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田庄式的生产经营
东汉时期,豪强地主都占有大量土地,通常又采取田庄式的生产经营方式。在当时的田庄中,有农、林、牧、渔各业,还从事某些手工业的生产,或进行一定的商业和高利贷活动,具有极强的自给自足性质。例如刘秀母舅樊宏在湖阳经营的田庄,其中有数里面积的樊陂,田地达三百余顷。在这个田庄中,庐舍楼阁成片,“竹木成林,六畜放牧”,“檀棘桑麻,闭门成市”。可见其规模很大,具有多种经营的特点。另外,樊宏还“好货殖”,从事商业和高利贷活动。(《后汉书·樊宏传》)在四川发现的画像砖上,也可以看到地主田庄的同样情景。
崔实所写的《四民月令》,对地主田庄的经营情况反映得很详尽。所谓:田庄里种植着小麦、大麦、春麦、粟、黍、粳稻、大豆、小豆等粮食作物,胡麻、牡麻、蓝靛等经济作物,瓜果等蔬菜;自己制作各种酱、酒、醋及饴糖等食物;又种植药用植物,以配药品。在这种大田庄里,还种植各种林木以及果树,饲养马牛等耕畜和家畜。在手工生产方面,自己养蚕,纺织各种麻布和丝织物,制作衣、鞋,制造农具和兵器等。此外,田庄中也有粮食及农副产品的买卖。可见,在地主田庄里,各类生活资料基本上都可以自给自足。
[编辑]剥削劳动者
东汉时,豪强地主大都利用宗族血缘关系作为剥削劳动者的手段,使地主和农奴的关系罩上了一层温情的面纱。当时,豪强地主常常聚族而居,特别是在西汉末年战乱中,他们往往纠集宗族,建筑坞堡以自守。东汉以后,随着封建隶属关系的强化,豪强地主的贫困宗族,大多成为田庄里的劳动者。在庄园里,劳动者主要有宗族、宾客、徒附和奴隶,他们对豪强地主有极强的依附性。其中庄园主的贫困宗族、宾客地位略高,徒附是典型的农奴,奴隶则最为卑贱。
豪强田庄里的劳动者所受的剥削都很沉重,地租剥削大概都在百分之五十以上。除实物地租外,他们还得无偿地为田庄主服劳役。不但如此,豪强地主还把他们编制起来,组成私人武装,平时看家护院、巡警守卫,战时则跟随主人打仗。这种豪强地主的私兵,史称“部曲”。由于剥削的沉重,宗族、宾客、徒附的生活都极其痛苦,“生有终身之勤,死有暴骨之忧。岁小不登,流离沟壑,嫁妻卖子。”(崔实《政论》) 为了消弭农民的反抗,豪强地主也有意识地利用宗亲关系,分化农民。据《四民月令》记载,每年春耕前后,庄园主就“赈赡穷乏,务施九族,自亲者始”。秋收前后,又“存问九族孤寡老病不能自存者”,对同宗贫困而死者,则纠合宗人,合族收葬。冬月腊日,还要“请召宗族、婚姻、宾旅、讲好和礼”,“休农息役”。于是,在封建庄园内部往往形成相对缓和的关系。所以,在东汉时期,封建田庄还能较好地组织生产。正因为如此,每当遇到战乱之际,常常出现豪强地主率领大群宗族宾客、徒附义从,或择地避乱,或筑坞自守,甚至合族开上战场,举宗进行叛乱的现象。在农民起义的年代里,豪强地主的庄园武装也成为镇压农民军的力量。
自耕农及封建国有制
编辑]自耕农
东汉时期,封建政府虽在形式上实行呛箧薄赋的政策,但事实上农民受到多方面的盘剥。地主、官吏欺凌人民,转嫁负担,花样百出。如汉明帝时,政府下令推广区种法以增加产量。结果,有些地方通过多报农民耕地,把租税负担强加在农民头上。又如东汉初,禁止农民从事商业活动以妨碍农时,地方官吏及豪强地主遂据此对农民进行种种限制,规定有田者不得捕鱼,以便他们营私牟利。此外还在各种借口下任意征发,转输远戍等等,更使农民喘不过气来。总之,农民的赋税徭役负担非常沉重,加上豪强地主的欺压,使农民生活极其艰难,常常落得“饥饿流离”的结局。
封建国家所有制
封建国家所有制经济是东汉时代另一种重要的经济形式。封建国家不仅掌握着大量土地及山林川泽,并且还直接经营许多生产事业。特别是手工业方面的经营,更多地集中在封建国家手里。
在东汉的政府机构中,大司农、少府、将作大匠、太仆所掌管的生产事业最多,也最重要。大司农除了经管国家赋税收入外,还主管屯田等事务。东汉时期的屯田,以军屯为主,在沿边地区,还有募民屯田及放免刑徒屯田。大司农所属的平准署和导官署,还分别进行各种丝麻纺织品的染色加工及粮食加工。东汉时,盐铁生产由郡国经营管理。少府实际上是皇帝的大管家,它除了管理山林川泽的各种税收外,也直接组织皇室需要的生活用品和各类奢侈品的生产。少府在各地著名的手工业中心,都设有工官组织生产,其规模都相当庞大。将作大匠直接主持宫室、都邑、园苑、陵墓等土木工程的营造。太仆则主造各种兵器器械,并管理各处牧苑。
在东汉国家经营的生产事业中,还较多地使用奴隶。同时,还有大量罚作苦役的罪犯、服徭役的农民和少数佣工人。大规模的土木工程,则更多依靠征发徭役来完成。
东汉时期,豪强地主都占有大量土地,通常又采取田庄式的生产经营方式。在当时的田庄中,有农、林、牧、渔各业,还从事某些手工业的生产,或进行一定的商业和高利贷活动,具有极强的自给自足性质。例如刘秀母舅樊宏在湖阳经营的田庄,其中有数里面积的樊陂,田地达三百余顷。在这个田庄中,庐舍楼阁成片,“竹木成林,六畜放牧”,“檀棘桑麻,闭门成市”。可见其规模很大,具有多种经营的特点。另外,樊宏还“好货殖”,从事商业和高利贷活动。(《后汉书·樊宏传》)在四川发现的画像砖上,也可以看到地主田庄的同样情景。
崔实所写的《四民月令》,对地主田庄的经营情况反映得很详尽。所谓:田庄里种植着小麦、大麦、春麦、粟、黍、粳稻、大豆、小豆等粮食作物,胡麻、牡麻、蓝靛等经济作物,瓜果等蔬菜;自己制作各种酱、酒、醋及饴糖等食物;又种植药用植物,以配药品。在这种大田庄里,还种植各种林木以及果树,饲养马牛等耕畜和家畜。在手工生产方面,自己养蚕,纺织各种麻布和丝织物,制作衣、鞋,制造农具和兵器等。此外,田庄中也有粮食及农副产品的买卖。可见,在地主田庄里,各类生活资料基本上都可以自给自足。
[编辑]剥削劳动者
东汉时,豪强地主大都利用宗族血缘关系作为剥削劳动者的手段,使地主和农奴的关系罩上了一层温情的面纱。当时,豪强地主常常聚族而居,特别是在西汉末年战乱中,他们往往纠集宗族,建筑坞堡以自守。东汉以后,随着封建隶属关系的强化,豪强地主的贫困宗族,大多成为田庄里的劳动者。在庄园里,劳动者主要有宗族、宾客、徒附和奴隶,他们对豪强地主有极强的依附性。其中庄园主的贫困宗族、宾客地位略高,徒附是典型的农奴,奴隶则最为卑贱。
豪强田庄里的劳动者所受的剥削都很沉重,地租剥削大概都在百分之五十以上。除实物地租外,他们还得无偿地为田庄主服劳役。不但如此,豪强地主还把他们编制起来,组成私人武装,平时看家护院、巡警守卫,战时则跟随主人打仗。这种豪强地主的私兵,史称“部曲”。由于剥削的沉重,宗族、宾客、徒附的生活都极其痛苦,“生有终身之勤,死有暴骨之忧。岁小不登,流离沟壑,嫁妻卖子。”(崔实《政论》) 为了消弭农民的反抗,豪强地主也有意识地利用宗亲关系,分化农民。据《四民月令》记载,每年春耕前后,庄园主就“赈赡穷乏,务施九族,自亲者始”。秋收前后,又“存问九族孤寡老病不能自存者”,对同宗贫困而死者,则纠合宗人,合族收葬。冬月腊日,还要“请召宗族、婚姻、宾旅、讲好和礼”,“休农息役”。于是,在封建庄园内部往往形成相对缓和的关系。所以,在东汉时期,封建田庄还能较好地组织生产。正因为如此,每当遇到战乱之际,常常出现豪强地主率领大群宗族宾客、徒附义从,或择地避乱,或筑坞自守,甚至合族开上战场,举宗进行叛乱的现象。在农民起义的年代里,豪强地主的庄园武装也成为镇压农民军的力量。
自耕农及封建国有制
编辑]自耕农
东汉时期,封建政府虽在形式上实行呛箧薄赋的政策,但事实上农民受到多方面的盘剥。地主、官吏欺凌人民,转嫁负担,花样百出。如汉明帝时,政府下令推广区种法以增加产量。结果,有些地方通过多报农民耕地,把租税负担强加在农民头上。又如东汉初,禁止农民从事商业活动以妨碍农时,地方官吏及豪强地主遂据此对农民进行种种限制,规定有田者不得捕鱼,以便他们营私牟利。此外还在各种借口下任意征发,转输远戍等等,更使农民喘不过气来。总之,农民的赋税徭役负担非常沉重,加上豪强地主的欺压,使农民生活极其艰难,常常落得“饥饿流离”的结局。
封建国家所有制
封建国家所有制经济是东汉时代另一种重要的经济形式。封建国家不仅掌握着大量土地及山林川泽,并且还直接经营许多生产事业。特别是手工业方面的经营,更多地集中在封建国家手里。
在东汉的政府机构中,大司农、少府、将作大匠、太仆所掌管的生产事业最多,也最重要。大司农除了经管国家赋税收入外,还主管屯田等事务。东汉时期的屯田,以军屯为主,在沿边地区,还有募民屯田及放免刑徒屯田。大司农所属的平准署和导官署,还分别进行各种丝麻纺织品的染色加工及粮食加工。东汉时,盐铁生产由郡国经营管理。少府实际上是皇帝的大管家,它除了管理山林川泽的各种税收外,也直接组织皇室需要的生活用品和各类奢侈品的生产。少府在各地著名的手工业中心,都设有工官组织生产,其规模都相当庞大。将作大匠直接主持宫室、都邑、园苑、陵墓等土木工程的营造。太仆则主造各种兵器器械,并管理各处牧苑。
在东汉国家经营的生产事业中,还较多地使用奴隶。同时,还有大量罚作苦役的罪犯、服徭役的农民和少数佣工人。大规模的土木工程,则更多依靠征发徭役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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