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领袖：洪秀全（1814～1864）太平天国领袖。原名仁坤。广东花县（今花都）人。出身农家，读过村塾，屡试不第。1843年创立拜上帝会。翌年到广西贵县（今贵港）赐谷村宣传拜上帝教真义。后回花县，著《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文。1847年8月赴广西桂平紫荆山会冯云山，组织力量，开展政治斗争。1851年1月11日在金田营盘岭聚集2万多会众举行反清武装起义，建立太平天国；3日在武宣“登极”，称“天王”；12月在永安（今蒙山）分封诸王。翌年攻桂林，克全州，占领两湖，再从武昌沿江东下，攻占南京。1853年定都南京，改称天京。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再分兵北伐、西征，结果北伐失利而西征胜利。入主天王府后，深居简出，生活奢靡，大权交由杨秀清掌握。1856年，太平军先后击破清军江北、江南大营，杨秀清居功自傲，逼封万岁。遂密诏韦昌辉、秦日纲，诛杀杨秀清及其家人、部属2万多。1857年石达开带20万精兵出走后，只得重用陈玉成、李秀成等，以扭转局势。1859年命洪仁玕总理朝政。清廷勾结帝国主义加紧镇压太平天国，安庆、苏州、杭州等相继陷入敌手，天京被围。1864年天京陷落前病死。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将大笔军费和巨额赔款，全部转嫁给劳动人民。由于五口通商，外国的工业产品涌进中国，质高价廉的工业产品，排斥了中国传统的家庭副业和手工业，使东南沿海地区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破产，失去生计。同时，地主加紧了对农民的盘剥，土地兼并更为严重。清政府的捐税，年年增加，使农民不堪重负。1840-1850年，广东、广西和全国许多地区，水灾、旱灾、蝗灾，连年不断，广大农民家破人亡，陷入绝境。农民反抗斗争多达110次。特别是两广地区，由于受到鸦片战争的直接冲击，社会动荡更为激烈。
在此期间，洪秀全被《劝世良言》中的单一神权思想和基督教的平等观所吸引，把基督教的平等观和中国农民的“天下太平”、“人人平等”的平均思想结合起来，从农民阶级的要求和利益出发，先后撰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同时期，冯云山在紫荆山区的广大贫苦农民和烧炭工人中，宣传反清思想，开展拜上帝会的组织工作。1849年，拜上帝会众已达万余人。1850年前后，拜上帝会与地主团练的冲突日趋尖锐，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酝酿和发动的。
金田起义：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率众起义，建国号“太平天国”。3月，太平军转战到武宣东乡，洪秀全正式称“天王”；9月，太平军攻占永安州。在永安滞留期间，进行了休整补充和制度建设，初步奠定了太平天国政治制度的雏形。 1852年4月，太平军从永安突围，北上围桂林，克全州，入湖南。在全州战役中，冯云山战死。太平军转战湖南途中，发布了《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等重要文告，阐明太平天国“扫除妖孽，廓清中华”宗旨，号召广大群众纷纷响应。湘江上的纤夫、船工；码头上的挑夫、搬运工；城镇中的铁匠、商贩、木匠；以及郴州、桂阳山区的煤矿工人，参加起义，太平军迅速壮大。1853年1月，太平军攻克武汉三镇，队伍增至50万，声威大振。2月，太平军水陆兼程，沿江东下，连克九江、安庆、芜湖等重镇。3月19日，太平军占领南京，洪秀全进入南京城，宣布改南京为天京，定都天京。太平天国建立了与清王朝相对峙的农民革命政权。
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攻克南京，改名天京，定为都城。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为了巩固和发展胜利成果，进行了北伐和西征。1853年5月，林凤祥、李开芳率军进兵北京。北伐军出江苏，过安徽，进河南，渡黄河，入山西，直捣直隶，逼近天津，由于孤军远征，终于失败。洪秀全为了控制长江中游，确保天京安全，又派兵西征。1853年5月，赖汉英、胡以晃、曾天养率军溯长江西上，攻占了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的广大地区。在湖南境内，多次打败曾国藩组织的以地主团练为骨干的湘军。1856年上半年，太平军又在天京外围展开了激烈的破围战，先后击破了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在军事上达到全盛。1853年冬，制定并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试图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天朝田亩制度》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维持绝对平均主义的农民乌托邦，不可能付诸实施。但是，它表达了广大农民要求得到土地的强烈愿望。太平天国还实行男女平等；改革考试制度；对外关系上，坚持独立自主。
正当太平军在西征战场取得胜利之时，1856年8月，天京城内发生杨秀清假借“天父下凡”，杖责洪秀全，逼迫洪秀全封他为“万岁”的事件。洪秀全感到事态发展下去对自己不利，表面上答应了杨秀清的要求；暗地里却密召在前线的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回京救驾。韦昌辉立即率3000精兵赶回天京。9月2日凌晨，在秦日纲的配合下， 包围了东王府，杀了杨秀清和他的全家，及部下和士兵2万多人。天京城内一片恐怖。石达开从湖北赶回，斥责韦昌辉滥杀无辜。韦昌辉又想杀死石达开，石达开只好半夜缒城逃出天京，石达开的全家老小都被韦昌辉杀了。韦昌辉的行为，引起太平军全体官兵和百姓的愤慨。石达开在安庆起兵后，要求洪秀全顺从民意杀死韦昌辉。11月2日，洪秀全诛杀了韦昌辉及其心腹200余人，平息了这场自相残杀的内乱。韦昌辉被处死后，石达开应召回京“提理政务”。洪秀全经过“天京事变”，对石达开也不信任，于是封洪仁发和洪仁达为王，钳制石达开。石达开既无实权，又心存疑虑，1857年6月，率领10万精兵远走西南。石达开的队伍孤军奋战，1863年6月，被清军围困在四川大渡河畔，全军覆没。天京事变成为太平天国由盛入衰的转折点。
天京变乱和石达开出走，使太平军被迫由战略进攻转向防御。清军乘机反扑，攻占了长江中下游许多地方，重建江南、江北大营，围困天京。洪秀全为了挽救颓势，提拔陈玉成、李秀成等青年将领，委以重任。1858年8月，陈玉成、李秀成会集各路将领，在安徽枞阳召开军事会议。各路大军协同作战，一举攻破浦口歼敌万余，再次击溃江北大营。11月，在安徽三河镇全歼湘军精锐6000余人，迫使清军从安庆撤围，稳定了天京上游的局势。
1859年，洪仁玕提出《资政新篇》。主张“权归于一”，反对“结党联盟”；广开言路，“上下情通”。效法西方，兴办工矿交通和金融事业；准许私人投资，雇佣劳动；奖励民间制造器皿技艺，准其专利自售，中外自由通商，平等往来，兴办学馆，建立医院，设立社会福利机构。《资政新篇》作为太平天国后期的政治纲领，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倾向。1860年上半年，李秀成、陈玉成部捣毁江南大营，并开辟了苏南根据地。1861年9月，安庆失陷。次年5月，陈玉成败走寿州，被俘就义。太平天国西线陷入无法挽救的危境。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同清政府互相勾结，共同镇压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坚决地同侵略者进行英勇斗争，先后重创“常胜军”、“常安军”、“常捷军”，并将华尔打死，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安庆失陷之后，太平军在江苏、浙江的根据地也相继失守，只剩下天京及其周围小块地区，这时，天京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形势日益危急。李秀成提出“让城别走”，另辟根据地的主张，被洪秀全拒绝。1864年6月1日，洪秀全病逝。7月19日，湘军挖掘地道，用火药轰塌城墙，经过激烈巷战，天京陷落。大部分太平军将士壮烈牺牲，少数人突围。幼天王和洪仁玕在江西被俘，英勇就义。李秀成在天京突围时被俘，被曾国藩杀死。太平军余部转战大江南北，一直奋战到1868年。
中国历史上这场空前规模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前后奋战14年，纵横18省，威震全中国，最终在清政府和外国侵略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了。
Ⅲ。根本原因和弊端。十九世纪中叶，在我国广阔的土地上爆发的太平天国革命战争，持续十四年，遍及十八省，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深远的一次农民战争。但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未能推翻封建制度而以失败告终，究其根本原因：过去不少中学历史教师都认为是“中外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力量过于强大”。这种分析只看到了事物的表面，而没有看到了事物的实质，个人认为，太平天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民阶级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
一
历史告诉我们，农民起义要推翻封建剥削制度，取得解放，必须有先进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而太平天国时期并没有出现先进阶级及其政党，有的只是农民阶级，而农民阶级本身并不代表先进生产力，提不出正确的革命纲领。就以太平天国纲领性文献《天朝田亩制度》而言，《制度》的进步性在于平分土地的措施上，它强烈地反映了农民渴望土地和摆脱封建剥削的要求，但单凭平分土地的措施，并不能废除封建剥削制度，也无法达到“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因为平分土地不仅不能改变小农经济的社会结构，反而会助长私有制的发展，贫富两极分化就会重复出现。正如马克思所说：“平均分配办法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制度》中实行财产公有，这完全违背了农民的意愿。太平天国初期有的占领地曾出告示：“天下农民谷米，商贾资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大口岁给一石，小口五斗，以为口食而已。”可结果呢？“此示一出，被惑乡民方如梦觉，然此令已无人理，究不能行，遂下科派之令。”由于财产公有行不通，而军储却一日不可缺，无奈只得回到允许地主继续收租的旧秩序中来。原因何在呢？《制度》中一面企图把社会经济改造成齐一化的清一色的小农经济，另一面又企图在小农经济上面强加一个原始的、落后的类似农村公社的组织，这就必然会产生原有的私有制和人为的公有化的矛盾。再说把农民多余的产品实行公有化，农民中谁劳动力强，谁收获多，谁就会被公有化得多。这就会出现“多劳少得，少劳多得”的不合理现象，农民“嗟怨”之声就在所难免了。在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情况下，“无处不均匀”的社会只能是一个遥远的憧憬。史实说明，财产公有措施在当时是违反经济发展规律的，是超出了历史所允许的范围的。这启示我们：对私有制的攻击，对公有制的要求，并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是革命的、正确的。然而太平天国的领导们就未能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不顾客观不尊重经济规律，片面地求“大”求“公”，最终理想化作泡影，这充分说明了封建社会农民阶级的狭隘性、盲目性。
二
农民阶级的劣根性、使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滋生了自由散漫、腐化堕落、狭隘自私的心理行为。思想的蜕变使太平天国政权后期封建化尤为严重。定都天京后，无论是职官制度、等级制度、还是在礼议方面，大抵都沿袭封建专制政权模式，他们无法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和束缚，把革命中夺取来的权力很快演变成自己的封建特权。如据“天条”规定，一切官兵百姓均不得嫁娶婚配，但天王和各王，却可以“广置姬妾”、“妃嫔在武昌选出四十人，至江陵选百把人，陆续增添，大约不满二百人。”洪秀权还在天京修建天王府，“城围十余里，墙高数丈，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曰：金龙城，殿曰：金龙殿，苑曰：后林苑，雕琢精巧，金碧辉煌。”洪秀权把自己关在“林苑芳菲，兰桂迭妍”的宫墙内，过着“金玉堂中快乐多”的生活，无聊之余，只能写些自我歌颂和训戒后妃的顺口溜：“万方万郭万来朝，万山万水万飘摇，万里万眼万钻至，万知万福万功劳。”他一再重复自己是“月”是“太阳”。动辄训斥自己的后妃。由此可见，政治思想的封建化是与生活上的腐化相伴而生的。
“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的重大事件。它是一个大乱子，一幕大悲剧。它使太平天国的一些领袖们，不是为农民起义的理想而献身，而是在“天国”兄弟的刀锋下丧身。它使成千上万的身经百战的农民革命战士，不是牺牲在对清军鏖战的沙场上，而是倒在天京自相残杀的血泊中。这个大惨剧使一个方兴未艾屹立在东南半壁的太平天国由盛变衰。然而自“天京事变”后，洪秀权非但不从血雨醒风中总结有益的教训，还从此不相信外姓。先是逼走了翼王石达开，接着便大权独揽，宣布“主也是朕做，军师也是朕做”；在朝中大搞任人唯亲，首先重用他的外孙萧有和，第二重用他的兄长洪仁发、洪仁达。萧有和还只十岁的时候，权力已经达到“幼西王出令，有不遵幼西王者，合朝诛之”的地步。后来他竟要把太平天国变成一个“父子公孙”、“江山万年”的国家。
太平天国原以“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反封建思想为出发点，而却以“肃体统、大一尊、一人垂拱于上、万民咸归于下”的封建政权为归宿，其根源深藏在物质的经济事实中。农民是小生者，他们既分散又落后，他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来代表他们，来主宰他们，而这个主宰除了“帝王”外，就找不到别的了。因此，旧式农民起义的领袖们，往往用平等思想来打天下，而以帝王思想来坐天下，这就不足为怪了。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将大笔军费和巨额赔款，全部转嫁给劳动人民。由于五口通商，外国的工业产品涌进中国，质高价廉的工业产品，排斥了中国传统的家庭副业和手工业，使东南沿海地区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破产，失去生计。同时，地主加紧了对农民的盘剥，土地兼并更为严重。清政府的捐税，年年增加，使农民不堪重负。1840-1850年，广东、广西和全国许多地区，水灾、旱灾、蝗灾，连年不断，广大农民家破人亡，陷入绝境。农民反抗斗争多达110次。特别是两广地区，由于受到鸦片战争的直接冲击，社会动荡更为激烈。
在此期间，洪秀全被《劝世良言》中的单一神权思想和基督教的平等观所吸引，把基督教的平等观和中国农民的“天下太平”、“人人平等”的平均思想结合起来，从农民阶级的要求和利益出发，先后撰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同时期，冯云山在紫荆山区的广大贫苦农民和烧炭工人中，宣传反清思想，开展拜上帝会的组织工作。1849年，拜上帝会众已达万余人。1850年前后，拜上帝会与地主团练的冲突日趋尖锐，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酝酿和发动的。
金田起义：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率众起义，建国号“太平天国”。3月，太平军转战到武宣东乡，洪秀全正式称“天王”；9月，太平军攻占永安州。在永安滞留期间，进行了休整补充和制度建设，初步奠定了太平天国政治制度的雏形。 1852年4月，太平军从永安突围，北上围桂林，克全州，入湖南。在全州战役中，冯云山战死。太平军转战湖南途中，发布了《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等重要文告，阐明太平天国“扫除妖孽，廓清中华”宗旨，号召广大群众纷纷响应。湘江上的纤夫、船工；码头上的挑夫、搬运工；城镇中的铁匠、商贩、木匠；以及郴州、桂阳山区的煤矿工人，参加起义，太平军迅速壮大。1853年1月，太平军攻克武汉三镇，队伍增至50万，声威大振。2月，太平军水陆兼程，沿江东下，连克九江、安庆、芜湖等重镇。3月19日，太平军占领南京，洪秀全进入南京城，宣布改南京为天京，定都天京。太平天国建立了与清王朝相对峙的农民革命政权。
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攻克南京，改名天京，定为都城。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为了巩固和发展胜利成果，进行了北伐和西征。1853年5月，林凤祥、李开芳率军进兵北京。北伐军出江苏，过安徽，进河南，渡黄河，入山西，直捣直隶，逼近天津，由于孤军远征，终于失败。洪秀全为了控制长江中游，确保天京安全，又派兵西征。1853年5月，赖汉英、胡以晃、曾天养率军溯长江西上，攻占了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的广大地区。在湖南境内，多次打败曾国藩组织的以地主团练为骨干的湘军。1856年上半年，太平军又在天京外围展开了激烈的破围战，先后击破了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在军事上达到全盛。1853年冬，制定并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试图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天朝田亩制度》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维持绝对平均主义的农民乌托邦，不可能付诸实施。但是，它表达了广大农民要求得到土地的强烈愿望。太平天国还实行男女平等；改革考试制度；对外关系上，坚持独立自主。
正当太平军在西征战场取得胜利之时，1856年8月，天京城内发生杨秀清假借“天父下凡”，杖责洪秀全，逼迫洪秀全封他为“万岁”的事件。洪秀全感到事态发展下去对自己不利，表面上答应了杨秀清的要求；暗地里却密召在前线的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回京救驾。韦昌辉立即率3000精兵赶回天京。9月2日凌晨，在秦日纲的配合下， 包围了东王府，杀了杨秀清和他的全家，及部下和士兵2万多人。天京城内一片恐怖。石达开从湖北赶回，斥责韦昌辉滥杀无辜。韦昌辉又想杀死石达开，石达开只好半夜缒城逃出天京，石达开的全家老小都被韦昌辉杀了。韦昌辉的行为，引起太平军全体官兵和百姓的愤慨。石达开在安庆起兵后，要求洪秀全顺从民意杀死韦昌辉。11月2日，洪秀全诛杀了韦昌辉及其心腹200余人，平息了这场自相残杀的内乱。韦昌辉被处死后，石达开应召回京“提理政务”。洪秀全经过“天京事变”，对石达开也不信任，于是封洪仁发和洪仁达为王，钳制石达开。石达开既无实权，又心存疑虑，1857年6月，率领10万精兵远走西南。石达开的队伍孤军奋战，1863年6月，被清军围困在四川大渡河畔，全军覆没。天京事变成为太平天国由盛入衰的转折点。
天京变乱和石达开出走，使太平军被迫由战略进攻转向防御。清军乘机反扑，攻占了长江中下游许多地方，重建江南、江北大营，围困天京。洪秀全为了挽救颓势，提拔陈玉成、李秀成等青年将领，委以重任。1858年8月，陈玉成、李秀成会集各路将领，在安徽枞阳召开军事会议。各路大军协同作战，一举攻破浦口歼敌万余，再次击溃江北大营。11月，在安徽三河镇全歼湘军精锐6000余人，迫使清军从安庆撤围，稳定了天京上游的局势。
1859年，洪仁玕提出《资政新篇》。主张“权归于一”，反对“结党联盟”；广开言路，“上下情通”。效法西方，兴办工矿交通和金融事业；准许私人投资，雇佣劳动；奖励民间制造器皿技艺，准其专利自售，中外自由通商，平等往来，兴办学馆，建立医院，设立社会福利机构。《资政新篇》作为太平天国后期的政治纲领，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倾向。1860年上半年，李秀成、陈玉成部捣毁江南大营，并开辟了苏南根据地。1861年9月，安庆失陷。次年5月，陈玉成败走寿州，被俘就义。太平天国西线陷入无法挽救的危境。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同清政府互相勾结，共同镇压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坚决地同侵略者进行英勇斗争，先后重创“常胜军”、“常安军”、“常捷军”，并将华尔打死，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安庆失陷之后，太平军在江苏、浙江的根据地也相继失守，只剩下天京及其周围小块地区，这时，天京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形势日益危急。李秀成提出“让城别走”，另辟根据地的主张，被洪秀全拒绝。1864年6月1日，洪秀全病逝。7月19日，湘军挖掘地道，用火药轰塌城墙，经过激烈巷战，天京陷落。大部分太平军将士壮烈牺牲，少数人突围。幼天王和洪仁玕在江西被俘，英勇就义。李秀成在天京突围时被俘，被曾国藩杀死。太平军余部转战大江南北，一直奋战到1868年。
中国历史上这场空前规模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前后奋战14年，纵横18省，威震全中国，最终在清政府和外国侵略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了。
Ⅲ。根本原因和弊端。十九世纪中叶，在我国广阔的土地上爆发的太平天国革命战争，持续十四年，遍及十八省，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深远的一次农民战争。但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未能推翻封建制度而以失败告终，究其根本原因：过去不少中学历史教师都认为是“中外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力量过于强大”。这种分析只看到了事物的表面，而没有看到了事物的实质，个人认为，太平天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民阶级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
一
历史告诉我们，农民起义要推翻封建剥削制度，取得解放，必须有先进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而太平天国时期并没有出现先进阶级及其政党，有的只是农民阶级，而农民阶级本身并不代表先进生产力，提不出正确的革命纲领。就以太平天国纲领性文献《天朝田亩制度》而言，《制度》的进步性在于平分土地的措施上，它强烈地反映了农民渴望土地和摆脱封建剥削的要求，但单凭平分土地的措施，并不能废除封建剥削制度，也无法达到“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因为平分土地不仅不能改变小农经济的社会结构，反而会助长私有制的发展，贫富两极分化就会重复出现。正如马克思所说：“平均分配办法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制度》中实行财产公有，这完全违背了农民的意愿。太平天国初期有的占领地曾出告示：“天下农民谷米，商贾资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大口岁给一石，小口五斗，以为口食而已。”可结果呢？“此示一出，被惑乡民方如梦觉，然此令已无人理，究不能行，遂下科派之令。”由于财产公有行不通，而军储却一日不可缺，无奈只得回到允许地主继续收租的旧秩序中来。原因何在呢？《制度》中一面企图把社会经济改造成齐一化的清一色的小农经济，另一面又企图在小农经济上面强加一个原始的、落后的类似农村公社的组织，这就必然会产生原有的私有制和人为的公有化的矛盾。再说把农民多余的产品实行公有化，农民中谁劳动力强，谁收获多，谁就会被公有化得多。这就会出现“多劳少得，少劳多得”的不合理现象，农民“嗟怨”之声就在所难免了。在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情况下，“无处不均匀”的社会只能是一个遥远的憧憬。史实说明，财产公有措施在当时是违反经济发展规律的，是超出了历史所允许的范围的。这启示我们：对私有制的攻击，对公有制的要求，并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是革命的、正确的。然而太平天国的领导们就未能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不顾客观不尊重经济规律，片面地求“大”求“公”，最终理想化作泡影，这充分说明了封建社会农民阶级的狭隘性、盲目性。
二
农民阶级的劣根性、使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滋生了自由散漫、腐化堕落、狭隘自私的心理行为。思想的蜕变使太平天国政权后期封建化尤为严重。定都天京后，无论是职官制度、等级制度、还是在礼议方面，大抵都沿袭封建专制政权模式，他们无法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和束缚，把革命中夺取来的权力很快演变成自己的封建特权。如据“天条”规定，一切官兵百姓均不得嫁娶婚配，但天王和各王，却可以“广置姬妾”、“妃嫔在武昌选出四十人，至江陵选百把人，陆续增添，大约不满二百人。”洪秀权还在天京修建天王府，“城围十余里，墙高数丈，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曰：金龙城，殿曰：金龙殿，苑曰：后林苑，雕琢精巧，金碧辉煌。”洪秀权把自己关在“林苑芳菲，兰桂迭妍”的宫墙内，过着“金玉堂中快乐多”的生活，无聊之余，只能写些自我歌颂和训戒后妃的顺口溜：“万方万郭万来朝，万山万水万飘摇，万里万眼万钻至，万知万福万功劳。”他一再重复自己是“月”是“太阳”。动辄训斥自己的后妃。由此可见，政治思想的封建化是与生活上的腐化相伴而生的。
“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的重大事件。它是一个大乱子，一幕大悲剧。它使太平天国的一些领袖们，不是为农民起义的理想而献身，而是在“天国”兄弟的刀锋下丧身。它使成千上万的身经百战的农民革命战士，不是牺牲在对清军鏖战的沙场上，而是倒在天京自相残杀的血泊中。这个大惨剧使一个方兴未艾屹立在东南半壁的太平天国由盛变衰。然而自“天京事变”后，洪秀权非但不从血雨醒风中总结有益的教训，还从此不相信外姓。先是逼走了翼王石达开，接着便大权独揽，宣布“主也是朕做，军师也是朕做”；在朝中大搞任人唯亲，首先重用他的外孙萧有和，第二重用他的兄长洪仁发、洪仁达。萧有和还只十岁的时候，权力已经达到“幼西王出令，有不遵幼西王者，合朝诛之”的地步。后来他竟要把太平天国变成一个“父子公孙”、“江山万年”的国家。
太平天国原以“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反封建思想为出发点，而却以“肃体统、大一尊、一人垂拱于上、万民咸归于下”的封建政权为归宿，其根源深藏在物质的经济事实中。农民是小生者，他们既分散又落后，他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来代表他们，来主宰他们，而这个主宰除了“帝王”外，就找不到别的了。因此，旧式农民起义的领袖们，往往用平等思想来打天下，而以帝王思想来坐天下，这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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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7-04-05
领袖：洪秀全（1814～1864）太平天国领袖。原名仁坤。广东花县（今花都）人。出身农家，读过村塾，屡试不第。1843年创立拜上帝会。翌年到广西贵县（今贵港）赐谷村宣传拜上帝教真义。后回花县，著《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文。1847年8月赴广西桂平紫荆山会冯云山，组织力量，开展政治斗争。1851年1月11日在金田营盘岭聚集2万多会众举行反清武装起义，建立太平天国；3日在武宣“登极”，称“天王”；12月在永安（今蒙山）分封诸王。翌年攻桂林，克全州，占领两湖，再从武昌沿江东下，攻占南京。1853年定都南京，改称天京。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再分兵北伐、西征，结果北伐失利而西征胜利。入主天王府后，深居简出，生活奢靡，大权交由杨秀清掌握。1856年，太平军先后击破清军江北、江南大营，杨秀清居功自傲，逼封万岁。遂密诏韦昌辉、秦日纲，诛杀杨秀清及其家人、部属2万多。1857年石达开带20万精兵出走后，只得重用陈玉成、李秀成等，以扭转局势。1859年命洪仁玕总理朝政。清廷勾结帝国主义加紧镇压太平天国，安庆、苏州、杭州等相继陷入敌手，天京被围。1864年天京陷落前病死。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将大笔军费和巨额赔款，全部转嫁给劳动人民。由于五口通商，外国的工业产品涌进中国，质高价廉的工业产品，排斥了中国传统的家庭副业和手工业，使东南沿海地区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破产，失去生计。同时，地主加紧了对农民的盘剥，土地兼并更为严重。清政府的捐税，年年增加，使农民不堪重负。1840-1850年，广东、广西和全国许多地区，水灾、旱灾、蝗灾，连年不断，广大农民家破人亡，陷入绝境。农民反抗斗争多达110次。特别是两广地区，由于受到鸦片战争的直接冲击，社会动荡更为激烈。
在此期间，洪秀全被《劝世良言》中的单一神权思想和基督教的平等观所吸引，把基督教的平等观和中国农民的“天下太平”、“人人平等”的平均思想结合起来，从农民阶级的要求和利益出发，先后撰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同时期，冯云山在紫荆山区的广大贫苦农民和烧炭工人中，宣传反清思想，开展拜上帝会的组织工作。1849年，拜上帝会众已达万余人。1850年前后，拜上帝会与地主团练的冲突日趋尖锐，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酝酿和发动的。
金田起义：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率众起义，建国号“太平天国”。3月，太平军转战到武宣东乡，洪秀全正式称“天王”；9月，太平军攻占永安州。在永安滞留期间，进行了休整补充和制度建设，初步奠定了太平天国政治制度的雏形。 1852年4月，太平军从永安突围，北上围桂林，克全州，入湖南。在全州战役中，冯云山战死。太平军转战湖南途中，发布了《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等重要文告，阐明太平天国“扫除妖孽，廓清中华”宗旨，号召广大群众纷纷响应。湘江上的纤夫、船工；码头上的挑夫、搬运工；城镇中的铁匠、商贩、木匠；以及郴州、桂阳山区的煤矿工人，参加起义，太平军迅速壮大。1853年1月，太平军攻克武汉三镇，队伍增至50万，声威大振。2月，太平军水陆兼程，沿江东下，连克九江、安庆、芜湖等重镇。3月19日，太平军占领南京，洪秀全进入南京城，宣布改南京为天京，定都天京。太平天国建立了与清王朝相对峙的农民革命政权。
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攻克南京，改名天京，定为都城。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为了巩固和发展胜利成果，进行了北伐和西征。1853年5月，林凤祥、李开芳率军进兵北京。北伐军出江苏，过安徽，进河南，渡黄河，入山西，直捣直隶，逼近天津，由于孤军远征，终于失败。洪秀全为了控制长江中游，确保天京安全，又派兵西征。1853年5月，赖汉英、胡以晃、曾天养率军溯长江西上，攻占了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的广大地区。在湖南境内，多次打败曾国藩组织的以地主团练为骨干的湘军。1856年上半年，太平军又在天京外围展开了激烈的破围战，先后击破了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在军事上达到全盛。1853年冬，制定并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试图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天朝田亩制度》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维持绝对平均主义的农民乌托邦，不可能付诸实施。但是，它表达了广大农民要求得到土地的强烈愿望。太平天国还实行男女平等；改革考试制度；对外关系上，坚持独立自主。
正当太平军在西征战场取得胜利之时，1856年8月，天京城内发生杨秀清假借“天父下凡”，杖责洪秀全，逼迫洪秀全封他为“万岁”的事件。洪秀全感到事态发展下去对自己不利，表面上答应了杨秀清的要求；暗地里却密召在前线的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回京救驾。韦昌辉立即率3000精兵赶回天京。9月2日凌晨，在秦日纲的配合下， 包围了东王府，杀了杨秀清和他的全家，及部下和士兵2万多人。天京城内一片恐怖。石达开从湖北赶回，斥责韦昌辉滥杀无辜。韦昌辉又想杀死石达开，石达开只好半夜缒城逃出天京，石达开的全家老小都被韦昌辉杀了。韦昌辉的行为，引起太平军全体官兵和百姓的愤慨。石达开在安庆起兵后，要求洪秀全顺从民意杀死韦昌辉。11月2日，洪秀全诛杀了韦昌辉及其心腹200余人，平息了这场自相残杀的内乱。韦昌辉被处死后，石达开应召回京“提理政务”。洪秀全经过“天京事变”，对石达开也不信任，于是封洪仁发和洪仁达为王，钳制石达开。石达开既无实权，又心存疑虑，1857年6月，率领10万精兵远走西南。石达开的队伍孤军奋战，1863年6月，被清军围困在四川大渡河畔，全军覆没。天京事变成为太平天国由盛入衰的转折点。
天京变乱和石达开出走，使太平军被迫由战略进攻转向防御。清军乘机反扑，攻占了长江中下游许多地方，重建江南、江北大营，围困天京。洪秀全为了挽救颓势，提拔陈玉成、李秀成等青年将领，委以重任。1858年8月，陈玉成、李秀成会集各路将领，在安徽枞阳召开军事会议。各路大军协同作战，一举攻破浦口歼敌万余，再次击溃江北大营。11月，在安徽三河镇全歼湘军精锐6000余人，迫使清军从安庆撤围，稳定了天京上游的局势。
1859年，洪仁玕提出《资政新篇》。主张“权归于一”，反对“结党联盟”；广开言路，“上下情通”。效法西方，兴办工矿交通和金融事业；准许私人投资，雇佣劳动；奖励民间制造器皿技艺，准其专利自售，中外自由通商，平等往来，兴办学馆，建立医院，设立社会福利机构。《资政新篇》作为太平天国后期的政治纲领，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倾向。1860年上半年，李秀成、陈玉成部捣毁江南大营，并开辟了苏南根据地。1861年9月，安庆失陷。次年5月，陈玉成败走寿州，被俘就义。太平天国西线陷入无法挽救的危境。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同清政府互相勾结，共同镇压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坚决地同侵略者进行英勇斗争，先后重创“常胜军”、“常安军”、“常捷军”，并将华尔打死，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安庆失陷之后，太平军在江苏、浙江的根据地也相继失守，只剩下天京及其周围小块地区，这时，天京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形势日益危急。李秀成提出“让城别走”，另辟根据地的主张，被洪秀全拒绝。1864年6月1日，洪秀全病逝。7月19日，湘军挖掘地道，用火药轰塌城墙，经过激烈巷战，天京陷落。大部分太平军将士壮烈牺牲，少数人突围。幼天王和洪仁玕在江西被俘，英勇就义。李秀成在天京突围时被俘，被曾国藩杀死。太平军余部转战大江南北，一直奋战到1868年。
中国历史上这场空前规模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前后奋战14年，纵横18省，威震全中国，最终在清政府和外国侵略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了。
Ⅲ。根本原因和弊端。十九世纪中叶，在我国广阔的土地上爆发的太平天国革命战争，持续十四年，遍及十八省，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深远的一次农民战争。但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未能推翻封建制度而以失败告终，究其根本原因：过去不少中学历史教师都认为是“中外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力量过于强大”。这种分析只看到了事物的表面，而没有看到了事物的实质，个人认为，太平天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民阶级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
一
历史告诉我们，农民起义要推翻封建剥削制度，取得解放，必须有先进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而太平天国时期并没有出现先进阶级及其政党，有的只是农民阶级，而农民阶级本身并不代表先进生产力，提不出正确的革命纲领。就以太平天国纲领性文献《天朝田亩制度》而言，《制度》的进步性在于平分土地的措施上，它强烈地反映了农民渴望土地和摆脱封建剥削的要求，但单凭平分土地的措施，并不能废除封建剥削制度，也无法达到“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因为平分土地不仅不能改变小农经济的社会结构，反而会助长私有制的发展，贫富两极分化就会重复出现。正如马克思所说：“平均分配办法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制度》中实行财产公有，这完全违背了农民的意愿。太平天国初期有的占领地曾出告示：“天下农民谷米，商贾资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大口岁给一石，小口五斗，以为口食而已。”可结果呢？“此示一出，被惑乡民方如梦觉，然此令已无人理，究不能行，遂下科派之令。”由于财产公有行不通，而军储却一日不可缺，无奈只得回到允许地主继续收租的旧秩序中来。原因何在呢？《制度》中一面企图把社会经济改造成齐一化的清一色的小农经济，另一面又企图在小农经济上面强加一个原始的、落后的类似农村公社的组织，这就必然会产生原有的私有制和人为的公有化的矛盾。再说把农民多余的产品实行公有化，农民中谁劳动力强，谁收获多，谁就会被公有化得多。这就会出现“多劳少得，少劳多得”的不合理现象，农民“嗟怨”之声就在所难免了。在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情况下，“无处不均匀”的社会只能是一个遥远的憧憬。史实说明，财产公有措施在当时是违反经济发展规律的，是超出了历史所允许的范围的。这启示我们：对私有制的攻击，对公有制的要求，并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是革命的、正确的。然而太平天国的领导们就未能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不顾客观不尊重经济规律，片面地求“大”求“公”，最终理想化作泡影，这充分说明了封建社会农民阶级的狭隘性、盲目性。
二
农民阶级的劣根性、使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滋生了自由散漫、腐化堕落、狭隘自私的心理行为。思想的蜕变使太平天国政权后期封建化尤为严重。定都天京后，无论是职官制度、等级制度、还是在礼议方面，大抵都沿袭封建专制政权模式，他们无法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和束缚，把革命中夺取来的权力很快演变成自己的封建特权。如据“天条”规定，一切官兵百姓均不得嫁娶婚配，但天王和各王，却可以“广置姬妾”、“妃嫔在武昌选出四十人，至江陵选百把人，陆续增添，大约不满二百人。”洪秀权还在天京修建天王府，“城围十余里，墙高数丈，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曰：金龙城，殿曰：金龙殿，苑曰：后林苑，雕琢精巧，金碧辉煌。”洪秀权把自己关在“林苑芳菲，兰桂迭妍”的宫墙内，过着“金玉堂中快乐多”的生活，无聊之余，只能写些自我歌颂和训戒后妃的顺口溜：“万方万郭万来朝，万山万水万飘摇，万里万眼万钻至，万知万福万功劳。”他一再重复自己是“月”是“太阳”。动辄训斥自己的后妃。由此可见，政治思想的封建化是与生活上的腐化相伴而生的。
“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的重大事件。它是一个大乱子，一幕大悲剧。它使太平天国的一些领袖们，不是为农民起义的理想而献身，而是在“天国”兄弟的刀锋下丧身。它使成千上万的身经百战的农民革命战士，不是牺牲在对清军鏖战的沙场上，而是倒在天京自相残杀的血泊中。这个大惨剧使一个方兴未艾屹立在东南半壁的太平天国由盛变衰。然而自“天京事变”后，洪秀权非但不从血雨醒风中总结有益的教训，还从此不相信外姓。先是逼走了翼王石达开，接着便大权独揽，宣布“主也是朕做，军师也是朕做”；在朝中大搞任人唯亲，首先重用他的外孙萧有和，第二重用他的兄长洪仁发、洪仁达。萧有和还只十岁的时候，权力已经达到“幼西王出令，有不遵幼西王者，合朝诛之”的地步。后来他竟要把太平天国变成一个“父子公孙”、“江山万年”的国家。
太平天国原以“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反封建思想为出发点，而却以“肃体统、大一尊、一人垂拱于上、万民咸归于下”的封建政权为归宿，其根源深藏在物质的经济事实中。农民是小生者，他们既分散又落后，他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来代表他们，来主宰他们，而这个主宰除了“帝王”外，就找不到别的了。因此，旧式农民起义的领袖们，往往用平等思想来打天下，而以帝王思想来坐天下，这就不足为怪了。
综上所述，太平天国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由于缺乏先进政党的领导，没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他们过早过急地搞封建专制主义，希冀在利用拜上帝会来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社会，这种披着宗教外衣的斗争方式，具有狭隘性、盲目性，伴随斗争进程的发展，农民阶级的种种弱点便逐渐显露出来，这就不免使太平天国的领导集团在政治上、军事上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因而注定革命必将以失败告终。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将大笔军费和巨额赔款，全部转嫁给劳动人民。由于五口通商，外国的工业产品涌进中国，质高价廉的工业产品，排斥了中国传统的家庭副业和手工业，使东南沿海地区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破产，失去生计。同时，地主加紧了对农民的盘剥，土地兼并更为严重。清政府的捐税，年年增加，使农民不堪重负。1840-1850年，广东、广西和全国许多地区，水灾、旱灾、蝗灾，连年不断，广大农民家破人亡，陷入绝境。农民反抗斗争多达110次。特别是两广地区，由于受到鸦片战争的直接冲击，社会动荡更为激烈。
在此期间，洪秀全被《劝世良言》中的单一神权思想和基督教的平等观所吸引，把基督教的平等观和中国农民的“天下太平”、“人人平等”的平均思想结合起来，从农民阶级的要求和利益出发，先后撰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同时期，冯云山在紫荆山区的广大贫苦农民和烧炭工人中，宣传反清思想，开展拜上帝会的组织工作。1849年，拜上帝会众已达万余人。1850年前后，拜上帝会与地主团练的冲突日趋尖锐，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酝酿和发动的。
金田起义：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率众起义，建国号“太平天国”。3月，太平军转战到武宣东乡，洪秀全正式称“天王”；9月，太平军攻占永安州。在永安滞留期间，进行了休整补充和制度建设，初步奠定了太平天国政治制度的雏形。 1852年4月，太平军从永安突围，北上围桂林，克全州，入湖南。在全州战役中，冯云山战死。太平军转战湖南途中，发布了《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等重要文告，阐明太平天国“扫除妖孽，廓清中华”宗旨，号召广大群众纷纷响应。湘江上的纤夫、船工；码头上的挑夫、搬运工；城镇中的铁匠、商贩、木匠；以及郴州、桂阳山区的煤矿工人，参加起义，太平军迅速壮大。1853年1月，太平军攻克武汉三镇，队伍增至50万，声威大振。2月，太平军水陆兼程，沿江东下，连克九江、安庆、芜湖等重镇。3月19日，太平军占领南京，洪秀全进入南京城，宣布改南京为天京，定都天京。太平天国建立了与清王朝相对峙的农民革命政权。
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攻克南京，改名天京，定为都城。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为了巩固和发展胜利成果，进行了北伐和西征。1853年5月，林凤祥、李开芳率军进兵北京。北伐军出江苏，过安徽，进河南，渡黄河，入山西，直捣直隶，逼近天津，由于孤军远征，终于失败。洪秀全为了控制长江中游，确保天京安全，又派兵西征。1853年5月，赖汉英、胡以晃、曾天养率军溯长江西上，攻占了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的广大地区。在湖南境内，多次打败曾国藩组织的以地主团练为骨干的湘军。1856年上半年，太平军又在天京外围展开了激烈的破围战，先后击破了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在军事上达到全盛。1853年冬，制定并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试图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天朝田亩制度》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维持绝对平均主义的农民乌托邦，不可能付诸实施。但是，它表达了广大农民要求得到土地的强烈愿望。太平天国还实行男女平等；改革考试制度；对外关系上，坚持独立自主。
正当太平军在西征战场取得胜利之时，1856年8月，天京城内发生杨秀清假借“天父下凡”，杖责洪秀全，逼迫洪秀全封他为“万岁”的事件。洪秀全感到事态发展下去对自己不利，表面上答应了杨秀清的要求；暗地里却密召在前线的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回京救驾。韦昌辉立即率3000精兵赶回天京。9月2日凌晨，在秦日纲的配合下， 包围了东王府，杀了杨秀清和他的全家，及部下和士兵2万多人。天京城内一片恐怖。石达开从湖北赶回，斥责韦昌辉滥杀无辜。韦昌辉又想杀死石达开，石达开只好半夜缒城逃出天京，石达开的全家老小都被韦昌辉杀了。韦昌辉的行为，引起太平军全体官兵和百姓的愤慨。石达开在安庆起兵后，要求洪秀全顺从民意杀死韦昌辉。11月2日，洪秀全诛杀了韦昌辉及其心腹200余人，平息了这场自相残杀的内乱。韦昌辉被处死后，石达开应召回京“提理政务”。洪秀全经过“天京事变”，对石达开也不信任，于是封洪仁发和洪仁达为王，钳制石达开。石达开既无实权，又心存疑虑，1857年6月，率领10万精兵远走西南。石达开的队伍孤军奋战，1863年6月，被清军围困在四川大渡河畔，全军覆没。天京事变成为太平天国由盛入衰的转折点。
天京变乱和石达开出走，使太平军被迫由战略进攻转向防御。清军乘机反扑，攻占了长江中下游许多地方，重建江南、江北大营，围困天京。洪秀全为了挽救颓势，提拔陈玉成、李秀成等青年将领，委以重任。1858年8月，陈玉成、李秀成会集各路将领，在安徽枞阳召开军事会议。各路大军协同作战，一举攻破浦口歼敌万余，再次击溃江北大营。11月，在安徽三河镇全歼湘军精锐6000余人，迫使清军从安庆撤围，稳定了天京上游的局势。
1859年，洪仁玕提出《资政新篇》。主张“权归于一”，反对“结党联盟”；广开言路，“上下情通”。效法西方，兴办工矿交通和金融事业；准许私人投资，雇佣劳动；奖励民间制造器皿技艺，准其专利自售，中外自由通商，平等往来，兴办学馆，建立医院，设立社会福利机构。《资政新篇》作为太平天国后期的政治纲领，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倾向。1860年上半年，李秀成、陈玉成部捣毁江南大营，并开辟了苏南根据地。1861年9月，安庆失陷。次年5月，陈玉成败走寿州，被俘就义。太平天国西线陷入无法挽救的危境。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同清政府互相勾结，共同镇压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坚决地同侵略者进行英勇斗争，先后重创“常胜军”、“常安军”、“常捷军”，并将华尔打死，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安庆失陷之后，太平军在江苏、浙江的根据地也相继失守，只剩下天京及其周围小块地区，这时，天京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形势日益危急。李秀成提出“让城别走”，另辟根据地的主张，被洪秀全拒绝。1864年6月1日，洪秀全病逝。7月19日，湘军挖掘地道，用火药轰塌城墙，经过激烈巷战，天京陷落。大部分太平军将士壮烈牺牲，少数人突围。幼天王和洪仁玕在江西被俘，英勇就义。李秀成在天京突围时被俘，被曾国藩杀死。太平军余部转战大江南北，一直奋战到1868年。
中国历史上这场空前规模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前后奋战14年，纵横18省，威震全中国，最终在清政府和外国侵略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了。
Ⅲ。根本原因和弊端。十九世纪中叶，在我国广阔的土地上爆发的太平天国革命战争，持续十四年，遍及十八省，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深远的一次农民战争。但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未能推翻封建制度而以失败告终，究其根本原因：过去不少中学历史教师都认为是“中外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力量过于强大”。这种分析只看到了事物的表面，而没有看到了事物的实质，个人认为，太平天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民阶级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
一
历史告诉我们，农民起义要推翻封建剥削制度，取得解放，必须有先进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而太平天国时期并没有出现先进阶级及其政党，有的只是农民阶级，而农民阶级本身并不代表先进生产力，提不出正确的革命纲领。就以太平天国纲领性文献《天朝田亩制度》而言，《制度》的进步性在于平分土地的措施上，它强烈地反映了农民渴望土地和摆脱封建剥削的要求，但单凭平分土地的措施，并不能废除封建剥削制度，也无法达到“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因为平分土地不仅不能改变小农经济的社会结构，反而会助长私有制的发展，贫富两极分化就会重复出现。正如马克思所说：“平均分配办法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制度》中实行财产公有，这完全违背了农民的意愿。太平天国初期有的占领地曾出告示：“天下农民谷米，商贾资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大口岁给一石，小口五斗，以为口食而已。”可结果呢？“此示一出，被惑乡民方如梦觉，然此令已无人理，究不能行，遂下科派之令。”由于财产公有行不通，而军储却一日不可缺，无奈只得回到允许地主继续收租的旧秩序中来。原因何在呢？《制度》中一面企图把社会经济改造成齐一化的清一色的小农经济，另一面又企图在小农经济上面强加一个原始的、落后的类似农村公社的组织，这就必然会产生原有的私有制和人为的公有化的矛盾。再说把农民多余的产品实行公有化，农民中谁劳动力强，谁收获多，谁就会被公有化得多。这就会出现“多劳少得，少劳多得”的不合理现象，农民“嗟怨”之声就在所难免了。在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情况下，“无处不均匀”的社会只能是一个遥远的憧憬。史实说明，财产公有措施在当时是违反经济发展规律的，是超出了历史所允许的范围的。这启示我们：对私有制的攻击，对公有制的要求，并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是革命的、正确的。然而太平天国的领导们就未能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不顾客观不尊重经济规律，片面地求“大”求“公”，最终理想化作泡影，这充分说明了封建社会农民阶级的狭隘性、盲目性。
二
农民阶级的劣根性、使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滋生了自由散漫、腐化堕落、狭隘自私的心理行为。思想的蜕变使太平天国政权后期封建化尤为严重。定都天京后，无论是职官制度、等级制度、还是在礼议方面，大抵都沿袭封建专制政权模式，他们无法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和束缚，把革命中夺取来的权力很快演变成自己的封建特权。如据“天条”规定，一切官兵百姓均不得嫁娶婚配，但天王和各王，却可以“广置姬妾”、“妃嫔在武昌选出四十人，至江陵选百把人，陆续增添，大约不满二百人。”洪秀权还在天京修建天王府，“城围十余里，墙高数丈，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曰：金龙城，殿曰：金龙殿，苑曰：后林苑，雕琢精巧，金碧辉煌。”洪秀权把自己关在“林苑芳菲，兰桂迭妍”的宫墙内，过着“金玉堂中快乐多”的生活，无聊之余，只能写些自我歌颂和训戒后妃的顺口溜：“万方万郭万来朝，万山万水万飘摇，万里万眼万钻至，万知万福万功劳。”他一再重复自己是“月”是“太阳”。动辄训斥自己的后妃。由此可见，政治思想的封建化是与生活上的腐化相伴而生的。
“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的重大事件。它是一个大乱子，一幕大悲剧。它使太平天国的一些领袖们，不是为农民起义的理想而献身，而是在“天国”兄弟的刀锋下丧身。它使成千上万的身经百战的农民革命战士，不是牺牲在对清军鏖战的沙场上，而是倒在天京自相残杀的血泊中。这个大惨剧使一个方兴未艾屹立在东南半壁的太平天国由盛变衰。然而自“天京事变”后，洪秀权非但不从血雨醒风中总结有益的教训，还从此不相信外姓。先是逼走了翼王石达开，接着便大权独揽，宣布“主也是朕做，军师也是朕做”；在朝中大搞任人唯亲，首先重用他的外孙萧有和，第二重用他的兄长洪仁发、洪仁达。萧有和还只十岁的时候，权力已经达到“幼西王出令，有不遵幼西王者，合朝诛之”的地步。后来他竟要把太平天国变成一个“父子公孙”、“江山万年”的国家。
太平天国原以“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反封建思想为出发点，而却以“肃体统、大一尊、一人垂拱于上、万民咸归于下”的封建政权为归宿，其根源深藏在物质的经济事实中。农民是小生者，他们既分散又落后，他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来代表他们，来主宰他们，而这个主宰除了“帝王”外，就找不到别的了。因此，旧式农民起义的领袖们，往往用平等思想来打天下，而以帝王思想来坐天下，这就不足为怪了。
综上所述，太平天国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由于缺乏先进政党的领导，没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他们过早过急地搞封建专制主义，希冀在利用拜上帝会来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社会，这种披着宗教外衣的斗争方式，具有狭隘性、盲目性，伴随斗争进程的发展，农民阶级的种种弱点便逐渐显露出来，这就不免使太平天国的领导集团在政治上、军事上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因而注定革命必将以失败告终。
第2个回答 2007-04-07
有东王西王南王北王类！
第3个回答 2007-04-05
1851
洪秀全
一群地痞流氓的闹剧
洪秀全
一群地痞流氓的闹剧
第4个回答 2007-04-07
洪秀全，杨秀请，冯云山，肖朝桂，石达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