抒情
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特点,使得诗歌具有叙事性与抒情性的双重特征,但“汉乐府民歌最大、最基本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在我国文学史上,汉乐府民歌标志着一个新的更趋成熟的发展阶段。”[2](P193)中国诗歌一开始,抒情诗就占绝对的优势。《诗经》中仅有少数几篇不成熟的叙事作品,楚辞也以抒情为主。直到汉乐府民歌的出现,虽不足以改变抒情诗占主流的局面,但已能够宣告叙事诗的正式成立。现存的汉乐府民歌,约有三分之一为叙事性的作品,这个比例不算低。与《诗经》、《楚辞》相比,汉乐府的叙事成分大大增加,具有一定的情节和场景。如《孤儿行》叙写孤儿遭受兄嫂虐待、辛苦劳役的经历,选取了“行贾”、“汲水”、“收瓜”几件事进行描述。《平陵东》、《孔雀东南飞》等都有完整的故事情节。有些诗则突出一定的场景或片段,如《妇病行》叙写病妇临终嘱托、丈夫孤苦无助两个画面;《东门行》截取平民男子欲铤而走险,妻子加以阻拦的片段;《上山采蘼芜》选取弃妇与前夫相遇的场景等等。在生动的情节中,人物形象也得到了鲜活、生动的表现。《孤儿行》中孤儿的委屈与苦楚,《东门行》中丈夫的惆怅与悲愤,《陌上桑》中罗敷的美丽勤劳、机智勇敢,都从字里行间表现了出来。
《古诗十九首》则都是抒情诗,它继承了《诗经》、《楚辞》的优良传统,从汉乐府民歌中汲取营养,以其精湛的艺术手法抒发了深挚的感情,并且增加了对人生短促的生命意识的悲叹。这一点几乎贯注在所有的作品中,或隐或显地得到体现。如《冉冉孤生竹》写的是新婚久别后的妻子对远方丈夫的刻骨相思,同时也隐含了对人生短促的生命意识的感伤,使得这首诗具有更深的内蕴,它启发读者不但要珍惜爱情,更要珍惜青春、珍惜朝气蓬勃的生命。
2.诗体:多样化与单一化
汉乐府诗的形式多变,自由灵活,具有一种飞动之势和流动之美。其句式完整的五言体已经很多,还有少量的四言体,但主要是杂言,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都有,呈参差错落、不拘一格之态,显辗转流动、奔逸飞动之势。如《有所思》:“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 闻 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 相思与 君绝!鸡鸣狗吠,兄嫂当知之。妃呼唏!秋风肃肃晨风思,东方须臾高知之。”其它如《孤儿行》、《乌生》等诗都是杂言体。乐府古辞的这种杂言体,是自由灵活的,爱怎么写就怎么写,一篇之中从一二字到十来字的都有。这主要是由于乐府民歌来自民间,保留着很多民间的口语。它形式上错落参差的美感和艺术上的灵活生动,逐渐被文坛上的文人所发现,而成为后世五言、七言古体诗赖以产生的土壤。汉乐府诗中七言体的诗并不多,但整齐的五言诗却不少,如《陌上桑》、《孔雀东南飞》、《梁甫吟》、《伤歌行》、《怨歌行》等全都是五言体的。“两汉时的五言乐府新诗形式,它不仅奠定了中国古典诗歌五言诗的基础,甚至在二千多年的漫长时间里一直发挥着它的作用,它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10](P260)
而《古诗十九首》全都是五言,这是文人们受乐府诗的影响并向乐府诗学习的结果。把汉乐府民歌中的五言诗和汉末文人们的五言诗相对照,可以发现文人五言诗处处有着脱胎于乐府民歌的明显印迹。体制如前面所述,汉末文人五言诗就是直接导源于乐府歌辞五言体。只是文人们毕竟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诗经》、《楚辞》及其它文化遗产对他们的浸润不断,再加上他们是在民歌五言体走过漫长曲折的发展历程后日趋成熟时,才开始五言诗创作的,因而他们能从民歌中充分吸取经验,在民歌五言体的基础上加以改进,使得这种远胜此前诗歌史上其它形式的诗体更加焕发光彩,既有民歌的活泼与清新自然,又有文人诗特有的工致与精美。从而树立起五言诗的新典范——这就是《古诗十九首》在中国诗学史上的重要意义。
3.风格:明朗与含蓄
乐府诗大多采用第一人称,直抒胸臆,以引起读者的共鸣。由于这些民歌唱的是自己心中事,抒的是自己心中情,饱含着自己的血泪或洋溢着自己的欢乐,感情基调是明朗的。如《上邪》,炽烈的感情独白式的语言,一个敢爱的女子形象跃然纸上。其它如《满歌行》慨叹“伶仃荼毒,愁苦难为”,《西门行》感伤“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表达了生命短暂、世事无常的忧虑。这些都是直抒胸臆的典型。
《古诗十九首》却情思深沉,抒写蕴藉委婉。《孟冬寒气至》用了近一半的篇幅写孟冬季节的凛冽寒气,写寒空星星的清冷孤寂,写月亮圆缺给人们无情的暗示,目的都在表现女子深闺寂寞的生活、怀人念远的离思,情景的渲染烘托了诗歌的抒情效果,并使之具有委婉含蓄、余味无穷的意蕴。《凛凛岁云暮》则主要是在结构的曲折上表达婉转之情,写思妇的念夫,因思之切、爱之深而产生“锦衾遗洛浦”的怀疑,因思而不眠,终于“梦想见容辉”,由现实转入梦境。梦中的描写也是极尽曲折,既写迎娶时的欢欣,又写相聚之须臾,最后写寻梦之悲哀,曲折地表达了思妇的婉转不尽的情意。
4.语言:口语的直白与文人诗语的工致精炼
汉乐府民歌语言质朴直白,多用口语,清新自然,表现力强,富有生活气息。如《江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几句全无雕琢,但却生动地勾勒出一幅清新自然的画面。乐府民歌中的人物语言,更是富有生活气息和口语色彩,如《妇病行》、《陌上桑》中的人物语言。
《古诗十九首》语言洗炼,词彩自然生动。可以说这是学习乐府民歌,保持民歌语言朴素自然、平易流畅的特色的结果。但又含意深远,耐人寻味,又加之这些文人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比起民歌作者,他们在语言运用上有着得天独厚的地方。乐府歌辞之外,汉赋特有的华丽与挥洒,雅颂体的典雅与精致,都是他们语言的营养源。他们还可以吸收和运用前代典籍中许多词、成语、典故,把丰富的思想和情感内涵融入简约精炼的语言形式里。
通过以上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汉乐府民歌和《古诗十九首》风格上各放异彩、独具特色,但从中仍可发现它们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古诗十九首》中体式及风格上的特点,或多或少的是在不断学习乐府五言歌辞,吸取其精华的基础上发展提高而来。
汉乐府民歌和《古诗十九首》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诗歌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它们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他们留给后代子孙的宝贵的文化遗产。因此,我们有责任去发掘它的博大精深,去研究它的文学价值,以便加深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提高文化修养。
从内容上看,汉乐府民歌出于社会下层群众之口,题材范围很广泛。它“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班固《汉书·艺文志》),表达了人民自己的心声,道出了人民自己的爱和憎,广泛地反映了两汉人民的痛苦生活,像镜子一样照出了两汉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面貌。
《古诗十九首》大约产生在东汉末年桓灵时期。这一时期社会矛盾极为尖锐,下层人民深受水深火热的痛苦。在统治阶级内部,政治腐败黑暗,外戚宦官和地方豪强垄断政治,彼此又争斗不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中下层知识分子既无社会地位,又无政治前途,他们往往落魄江湖,背井离乡,辛苦辗转,走投无路,失意彷徨。《古诗十九首》就是这个危机四伏的时代生活的病态反映,它的题材范围比起汉乐府民歌来,就狭窄得多了。“它所反映的是处于动乱时代失意之士的羁旅愁怀而已” ,“在《十九首》里,表现这种羁旅愁怀的不是游子便是思妇之词,综括起来,有这两种不同题材的分别,但实质上是一个问题的两面。”[1](P18)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说:“《十九首》中所流露出的游子思妇的感伤,正是东汉末年封建统治阶级走向没落时期的反映。”[2](P214)当然这都是上世纪80年代以前文学研究界比较流行的观点。倪其心指出:“《十九首》的思想特点是封建下层文士从自身地位、利益、处境、遭遇出发充满感伤哀怨,抒写惆怅不满,迸发气愤不平。为了改善提高地位和待遇,他们不得不放弃家庭生活,奔走仕途,追求功名,谋取富贵,因而造成这一阶层游子思妇的普遍离愁别绪的丛生。”[3](P264)叶嘉莹认为:“《古诗十九首》之所以能引起千百年读者的共鸣,就在于它所写的三类感情:离别、失意、忧虑人生无常,是人类最基本的感情。”[4](P79)由此可见,汉乐府民歌多反映当时社会,选题范围广泛,而《古诗十九首》多关注人生,题材范围比较狭小。当然其中也不乏共同关注的话题:
1.都反映征夫(游子)、思妇的离别相思
汉乐府诗中有大量的游子诗、思妇诗,如《悲歌》:“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思念故乡,郁郁累累。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这首诗以朴素的语言表达沉痛的感情,真切地展示了人们生离死别颠沛流离的画面,这个家破人亡的游子,使我们联想到《十五从军征》中那个八十岁的复员老兵,可以想象,他的结局必然也是要加入流浪者的行列。游子思乡其实主要是思念着家中的妻子、亲人,而家中的亲人又何尝不在日夜思念着外出的游子,如《饮马长城窟行》写妇人对外出的丈夫日思夜想,竟成梦寐:“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傍,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展转不相见。”梦中固然甜蜜,但梦后更添一层相思。《古绝句》也写了一位闺中思妇对行役在外的丈夫的思念盼归之情,揭示了当时兵役给千家万户带来的家人离散之苦。
游子思妇的离别和相思是我国古典诗歌中常见的主题,到了《古诗十九首》,表现这种主题的作品更多,占了一半有余。其中既有游子之辞,也有思妇之辞,思妇之辞又占其中的多数。如《涉江采芙蓉》写了一位漂流异乡的失意者怀念妻子的愁苦之情。游子涉江采芙蓉,又入泽采兰草,“采芙蓉”以遗“远道”之人,可见游子对亲人感情之深。由于路途遥远,无法寄赠,惆怅感伤之情油然而生。“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直接写出了游子与新人“同心”却无法团聚的痛苦心情。又如《明月何皎皎》:“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从这些描写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孤独难耐、飘零无着,被强烈的乡愁苦苦折磨的游子形象。再如《行行重行行》这样写道:“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此诗抒情脉络清晰,层层加深,突出表现了丈夫出行之远,别离之久及妻子怀念之深。《冉冉孤生竹》写了一个新婚女子与丈夫久别的怨情,不仅抒情浓烈而且文意起伏跌宕,把女子的怨情表达得真挚而强烈。同为写思妇之怨的其他如《青青河畔草》以生机盎然的春景,艳如春花的容颜,来反衬相思女子的孤独凄凉;《迢迢牵牛星》借牛郎织女“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神话故事,来写人间男女相爱而不能相会的痛苦离情,写得委婉含蓄,生动感人。
2.都表现了追求人生的享乐和及时为乐的生活观
由于生活动荡不安、祸福难测,汉乐府很多诗歌在哀叹生命短促的同时,希望通过及时行乐的方法来解脱自己。如《西门行》在“今日不作乐,当待何时”的豪语之后,实际上却流露出内心无可消解的苦闷。“在人生短暂的压力下,及时行乐的宣言与其说是世俗生活的享乐,莫如说是急于把握生命的焦灼。”[5](P147)《古诗十九首》也同样如此,诗人热恋仕途追求富贵,抱怨同门友的不引荐,当这些文人不得不直面这短暂而虚幻的人生时,就迫切地为自己寻找慰藉和解脱之道,而其中之一就是及时行乐。“他们希望通过及时行乐来麻痹、充塞自己虚无的人生,希望以短暂的快乐来消释人生的悲凉”。[5](P226)《驱车上东门》:“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生年不满百》:“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这是来自下层文士们仕途幻灭后的真切的生存感受——对生命短暂的悲叹。
除了以上共同表现的内容外,乐府民歌中余下的多是揭露统治阶级,表达自己反抗情绪和歌颂爱情、抗议封建礼教封建婚姻的作品。
1.诉说生活艰难,抨击社会不公以及人民对统治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反抗。
汉代在大一统帝国强盛外表的背后,隐藏着很多社会矛盾。剥削阶级过的是锦衣玉食的生活,而“贫民常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班固《汉书·食货志》)。汉代民歌中的很多诗篇诉说了生活的艰难,对不公的社会现实表达了愤慨的情绪。其中《相逢行》通过童子对主人豪富的夸耀,就揭露了统治阶级奢侈淫佚的生活:“ 黄金为 君门, 白玉为 君堂。堂上置樽酒,作使邯郸倡。中庭生桂树,华灯何煌煌。兄弟两三人,中子为侍郎。五日一来归,道上自生光。黄金络马头,观者盈道傍。”这首诗把统治阶级用黄金作屋,狎妓饮酒,婢妾成群的腐化生活毫无忌讳地反映出来。另一首《平陵东》则通过官吏敲诈良民,使无辜百姓倾家荡产的描写,控诉了贪官污吏的恶行:“平陵东,松柏桐,不知何人劫义公。劫义公,在高堂下,交钱百万两走马。两走马,亦诚难,顾见追吏心中恻。心中恻,血出漉,归告我家卖黄犊。”统治阶级生活的越是奢华,劳动人民的生活就越痛苦;在他们的那种花天酒地的背面,隐藏着千千万万无衣无食的劳动人民的血泪。如《妇病行》中病重的妇人在临终前放不下亲儿的命运:“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儿饥且寒!”但是由于残酷的剥削,做父亲的最后还是违背了妻子的临终嘱托,狠心地抛弃了自己的孩子。著名的《孤儿行》就上演了一部封建制度下的家庭悲剧:一家父母死后,为了独占家财,兄嫂用对待奴隶的办法来虐待自己的亲弟弟。不是令其外出行贾,便是令其在家挑水、烧饭、看马、养蚕、种瓜,什么活都干。孤儿是“冬无复襦,夏无单衣”,在这样非人般的折磨下,孤儿喊出了“愿欲寄尺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这既是孤儿对兄嫂虐待的血泪控诉,也是广大人民对统治阶级残暴行为的谴责!
2.对爱情的歌颂及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的抗议。
在质朴、自然的乐府民歌中,有许多反映爱情婚姻的作品。《上邪》通过誓词表现了少女对幸福无所顾忌的追求:“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诗中列举了一系列不可能的事情,用它们来宣誓,表现了对爱情的坚贞专一。追求幸福美满的爱情是人的天性,可在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制度的束缚和钳制下,何谈美满的婚姻!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中,妇女们往往要面临被抛弃的命运。著名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中主人公刘兰芝和焦仲卿夫妻感情虽好,却敌不过代表封建权势的婆婆,刘兰芝被扫地出门,夫妻劳燕分飞,最后只能以死抗争。《上山采蘼芜》写的是一个被休弃的妇女与故夫相遇,询问新人情况的对话:“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流露出妇女对自己悲惨身世的幽怨和无奈之情。《有所思》一诗则抒写了爱情受挫前后的情感,女主人公先是为爱人精心准备礼物,出现变故之后,则将礼物“拉杂摧烧之”,还要“当风扬其灰”。前后两种态度的鲜明对比,形象地表达了爱之深与恨之切的强烈感情。《白头吟》通过一个被休弃的妇女的命运,表达了天下妇女的殷切期望:“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
而《古诗十九首》余下的则是大量反映中下层知识分子伤时失意,叹息人生短促,知音难遇,要求建功立业的作品。
(二)
从风格和创作特点上看,由于乐府诗采自民间,正如十五《国风》也采自民间一样,这些“街巷谣讴”便上承《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传统,形成“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特点。这一特点,“使汉乐府的题材、思想、艺术、形式都有一股活跃旺盛的生命力,形成了由《诗经》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的新源头。”[9](P37)
《古诗十九首》以文温以丽、意悲而远的风格,被誉为“一字千金”和“五言冠冕”。这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加上运用的是当时新兴的五言诗形式,使《古诗十九首》自《诗经》、《楚辞》以来,成为一种新经典。
可以说汉乐府民歌和《古诗十九首》风格迥异,各具风采,在中国诗歌史上都闪耀着夺目的光芒。
1.表现方法:叙事与抒情
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特点,使得诗歌具有叙事性与抒情性的双重特征,但“汉乐府民歌最大、最基本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在我国文学史上,汉乐府民歌标志着一个新的更趋成熟的发展阶段。”[2](P193)中国诗歌一开始,抒情诗就占绝对的优势。《诗经》中仅有少数几篇不成熟的叙事作品,楚辞也以抒情为主。直到汉乐府民歌的出现,虽不足以改变抒情诗占主流的局面,但已能够宣告叙事诗的正式成立。现存的汉乐府民歌,约有三分之一为叙事性的作品,这个比例不算低。与《诗经》、《楚辞》相比,汉乐府的叙事成分大大增加,具有一定的情节和场景。如《孤儿行》叙写孤儿遭受兄嫂虐待、辛苦劳役的经历,选取了“行贾”、“汲水”、“收瓜”几件事进行描述。《平陵东》、《孔雀东南飞》等都有完整的故事情节。有些诗则突出一定的场景或片段,如《妇病行》叙写病妇临终嘱托、丈夫孤苦无助两个画面;《东门行》截取平民男子欲铤而走险,妻子加以阻拦的片段;《上山采蘼芜》选取弃妇与前夫相遇的场景等等。在生动的情节中,人物形象也得到了鲜活、生动的表现。《孤儿行》中孤儿的委屈与苦楚,《东门行》中丈夫的惆怅与悲愤,《陌上桑》中罗敷的美丽勤劳、机智勇敢,都从字里行间表现了出来。
《古诗十九首》则都是抒情诗,它继承了《诗经》、《楚辞》的优良传统,从汉乐府民歌中汲取营养,以其精湛的艺术手法抒发了深挚的感情,并且增加了对人生短促的生命意识的悲叹。这一点几乎贯注在所有的作品中,或隐或显地得到体现。如《冉冉孤生竹》写的是新婚久别后的妻子对远方丈夫的刻骨相思,同时也隐含了对人生短促的生命意识的感伤,使得这首诗具有更深的内蕴,它启发读者不但要珍惜爱情,更要珍惜青春、珍惜朝气蓬勃的生命。
2.诗体:多样化与单一化
汉乐府诗的形式多变,自由灵活,具有一种飞动之势和流动之美。其句式完整的五言体已经很多,还有少量的四言体,但主要是杂言,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都有,呈参差错落、不拘一格之态,显辗转流动、奔逸飞动之势。如《有所思》:“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 闻 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 相思与 君绝!鸡鸣狗吠,兄嫂当知之。妃呼唏!秋风肃肃晨风思,东方须臾高知之。”其它如《孤儿行》、《乌生》等诗都是杂言体。乐府古辞的这种杂言体,是自由灵活的,爱怎么写就怎么写,一篇之中从一二字到十来字的都有。这主要是由于乐府民歌来自民间,保留着很多民间的口语。它形式上错落参差的美感和艺术上的灵活生动,逐渐被文坛上的文人所发现,而成为后世五言、七言古体诗赖以产生的土壤。汉乐府诗中七言体的诗并不多,但整齐的五言诗却不少,如《陌上桑》、《孔雀东南飞》、《梁甫吟》、《伤歌行》、《怨歌行》等全都是五言体的。“两汉时的五言乐府新诗形式,它不仅奠定了中国古典诗歌五言诗的基础,甚至在二千多年的漫长时间里一直发挥着它的作用,它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10](P260)
而《古诗十九首》全都是五言,这是文人们受乐府诗的影响并向乐府诗学习的结果。把汉乐府民歌中的五言诗和汉末文人们的五言诗相对照,可以发现文人五言诗处处有着脱胎于乐府民歌的明显印迹。体制如前面所述,汉末文人五言诗就是直接导源于乐府歌辞五言体。只是文人们毕竟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诗经》、《楚辞》及其它文化遗产对他们的浸润不断,再加上他们是在民歌五言体走过漫长曲折的发展历程后日趋成熟时,才开始五言诗创作的,因而他们能从民歌中充分吸取经验,在民歌五言体的基础上加以改进,使得这种远胜此前诗歌史上其它形式的诗体更加焕发光彩,既有民歌的活泼与清新自然,又有文人诗特有的工致与精美。从而树立起五言诗的新典范——这就是《古诗十九首》在中国诗学史上的重要意义。
3.风格:明朗与含蓄
乐府诗大多采用第一人称,直抒胸臆,以引起读者的共鸣。由于这些民歌唱的是自己心中事,抒的是自己心中情,饱含着自己的血泪或洋溢着自己的欢乐,感情基调是明朗的。如《上邪》,炽烈的感情独白式的语言,一个敢爱的女子形象跃然纸上。其它如《满歌行》慨叹“伶仃荼毒,愁苦难为”,《西门行》感伤“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表达了生命短暂、世事无常的忧虑。这些都是直抒胸臆的典型。
《古诗十九首》却情思深沉,抒写蕴藉委婉。《孟冬寒气至》用了近一半的篇幅写孟冬季节的凛冽寒气,写寒空星星的清冷孤寂,写月亮圆缺给人们无情的暗示,目的都在表现女子深闺寂寞的生活、怀人念远的离思,情景的渲染烘托了诗歌的抒情效果,并使之具有委婉含蓄、余味无穷的意蕴。《凛凛岁云暮》则主要是在结构的曲折上表达婉转之情,写思妇的念夫,因思之切、爱之深而产生“锦衾遗洛浦”的怀疑,因思而不眠,终于“梦想见容辉”,由现实转入梦境。梦中的描写也是极尽曲折,既写迎娶时的欢欣,又写相聚之须臾,最后写寻梦之悲哀,曲折地表达了思妇的婉转不尽的情意。
4.语言:口语的直白与文人诗语的工致精炼
汉乐府民歌语言质朴直白,多用口语,清新自然,表现力强,富有生活气息。如《江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几句全无雕琢,但却生动地勾勒出一幅清新自然的画面。乐府民歌中的人物语言,更是富有生活气息和口语色彩,如《妇病行》、《陌上桑》中的人物语言。
《古诗十九首》语言洗炼,词彩自然生动。可以说这是学习乐府民歌,保持民歌语言朴素自然、平易流畅的特色的结果。但又含意深远,耐人寻味,又加之这些文人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比起民歌作者,他们在语言运用上有着得天独厚的地方。乐府歌辞之外,汉赋特有的华丽与挥洒,雅颂体的典雅与精致,都是他们语言的营养源。他们还可以吸收和运用前代典籍中许多词、成语、典故,把丰富的思想和情感内涵融入简约精炼的语言形式里。
通过以上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汉乐府民歌和《古诗十九首》风格上各放异彩、独具特色,但从中仍可发现它们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古诗十九首》中体式及风格上的特点,或多或少的是在不断学习乐府五言歌辞,吸取其精华的基础上发展提高而来。
汉乐府民歌和《古诗十九首》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诗歌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它们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他们留给后代子孙的宝贵的文化遗产。因此,我们有责任去发掘它的博大精深,去研究它的文学价值,以便加深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提高文化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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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7-03-31
内容:汉乐府民歌和《古诗十九首》都反映征夫(游子)、思妇的离别相思,都表现追求人生享乐、及时行乐的生活观;但汉乐府民歌多反映社会面貌,《古诗十九首》多关注人生,题材范围宽窄不同。艺术:汉乐府民歌与《古诗十九首》的表现方法、诗体、风格、语言等各具特色。
从内容上看,汉乐府民歌出于社会下层群众之口,题材范围很广泛。它“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班固《汉书·艺文志》),表达了人民自己的心声,道出了人民自己的爱和憎,广泛地反映了两汉人民的痛苦生活,像镜子一样照出了两汉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面貌。
《古诗十九首》大约产生在东汉末年桓灵时期。这一时期社会矛盾极为尖锐,下层人民深受水深火热的痛苦。在统治阶级内部,政治腐败黑暗,外戚宦官和地方豪强垄断政治,彼此又争斗不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中下层知识分子既无社会地位,又无政治前途,他们往往落魄江湖,背井离乡,辛苦辗转,走投无路,失意彷徨。《古诗十九首》就是这个危机四伏的时代生活的病态反映,它的题材范围比起汉乐府民歌来,就狭窄得多了。“它所反映的是处于动乱时代失意之士的羁旅愁怀而已” ,“在《十九首》里,表现这种羁旅愁怀的不是游子便是思妇之词,综括起来,有这两种不同题材的分别,但实质上是一个问题的两面。”[1](P18)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说:“《十九首》中所流露出的游子思妇的感伤,正是东汉末年封建统治阶级走向没落时期的反映。”[2](P214)当然这都是上世纪80年代以前文学研究界比较流行的观点。倪其心指出:“《十九首》的思想特点是封建下层文士从自身地位、利益、处境、遭遇出发充满感伤哀怨,抒写惆怅不满,迸发气愤不平。为了改善提高地位和待遇,他们不得不放弃家庭生活,奔走仕途,追求功名,谋取富贵,因而造成这一阶层游子思妇的普遍离愁别绪的丛生。”[3](P264)叶嘉莹认为:“《古诗十九首》之所以能引起千百年读者的共鸣,就在于它所写的三类感情:离别、失意、忧虑人生无常,是人类最基本的感情。”[4](P79)由此可见,汉乐府民歌多反映当时社会,选题范围广泛,而《古诗十九首》多关注人生,题材范围比较狭小。当然其中也不乏共同关注的话题:
1.都反映征夫(游子)、思妇的离别相思
汉乐府诗中有大量的游子诗、思妇诗,如《悲歌》:“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思念故乡,郁郁累累。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这首诗以朴素的语言表达沉痛的感情,真切地展示了人们生离死别颠沛流离的画面,这个家破人亡的游子,使我们联想到《十五从军征》中那个八十岁的复员老兵,可以想象,他的结局必然也是要加入流浪者的行列。游子思乡其实主要是思念着家中的妻子、亲人,而家中的亲人又何尝不在日夜思念着外出的游子,如《饮马长城窟行》写妇人对外出的丈夫日思夜想,竟成梦寐:“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傍,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展转不相见。”梦中固然甜蜜,但梦后更添一层相思。《古绝句》也写了一位闺中思妇对行役在外的丈夫的思念盼归之情,揭示了当时兵役给千家万户带来的家人离散之苦。
游子思妇的离别和相思是我国古典诗歌中常见的主题,到了《古诗十九首》,表现这种主题的作品更多,占了一半有余。其中既有游子之辞,也有思妇之辞,思妇之辞又占其中的多数。如《涉江采芙蓉》写了一位漂流异乡的失意者怀念妻子的愁苦之情。游子涉江采芙蓉,又入泽采兰草,“采芙蓉”以遗“远道”之人,可见游子对亲人感情之深。由于路途遥远,无法寄赠,惆怅感伤之情油然而生。“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直接写出了游子与新人“同心”却无法团聚的痛苦心情。又如《明月何皎皎》:“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从这些描写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孤独难耐、飘零无着,被强烈的乡愁苦苦折磨的游子形象。再如《行行重行行》这样写道:“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此诗抒情脉络清晰,层层加深,突出表现了丈夫出行之远,别离之久及妻子怀念之深。《冉冉孤生竹》写了一个新婚女子与丈夫久别的怨情,不仅抒情浓烈而且文意起伏跌宕,把女子的怨情表达得真挚而强烈。同为写思妇之怨的其他如《青青河畔草》以生机盎然的春景,艳如春花的容颜,来反衬相思女子的孤独凄凉;《迢迢牵牛星》借牛郎织女“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神话故事,来写人间男女相爱而不能相会的痛苦离情,写得委婉含蓄,生动感人。
2.都表现了追求人生的享乐和及时为乐的生活观
由于生活动荡不安、祸福难测,汉乐府很多诗歌在哀叹生命短促的同时,希望通过及时行乐的方法来解脱自己。如《西门行》在“今日不作乐,当待何时”的豪语之后,实际上却流露出内心无可消解的苦闷。“在人生短暂的压力下,及时行乐的宣言与其说是世俗生活的享乐,莫如说是急于把握生命的焦灼。”[5](P147)《古诗十九首》也同样如此,诗人热恋仕途追求富贵,抱怨同门友的不引荐,当这些文人不得不直面这短暂而虚幻的人生时,就迫切地为自己寻找慰藉和解脱之道,而其中之一就是及时行乐。“他们希望通过及时行乐来麻痹、充塞自己虚无的人生,希望以短暂的快乐来消释人生的悲凉”。[5](P226)《驱车上东门》:“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生年不满百》:“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这是来自下层文士们仕途幻灭后的真切的生存感受——对生命短暂的悲叹。
除了以上共同表现的内容外,乐府民歌中余下的多是揭露统治阶级,表达自己反抗情绪和歌颂爱情、抗议封建礼教封建婚姻的作品。
1.诉说生活艰难,抨击社会不公以及人民对统治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反抗。
汉代在大一统帝国强盛外表的背后,隐藏着很多社会矛盾。剥削阶级过的是锦衣玉食的生活,而“贫民常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班固《汉书·食货志》)。汉代民歌中的很多诗篇诉说了生活的艰难,对不公的社会现实表达了愤慨的情绪。其中《相逢行》通过童子对主人豪富的夸耀,就揭露了统治阶级奢侈淫佚的生活:“ 黄金为 君门, 白玉为 君堂。堂上置樽酒,作使邯郸倡。中庭生桂树,华灯何煌煌。兄弟两三人,中子为侍郎。五日一来归,道上自生光。黄金络马头,观者盈道傍。”这首诗把统治阶级用黄金作屋,狎妓饮酒,婢妾成群的腐化生活毫无忌讳地反映出来。另一首《平陵东》则通过官吏敲诈良民,使无辜百姓倾家荡产的描写,控诉了贪官污吏的恶行:“平陵东,松柏桐,不知何人劫义公。劫义公,在高堂下,交钱百万两走马。两走马,亦诚难,顾见追吏心中恻。心中恻,血出漉,归告我家卖黄犊。”统治阶级生活的越是奢华,劳动人民的生活就越痛苦;在他们的那种花天酒地的背面,隐藏着千千万万无衣无食的劳动人民的血泪。如《妇病行》中病重的妇人在临终前放不下亲儿的命运:“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儿饥且寒!”但是由于残酷的剥削,做父亲的最后还是违背了妻子的临终嘱托,狠心地抛弃了自己的孩子。著名的《孤儿行》就上演了一部封建制度下的家庭悲剧:一家父母死后,为了独占家财,兄嫂用对待奴隶的办法来虐待自己的亲弟弟。不是令其外出行贾,便是令其在家挑水、烧饭、看马、养蚕、种瓜,什么活都干。孤儿是“冬无复襦,夏无单衣”,在这样非人般的折磨下,孤儿喊出了“愿欲寄尺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这既是孤儿对兄嫂虐待的血泪控诉,也是广大人民对统治阶级残暴行为的谴责!
2.对爱情的歌颂及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的抗议。
在质朴、自然的乐府民歌中,有许多反映爱情婚姻的作品。《上邪》通过誓词表现了少女对幸福无所顾忌的追求:“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诗中列举了一系列不可能的事情,用它们来宣誓,表现了对爱情的坚贞专一。追求幸福美满的爱情是人的天性,可在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制度的束缚和钳制下,何谈美满的婚姻!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中,妇女们往往要面临被抛弃的命运。著名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中主人公刘兰芝和焦仲卿夫妻感情虽好,却敌不过代表封建权势的婆婆,刘兰芝被扫地出门,夫妻劳燕分飞,最后只能以死抗争。《上山采蘼芜》写的是一个被休弃的妇女与故夫相遇,询问新人情况的对话:“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流露出妇女对自己悲惨身世的幽怨和无奈之情。《有所思》一诗则抒写了爱情受挫前后的情感,女主人公先是为爱人精心准备礼物,出现变故之后,则将礼物“拉杂摧烧之”,还要“当风扬其灰”。前后两种态度的鲜明对比,形象地表达了爱之深与恨之切的强烈感情。《白头吟》通过一个被休弃的妇女的命运,表达了天下妇女的殷切期望:“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
而《古诗十九首》余下的则是大量反映中下层知识分子伤时失意,叹息人生短促,知音难遇,要求建功立业的作品。
(二)
从风格和创作特点上看,由于乐府诗采自民间,正如十五《国风》也采自民间一样,这些“街巷谣讴”便上承《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传统,形成“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特点。这一特点,“使汉乐府的题材、思想、艺术、形式都有一股活跃旺盛的生命力,形成了由《诗经》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的新源头。”[9](P37)
《古诗十九首》以文温以丽、意悲而远的风格,被誉为“一字千金”和“五言冠冕”。这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加上运用的是当时新兴的五言诗形式,使《古诗十九首》自《诗经》、《楚辞》以来,成为一种新经典。
可以说汉乐府民歌和《古诗十九首》风格迥异,各具风采,在中国诗歌史上都闪耀着夺目的光芒。
1.表现方法:叙事与抒情
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特点,使得诗歌具有叙事性与抒情性的双重特征,但“汉乐府民歌最大、最基本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在我国文学史上,汉乐府民歌标志着一个新的更趋成熟的发展阶段。”[2](P193)中国诗歌一开始,抒情诗就占绝对的优势。《诗经》中仅有少数几篇不成熟的叙事作品,楚辞也以抒情为主。直到汉乐府民歌的出现,虽不足以改变抒情诗占主流的局面,但已能够宣告叙事诗的正式成立。现存的汉乐府民歌,约有三分之一为叙事性的作品,这个比例不算低。与《诗经》、《楚辞》相比,汉乐府的叙事成分大大增加,具有一定的情节和场景。如《孤儿行》叙写孤儿遭受兄嫂虐待、辛苦劳役的经历,选取了“行贾”、“汲水”、“收瓜”几件事进行描述。《平陵东》、《孔雀东南飞》等都有完整的故事情节。有些诗则突出一定的场景或片段,如《妇病行》叙写病妇临终嘱托、丈夫孤苦无助两个画面;《东门行》截取平民男子欲铤而走险,妻子加以阻拦的片段;《上山采蘼芜》选取弃妇与前夫相遇的场景等等。在生动的情节中,人物形象也得到了鲜活、生动的表现。《孤儿行》中孤儿的委屈与苦楚,《东门行》中丈夫的惆怅与悲愤,《陌上桑》中罗敷的美丽勤劳、机智勇敢,都从字里行间表现了出来。
《古诗十九首》则都是抒情诗,它继承了《诗经》、《楚辞》的优良传统,从汉乐府民歌中汲取营养,以其精湛的艺术手法抒发了深挚的感情,并且增加了对人生短促的生命意识的悲叹。这一点几乎贯注在所有的作品中,或隐或显地得到体现。如《冉冉孤生竹》写的是新婚久别后的妻子对远方丈夫的刻骨相思,同时也隐含了对人生短促的生命意识的感伤,使得这首诗具有更深的内蕴,它启发读者不但要珍惜爱情,更要珍惜青春、珍惜朝气蓬勃的生命。
2.诗体:多样化与单一化
汉乐府诗的形式多变,自由灵活,具有一种飞动之势和流动之美。其句式完整的五言体已经很多,还有少量的四言体,但主要是杂言,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都有,呈参差错落、不拘一格之态,显辗转流动、奔逸飞动之势。如《有所思》:“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 闻 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 相思与 君绝!鸡鸣狗吠,兄嫂当知之。妃呼唏!秋风肃肃晨风思,东方须臾高知之。”其它如《孤儿行》、《乌生》等诗都是杂言体。乐府古辞的这种杂言体,是自由灵活的,爱怎么写就怎么写,一篇之中从一二字到十来字的都有。这主要是由于乐府民歌来自民间,保留着很多民间的口语。它形式上错落参差的美感和艺术上的灵活生动,逐渐被文坛上的文人所发现,而成为后世五言、七言古体诗赖以产生的土壤。汉乐府诗中七言体的诗并不多,但整齐的五言诗却不少,如《陌上桑》、《孔雀东南飞》、《梁甫吟》、《伤歌行》、《怨歌行》等全都是五言体的。“两汉时的五言乐府新诗形式,它不仅奠定了中国古典诗歌五言诗的基础,甚至在二千多年的漫长时间里一直发挥着它的作用,它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10](P260)
而《古诗十九首》全都是五言,这是文人们受乐府诗的影响并向乐府诗学习的结果。把汉乐府民歌中的五言诗和汉末文人们的五言诗相对照,可以发现文人五言诗处处有着脱胎于乐府民歌的明显印迹。体制如前面所述,汉末文人五言诗就是直接导源于乐府歌辞五言体。只是文人们毕竟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诗经》、《楚辞》及其它文化遗产对他们的浸润不断,再加上他们是在民歌五言体走过漫长曲折的发展历程后日趋成熟时,才开始五言诗创作的,因而他们能从民歌中充分吸取经验,在民歌五言体的基础上加以改进,使得这种远胜此前诗歌史上其它形式的诗体更加焕发光彩,既有民歌的活泼与清新自然,又有文人诗特有的工致与精美。从而树立起五言诗的新典范——这就是《古诗十九首》在中国诗学史上的重要意义。
3.风格:明朗与含蓄
乐府诗大多采用第一人称,直抒胸臆,以引起读者的共鸣。由于这些民歌唱的是自己心中事,抒的是自己心中情,饱含着自己的血泪或洋溢着自己的欢乐,感情基调是明朗的。如《上邪》,炽烈的感情独白式的语言,一个敢爱的女子形象跃然纸上。其它如《满歌行》慨叹“伶仃荼毒,愁苦难为”,《西门行》感伤“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表达了生命短暂、世事无常的忧虑。这些都是直抒胸臆的典型。
《古诗十九首》却情思深沉,抒写蕴藉委婉。《孟冬寒气至》用了近一半的篇幅写孟冬季节的凛冽寒气,写寒空星星的清冷孤寂,写月亮圆缺给人们无情的暗示,目的都在表现女子深闺寂寞的生活、怀人念远的离思,情景的渲染烘托了诗歌的抒情效果,并使之具有委婉含蓄、余味无穷的意蕴。《凛凛岁云暮》则主要是在结构的曲折上表达婉转之情,写思妇的念夫,因思之切、爱之深而产生“锦衾遗洛浦”的怀疑,因思而不眠,终于“梦想见容辉”,由现实转入梦境。梦中的描写也是极尽曲折,既写迎娶时的欢欣,又写相聚之须臾,最后写寻梦之悲哀,曲折地表达了思妇的婉转不尽的情意。
4.语言:口语的直白与文人诗语的工致精炼
汉乐府民歌语言质朴直白,多用口语,清新自然,表现力强,富有生活气息。如《江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几句全无雕琢,但却生动地勾勒出一幅清新自然的画面。乐府民歌中的人物语言,更是富有生活气息和口语色彩,如《妇病行》、《陌上桑》中的人物语言。
《古诗十九首》语言洗炼,词彩自然生动。可以说这是学习乐府民歌,保持民歌语言朴素自然、平易流畅的特色的结果。但又含意深远,耐人寻味,又加之这些文人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比起民歌作者,他们在语言运用上有着得天独厚的地方。乐府歌辞之外,汉赋特有的华丽与挥洒,雅颂体的典雅与精致,都是他们语言的营养源。他们还可以吸收和运用前代典籍中许多词、成语、典故,把丰富的思想和情感内涵融入简约精炼的语言形式里。
通过以上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汉乐府民歌和《古诗十九首》风格上各放异彩、独具特色,但从中仍可发现它们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古诗十九首》中体式及风格上的特点,或多或少的是在不断学习乐府五言歌辞,吸取其精华的基础上发展提高而来。
汉乐府民歌和《古诗十九首》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诗歌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它们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他们留给后代子孙的宝贵的文化遗产。因此,我们有责任去发掘它的博大精深,去研究它的文学价值,以便加深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提高文化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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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容上看,汉乐府民歌出于社会下层群众之口,题材范围很广泛。它“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班固《汉书·艺文志》),表达了人民自己的心声,道出了人民自己的爱和憎,广泛地反映了两汉人民的痛苦生活,像镜子一样照出了两汉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面貌。
《古诗十九首》大约产生在东汉末年桓灵时期。这一时期社会矛盾极为尖锐,下层人民深受水深火热的痛苦。在统治阶级内部,政治腐败黑暗,外戚宦官和地方豪强垄断政治,彼此又争斗不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中下层知识分子既无社会地位,又无政治前途,他们往往落魄江湖,背井离乡,辛苦辗转,走投无路,失意彷徨。《古诗十九首》就是这个危机四伏的时代生活的病态反映,它的题材范围比起汉乐府民歌来,就狭窄得多了。“它所反映的是处于动乱时代失意之士的羁旅愁怀而已” ,“在《十九首》里,表现这种羁旅愁怀的不是游子便是思妇之词,综括起来,有这两种不同题材的分别,但实质上是一个问题的两面。”[1](P18)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说:“《十九首》中所流露出的游子思妇的感伤,正是东汉末年封建统治阶级走向没落时期的反映。”[2](P214)当然这都是上世纪80年代以前文学研究界比较流行的观点。倪其心指出:“《十九首》的思想特点是封建下层文士从自身地位、利益、处境、遭遇出发充满感伤哀怨,抒写惆怅不满,迸发气愤不平。为了改善提高地位和待遇,他们不得不放弃家庭生活,奔走仕途,追求功名,谋取富贵,因而造成这一阶层游子思妇的普遍离愁别绪的丛生。”[3](P264)叶嘉莹认为:“《古诗十九首》之所以能引起千百年读者的共鸣,就在于它所写的三类感情:离别、失意、忧虑人生无常,是人类最基本的感情。”[4](P79)由此可见,汉乐府民歌多反映当时社会,选题范围广泛,而《古诗十九首》多关注人生,题材范围比较狭小。当然其中也不乏共同关注的话题:
1.都反映征夫(游子)、思妇的离别相思
汉乐府诗中有大量的游子诗、思妇诗,如《悲歌》:“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思念故乡,郁郁累累。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这首诗以朴素的语言表达沉痛的感情,真切地展示了人们生离死别颠沛流离的画面,这个家破人亡的游子,使我们联想到《十五从军征》中那个八十岁的复员老兵,可以想象,他的结局必然也是要加入流浪者的行列。游子思乡其实主要是思念着家中的妻子、亲人,而家中的亲人又何尝不在日夜思念着外出的游子,如《饮马长城窟行》写妇人对外出的丈夫日思夜想,竟成梦寐:“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傍,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展转不相见。”梦中固然甜蜜,但梦后更添一层相思。《古绝句》也写了一位闺中思妇对行役在外的丈夫的思念盼归之情,揭示了当时兵役给千家万户带来的家人离散之苦。
游子思妇的离别和相思是我国古典诗歌中常见的主题,到了《古诗十九首》,表现这种主题的作品更多,占了一半有余。其中既有游子之辞,也有思妇之辞,思妇之辞又占其中的多数。如《涉江采芙蓉》写了一位漂流异乡的失意者怀念妻子的愁苦之情。游子涉江采芙蓉,又入泽采兰草,“采芙蓉”以遗“远道”之人,可见游子对亲人感情之深。由于路途遥远,无法寄赠,惆怅感伤之情油然而生。“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直接写出了游子与新人“同心”却无法团聚的痛苦心情。又如《明月何皎皎》:“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从这些描写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孤独难耐、飘零无着,被强烈的乡愁苦苦折磨的游子形象。再如《行行重行行》这样写道:“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此诗抒情脉络清晰,层层加深,突出表现了丈夫出行之远,别离之久及妻子怀念之深。《冉冉孤生竹》写了一个新婚女子与丈夫久别的怨情,不仅抒情浓烈而且文意起伏跌宕,把女子的怨情表达得真挚而强烈。同为写思妇之怨的其他如《青青河畔草》以生机盎然的春景,艳如春花的容颜,来反衬相思女子的孤独凄凉;《迢迢牵牛星》借牛郎织女“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神话故事,来写人间男女相爱而不能相会的痛苦离情,写得委婉含蓄,生动感人。
2.都表现了追求人生的享乐和及时为乐的生活观
由于生活动荡不安、祸福难测,汉乐府很多诗歌在哀叹生命短促的同时,希望通过及时行乐的方法来解脱自己。如《西门行》在“今日不作乐,当待何时”的豪语之后,实际上却流露出内心无可消解的苦闷。“在人生短暂的压力下,及时行乐的宣言与其说是世俗生活的享乐,莫如说是急于把握生命的焦灼。”[5](P147)《古诗十九首》也同样如此,诗人热恋仕途追求富贵,抱怨同门友的不引荐,当这些文人不得不直面这短暂而虚幻的人生时,就迫切地为自己寻找慰藉和解脱之道,而其中之一就是及时行乐。“他们希望通过及时行乐来麻痹、充塞自己虚无的人生,希望以短暂的快乐来消释人生的悲凉”。[5](P226)《驱车上东门》:“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生年不满百》:“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这是来自下层文士们仕途幻灭后的真切的生存感受——对生命短暂的悲叹。
除了以上共同表现的内容外,乐府民歌中余下的多是揭露统治阶级,表达自己反抗情绪和歌颂爱情、抗议封建礼教封建婚姻的作品。
1.诉说生活艰难,抨击社会不公以及人民对统治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反抗。
汉代在大一统帝国强盛外表的背后,隐藏着很多社会矛盾。剥削阶级过的是锦衣玉食的生活,而“贫民常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班固《汉书·食货志》)。汉代民歌中的很多诗篇诉说了生活的艰难,对不公的社会现实表达了愤慨的情绪。其中《相逢行》通过童子对主人豪富的夸耀,就揭露了统治阶级奢侈淫佚的生活:“ 黄金为 君门, 白玉为 君堂。堂上置樽酒,作使邯郸倡。中庭生桂树,华灯何煌煌。兄弟两三人,中子为侍郎。五日一来归,道上自生光。黄金络马头,观者盈道傍。”这首诗把统治阶级用黄金作屋,狎妓饮酒,婢妾成群的腐化生活毫无忌讳地反映出来。另一首《平陵东》则通过官吏敲诈良民,使无辜百姓倾家荡产的描写,控诉了贪官污吏的恶行:“平陵东,松柏桐,不知何人劫义公。劫义公,在高堂下,交钱百万两走马。两走马,亦诚难,顾见追吏心中恻。心中恻,血出漉,归告我家卖黄犊。”统治阶级生活的越是奢华,劳动人民的生活就越痛苦;在他们的那种花天酒地的背面,隐藏着千千万万无衣无食的劳动人民的血泪。如《妇病行》中病重的妇人在临终前放不下亲儿的命运:“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儿饥且寒!”但是由于残酷的剥削,做父亲的最后还是违背了妻子的临终嘱托,狠心地抛弃了自己的孩子。著名的《孤儿行》就上演了一部封建制度下的家庭悲剧:一家父母死后,为了独占家财,兄嫂用对待奴隶的办法来虐待自己的亲弟弟。不是令其外出行贾,便是令其在家挑水、烧饭、看马、养蚕、种瓜,什么活都干。孤儿是“冬无复襦,夏无单衣”,在这样非人般的折磨下,孤儿喊出了“愿欲寄尺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这既是孤儿对兄嫂虐待的血泪控诉,也是广大人民对统治阶级残暴行为的谴责!
2.对爱情的歌颂及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的抗议。
在质朴、自然的乐府民歌中,有许多反映爱情婚姻的作品。《上邪》通过誓词表现了少女对幸福无所顾忌的追求:“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诗中列举了一系列不可能的事情,用它们来宣誓,表现了对爱情的坚贞专一。追求幸福美满的爱情是人的天性,可在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制度的束缚和钳制下,何谈美满的婚姻!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中,妇女们往往要面临被抛弃的命运。著名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中主人公刘兰芝和焦仲卿夫妻感情虽好,却敌不过代表封建权势的婆婆,刘兰芝被扫地出门,夫妻劳燕分飞,最后只能以死抗争。《上山采蘼芜》写的是一个被休弃的妇女与故夫相遇,询问新人情况的对话:“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流露出妇女对自己悲惨身世的幽怨和无奈之情。《有所思》一诗则抒写了爱情受挫前后的情感,女主人公先是为爱人精心准备礼物,出现变故之后,则将礼物“拉杂摧烧之”,还要“当风扬其灰”。前后两种态度的鲜明对比,形象地表达了爱之深与恨之切的强烈感情。《白头吟》通过一个被休弃的妇女的命运,表达了天下妇女的殷切期望:“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
而《古诗十九首》余下的则是大量反映中下层知识分子伤时失意,叹息人生短促,知音难遇,要求建功立业的作品。
(二)
从风格和创作特点上看,由于乐府诗采自民间,正如十五《国风》也采自民间一样,这些“街巷谣讴”便上承《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传统,形成“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特点。这一特点,“使汉乐府的题材、思想、艺术、形式都有一股活跃旺盛的生命力,形成了由《诗经》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的新源头。”[9](P37)
《古诗十九首》以文温以丽、意悲而远的风格,被誉为“一字千金”和“五言冠冕”。这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加上运用的是当时新兴的五言诗形式,使《古诗十九首》自《诗经》、《楚辞》以来,成为一种新经典。
可以说汉乐府民歌和《古诗十九首》风格迥异,各具风采,在中国诗歌史上都闪耀着夺目的光芒。
1.表现方法:叙事与抒情
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特点,使得诗歌具有叙事性与抒情性的双重特征,但“汉乐府民歌最大、最基本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在我国文学史上,汉乐府民歌标志着一个新的更趋成熟的发展阶段。”[2](P193)中国诗歌一开始,抒情诗就占绝对的优势。《诗经》中仅有少数几篇不成熟的叙事作品,楚辞也以抒情为主。直到汉乐府民歌的出现,虽不足以改变抒情诗占主流的局面,但已能够宣告叙事诗的正式成立。现存的汉乐府民歌,约有三分之一为叙事性的作品,这个比例不算低。与《诗经》、《楚辞》相比,汉乐府的叙事成分大大增加,具有一定的情节和场景。如《孤儿行》叙写孤儿遭受兄嫂虐待、辛苦劳役的经历,选取了“行贾”、“汲水”、“收瓜”几件事进行描述。《平陵东》、《孔雀东南飞》等都有完整的故事情节。有些诗则突出一定的场景或片段,如《妇病行》叙写病妇临终嘱托、丈夫孤苦无助两个画面;《东门行》截取平民男子欲铤而走险,妻子加以阻拦的片段;《上山采蘼芜》选取弃妇与前夫相遇的场景等等。在生动的情节中,人物形象也得到了鲜活、生动的表现。《孤儿行》中孤儿的委屈与苦楚,《东门行》中丈夫的惆怅与悲愤,《陌上桑》中罗敷的美丽勤劳、机智勇敢,都从字里行间表现了出来。
《古诗十九首》则都是抒情诗,它继承了《诗经》、《楚辞》的优良传统,从汉乐府民歌中汲取营养,以其精湛的艺术手法抒发了深挚的感情,并且增加了对人生短促的生命意识的悲叹。这一点几乎贯注在所有的作品中,或隐或显地得到体现。如《冉冉孤生竹》写的是新婚久别后的妻子对远方丈夫的刻骨相思,同时也隐含了对人生短促的生命意识的感伤,使得这首诗具有更深的内蕴,它启发读者不但要珍惜爱情,更要珍惜青春、珍惜朝气蓬勃的生命。
2.诗体:多样化与单一化
汉乐府诗的形式多变,自由灵活,具有一种飞动之势和流动之美。其句式完整的五言体已经很多,还有少量的四言体,但主要是杂言,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都有,呈参差错落、不拘一格之态,显辗转流动、奔逸飞动之势。如《有所思》:“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 闻 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 相思与 君绝!鸡鸣狗吠,兄嫂当知之。妃呼唏!秋风肃肃晨风思,东方须臾高知之。”其它如《孤儿行》、《乌生》等诗都是杂言体。乐府古辞的这种杂言体,是自由灵活的,爱怎么写就怎么写,一篇之中从一二字到十来字的都有。这主要是由于乐府民歌来自民间,保留着很多民间的口语。它形式上错落参差的美感和艺术上的灵活生动,逐渐被文坛上的文人所发现,而成为后世五言、七言古体诗赖以产生的土壤。汉乐府诗中七言体的诗并不多,但整齐的五言诗却不少,如《陌上桑》、《孔雀东南飞》、《梁甫吟》、《伤歌行》、《怨歌行》等全都是五言体的。“两汉时的五言乐府新诗形式,它不仅奠定了中国古典诗歌五言诗的基础,甚至在二千多年的漫长时间里一直发挥着它的作用,它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10](P260)
而《古诗十九首》全都是五言,这是文人们受乐府诗的影响并向乐府诗学习的结果。把汉乐府民歌中的五言诗和汉末文人们的五言诗相对照,可以发现文人五言诗处处有着脱胎于乐府民歌的明显印迹。体制如前面所述,汉末文人五言诗就是直接导源于乐府歌辞五言体。只是文人们毕竟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诗经》、《楚辞》及其它文化遗产对他们的浸润不断,再加上他们是在民歌五言体走过漫长曲折的发展历程后日趋成熟时,才开始五言诗创作的,因而他们能从民歌中充分吸取经验,在民歌五言体的基础上加以改进,使得这种远胜此前诗歌史上其它形式的诗体更加焕发光彩,既有民歌的活泼与清新自然,又有文人诗特有的工致与精美。从而树立起五言诗的新典范——这就是《古诗十九首》在中国诗学史上的重要意义。
3.风格:明朗与含蓄
乐府诗大多采用第一人称,直抒胸臆,以引起读者的共鸣。由于这些民歌唱的是自己心中事,抒的是自己心中情,饱含着自己的血泪或洋溢着自己的欢乐,感情基调是明朗的。如《上邪》,炽烈的感情独白式的语言,一个敢爱的女子形象跃然纸上。其它如《满歌行》慨叹“伶仃荼毒,愁苦难为”,《西门行》感伤“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表达了生命短暂、世事无常的忧虑。这些都是直抒胸臆的典型。
《古诗十九首》却情思深沉,抒写蕴藉委婉。《孟冬寒气至》用了近一半的篇幅写孟冬季节的凛冽寒气,写寒空星星的清冷孤寂,写月亮圆缺给人们无情的暗示,目的都在表现女子深闺寂寞的生活、怀人念远的离思,情景的渲染烘托了诗歌的抒情效果,并使之具有委婉含蓄、余味无穷的意蕴。《凛凛岁云暮》则主要是在结构的曲折上表达婉转之情,写思妇的念夫,因思之切、爱之深而产生“锦衾遗洛浦”的怀疑,因思而不眠,终于“梦想见容辉”,由现实转入梦境。梦中的描写也是极尽曲折,既写迎娶时的欢欣,又写相聚之须臾,最后写寻梦之悲哀,曲折地表达了思妇的婉转不尽的情意。
4.语言:口语的直白与文人诗语的工致精炼
汉乐府民歌语言质朴直白,多用口语,清新自然,表现力强,富有生活气息。如《江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几句全无雕琢,但却生动地勾勒出一幅清新自然的画面。乐府民歌中的人物语言,更是富有生活气息和口语色彩,如《妇病行》、《陌上桑》中的人物语言。
《古诗十九首》语言洗炼,词彩自然生动。可以说这是学习乐府民歌,保持民歌语言朴素自然、平易流畅的特色的结果。但又含意深远,耐人寻味,又加之这些文人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比起民歌作者,他们在语言运用上有着得天独厚的地方。乐府歌辞之外,汉赋特有的华丽与挥洒,雅颂体的典雅与精致,都是他们语言的营养源。他们还可以吸收和运用前代典籍中许多词、成语、典故,把丰富的思想和情感内涵融入简约精炼的语言形式里。
通过以上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汉乐府民歌和《古诗十九首》风格上各放异彩、独具特色,但从中仍可发现它们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古诗十九首》中体式及风格上的特点,或多或少的是在不断学习乐府五言歌辞,吸取其精华的基础上发展提高而来。
汉乐府民歌和《古诗十九首》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诗歌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它们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他们留给后代子孙的宝贵的文化遗产。因此,我们有责任去发掘它的博大精深,去研究它的文学价值,以便加深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提高文化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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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个回答 2007-03-31
汉乐府
汉乐府就是指汉时乐府官署所采制的诗歌。汉乐府掌管的诗歌一部分是供执政者祭祀祖先神明使用的效庙歌辞,其性质与《诗经》中“颂”相同;另一部分则是采集民间流传的无主名的俗乐,世称之为乐府民歌。据《汉书。艺文志》载,“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可见这部分作品乃是汉乐府之精华。宋人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100卷,分12类(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歌辞,横吹歌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氏曲辞,杂歌谣辞,新乐府辞)著录,是收罗汉迄五代乐府最为完备的一部诗集。《乐府诗集》现存汉乐府民歌40余篇,多为东汉时期作品,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与人民生活,用犀利的言辞表现爱恨情感,较为倾向现实主义风格。
汉乐府是继《诗经》之后,古代民歌的又一次大汇集,不同《诗经》的浪漫主义手法,它开诗歌现实主义新风。汉乐府民歌中女性题材作品占重要位置,它用通俗的语言构造贴近生活的作品,由杂言渐趋向五言,采用斜事写法,刻画人物细致入微,创造人物性格鲜明,故事情节较为完整,而且能突出思想内涵着重描绘典型细节,开拓斜事诗发展成熟的新阶段,是中国诗史五言诗体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古诗
古诗词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枝奇葩,是祖国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古
诗词中蕴藏着大量的物理知识,在物理概念教学中有机的插入古诗词有时会
起到画龙点睛、锦上添花的作用.
一 利用古诗词创设物理情境、导入物理概念
利用古诗词创设物理情境,可使学生兴趣盎然.教师再因势利导引入物理概念,这样可谓是水到渠成。
例如,讲授分子运动论的概念时,可引用王安石的《梅花》: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知雪,为有暗香来.
在问学生为什么会有“暗香来”后,学生会引起浓厚的兴趣,稍作讨论
后可顺水推舟引入分子动理论.
再如,讲授相对运动、参照物的知识前可引用宋代诗人陈与义的《襄邑
道中》:
飞花两岸照晚虹,百里榆堤半日风.
卧看满天云不动,不知云与我俱东.
后两句可用相对运动的知识来解释,因为船与云运动速度相同,以船为
参照物,云是静止的,在此基础上又可以李白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
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层楼.”为例,要学生指出白日依山尽的参照物,黄河入海流的参照物。 一些古诗词通俗易懂,读来朗朗上口,脍炙人口、生动形象而有趣,通过古诗词引入物理概念,可引起学生的浓厚兴趣,学生听得津津有味、回味无穷,课堂气氛活跃,有事半功倍的功效.
二利用古诗词帮助理解记忆概念
物理概念繁多且表述严密,有相当多的概念不太好理解,学生因对物理
概念理解困难故而对物理望而生畏.若借助于对相关古诗词的分析,可使
学生针对具体问题中的概念,在理解古诗词的基础上逐渐接受和理解物理概念。
例如,分析力能使物体的运动状态发生改变或使物体发生形变时,可引
用刘邦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以及《敕勒歌》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以及《秋歌》“秋风入窗里,罗帐起飘扬.”这些古诗词词义浅显,学生易理解,理解了古诗词含义的同时亦即理解了相应的物理概念.
再如讲授平面镜成象特点时引入高骈的《山亭夏日》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也可引入朱熹的《观书有感》: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这样可加深对平面镜成象特点的理解,同时也是对平面镜成象特点在自
然界中存在的涉及,可拓宽学生视野,扩大学生的知识面。
又如,理解物体间的相互作用和力的分解现象时,分析风筝为什么能浮
在空中的原因,可将清代吴有水的《风筝》介绍给学生.
只凭风力健,不假羽毛丰.红线凌空去,青云有路通.
同时进行受力分析,讲清其道理,效果很好.而在讲授光的直线传播、
影子的形成时,用苏轼的《花影》有助于学生的理解.
重重迭迭上遥台,几度呼童扫不开.
刚被太阳收拾去,又教明月送将来.
三 利用古诗词深化和应用物理概念
学牛对物理概念的掌握不是靠死记硬背,不是靠生吞活剥,而是靠深刻
理解,靠有机吸收。如学生学习了光的反射后,对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
是地上霜.”就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再如引入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
可使学生在文学欣赏中对参照物、光的反射、力的作用效果等概念得到
深化和升华。
再如,李白的《望庐山瀑布》: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气势磅礴的瀑布化作熠熠生辉的银河落下神州,如果没有一定的光学知
识,就不会有对诗中意境的深刻领悟,反过来,在欣赏和领会诗中意境的同
时也是光学知识、力的作用效果知识,能的转化知识在认识上的又一次飞跃。
再如,学习物理后,同学们知道了一些时空概念,再重温李白的《朝发
自帝城》: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这首诗说的是作者和船在空间运动,西辞自帝城,东抵江陵府,乘船顺
流而下,在阵阵猿鸣声中,身处轻舟,但见群山万壑,千姿百态,迎面扑来。
好一幅人舟共融于大自然的山水画,岂不令人心驰神往。在这幅画中,我们
可以领悟时空概念,相对运动概念、声的概念、力的概念.诗仙未曾想到会
给后人留下一部绝妙的物理教科书.
四 利用古诗词进行素质化教学
物理概念的教学过程要有利于培养学生获取物理学习方法,有利于培养
学生的学习能力,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古诗词在这些方面可起到一定的作用.
例如学习物态变化时可利用郑板桥的《江晴》
雾里山疑失,雷鸣雨未休.夕阳开一半,吐出望江楼.
可先要求学生归纳诗中出现的一些物态变化,再要求学生比较区分它们的异同。再如张继的《枫桥夜泊》:
月落鸟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当学生学习了凝华概念后,对凝华现象及其形成原因有了一个初步了解
后,可要求学生用批判的态度去欣赏鉴别,并说明文学毕竟不是科学,它可
使用想象和夸张的手法,这对强化物理概念,提高教学效果是大有益处的。
再如,学习了机械运动知识后,可引入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
陵》: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后两句的意思是,那一片孤帆渐去渐远,慢慢地在蓝空中消逝,只见那
滔滔长江水滚滚而下,汹涌膨湃,向天际奔流。要真正读懂这首诗,必须有
一定的综合知识,其中“碧空尽”怎样理解? 这可以用视角变小、地球是圆
形的知识来解释,“天际流”涉及到的知识是:长江流域的地理地貌特征是东低西高,重力的作用效果,以及能的转化,该诗实际上是一道融力学、光学为一体的综合题,同时又是一道多学科交叉综合试题。学习鉴赏这首诗既培养了学生的文学素养,又促进了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又如,引用陆游的“城市尚余三伏热,秋光先到野人家.”在解释其诗的含义后,可让学生讨论为什么城市的现代化程度、工业化程度越高,城市与郊区的温度差越大? 要求学生从学过的知识入手,分析归纳出现象存在的原因,和改变此现象的措施。学生经过讨论和思考后是可以从比热、对流,蒸发吸热、机器放热等方面得到答案的。
可以说,祖国的文化遗产博大精深,古诗词中的物理知识也多涉及力、
热、光、声、磁等物理知识,在物理教学过程中善于充分利用古诗同,挖掘其中的物理知识,对物理概念的教学大有裨益.对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不失为一条很好的途径。文字经典之所以是经典,就是因为它是永恒的。《诗经》正是汉语中一部永恒的作品。�
这些诗篇的原型作品,产生于至少距今2500—3000年。这个年代数字令人眩目。但是这些诗篇中所表达的意境、感情、感受、意识却极具现代性。在将其用现代语言进行重新诠释后,我惊讶地发现,它们仿佛仍是今天的作品。如“召南”卷中的“野有死麕”:
田野上有一头死去的獐鹿
它身上裹着白茅
有一个少女春情幽动
美健少男忙去引诱
——树林中有小树婆娑
——田野中有死去的獐鹿
虽然白茅缠束
那少女美白如玉
舒松地脱去外衣
不要弄破我的内裙
不要招惹那长毛狗乱叫呀……
诗中描写一个青年猎人与一个少女的郊野幽会和野合。寥寥几十个字,用一种含蓄的象征笔法,将心情与情境描写得淋漓尽致。而这种自由的、以感受为至上的性爱抒情,谁能相信它是出自宗法主义(或说为奴隶制)的古典西周时代呢?《诗经》中诗的表现形式,有写实主义,有象征主义,*有结构主义,也有印象主义;其多样性,使得现代人的多数诗篇为之失色。
*前人论诗之所谓“兴”,其实就是象征。以一物喻一物,形态有所相似,谓之“比”,或“比喻”。如某人形瘦,谓其“象一根竹竿”,这是比喻。以一物喻一物,形态毫无相似而存在意谓的联系,即“兴”或“象征”。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喻离别之相思,这种相思在形态上与杨柳并无任何相似关系,但以其飘摇之态喻已之情思,仅存在赋予和设定意义的联系,这就是象征。《诗经》中多用象征之描写。可以说,象征主义是起源于《诗经》的。
而对这些诗篇的重新解读,会使我们意识到,对远古中国的文化与文明需要有一种新的解读和再认识。
2
我在本书中的译解,在内容、涵义、语义和语境上,力求对原文作出较准确的对译。本书各篇,上部是使用现代语言作出诠释的译文,下部是原文以及学术性的考证与注释。读者阅读时可一一加以对照。
但实际上,严格地讲,诗是无法翻译和诠释的。例如“东山”一诗,描写一个战士在久历沙场后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原作仅用了十六个字描写当时的气氛:
我徂东山
慆慆不归
我来自东
零雨其蒙
我将其译成:
我出征至东山
迟迟不能归来
当我归来于东方
天上细雨迷茫
我已无法将其更加简化,字数比原文多了几乎一倍。但是原诗中的一个“徂”字,包涵着到达、阻滞、滞留的多层涵义。这个字在现代汉语中几乎找不到第二个可以替代之而同时兼容这样一种复杂语义结构的替代词。
例如“零雨”二字,包涵着:冷雨,碎雨,细雨、雾雨的多种涵义。“蒙蒙”二字包涵着“雾气”、“水气”、“雨雾交集”的复杂意象。
在这种复杂意象之后所呈示的,是一个远征回乡的战士,在故乡土地上所嗅到的包括泥土气、雨湿气甚至青草气和粪土气在内的全部故乡气息,以及由此而唤起的全部情思——包涵了忧思、喜悦、哀愁、悲凉相混杂的层层情绪,心理和意象。所有这些,是任何现代译者无论如何也无法以同位的现代语形式全面转达出来的。的确,好诗无法翻译。
就这一意义说,我这本书只能是对《诗经》这部伟大经典一种主观的现代诠释。我解译和诠释的目的只能是为读者提供一道桥梁,或希望提供一种正确的向导而非误导——之所以如是说,是因为就我已读过的多种现代译本来说,那种极其勇敢而浅妄的误导实在是太多了。
我希望尚未深通于古典汉语的读者能通过这一道桥梁走向《诗经》的本文和本体,从而重新走近我们民族伟大的先祖,走近我们先祖所缔造的远古华夏文明。
正是由这些诗篇中,可以使现代人重新发现和体味,当2500—3000年前,即“周礼”和《诗经》那个时代的华夏民族,曾经有过多么活泼、多么清新、多么浪漫,多么自由;多么勇敢,多么幽默,多么智慧又多么美丽的感情和抒情。��
3
《诗经》是中国最古老之个性化的自由文艺创作。章学诚言:“古未尝有著述之事,官师守其典章,史臣录其职载。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万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备矣。是故圣人书同文以平天下,未有不同之政教、典章,而以文字为一人之著述者也”。
古代人们个性化之创作,似以《诗经》所录为最古。故孔子云:“诗言志”——志者,识知也,记忆也,抱持也(追求也);即指此。
本书之初稿是我早年(八十年代中后期)攻读经学时的旧作,迄今尚未发表过。我原来的打算是译解和重新考注《诗经》的全部。但是九十年代以后的经济政治研究转移了我后来的兴趣和注意力。
近年的闲暇,虽然使我能够重操旧业对旧稿进行整理,但已为脑疾及目疾所困,这个心愿至少在眼前似尚难完成。因此只得先将这个不完全的版本奉献给那些爱读我书的读者。好在这部书中已包涵了“国风”及“雅颂”中的主体部分,实际已包括了《诗经》中的主要名篇。
在考证和注释中,我吸收了毛亨、郑玄、朱熹、马瑞辰、王先谦等汉、宋、清大儒以及现代先贤如郭沫若、闻一多、齐思和、蒋天枢等对于《诗经》的考证成果(皆在篇内一一标注,以避掠美之嫌)。但是从诗篇的译解和诠释中,读者则仍会看到我的每一篇译文、理解及解释,与前人相较具有何等重大的不同。本书各篇之注文撰录于不同的时期,因此,有略亦有详。��
4
有趣的是,一些友人曾告诉我,自《诸神的起源》出版以来,我个人关于考古、古文化以及政治、经济、国际战略问题领域中的众多创新性研究,一直成为被剽袭的对象。这种剽袭的一种有趣的作法是一面骂,一面偷。(如“博库网”上一位朋友就指出一位出身北大的知名才子大段剽抄我早年的一篇文章,竟一字不改地放入他的大作,仿佛他原创的新论,其勇气颇令人惊叹。而此君又正是骂我最狠的所谓“自由主义”、“清流”文士。*有友人曾建议我就此开具一个索引,对那些剽袭者一一予以展示和揭露。
*最有趣的是,此君被一些朋友揭露后,近期竟发表声明称他抄我的那段文字原也是我引用费正清的。只是他忘记了,那么他该指出何新所引是费氏的哪一本书、哪一段话?还应该澄清他究竟是“抄袭”还是在“引用”(真的弱智如此而分不清二者之别吗)?以及他所抄袭而冒充为已作的究竟是何新的引用,还是何新原创的对费书的评论呢?这种事,被揭露就不要再抹,越抹会越黑的。如今人脏俱获,此君尚如此喋喋有词。若不被揭穿,若干年后,此君想必会说本是他之原创,而何某乃是抄他哩!
但是,以私人利益及利润最大化为经济原则的市场社会(包括文化市场),本质上必然是一种高度腐败的社会。在学术也在大步地走向市场资本主义的进程中,学术以及学术道德的某种败坏,似乎也是很难避免的。
但是,总还会有那样一种灵魂,所谋求的并非都是纯粹的个人私利,而仍然执着地追求着对于文化进步与群体利益的奉献。因此,我仍然愿意向这种心灵奉献一辨心香。何况我们还要向前走。因此,哪里有更多的向后看的时间呢?
本书之考注与我其他对经典的考注一样包涵着大量新鲜而尚不完整的思绪和信息。因此,本书或又可以给那种工于剽袭之术者提供一个可以进行“克隆”的文化基因库。一笑!是为序。
汉乐府就是指汉时乐府官署所采制的诗歌。汉乐府掌管的诗歌一部分是供执政者祭祀祖先神明使用的效庙歌辞,其性质与《诗经》中“颂”相同;另一部分则是采集民间流传的无主名的俗乐,世称之为乐府民歌。据《汉书。艺文志》载,“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可见这部分作品乃是汉乐府之精华。宋人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100卷,分12类(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歌辞,横吹歌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氏曲辞,杂歌谣辞,新乐府辞)著录,是收罗汉迄五代乐府最为完备的一部诗集。《乐府诗集》现存汉乐府民歌40余篇,多为东汉时期作品,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与人民生活,用犀利的言辞表现爱恨情感,较为倾向现实主义风格。
汉乐府是继《诗经》之后,古代民歌的又一次大汇集,不同《诗经》的浪漫主义手法,它开诗歌现实主义新风。汉乐府民歌中女性题材作品占重要位置,它用通俗的语言构造贴近生活的作品,由杂言渐趋向五言,采用斜事写法,刻画人物细致入微,创造人物性格鲜明,故事情节较为完整,而且能突出思想内涵着重描绘典型细节,开拓斜事诗发展成熟的新阶段,是中国诗史五言诗体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古诗
古诗词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枝奇葩,是祖国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古
诗词中蕴藏着大量的物理知识,在物理概念教学中有机的插入古诗词有时会
起到画龙点睛、锦上添花的作用.
一 利用古诗词创设物理情境、导入物理概念
利用古诗词创设物理情境,可使学生兴趣盎然.教师再因势利导引入物理概念,这样可谓是水到渠成。
例如,讲授分子运动论的概念时,可引用王安石的《梅花》: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知雪,为有暗香来.
在问学生为什么会有“暗香来”后,学生会引起浓厚的兴趣,稍作讨论
后可顺水推舟引入分子动理论.
再如,讲授相对运动、参照物的知识前可引用宋代诗人陈与义的《襄邑
道中》:
飞花两岸照晚虹,百里榆堤半日风.
卧看满天云不动,不知云与我俱东.
后两句可用相对运动的知识来解释,因为船与云运动速度相同,以船为
参照物,云是静止的,在此基础上又可以李白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
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层楼.”为例,要学生指出白日依山尽的参照物,黄河入海流的参照物。 一些古诗词通俗易懂,读来朗朗上口,脍炙人口、生动形象而有趣,通过古诗词引入物理概念,可引起学生的浓厚兴趣,学生听得津津有味、回味无穷,课堂气氛活跃,有事半功倍的功效.
二利用古诗词帮助理解记忆概念
物理概念繁多且表述严密,有相当多的概念不太好理解,学生因对物理
概念理解困难故而对物理望而生畏.若借助于对相关古诗词的分析,可使
学生针对具体问题中的概念,在理解古诗词的基础上逐渐接受和理解物理概念。
例如,分析力能使物体的运动状态发生改变或使物体发生形变时,可引
用刘邦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以及《敕勒歌》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以及《秋歌》“秋风入窗里,罗帐起飘扬.”这些古诗词词义浅显,学生易理解,理解了古诗词含义的同时亦即理解了相应的物理概念.
再如讲授平面镜成象特点时引入高骈的《山亭夏日》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也可引入朱熹的《观书有感》: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这样可加深对平面镜成象特点的理解,同时也是对平面镜成象特点在自
然界中存在的涉及,可拓宽学生视野,扩大学生的知识面。
又如,理解物体间的相互作用和力的分解现象时,分析风筝为什么能浮
在空中的原因,可将清代吴有水的《风筝》介绍给学生.
只凭风力健,不假羽毛丰.红线凌空去,青云有路通.
同时进行受力分析,讲清其道理,效果很好.而在讲授光的直线传播、
影子的形成时,用苏轼的《花影》有助于学生的理解.
重重迭迭上遥台,几度呼童扫不开.
刚被太阳收拾去,又教明月送将来.
三 利用古诗词深化和应用物理概念
学牛对物理概念的掌握不是靠死记硬背,不是靠生吞活剥,而是靠深刻
理解,靠有机吸收。如学生学习了光的反射后,对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
是地上霜.”就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再如引入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
可使学生在文学欣赏中对参照物、光的反射、力的作用效果等概念得到
深化和升华。
再如,李白的《望庐山瀑布》: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气势磅礴的瀑布化作熠熠生辉的银河落下神州,如果没有一定的光学知
识,就不会有对诗中意境的深刻领悟,反过来,在欣赏和领会诗中意境的同
时也是光学知识、力的作用效果知识,能的转化知识在认识上的又一次飞跃。
再如,学习物理后,同学们知道了一些时空概念,再重温李白的《朝发
自帝城》: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这首诗说的是作者和船在空间运动,西辞自帝城,东抵江陵府,乘船顺
流而下,在阵阵猿鸣声中,身处轻舟,但见群山万壑,千姿百态,迎面扑来。
好一幅人舟共融于大自然的山水画,岂不令人心驰神往。在这幅画中,我们
可以领悟时空概念,相对运动概念、声的概念、力的概念.诗仙未曾想到会
给后人留下一部绝妙的物理教科书.
四 利用古诗词进行素质化教学
物理概念的教学过程要有利于培养学生获取物理学习方法,有利于培养
学生的学习能力,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古诗词在这些方面可起到一定的作用.
例如学习物态变化时可利用郑板桥的《江晴》
雾里山疑失,雷鸣雨未休.夕阳开一半,吐出望江楼.
可先要求学生归纳诗中出现的一些物态变化,再要求学生比较区分它们的异同。再如张继的《枫桥夜泊》:
月落鸟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当学生学习了凝华概念后,对凝华现象及其形成原因有了一个初步了解
后,可要求学生用批判的态度去欣赏鉴别,并说明文学毕竟不是科学,它可
使用想象和夸张的手法,这对强化物理概念,提高教学效果是大有益处的。
再如,学习了机械运动知识后,可引入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
陵》: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后两句的意思是,那一片孤帆渐去渐远,慢慢地在蓝空中消逝,只见那
滔滔长江水滚滚而下,汹涌膨湃,向天际奔流。要真正读懂这首诗,必须有
一定的综合知识,其中“碧空尽”怎样理解? 这可以用视角变小、地球是圆
形的知识来解释,“天际流”涉及到的知识是:长江流域的地理地貌特征是东低西高,重力的作用效果,以及能的转化,该诗实际上是一道融力学、光学为一体的综合题,同时又是一道多学科交叉综合试题。学习鉴赏这首诗既培养了学生的文学素养,又促进了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又如,引用陆游的“城市尚余三伏热,秋光先到野人家.”在解释其诗的含义后,可让学生讨论为什么城市的现代化程度、工业化程度越高,城市与郊区的温度差越大? 要求学生从学过的知识入手,分析归纳出现象存在的原因,和改变此现象的措施。学生经过讨论和思考后是可以从比热、对流,蒸发吸热、机器放热等方面得到答案的。
可以说,祖国的文化遗产博大精深,古诗词中的物理知识也多涉及力、
热、光、声、磁等物理知识,在物理教学过程中善于充分利用古诗同,挖掘其中的物理知识,对物理概念的教学大有裨益.对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不失为一条很好的途径。文字经典之所以是经典,就是因为它是永恒的。《诗经》正是汉语中一部永恒的作品。�
这些诗篇的原型作品,产生于至少距今2500—3000年。这个年代数字令人眩目。但是这些诗篇中所表达的意境、感情、感受、意识却极具现代性。在将其用现代语言进行重新诠释后,我惊讶地发现,它们仿佛仍是今天的作品。如“召南”卷中的“野有死麕”:
田野上有一头死去的獐鹿
它身上裹着白茅
有一个少女春情幽动
美健少男忙去引诱
——树林中有小树婆娑
——田野中有死去的獐鹿
虽然白茅缠束
那少女美白如玉
舒松地脱去外衣
不要弄破我的内裙
不要招惹那长毛狗乱叫呀……
诗中描写一个青年猎人与一个少女的郊野幽会和野合。寥寥几十个字,用一种含蓄的象征笔法,将心情与情境描写得淋漓尽致。而这种自由的、以感受为至上的性爱抒情,谁能相信它是出自宗法主义(或说为奴隶制)的古典西周时代呢?《诗经》中诗的表现形式,有写实主义,有象征主义,*有结构主义,也有印象主义;其多样性,使得现代人的多数诗篇为之失色。
*前人论诗之所谓“兴”,其实就是象征。以一物喻一物,形态有所相似,谓之“比”,或“比喻”。如某人形瘦,谓其“象一根竹竿”,这是比喻。以一物喻一物,形态毫无相似而存在意谓的联系,即“兴”或“象征”。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喻离别之相思,这种相思在形态上与杨柳并无任何相似关系,但以其飘摇之态喻已之情思,仅存在赋予和设定意义的联系,这就是象征。《诗经》中多用象征之描写。可以说,象征主义是起源于《诗经》的。
而对这些诗篇的重新解读,会使我们意识到,对远古中国的文化与文明需要有一种新的解读和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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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本书中的译解,在内容、涵义、语义和语境上,力求对原文作出较准确的对译。本书各篇,上部是使用现代语言作出诠释的译文,下部是原文以及学术性的考证与注释。读者阅读时可一一加以对照。
但实际上,严格地讲,诗是无法翻译和诠释的。例如“东山”一诗,描写一个战士在久历沙场后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原作仅用了十六个字描写当时的气氛:
我徂东山
慆慆不归
我来自东
零雨其蒙
我将其译成:
我出征至东山
迟迟不能归来
当我归来于东方
天上细雨迷茫
我已无法将其更加简化,字数比原文多了几乎一倍。但是原诗中的一个“徂”字,包涵着到达、阻滞、滞留的多层涵义。这个字在现代汉语中几乎找不到第二个可以替代之而同时兼容这样一种复杂语义结构的替代词。
例如“零雨”二字,包涵着:冷雨,碎雨,细雨、雾雨的多种涵义。“蒙蒙”二字包涵着“雾气”、“水气”、“雨雾交集”的复杂意象。
在这种复杂意象之后所呈示的,是一个远征回乡的战士,在故乡土地上所嗅到的包括泥土气、雨湿气甚至青草气和粪土气在内的全部故乡气息,以及由此而唤起的全部情思——包涵了忧思、喜悦、哀愁、悲凉相混杂的层层情绪,心理和意象。所有这些,是任何现代译者无论如何也无法以同位的现代语形式全面转达出来的。的确,好诗无法翻译。
就这一意义说,我这本书只能是对《诗经》这部伟大经典一种主观的现代诠释。我解译和诠释的目的只能是为读者提供一道桥梁,或希望提供一种正确的向导而非误导——之所以如是说,是因为就我已读过的多种现代译本来说,那种极其勇敢而浅妄的误导实在是太多了。
我希望尚未深通于古典汉语的读者能通过这一道桥梁走向《诗经》的本文和本体,从而重新走近我们民族伟大的先祖,走近我们先祖所缔造的远古华夏文明。
正是由这些诗篇中,可以使现代人重新发现和体味,当2500—3000年前,即“周礼”和《诗经》那个时代的华夏民族,曾经有过多么活泼、多么清新、多么浪漫,多么自由;多么勇敢,多么幽默,多么智慧又多么美丽的感情和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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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是中国最古老之个性化的自由文艺创作。章学诚言:“古未尝有著述之事,官师守其典章,史臣录其职载。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万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备矣。是故圣人书同文以平天下,未有不同之政教、典章,而以文字为一人之著述者也”。
古代人们个性化之创作,似以《诗经》所录为最古。故孔子云:“诗言志”——志者,识知也,记忆也,抱持也(追求也);即指此。
本书之初稿是我早年(八十年代中后期)攻读经学时的旧作,迄今尚未发表过。我原来的打算是译解和重新考注《诗经》的全部。但是九十年代以后的经济政治研究转移了我后来的兴趣和注意力。
近年的闲暇,虽然使我能够重操旧业对旧稿进行整理,但已为脑疾及目疾所困,这个心愿至少在眼前似尚难完成。因此只得先将这个不完全的版本奉献给那些爱读我书的读者。好在这部书中已包涵了“国风”及“雅颂”中的主体部分,实际已包括了《诗经》中的主要名篇。
在考证和注释中,我吸收了毛亨、郑玄、朱熹、马瑞辰、王先谦等汉、宋、清大儒以及现代先贤如郭沫若、闻一多、齐思和、蒋天枢等对于《诗经》的考证成果(皆在篇内一一标注,以避掠美之嫌)。但是从诗篇的译解和诠释中,读者则仍会看到我的每一篇译文、理解及解释,与前人相较具有何等重大的不同。本书各篇之注文撰录于不同的时期,因此,有略亦有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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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一些友人曾告诉我,自《诸神的起源》出版以来,我个人关于考古、古文化以及政治、经济、国际战略问题领域中的众多创新性研究,一直成为被剽袭的对象。这种剽袭的一种有趣的作法是一面骂,一面偷。(如“博库网”上一位朋友就指出一位出身北大的知名才子大段剽抄我早年的一篇文章,竟一字不改地放入他的大作,仿佛他原创的新论,其勇气颇令人惊叹。而此君又正是骂我最狠的所谓“自由主义”、“清流”文士。*有友人曾建议我就此开具一个索引,对那些剽袭者一一予以展示和揭露。
*最有趣的是,此君被一些朋友揭露后,近期竟发表声明称他抄我的那段文字原也是我引用费正清的。只是他忘记了,那么他该指出何新所引是费氏的哪一本书、哪一段话?还应该澄清他究竟是“抄袭”还是在“引用”(真的弱智如此而分不清二者之别吗)?以及他所抄袭而冒充为已作的究竟是何新的引用,还是何新原创的对费书的评论呢?这种事,被揭露就不要再抹,越抹会越黑的。如今人脏俱获,此君尚如此喋喋有词。若不被揭穿,若干年后,此君想必会说本是他之原创,而何某乃是抄他哩!
但是,以私人利益及利润最大化为经济原则的市场社会(包括文化市场),本质上必然是一种高度腐败的社会。在学术也在大步地走向市场资本主义的进程中,学术以及学术道德的某种败坏,似乎也是很难避免的。
但是,总还会有那样一种灵魂,所谋求的并非都是纯粹的个人私利,而仍然执着地追求着对于文化进步与群体利益的奉献。因此,我仍然愿意向这种心灵奉献一辨心香。何况我们还要向前走。因此,哪里有更多的向后看的时间呢?
本书之考注与我其他对经典的考注一样包涵着大量新鲜而尚不完整的思绪和信息。因此,本书或又可以给那种工于剽袭之术者提供一个可以进行“克隆”的文化基因库。一笑!是为序。
第3个回答 2007-03-31
内容:汉乐府民歌和《古诗十九首》都反映征夫(游子)、思妇的离别相思,都表现追求人生享乐、及时行乐的生活观;但汉乐府民歌多反映社会面貌,《古诗十九首》多关注人生,题材范围宽窄不同。艺术:汉乐府民歌与《古诗十九首》的表现方法、诗体、风格、语言等各具特色。
从内容上看,汉乐府民歌出于社会下层群众之口,题材范围很广泛。它“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班固《汉书·艺文志》),表达了人民自己的心声,道出了人民自己的爱和憎,广泛地反映了两汉人民的痛苦生活,像镜子一样照出了两汉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面貌。
《古诗十九首》大约产生在东汉末年桓灵时期。这一时期社会矛盾极为尖锐,下层人民深受水深火热的痛苦。在统治阶级内部,政治腐败黑暗,外戚宦官和地方豪强垄断政治,彼此又争斗不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中下层知识分子既无社会地位,又无政治前途,他们往往落魄江湖,背井离乡,辛苦辗转,走投无路,失意彷徨。《古诗十九首》就是这个危机四伏的时代生活的病态反映,它的题材范围比起汉乐府民歌来,就狭窄得多了。“它所反映的是处于动乱时代失意之士的羁旅愁怀而已” ,“在《十九首》里,表现这种羁旅愁怀的不是游子便是思妇之词,综括起来,有这两种不同题材的分别,但实质上是一个问题的两面。”[1](P18)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说:“《十九首》中所流露出的游子思妇的感伤,正是东汉末年封建统治阶级走向没落时期的反映。”[2](P214)当然这都是上世纪80年代以前文学研究界比较流行的观点。倪其心指出:“《十九首》的思想特点是封建下层文士从自身地位、利益、处境、遭遇出发充满感伤哀怨,抒写惆怅不满,迸发气愤不平。为了改善提高地位和待遇,他们不得不放弃家庭生活,奔走仕途,追求功名,谋取富贵,因而造成这一阶层游子思妇的普遍离愁别绪的丛生。”[3](P264)叶嘉莹认为:“《古诗十九首》之所以能引起千百年读者的共鸣,就在于它所写的三类感情:离别、失意、忧虑人生无常,是人类最基本的感情。”[4](P79)由此可见,汉乐府民歌多反映当时社会,选题范围广泛,而《古诗十九首》多关注人生,题材范围比较狭小。当然其中也不乏共同关注的话题:
1.都反映征夫(游子)、思妇的离别相思
汉乐府诗中有大量的游子诗、思妇诗,如《悲歌》:“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思念故乡,郁郁累累。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这首诗以朴素的语言表达沉痛的感情,真切地展示了人们生离死别颠沛流离的画面,这个家破人亡的游子,使我们联想到《十五从军征》中那个八十岁的复员老兵,可以想象,他的结局必然也是要加入流浪者的行列。游子思乡其实主要是思念着家中的妻子、亲人,而家中的亲人又何尝不在日夜思念着外出的游子,如《饮马长城窟行》写妇人对外出的丈夫日思夜想,竟成梦寐:“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傍,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展转不相见。”梦中固然甜蜜,但梦后更添一层相思。《古绝句》也写了一位闺中思妇对行役在外的丈夫的思念盼归之情,揭示了当时兵役给千家万户带来的家人离散之苦。
游子思妇的离别和相思是我国古典诗歌中常见的主题,到了《古诗十九首》,表现这种主题的作品更多,占了一半有余。其中既有游子之辞,也有思妇之辞,思妇之辞又占其中的多数。如《涉江采芙蓉》写了一位漂流异乡的失意者怀念妻子的愁苦之情。游子涉江采芙蓉,又入泽采兰草,“采芙蓉”以遗“远道”之人,可见游子对亲人感情之深。由于路途遥远,无法寄赠,惆怅感伤之情油然而生。“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直接写出了游子与新人“同心”却无法团聚的痛苦心情。又如《明月何皎皎》:“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从这些描写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孤独难耐、飘零无着,被强烈的乡愁苦苦折磨的游子形象。再如《行行重行行》这样写道:“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此诗抒情脉络清晰,层层加深,突出表现了丈夫出行之远,别离之久及妻子怀念之深。《冉冉孤生竹》写了一个新婚女子与丈夫久别的怨情,不仅抒情浓烈而且文意起伏跌宕,把女子的怨情表达得真挚而强烈。同为写思妇之怨的其他如《青青河畔草》以生机盎然的春景,艳如春花的容颜,来反衬相思女子的孤独凄凉;《迢迢牵牛星》借牛郎织女“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神话故事,来写人间男女相爱而不能相会的痛苦离情,写得委婉含蓄,生动感人。
2.都表现了追求人生的享乐和及时为乐的生活观
由于生活动荡不安、祸福难测,汉乐府很多诗歌在哀叹生命短促的同时,希望通过及时行乐的方法来解脱自己。如《西门行》在“今日不作乐,当待何时”的豪语之后,实际上却流露出内心无可消解的苦闷。“在人生短暂的压力下,及时行乐的宣言与其说是世俗生活的享乐,莫如说是急于把握生命的焦灼。”[5](P147)《古诗十九首》也同样如此,诗人热恋仕途追求富贵,抱怨同门友的不引荐,当这些文人不得不直面这短暂而虚幻的人生时,就迫切地为自己寻找慰藉和解脱之道,而其中之一就是及时行乐。“他们希望通过及时行乐来麻痹、充塞自己虚无的人生,希望以短暂的快乐来消释人生的悲凉”。[5](P226)《驱车上东门》:“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生年不满百》:“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这是来自下层文士们仕途幻灭后的真切的生存感受——对生命短暂的悲叹。
除了以上共同表现的内容外,乐府民歌中余下的多是揭露统治阶级,表达自己反抗情绪和歌颂爱情、抗议封建礼教封建婚姻的作品。
1.诉说生活艰难,抨击社会不公以及人民对统治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反抗。
汉代在大一统帝国强盛外表的背后,隐藏着很多社会矛盾。剥削阶级过的是锦衣玉食的生活,而“贫民常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班固《汉书·食货志》)。汉代民歌中的很多诗篇诉说了生活的艰难,对不公的社会现实表达了愤慨的情绪。其中《相逢行》通过童子对主人豪富的夸耀,就揭露了统治阶级奢侈淫佚的生活:“ 黄金为 君门, 白玉为 君堂。堂上置樽酒,作使邯郸倡。中庭生桂树,华灯何煌煌。兄弟两三人,中子为侍郎。五日一来归,道上自生光。黄金络马头,观者盈道傍。”这首诗把统治阶级用黄金作屋,狎妓饮酒,婢妾成群的腐化生活毫无忌讳地反映出来。另一首《平陵东》则通过官吏敲诈良民,使无辜百姓倾家荡产的描写,控诉了贪官污吏的恶行:“平陵东,松柏桐,不知何人劫义公。劫义公,在高堂下,交钱百万两走马。两走马,亦诚难,顾见追吏心中恻。心中恻,血出漉,归告我家卖黄犊。”统治阶级生活的越是奢华,劳动人民的生活就越痛苦;在他们的那种花天酒地的背面,隐藏着千千万万无衣无食的劳动人民的血泪。如《妇病行》中病重的妇人在临终前放不下亲儿的命运:“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儿饥且寒!”但是由于残酷的剥削,做父亲的最后还是违背了妻子的临终嘱托,狠心地抛弃了自己的孩子。著名的《孤儿行》就上演了一部封建制度下的家庭悲剧:一家父母死后,为了独占家财,兄嫂用对待奴隶的办法来虐待自己的亲弟弟。不是令其外出行贾,便是令其在家挑水、烧饭、看马、养蚕、种瓜,什么活都干。孤儿是“冬无复襦,夏无单衣”,在这样非人般的折磨下,孤儿喊出了“愿欲寄尺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这既是孤儿对兄嫂虐待的血泪控诉,也是广大人民对统治阶级残暴行为的谴责!
2.对爱情的歌颂及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的抗议。
在质朴、自然的乐府民歌中,有许多反映爱情婚姻的作品。《上邪》通过誓词表现了少女对幸福无所顾忌的追求:“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诗中列举了一系列不可能的事情,用它们来宣誓,表现了对爱情的坚贞专一。追求幸福美满的爱情是人的天性,可在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制度的束缚和钳制下,何谈美满的婚姻!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中,妇女们往往要面临被抛弃的命运。著名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中主人公刘兰芝和焦仲卿夫妻感情虽好,却敌不过代表封建权势的婆婆,刘兰芝被扫地出门,夫妻劳燕分飞,最后只能以死抗争。《上山采蘼芜》写的是一个被休弃的妇女与故夫相遇,询问新人情况的对话:“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流露出妇女对自己悲惨身世的幽怨和无奈之情。《有所思》一诗则抒写了爱情受挫前后的情感,女主人公先是为爱人精心准备礼物,出现变故之后,则将礼物“拉杂摧烧之”,还要“当风扬其灰”。前后两种态度的鲜明对比,形象地表达了爱之深与恨之切的强烈感情。《白头吟》通过一个被休弃的妇女的命运,表达了天下妇女的殷切期望:“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
而《古诗十九首》余下的则是大量反映中下层知识分子伤时失意,叹息人生短促,知音难遇,要求建功立业的作品。
(二)
从风格和创作特点上看,由于乐府诗采自民间,正如十五《国风》也采自民间一样,这些“街巷谣讴”便上承《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传统,形成“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特点。这一特点,“使汉乐府的题材、思想、艺术、形式都有一股活跃旺盛的生命力,形成了由《诗经》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的新源头。”[9](P37)
《古诗十九首》以文温以丽、意悲而远的风格,被誉为“一字千金”和“五言冠冕”。这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加上运用的是当时新兴的五言诗形式,使《古诗十九首》自《诗经》、《楚辞》以来,成为一种新经典。
可以说汉乐府民歌和《古诗十九首》风格迥异,各具风采,在中国诗歌史上都闪耀着夺目的光芒。
1.表现方法:叙事与抒情
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特点,使得诗歌具有叙事性与抒情性的双重特征,但“汉乐府民歌最大、最基本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在我国文学史上,汉乐府民歌标志着一个新的更趋成熟的发展阶段。”[2](P193)中国诗歌一开始,抒情诗就占绝对的优势。《诗经》中仅有少数几篇不成熟的叙事作品,楚辞也以抒情为主。直到汉乐府民歌的出现,虽不足以改变抒情诗占主流的局面,但已能够宣告叙事诗的正式成立。现存的汉乐府民歌,约有三分之一为叙事性的作品,这个比例不算低。与《诗经》、《楚辞》相比,汉乐府的叙事成分大大增加,具有一定的情节和场景。如《孤儿行》叙写孤儿遭受兄嫂虐待、辛苦劳役的经历,选取了“行贾”、“汲水”、“收瓜”几件事进行描述。《平陵东》、《孔雀东南飞》等都有完整的故事情节。有些诗则突出一定的场景或片段,如《妇病行》叙写病妇临终嘱托、丈夫孤苦无助两个画面;《东门行》截取平民男子欲铤而走险,妻子加以阻拦的片段;《上山采蘼芜》选取弃妇与前夫相遇的场景等等。在生动的情节中,人物形象也得到了鲜活、生动的表现。《孤儿行》中孤儿的委屈与苦楚,《东门行》中丈夫的惆怅与悲愤,《陌上桑》中罗敷的美丽勤劳、机智勇敢,都从字里行间表现了出来。
《古诗十九首》则都是抒情诗,它继承了《诗经》、《楚辞》的优良传统,从汉乐府民歌中汲取营养,以其精湛的艺术手法抒发了深挚的感情,并且增加了对人生短促的生命意识的悲叹。这一点几乎贯注在所有的作品中,或隐或显地得到体现。如《冉冉孤生竹》写的是新婚久别后的妻子对远方丈夫的刻骨相思,同时也隐含了对人生短促的生命意识的感伤,使得这首诗具有更深的内蕴,它启发读者不但要珍惜爱情,更要珍惜青春、珍惜朝气蓬勃的生命。
2.诗体:多样化与单一化
汉乐府诗的形式多变,自由灵活,具有一种飞动之势和流动之美。其句式完整的五言体已经很多,还有少量的四言体,但主要是杂言,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都有,呈参差错落、不拘一格之态,显辗转流动、奔逸飞动之势。如《有所思》:“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 闻 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 相思与 君绝!鸡鸣狗吠,兄嫂当知之。妃呼唏!秋风肃肃晨风思,东方须臾高知之。”其它如《孤儿行》、《乌生》等诗都是杂言体。乐府古辞的这种杂言体,是自由灵活的,爱怎么写就怎么写,一篇之中从一二字到十来字的都有。这主要是由于乐府民歌来自民间,保留着很多民间的口语。它形式上错落参差的美感和艺术上的灵活生动,逐渐被文坛上的文人所发现,而成为后世五言、七言古体诗赖以产生的土壤。汉乐府诗中七言体的诗并不多,但整齐的五言诗却不少,如《陌上桑》、《孔雀东南飞》、《梁甫吟》、《伤歌行》、《怨歌行》等全都是五言体的。“两汉时的五言乐府新诗形式,它不仅奠定了中国古典诗歌五言诗的基础,甚至在二千多年的漫长时间里一直发挥着它的作用,它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10](P260)
而《古诗十九首》全都是五言,这是文人们受乐府诗的影响并向乐府诗学习的结果。把汉乐府民歌中的五言诗和汉末文人们的五言诗相对照,可以发现文人五言诗处处有着脱胎于乐府民歌的明显印迹。体制如前面所述,汉末文人五言诗就是直接导源于乐府歌辞五言体。只是文人们毕竟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诗经》、《楚辞》及其它文化遗产对他们的浸润不断,再加上他们是在民歌五言体走过漫长曲折的发展历程后日趋成熟时,才开始五言诗创作的,因而他们能从民歌中充分吸取经验,在民歌五言体的基础上加以改进,使得这种远胜此前诗歌史上其它形式的诗体更加焕发光彩,既有民歌的活泼与清新自然,又有文人诗特有的工致与精美。从而树立起五言诗的新典范——这就是《古诗十九首》在中国诗学史上的重要意义。
3.风格:明朗与含蓄
乐府诗大多采用第一人称,直抒胸臆,以引起读者的共鸣。由于这些民歌唱的是自己心中事,抒的是自己心中情,饱含着自己的血泪或洋溢着自己的欢乐,感情基调是明朗的。如《上邪》,炽烈的感情独白式的语言,一个敢爱的女子形象跃然纸上。其它如《满歌行》慨叹“伶仃荼毒,愁苦难为”,《西门行》感伤“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表达了生命短暂、世事无常的忧虑。这些都是直抒胸臆的典型。
《古诗十九首》却情思深沉,抒写蕴藉委婉。《孟冬寒气至》用了近一半的篇幅写孟冬季节的凛冽寒气,写寒空星星的清冷孤寂,写月亮圆缺给人们无情的暗示,目的都在表现女子深闺寂寞的生活、怀人念远的离思,情景的渲染烘托了诗歌的抒情效果,并使之具有委婉含蓄、余味无穷的意蕴。《凛凛岁云暮》则主要是在结构的曲折上表达婉转之情,写思妇的念夫,因思之切、爱之深而产生“锦衾遗洛浦”的怀疑,因思而不眠,终于“梦想见容辉”,由现实转入梦境。梦中的描写也是极尽曲折,既写迎娶时的欢欣,又写相聚之须臾,最后写寻梦之悲哀,曲折地表达了思妇的婉转不尽的情意。
4.语言:口语的直白与文人诗语的工致精炼
汉乐府民歌语言质朴直白,多用口语,清新自然,表现力强,富有生活气息。如《江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几句全无雕琢,但却生动地勾勒出一幅清新自然的画面。乐府民歌中的人物语言,更是富有生活气息和口语色彩,如《妇病行》、《陌上桑》中的人物语言。
《古诗十九首》语言洗炼,词彩自然生动。可以说这是学习乐府民歌,保持民歌语言朴素自然、平易流畅的特色的结果。但又含意深远,耐人寻味,又加之这些文人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比起民歌作者,他们在语言运用上有着得天独厚的地方。乐府歌辞之外,汉赋特有的华丽与挥洒,雅颂体的典雅与精致,都是他们语言的营养源。他们还可以吸收和运用前代典籍中许多词、成语、典故,把丰富的思想和情感内涵融入简约精炼的语言形式里。
通过以上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汉乐府民歌和《古诗十九首》风格上各放异彩、独具特色,但从中仍可发现它们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古诗十九首》中体式及风格上的特点,或多或少的是在不断学习乐府五言歌辞,吸取其精华的基础上发展提高而来。
汉乐府民歌和《古诗十九首》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诗歌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它们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他们留给后代子孙的宝贵的文化遗产。因此,我们有责任去发掘它的博大精深,去研究它的文学价值,以便加深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提高文化修养。
从内容上看,汉乐府民歌出于社会下层群众之口,题材范围很广泛。它“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班固《汉书·艺文志》),表达了人民自己的心声,道出了人民自己的爱和憎,广泛地反映了两汉人民的痛苦生活,像镜子一样照出了两汉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面貌。
《古诗十九首》大约产生在东汉末年桓灵时期。这一时期社会矛盾极为尖锐,下层人民深受水深火热的痛苦。在统治阶级内部,政治腐败黑暗,外戚宦官和地方豪强垄断政治,彼此又争斗不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中下层知识分子既无社会地位,又无政治前途,他们往往落魄江湖,背井离乡,辛苦辗转,走投无路,失意彷徨。《古诗十九首》就是这个危机四伏的时代生活的病态反映,它的题材范围比起汉乐府民歌来,就狭窄得多了。“它所反映的是处于动乱时代失意之士的羁旅愁怀而已” ,“在《十九首》里,表现这种羁旅愁怀的不是游子便是思妇之词,综括起来,有这两种不同题材的分别,但实质上是一个问题的两面。”[1](P18)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说:“《十九首》中所流露出的游子思妇的感伤,正是东汉末年封建统治阶级走向没落时期的反映。”[2](P214)当然这都是上世纪80年代以前文学研究界比较流行的观点。倪其心指出:“《十九首》的思想特点是封建下层文士从自身地位、利益、处境、遭遇出发充满感伤哀怨,抒写惆怅不满,迸发气愤不平。为了改善提高地位和待遇,他们不得不放弃家庭生活,奔走仕途,追求功名,谋取富贵,因而造成这一阶层游子思妇的普遍离愁别绪的丛生。”[3](P264)叶嘉莹认为:“《古诗十九首》之所以能引起千百年读者的共鸣,就在于它所写的三类感情:离别、失意、忧虑人生无常,是人类最基本的感情。”[4](P79)由此可见,汉乐府民歌多反映当时社会,选题范围广泛,而《古诗十九首》多关注人生,题材范围比较狭小。当然其中也不乏共同关注的话题:
1.都反映征夫(游子)、思妇的离别相思
汉乐府诗中有大量的游子诗、思妇诗,如《悲歌》:“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思念故乡,郁郁累累。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这首诗以朴素的语言表达沉痛的感情,真切地展示了人们生离死别颠沛流离的画面,这个家破人亡的游子,使我们联想到《十五从军征》中那个八十岁的复员老兵,可以想象,他的结局必然也是要加入流浪者的行列。游子思乡其实主要是思念着家中的妻子、亲人,而家中的亲人又何尝不在日夜思念着外出的游子,如《饮马长城窟行》写妇人对外出的丈夫日思夜想,竟成梦寐:“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傍,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展转不相见。”梦中固然甜蜜,但梦后更添一层相思。《古绝句》也写了一位闺中思妇对行役在外的丈夫的思念盼归之情,揭示了当时兵役给千家万户带来的家人离散之苦。
游子思妇的离别和相思是我国古典诗歌中常见的主题,到了《古诗十九首》,表现这种主题的作品更多,占了一半有余。其中既有游子之辞,也有思妇之辞,思妇之辞又占其中的多数。如《涉江采芙蓉》写了一位漂流异乡的失意者怀念妻子的愁苦之情。游子涉江采芙蓉,又入泽采兰草,“采芙蓉”以遗“远道”之人,可见游子对亲人感情之深。由于路途遥远,无法寄赠,惆怅感伤之情油然而生。“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直接写出了游子与新人“同心”却无法团聚的痛苦心情。又如《明月何皎皎》:“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从这些描写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孤独难耐、飘零无着,被强烈的乡愁苦苦折磨的游子形象。再如《行行重行行》这样写道:“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此诗抒情脉络清晰,层层加深,突出表现了丈夫出行之远,别离之久及妻子怀念之深。《冉冉孤生竹》写了一个新婚女子与丈夫久别的怨情,不仅抒情浓烈而且文意起伏跌宕,把女子的怨情表达得真挚而强烈。同为写思妇之怨的其他如《青青河畔草》以生机盎然的春景,艳如春花的容颜,来反衬相思女子的孤独凄凉;《迢迢牵牛星》借牛郎织女“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神话故事,来写人间男女相爱而不能相会的痛苦离情,写得委婉含蓄,生动感人。
2.都表现了追求人生的享乐和及时为乐的生活观
由于生活动荡不安、祸福难测,汉乐府很多诗歌在哀叹生命短促的同时,希望通过及时行乐的方法来解脱自己。如《西门行》在“今日不作乐,当待何时”的豪语之后,实际上却流露出内心无可消解的苦闷。“在人生短暂的压力下,及时行乐的宣言与其说是世俗生活的享乐,莫如说是急于把握生命的焦灼。”[5](P147)《古诗十九首》也同样如此,诗人热恋仕途追求富贵,抱怨同门友的不引荐,当这些文人不得不直面这短暂而虚幻的人生时,就迫切地为自己寻找慰藉和解脱之道,而其中之一就是及时行乐。“他们希望通过及时行乐来麻痹、充塞自己虚无的人生,希望以短暂的快乐来消释人生的悲凉”。[5](P226)《驱车上东门》:“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生年不满百》:“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这是来自下层文士们仕途幻灭后的真切的生存感受——对生命短暂的悲叹。
除了以上共同表现的内容外,乐府民歌中余下的多是揭露统治阶级,表达自己反抗情绪和歌颂爱情、抗议封建礼教封建婚姻的作品。
1.诉说生活艰难,抨击社会不公以及人民对统治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反抗。
汉代在大一统帝国强盛外表的背后,隐藏着很多社会矛盾。剥削阶级过的是锦衣玉食的生活,而“贫民常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班固《汉书·食货志》)。汉代民歌中的很多诗篇诉说了生活的艰难,对不公的社会现实表达了愤慨的情绪。其中《相逢行》通过童子对主人豪富的夸耀,就揭露了统治阶级奢侈淫佚的生活:“ 黄金为 君门, 白玉为 君堂。堂上置樽酒,作使邯郸倡。中庭生桂树,华灯何煌煌。兄弟两三人,中子为侍郎。五日一来归,道上自生光。黄金络马头,观者盈道傍。”这首诗把统治阶级用黄金作屋,狎妓饮酒,婢妾成群的腐化生活毫无忌讳地反映出来。另一首《平陵东》则通过官吏敲诈良民,使无辜百姓倾家荡产的描写,控诉了贪官污吏的恶行:“平陵东,松柏桐,不知何人劫义公。劫义公,在高堂下,交钱百万两走马。两走马,亦诚难,顾见追吏心中恻。心中恻,血出漉,归告我家卖黄犊。”统治阶级生活的越是奢华,劳动人民的生活就越痛苦;在他们的那种花天酒地的背面,隐藏着千千万万无衣无食的劳动人民的血泪。如《妇病行》中病重的妇人在临终前放不下亲儿的命运:“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儿饥且寒!”但是由于残酷的剥削,做父亲的最后还是违背了妻子的临终嘱托,狠心地抛弃了自己的孩子。著名的《孤儿行》就上演了一部封建制度下的家庭悲剧:一家父母死后,为了独占家财,兄嫂用对待奴隶的办法来虐待自己的亲弟弟。不是令其外出行贾,便是令其在家挑水、烧饭、看马、养蚕、种瓜,什么活都干。孤儿是“冬无复襦,夏无单衣”,在这样非人般的折磨下,孤儿喊出了“愿欲寄尺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这既是孤儿对兄嫂虐待的血泪控诉,也是广大人民对统治阶级残暴行为的谴责!
2.对爱情的歌颂及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的抗议。
在质朴、自然的乐府民歌中,有许多反映爱情婚姻的作品。《上邪》通过誓词表现了少女对幸福无所顾忌的追求:“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诗中列举了一系列不可能的事情,用它们来宣誓,表现了对爱情的坚贞专一。追求幸福美满的爱情是人的天性,可在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制度的束缚和钳制下,何谈美满的婚姻!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中,妇女们往往要面临被抛弃的命运。著名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中主人公刘兰芝和焦仲卿夫妻感情虽好,却敌不过代表封建权势的婆婆,刘兰芝被扫地出门,夫妻劳燕分飞,最后只能以死抗争。《上山采蘼芜》写的是一个被休弃的妇女与故夫相遇,询问新人情况的对话:“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流露出妇女对自己悲惨身世的幽怨和无奈之情。《有所思》一诗则抒写了爱情受挫前后的情感,女主人公先是为爱人精心准备礼物,出现变故之后,则将礼物“拉杂摧烧之”,还要“当风扬其灰”。前后两种态度的鲜明对比,形象地表达了爱之深与恨之切的强烈感情。《白头吟》通过一个被休弃的妇女的命运,表达了天下妇女的殷切期望:“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
而《古诗十九首》余下的则是大量反映中下层知识分子伤时失意,叹息人生短促,知音难遇,要求建功立业的作品。
(二)
从风格和创作特点上看,由于乐府诗采自民间,正如十五《国风》也采自民间一样,这些“街巷谣讴”便上承《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传统,形成“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特点。这一特点,“使汉乐府的题材、思想、艺术、形式都有一股活跃旺盛的生命力,形成了由《诗经》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的新源头。”[9](P37)
《古诗十九首》以文温以丽、意悲而远的风格,被誉为“一字千金”和“五言冠冕”。这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加上运用的是当时新兴的五言诗形式,使《古诗十九首》自《诗经》、《楚辞》以来,成为一种新经典。
可以说汉乐府民歌和《古诗十九首》风格迥异,各具风采,在中国诗歌史上都闪耀着夺目的光芒。
1.表现方法:叙事与抒情
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特点,使得诗歌具有叙事性与抒情性的双重特征,但“汉乐府民歌最大、最基本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在我国文学史上,汉乐府民歌标志着一个新的更趋成熟的发展阶段。”[2](P193)中国诗歌一开始,抒情诗就占绝对的优势。《诗经》中仅有少数几篇不成熟的叙事作品,楚辞也以抒情为主。直到汉乐府民歌的出现,虽不足以改变抒情诗占主流的局面,但已能够宣告叙事诗的正式成立。现存的汉乐府民歌,约有三分之一为叙事性的作品,这个比例不算低。与《诗经》、《楚辞》相比,汉乐府的叙事成分大大增加,具有一定的情节和场景。如《孤儿行》叙写孤儿遭受兄嫂虐待、辛苦劳役的经历,选取了“行贾”、“汲水”、“收瓜”几件事进行描述。《平陵东》、《孔雀东南飞》等都有完整的故事情节。有些诗则突出一定的场景或片段,如《妇病行》叙写病妇临终嘱托、丈夫孤苦无助两个画面;《东门行》截取平民男子欲铤而走险,妻子加以阻拦的片段;《上山采蘼芜》选取弃妇与前夫相遇的场景等等。在生动的情节中,人物形象也得到了鲜活、生动的表现。《孤儿行》中孤儿的委屈与苦楚,《东门行》中丈夫的惆怅与悲愤,《陌上桑》中罗敷的美丽勤劳、机智勇敢,都从字里行间表现了出来。
《古诗十九首》则都是抒情诗,它继承了《诗经》、《楚辞》的优良传统,从汉乐府民歌中汲取营养,以其精湛的艺术手法抒发了深挚的感情,并且增加了对人生短促的生命意识的悲叹。这一点几乎贯注在所有的作品中,或隐或显地得到体现。如《冉冉孤生竹》写的是新婚久别后的妻子对远方丈夫的刻骨相思,同时也隐含了对人生短促的生命意识的感伤,使得这首诗具有更深的内蕴,它启发读者不但要珍惜爱情,更要珍惜青春、珍惜朝气蓬勃的生命。
2.诗体:多样化与单一化
汉乐府诗的形式多变,自由灵活,具有一种飞动之势和流动之美。其句式完整的五言体已经很多,还有少量的四言体,但主要是杂言,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都有,呈参差错落、不拘一格之态,显辗转流动、奔逸飞动之势。如《有所思》:“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 闻 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 相思与 君绝!鸡鸣狗吠,兄嫂当知之。妃呼唏!秋风肃肃晨风思,东方须臾高知之。”其它如《孤儿行》、《乌生》等诗都是杂言体。乐府古辞的这种杂言体,是自由灵活的,爱怎么写就怎么写,一篇之中从一二字到十来字的都有。这主要是由于乐府民歌来自民间,保留着很多民间的口语。它形式上错落参差的美感和艺术上的灵活生动,逐渐被文坛上的文人所发现,而成为后世五言、七言古体诗赖以产生的土壤。汉乐府诗中七言体的诗并不多,但整齐的五言诗却不少,如《陌上桑》、《孔雀东南飞》、《梁甫吟》、《伤歌行》、《怨歌行》等全都是五言体的。“两汉时的五言乐府新诗形式,它不仅奠定了中国古典诗歌五言诗的基础,甚至在二千多年的漫长时间里一直发挥着它的作用,它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10](P260)
而《古诗十九首》全都是五言,这是文人们受乐府诗的影响并向乐府诗学习的结果。把汉乐府民歌中的五言诗和汉末文人们的五言诗相对照,可以发现文人五言诗处处有着脱胎于乐府民歌的明显印迹。体制如前面所述,汉末文人五言诗就是直接导源于乐府歌辞五言体。只是文人们毕竟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诗经》、《楚辞》及其它文化遗产对他们的浸润不断,再加上他们是在民歌五言体走过漫长曲折的发展历程后日趋成熟时,才开始五言诗创作的,因而他们能从民歌中充分吸取经验,在民歌五言体的基础上加以改进,使得这种远胜此前诗歌史上其它形式的诗体更加焕发光彩,既有民歌的活泼与清新自然,又有文人诗特有的工致与精美。从而树立起五言诗的新典范——这就是《古诗十九首》在中国诗学史上的重要意义。
3.风格:明朗与含蓄
乐府诗大多采用第一人称,直抒胸臆,以引起读者的共鸣。由于这些民歌唱的是自己心中事,抒的是自己心中情,饱含着自己的血泪或洋溢着自己的欢乐,感情基调是明朗的。如《上邪》,炽烈的感情独白式的语言,一个敢爱的女子形象跃然纸上。其它如《满歌行》慨叹“伶仃荼毒,愁苦难为”,《西门行》感伤“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表达了生命短暂、世事无常的忧虑。这些都是直抒胸臆的典型。
《古诗十九首》却情思深沉,抒写蕴藉委婉。《孟冬寒气至》用了近一半的篇幅写孟冬季节的凛冽寒气,写寒空星星的清冷孤寂,写月亮圆缺给人们无情的暗示,目的都在表现女子深闺寂寞的生活、怀人念远的离思,情景的渲染烘托了诗歌的抒情效果,并使之具有委婉含蓄、余味无穷的意蕴。《凛凛岁云暮》则主要是在结构的曲折上表达婉转之情,写思妇的念夫,因思之切、爱之深而产生“锦衾遗洛浦”的怀疑,因思而不眠,终于“梦想见容辉”,由现实转入梦境。梦中的描写也是极尽曲折,既写迎娶时的欢欣,又写相聚之须臾,最后写寻梦之悲哀,曲折地表达了思妇的婉转不尽的情意。
4.语言:口语的直白与文人诗语的工致精炼
汉乐府民歌语言质朴直白,多用口语,清新自然,表现力强,富有生活气息。如《江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几句全无雕琢,但却生动地勾勒出一幅清新自然的画面。乐府民歌中的人物语言,更是富有生活气息和口语色彩,如《妇病行》、《陌上桑》中的人物语言。
《古诗十九首》语言洗炼,词彩自然生动。可以说这是学习乐府民歌,保持民歌语言朴素自然、平易流畅的特色的结果。但又含意深远,耐人寻味,又加之这些文人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比起民歌作者,他们在语言运用上有着得天独厚的地方。乐府歌辞之外,汉赋特有的华丽与挥洒,雅颂体的典雅与精致,都是他们语言的营养源。他们还可以吸收和运用前代典籍中许多词、成语、典故,把丰富的思想和情感内涵融入简约精炼的语言形式里。
通过以上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汉乐府民歌和《古诗十九首》风格上各放异彩、独具特色,但从中仍可发现它们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古诗十九首》中体式及风格上的特点,或多或少的是在不断学习乐府五言歌辞,吸取其精华的基础上发展提高而来。
汉乐府民歌和《古诗十九首》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诗歌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它们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他们留给后代子孙的宝贵的文化遗产。因此,我们有责任去发掘它的博大精深,去研究它的文学价值,以便加深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提高文化修养。
第4个回答 2007-03-31
汉乐府属于古体诗的一种形式,古体诗是与近体诗(格律诗)相对的,近体诗这一名词是唐人为了区别唐以前声韵比较自由的诗歌所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