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田庄式的生产经营
东汉时期，豪强地主都占有大量土地，通常又采取田庄式的生产经营方式。在当时的田庄中，有农、林、牧、渔各业，还从事某些手工业的生产，或进行一定的商业和高利贷活动，具有极强的自给自足性质。例如刘秀母舅樊宏在湖阳经营的田庄，其中有数里面积的樊陂，田地达三百余顷。在这个田庄中，庐舍楼阁成片，“竹木成林，六畜放牧”，“檀棘桑麻，闭门成市”。可见其规模很大，具有多种经营的特点。另外，樊宏还“好货殖”，从事商业和高利贷活动。(《后汉书·樊宏传》)在四川发现的画像砖上，也可以看到地主田庄的同样情景。
崔实所写的《四民月令》，对地主田庄的经营情况反映得很详尽。所谓：田庄里种植着小麦、大麦、春麦、粟、黍、粳稻、大豆、小豆等粮食作物，胡麻、牡麻、蓝靛等经济作物，瓜果等蔬菜；自己制作各种酱、酒、醋及饴糖等食物；又种植药用植物，以配药品。在这种大田庄里，还种植各种林木以及果树，饲养马牛等耕畜和家畜。在手工生产方面，自己养蚕，纺织各种麻布和丝织物，制作衣、鞋，制造农具和兵器等。此外，田庄中也有粮食及农副产品的买卖。可见，在地主田庄里，各类生活资料基本上都可以自给自足。
[编辑]剥削劳动者
东汉时，豪强地主大都利用宗族血缘关系作为剥削劳动者的手段，使地主和农奴的关系罩上了一层温情的面纱。当时，豪强地主常常聚族而居，特别是在西汉末年战乱中，他们往往纠集宗族，建筑坞堡以自守。东汉以后，随着封建隶属关系的强化，豪强地主的贫困宗族，大多成为田庄里的劳动者。在庄园里，劳动者主要有宗族、宾客、徒附和奴隶，他们对豪强地主有极强的依附性。其中庄园主的贫困宗族、宾客地位略高，徒附是典型的农奴，奴隶则最为卑贱。
豪强田庄里的劳动者所受的剥削都很沉重，地租剥削大概都在百分之五十以上。除实物地租外，他们还得无偿地为田庄主服劳役。不但如此，豪强地主还把他们编制起来，组成私人武装，平时看家护院、巡警守卫，战时则跟随主人打仗。这种豪强地主的私兵，史称“部曲”。由于剥削的沉重，宗族、宾客、徒附的生活都极其痛苦，“生有终身之勤，死有暴骨之忧。岁小不登，流离沟壑，嫁妻卖子。”(崔实《政论》) 为了消弭农民的反抗，豪强地主也有意识地利用宗亲关系，分化农民。据《四民月令》记载，每年春耕前后，庄园主就“赈赡穷乏，务施九族，自亲者始”。秋收前后，又“存问九族孤寡老病不能自存者”，对同宗贫困而死者，则纠合宗人，合族收葬。冬月腊日，还要“请召宗族、婚姻、宾旅、讲好和礼”，“休农息役”。于是，在封建庄园内部往往形成相对缓和的关系。所以，在东汉时期，封建田庄还能较好地组织生产。正因为如此，每当遇到战乱之际，常常出现豪强地主率领大群宗族宾客、徒附义从，或择地避乱，或筑坞自守，甚至合族开上战场，举宗进行叛乱的现象。在农民起义的年代里，豪强地主的庄园武装也成为镇压农民军的力量。
自耕农及封建国有制
编辑]自耕农
东汉时期，封建政府虽在形式上实行呛箧薄赋的政策，但事实上农民受到多方面的盘剥。地主、官吏欺凌人民，转嫁负担，花样百出。如汉明帝时，政府下令推广区种法以增加产量。结果，有些地方通过多报农民耕地，把租税负担强加在农民头上。又如东汉初，禁止农民从事商业活动以妨碍农时，地方官吏及豪强地主遂据此对农民进行种种限制，规定有田者不得捕鱼，以便他们营私牟利。此外还在各种借口下任意征发，转输远戍等等，更使农民喘不过气来。总之，农民的赋税徭役负担非常沉重，加上豪强地主的欺压，使农民生活极其艰难，常常落得“饥饿流离”的结局。
封建国家所有制
封建国家所有制经济是东汉时代另一种重要的经济形式。封建国家不仅掌握着大量土地及山林川泽，并且还直接经营许多生产事业。特别是手工业方面的经营，更多地集中在封建国家手里。
在东汉的政府机构中，大司农、少府、将作大匠、太仆所掌管的生产事业最多，也最重要。大司农除了经管国家赋税收入外，还主管屯田等事务。东汉时期的屯田，以军屯为主，在沿边地区，还有募民屯田及放免刑徒屯田。大司农所属的平准署和导官署，还分别进行各种丝麻纺织品的染色加工及粮食加工。东汉时，盐铁生产由郡国经营管理。少府实际上是皇帝的大管家，它除了管理山林川泽的各种税收外，也直接组织皇室需要的生活用品和各类奢侈品的生产。少府在各地著名的手工业中心，都设有工官组织生产，其规模都相当庞大。将作大匠直接主持宫室、都邑、园苑、陵墓等土木工程的营造。太仆则主造各种兵器器械，并管理各处牧苑。
在东汉国家经营的生产事业中，还较多地使用奴隶。同时，还有大量罚作苦役的罪犯、服徭役的农民和少数佣工人。大规模的土木工程，则更多依靠征发徭役来完成。
东汉时期，豪强地主都占有大量土地，通常又采取田庄式的生产经营方式。在当时的田庄中，有农、林、牧、渔各业，还从事某些手工业的生产，或进行一定的商业和高利贷活动，具有极强的自给自足性质。例如刘秀母舅樊宏在湖阳经营的田庄，其中有数里面积的樊陂，田地达三百余顷。在这个田庄中，庐舍楼阁成片，“竹木成林，六畜放牧”，“檀棘桑麻，闭门成市”。可见其规模很大，具有多种经营的特点。另外，樊宏还“好货殖”，从事商业和高利贷活动。(《后汉书·樊宏传》)在四川发现的画像砖上，也可以看到地主田庄的同样情景。
崔实所写的《四民月令》，对地主田庄的经营情况反映得很详尽。所谓：田庄里种植着小麦、大麦、春麦、粟、黍、粳稻、大豆、小豆等粮食作物，胡麻、牡麻、蓝靛等经济作物，瓜果等蔬菜；自己制作各种酱、酒、醋及饴糖等食物；又种植药用植物，以配药品。在这种大田庄里，还种植各种林木以及果树，饲养马牛等耕畜和家畜。在手工生产方面，自己养蚕，纺织各种麻布和丝织物，制作衣、鞋，制造农具和兵器等。此外，田庄中也有粮食及农副产品的买卖。可见，在地主田庄里，各类生活资料基本上都可以自给自足。
[编辑]剥削劳动者
东汉时，豪强地主大都利用宗族血缘关系作为剥削劳动者的手段，使地主和农奴的关系罩上了一层温情的面纱。当时，豪强地主常常聚族而居，特别是在西汉末年战乱中，他们往往纠集宗族，建筑坞堡以自守。东汉以后，随着封建隶属关系的强化，豪强地主的贫困宗族，大多成为田庄里的劳动者。在庄园里，劳动者主要有宗族、宾客、徒附和奴隶，他们对豪强地主有极强的依附性。其中庄园主的贫困宗族、宾客地位略高，徒附是典型的农奴，奴隶则最为卑贱。
豪强田庄里的劳动者所受的剥削都很沉重，地租剥削大概都在百分之五十以上。除实物地租外，他们还得无偿地为田庄主服劳役。不但如此，豪强地主还把他们编制起来，组成私人武装，平时看家护院、巡警守卫，战时则跟随主人打仗。这种豪强地主的私兵，史称“部曲”。由于剥削的沉重，宗族、宾客、徒附的生活都极其痛苦，“生有终身之勤，死有暴骨之忧。岁小不登，流离沟壑，嫁妻卖子。”(崔实《政论》) 为了消弭农民的反抗，豪强地主也有意识地利用宗亲关系，分化农民。据《四民月令》记载，每年春耕前后，庄园主就“赈赡穷乏，务施九族，自亲者始”。秋收前后，又“存问九族孤寡老病不能自存者”，对同宗贫困而死者，则纠合宗人，合族收葬。冬月腊日，还要“请召宗族、婚姻、宾旅、讲好和礼”，“休农息役”。于是，在封建庄园内部往往形成相对缓和的关系。所以，在东汉时期，封建田庄还能较好地组织生产。正因为如此，每当遇到战乱之际，常常出现豪强地主率领大群宗族宾客、徒附义从，或择地避乱，或筑坞自守，甚至合族开上战场，举宗进行叛乱的现象。在农民起义的年代里，豪强地主的庄园武装也成为镇压农民军的力量。
自耕农及封建国有制
编辑]自耕农
东汉时期，封建政府虽在形式上实行呛箧薄赋的政策，但事实上农民受到多方面的盘剥。地主、官吏欺凌人民，转嫁负担，花样百出。如汉明帝时，政府下令推广区种法以增加产量。结果，有些地方通过多报农民耕地，把租税负担强加在农民头上。又如东汉初，禁止农民从事商业活动以妨碍农时，地方官吏及豪强地主遂据此对农民进行种种限制，规定有田者不得捕鱼，以便他们营私牟利。此外还在各种借口下任意征发，转输远戍等等，更使农民喘不过气来。总之，农民的赋税徭役负担非常沉重，加上豪强地主的欺压，使农民生活极其艰难，常常落得“饥饿流离”的结局。
封建国家所有制
封建国家所有制经济是东汉时代另一种重要的经济形式。封建国家不仅掌握着大量土地及山林川泽，并且还直接经营许多生产事业。特别是手工业方面的经营，更多地集中在封建国家手里。
在东汉的政府机构中，大司农、少府、将作大匠、太仆所掌管的生产事业最多，也最重要。大司农除了经管国家赋税收入外，还主管屯田等事务。东汉时期的屯田，以军屯为主，在沿边地区，还有募民屯田及放免刑徒屯田。大司农所属的平准署和导官署，还分别进行各种丝麻纺织品的染色加工及粮食加工。东汉时，盐铁生产由郡国经营管理。少府实际上是皇帝的大管家，它除了管理山林川泽的各种税收外，也直接组织皇室需要的生活用品和各类奢侈品的生产。少府在各地著名的手工业中心，都设有工官组织生产，其规模都相当庞大。将作大匠直接主持宫室、都邑、园苑、陵墓等土木工程的营造。太仆则主造各种兵器器械，并管理各处牧苑。
在东汉国家经营的生产事业中，还较多地使用奴隶。同时，还有大量罚作苦役的罪犯、服徭役的农民和少数佣工人。大规模的土木工程，则更多依靠征发徭役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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