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因为汪曾祺的创作处于一个特殊的时期，就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开始盛行，人们开始运用更加民主和自由的观点来反映文革时期的一些问题，来实现自己某方面的政治诉求。而汪曾祺恰恰反其道而行，追求一种小农的，桃花源式的精神实质，是一种纯粹的文人精神上的自我实现。
汪曾祺曾师从沈从文，对中国的古典文化也有很深的造诣，注重作品当中的意境美，言有尽而意无穷。而意境美恰恰是中国古典文化的核心，所以说汪曾祺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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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曾经这样评价过自己的小说创作：“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汪曾祺作品中的人性之美出乎本真而带着淡淡的忧伤，这种恬淡怡然的美深深地俘获了读者的心，呼应了人性本真的善良。
放眼文学界，我们见多了那种暴露隐私、吸引眼球、刺激感官欲望的所谓文学作品。尽管短时间内似乎能够引起一些关注，但是这种关注是消极的，于文学和社会而言都有着巨大的危害。
而在汪曾祺的作品里，人性不是体现为轰轰烈烈的夸大失真的叙述，不是表现为刀剑相对的血腥；他那些恬淡忧伤的文字，凝结着的恰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人性之美。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生活方式的变迁，许多旧有的生活方式被改变甚至被忘却。
然而，这些传统的民俗风情是温馨的、有人情味的，这一点并不会因为追求速度和效率而被改变；相反，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在不断的反思中进行着生存的回望，而文学恰恰在这时候给人们提供心理安慰。
旧的民俗风情似乎没有了实用价值，却不断地被记忆所发掘，用以温暖我们匆忙而麻木的生活，从中我们得以找到立足现实走向未来的依据和能量。
汪曾祺的文字就有这样的魔力，他往往在乡土风俗的描写之中渗入传统的文化意识和审美情趣——人与人之间谦和互爱，人与物之间亲切共适，人与环境之间和谐相依，呈现出一派远离喧嚣和纷争、摒弃狭隘和迂腐后的高远平淡、自然随和的生活氛围。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今天，我们为什么怀念汪曾祺
初读汪曾祺，喜欢他的散文，是因为读起来不是那么枯燥，他的作品不带有任何字面阅读的障碍，小说情节也普遍比较简单。汪曾祺师承沈从文，相比于师承周作人的废名，他的文字不显得那样艰涩，自然让人觉得亲切。后来读了他的散文集《人间草木》和《随遇而安》觉得他的文章就像一片海，温润却并不苍凉。沉浸在这样的作品中，可以去掉人世间的浮躁之气，荡涤人的心灵。
汪曾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仅有的几位真正称得上语言大师的人之一，他的语言特点极其鲜明，是几乎不可以模仿的。他所使用的语言内化在他的习惯、思维活动、个性气质，并最终根源于他生活经验和人生阅历之中。在这种语言统照下，不用说一些经过精妙构思过的佳作名篇，甚至只是他的只言片语都散发着他独特的语言气息。
很喜欢读汪曾祺的《随遇而安》，虽然书取名随遇而安，在骨子里却感到一股乐观向上的劲，字里行间感觉得出他对生活的热爱。“一个人，总应该用自己的工作，使这个世界更美好一些，给这个世界增加一点好东西。在任何逆境之中也不能丧失对于生活带有抒情意味的情趣，不能丧失对于生活的爱。”他说“活着多好呀。我写这些丈章的目的也就是使人觉得：活着多好呀!”是的，活着就是山，是水，是阳光，是空气，是天上的云，是地上的泥土，物我同在，江山共适，这才是至善至美。
“美的形式是自由形式。”汪曾祺倾向“为文无法”———随便。他不擅以大喜大悲怪诞离奇制造效果，却以一种轻声的叹息慑服了人。人世间的悲哀、可怜、委琐，一切乏人兴趣甚至让人鄙薄的行为作派，一旦到了他的笔下，就顿生出脉脉的怜情和绵绵的酸涩，变成了人类共同的苦恼和弱点的暗示，变成了人性涨落的一种提示。痛恨，但不咬牙切齿；欢乐，但不得意忘形。他习惯于勇敢地承受世事，然后涵化丑、包容恶，行文的字里行间都透露出他对真善美还有爱的追求。 他赞成老师沈从文的“最反对愤世嫉俗，玩世不恭”，欣赏沈从文“总是用一种善意的、含情的微笑来看待这个世界的一切。”还有“不意愿展示伤疤，以呈英雄豪气；不意愿发小我激情，以臧否纷繁的大干世界。”他关注着世人，思考他们，同情他们，爱他们。他十分崇尚沈从文对生活、对人、对山河草木都充满感情，对什么都爱着，用一颗蔼然之心爱着。与他的老师一样，汪曾祺有着一种燃烧的感情，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永远倾心、永远诚实的赞颂的感情。看似冷静如水，其实灼烈如火。对人世间的美，爱怜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汪曾祺个性随和恬淡，一生步履从容，大度超脱，波澜不兴。历经世俗，由俗而脱俗。为人为文，向真向善，求平实，不矫情。这个性情中人，深深爱着生活，对生活有一种宁让它负我、我不负它的痴迷，通俗说法：“随遇而安”。却因善良而对普通人敞开着炭火一样的心怀；不事张扬，喜静守独，又因热爱而全身心地融入生活并对生活始终怀着深深的眷恋。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这种大平和心，使他变成一茎草、一株树、一条河流、一潭池水，与天地人达成了最为相宜的默契。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人们都有这样的体验：狂泻喧腾的大瀑布之美固然可敬可畏，然而置身清丽澄明的小溪边，观鱼游虾戏，听流水潺潺，不是让人忘掉精神疲惫而顿感其乐融融吗？汪曾祺把自己的散文定位于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正是适应了中国读者文化心态和期待视野的调整。
当今社会，由于复制技术造成的那种虚拟幻化的“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因为它们的虚幻和刻板，已经不再具备可体验的审美特征。真正具有可体验的美的特征的，恰好是真实的个体生存中的无时无刻不在的“小文化”“小话语”“小叙事”。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贡献，就在于他对“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的解构，在于他对个体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唤，在于他帮助人们发现了就在自己身边的“凡人小事”之美。美在身边，美在本分。汪曾祺散文的精神气质和艺术神韵之所以能对读者产生强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对“凡人小事”的审视，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见大，而不是自大其“小”，以小媚“大”。必须指出，汪曾祺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文深蕴着他独特的人生体验，但其效用并不只是自娱一己的性情，他强调自己的作品还应于世道人心有补，于社会人生有益，决不是要把个人与社会隔离开来，对立起来。他的作品间或也流露出道家主张的随缘自适、自足自保的悠然任化的意趣，但断然有别于魏晋文人的清谈和颓废，在本质上他对人生的理解和描绘是乐观向上的，相信“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现代艺术，太多的夸饰，太多的刺激，太多的借助声光电气。汪曾祺则是要从内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种原汁原味的“本色艺术”或“绿色艺术”，创造真境界，传达真感情，引领人们到达精神世界的净土。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身边的“凡人小事”还没来得及完全呈现自己的意义就被抛到记忆的背后。由此看来，人们除了被“忙”包裹、挤压之外，似乎根本体验不到人生还有什么其他乐趣。汪曾祺的散文在向人们发出这样的吁请：慢点走，欣赏你自己啊！
己心妩媚，则世间妩媚；己心温暖，则世间温暖。汪曾棋曾说：我的作品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这和谐包括淡泊宁静、乐观谦和；包括外表从容、内心清幽；包括窘境下的安之若素；包括对生活的热情，对人的尊重与关怀；包括对一切美的发现和向往。通过他的作品，我了解他的为人，并深为感动。本回答被提问者和网友采纳
2、文化精神：汪曾祺曾师从沈从文,对中国的古典文化也有很深的造诣,注重作品当中的意境美,言有尽而意无穷.而意境美恰恰是中国古典文化的核心.所以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士大夫”本指官僚阶层。只有做官或做过官的读书人才是士大夫，没做过的就不算。
而汪曾祺小时候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所以他接受过西南联大正规的高等教育，当属科班出身。所以有人说他是“士大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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