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有证据证明
上面那位已经回答了第一个问题，那我就回答剩下的问题; 围棋起源
被人们形象地比喻为黑白世界的围棋，是我国古人所喜爱的娱乐竞技活动，同时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悠久的一种棋戏。由于它将科学、艺术和竞技三者融为一体，有着发展智力，培养意志品质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思想意识的特点，因而，几千年来长盛不衰，并逐渐地发展成了一种国际性的文化竞技活动。
围棋，在我国古代称为弈，在整个古代棋类中可以说是棋之鼻祖，相传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据《世本》所言，围棋为尧所造。晋张华在《博物志》中亦说："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围棋以教之。"尧、舜是传说人物，造围棋之说不可信，但它反映了围棋起源之早。春秋战国时期，围棋已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了。《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曾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公元前559年，卫国的国君献公被卫国大夫宁殖等人驱逐出国。后来，宁殖的儿子又答应把卫献公迎回来。文子批评道："宁氏要有灾祸了，弈者举棋不定，不胜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用"举棋不定"这类围棋中的术语来比喻政治上的优柔寡断，说明围棋活动在当时社会上已经成为人们习见的事物。
秦灭六国一统天下，有关围棋的活动鲜有记载。《西京杂记》卷三曾有西汉初年"杜陵杜夫子善弈棋，为天下第一人"的记述，但这类记载亦是寥如星辰，表明当时围棋的发展仍比较缓慢。到东汉初年，社会上还是"博行于世而弈独绝"的状况。直至东汉中晚期，围棋活动才又渐盛行。1952年，考古工作者于河北望都一号东汉墓中发现了一件石质围棋盘，此棋局呈正方形，盘下有四足，局面纵横各17道，为汉魏时期围棋盘的形制提供了形象的实物资料。与汉魏间几百年频繁的战争相联系，围棋之战也成为培养军人才能的重要工具。东汉的马融在《围棋赋》中就将围棋视为小战场，把下围棋当作用兵作战，"三尺之局兮，为战斗场；陈聚士卒兮，两敌相当。"当时许多著名军事家，像三国时的曹操、孙策、陆逊等都是疆场和棋枰这样大小两个战场上的佼佼者。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王粲，除了以诗赋名著于世外，同时又是一个围棋专家。据说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对围棋之盘式、着法等了然于胸，能将观过的"局坏"之棋，重新摆出而不错一子。
我国围棋之制在历史上曾发生过两次重要变化，主要是在于局道的增多。魏晋前后，是第一次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魏邯郸淳的《艺经》上说，魏晋及其以前的"棋局纵横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这与前面所介绍的河北望都发现的东汉围棋局的局制完全相同。但是，在甘肃敦煌莫高窟石室发现的南北朝时期的《棋经》却载明当时的围棋棋局是"三百六十一道，仿周天之度数。"表明这时已流行19道的围棋了。这与现在的棋局形制完全相同，反映出当时的围棋已初步具备现行围棋定制。
由于南北朝时期玄学的兴起，导致文人学士以尚清谈为荣，因而弈风更盛，下围棋被称为"手谈"。上层统治者也无不雅好弈棋，他们以棋设官，建立"棋品"制度，对有一定水平的"棋士"，授予与棋艺相当的"品格"（等级）。当时的棋艺分为九品，《南史·柳恽传》载："梁武帝好弈，使恽品定棋谱，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可见棋类活动之普遍。现在日本围棋分为"九段"即源于此。上述这些变化，极大地促进了围棋游艺技术的提高，为后来围棋游艺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和向国外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唐宋时期，可以视为围棋游艺在历史上发生的第二次重大变化时期。由于帝王们的喜爱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围棋得到长足的发展，对弈之风遍及全国。这时的围棋，已不仅在于它的军事价值，而主要在于陶冶情操、愉悦身心、增长智慧。弈棋与弹琴、写诗、绘画被人们引为风雅之事，成为男女老少皆宜的游艺娱乐项目。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第187号唐墓中出土的《仕女弈棋图》绢画，就是当时贵族妇女对弈围棋情形的形象描绘。当时的棋局已以19道作为主要形制，围棋子已由过去的方形改为圆形。1959年河南安阳隋代张盛墓出土的瓷质围棋盘，唐代赠送日本孝武天皇、现藏日本正仓院的象牙镶钳木质围棋盘，皆为纵横各19道。中国体育博物馆藏唐代黑白圆形围棋子，淮安宋代杨公佐墓出土的50枚黑白圆形棋子等，都反映了这一时期围棋的变化和发展。
唐代"棋待诏"制度的实行，是中国围棋发展史上的一个新标志。所谓棋待诏，就是唐翰林院中专门陪同皇帝下棋的专业棋手。当时，供奉内廷的棋待诏，都是从众多的棋手中经严格考核后入选的。他们都具有第一流的棋艺，故有"国手"之称。唐代著名的棋待诏，有唐玄宗时的王积薪、唐德宗时的王叔文、唐宣宗时的顾师言及唐信宗时的滑能等。由于棋待诏制度的实行，扩大了围棋的影响，也提高了棋手的社会地位。这种制度从唐初至南宋延续了500余年，对中国围棋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从唐代始，昌盛的围棋随着中外文化的交流，逐渐越出国门。首先是日本，遣唐使团将围棋带回，围棋很快在日本流传。不但涌现了许多围棋名手，而且对棋子、棋局的制作也非常考究。如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来唐入贡的日本国王子所带的棋局就是用"揪玉"琢之而成的，而棋子则是用集真岛上手谈池中的"玉子"做成的。除了日本，朝鲜半岛上的百济、高丽、新罗也同中国有来往，特别是新罗多次向唐派遣使者，而围棋的交流更是常见之事。《新唐书·东夷传》中就记述了唐代围棋高手杨季鹰与新罗的棋手对弈的情形，说明当时新罗的围棋也已具有一定的水平。
明清两代，棋艺水平得到了迅速的提高。其表现之一，就是流派纷起。明代正德、嘉靖年间，形成了三个著名的围棋流派：一是以鲍一中（永嘉人）为冠，李冲、周源、徐希圣附之的永嘉派；一是以程汝亮（新安人）为冠，汪曙、方子谦附之的新安派；一是以颜伦、李釜（北京人）为冠的京师派。这三派风格各异，布局攻守侧重不同，但皆为当时名手。在他们的带动下，长期为士大夫垄断的围棋，开始在市民阶层中发展起来，并涌现出了一批"里巷小人"的棋手。他们通过频繁的民间比赛活动，使得围棋游艺更进一步得到了普及。
随着围棋游艺活动的兴盛，一些民间棋艺家编撰的围棋谱也大量涌现，如《适情录》、《石室仙机》、《三才图会棋谱》、《仙机武库》及《弈史》、《弈问》等20余种明版本围棋谱，都是现存的颇有价值的著述，从中可以窥见当时围棋技艺及理论高度发展的情况。
满族统治者对汉族文化的吸收与提倡，也使围棋游艺活动在清代得到了高度发展，名手辈出，棋苑空前繁盛。清初，已有一批名手，以过柏龄、盛大有、吴瑞澄诸为最。尤其是过柏龄所著《四子谱》二卷，变化明代旧谱之着法，详加推阐以尽其意，成为杰作。
清康熙末到嘉庆初，弈学更盛，棋坛涌现出了一大批名家。其中梁魏今、程兰如、范西屏、施襄夏四人被称为"四大家"。四人中，梁魏今之棋风奇巧多变，使其后的施襄夏和范西屏受益良多。施、范二人皆浙江海宁人，并同于少年成名，人称"海昌二妙"。据说在施襄夏30岁、范西屏31岁时，二人对弈于当湖，经过10局交战，胜负相当。"当湖十局"下得惊心动魄，成为流传千古的精妙之作。
被人们形象地比喻为黑白世界的围棋，是我国古人所喜爱的娱乐竞技活动，同时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悠久的一种棋戏。由于它将科学、艺术和竞技三者融为一体，有着发展智力，培养意志品质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思想意识的特点，因而，几千年来长盛不衰，并逐渐地发展成了一种国际性的文化竞技活动。
围棋，在我国古代称为弈，在整个古代棋类中可以说是棋之鼻祖，相传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据《世本》所言，围棋为尧所造。晋张华在《博物志》中亦说："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围棋以教之。"尧、舜是传说人物，造围棋之说不可信，但它反映了围棋起源之早。春秋战国时期，围棋已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了。《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曾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公元前559年，卫国的国君献公被卫国大夫宁殖等人驱逐出国。后来，宁殖的儿子又答应把卫献公迎回来。文子批评道："宁氏要有灾祸了，弈者举棋不定，不胜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用"举棋不定"这类围棋中的术语来比喻政治上的优柔寡断，说明围棋活动在当时社会上已经成为人们习见的事物。
秦灭六国一统天下，有关围棋的活动鲜有记载。《西京杂记》卷三曾有西汉初年"杜陵杜夫子善弈棋，为天下第一人"的记述，但这类记载亦是寥如星辰，表明当时围棋的发展仍比较缓慢。到东汉初年，社会上还是"博行于世而弈独绝"的状况。直至东汉中晚期，围棋活动才又渐盛行。1952年，考古工作者于河北望都一号东汉墓中发现了一件石质围棋盘，此棋局呈正方形，盘下有四足，局面纵横各17道，为汉魏时期围棋盘的形制提供了形象的实物资料。与汉魏间几百年频繁的战争相联系，围棋之战也成为培养军人才能的重要工具。东汉的马融在《围棋赋》中就将围棋视为小战场，把下围棋当作用兵作战，"三尺之局兮，为战斗场；陈聚士卒兮，两敌相当。"当时许多著名军事家，像三国时的曹操、孙策、陆逊等都是疆场和棋枰这样大小两个战场上的佼佼者。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王粲，除了以诗赋名著于世外，同时又是一个围棋专家。据说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对围棋之盘式、着法等了然于胸，能将观过的"局坏"之棋，重新摆出而不错一子。
我国围棋之制在历史上曾发生过两次重要变化，主要是在于局道的增多。魏晋前后，是第一次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魏邯郸淳的《艺经》上说，魏晋及其以前的"棋局纵横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这与前面所介绍的河北望都发现的东汉围棋局的局制完全相同。但是，在甘肃敦煌莫高窟石室发现的南北朝时期的《棋经》却载明当时的围棋棋局是"三百六十一道，仿周天之度数。"表明这时已流行19道的围棋了。这与现在的棋局形制完全相同，反映出当时的围棋已初步具备现行围棋定制。
由于南北朝时期玄学的兴起，导致文人学士以尚清谈为荣，因而弈风更盛，下围棋被称为"手谈"。上层统治者也无不雅好弈棋，他们以棋设官，建立"棋品"制度，对有一定水平的"棋士"，授予与棋艺相当的"品格"（等级）。当时的棋艺分为九品，《南史·柳恽传》载："梁武帝好弈，使恽品定棋谱，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可见棋类活动之普遍。现在日本围棋分为"九段"即源于此。上述这些变化，极大地促进了围棋游艺技术的提高，为后来围棋游艺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和向国外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唐宋时期，可以视为围棋游艺在历史上发生的第二次重大变化时期。由于帝王们的喜爱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围棋得到长足的发展，对弈之风遍及全国。这时的围棋，已不仅在于它的军事价值，而主要在于陶冶情操、愉悦身心、增长智慧。弈棋与弹琴、写诗、绘画被人们引为风雅之事，成为男女老少皆宜的游艺娱乐项目。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第187号唐墓中出土的《仕女弈棋图》绢画，就是当时贵族妇女对弈围棋情形的形象描绘。当时的棋局已以19道作为主要形制，围棋子已由过去的方形改为圆形。1959年河南安阳隋代张盛墓出土的瓷质围棋盘，唐代赠送日本孝武天皇、现藏日本正仓院的象牙镶钳木质围棋盘，皆为纵横各19道。中国体育博物馆藏唐代黑白圆形围棋子，淮安宋代杨公佐墓出土的50枚黑白圆形棋子等，都反映了这一时期围棋的变化和发展。
唐代"棋待诏"制度的实行，是中国围棋发展史上的一个新标志。所谓棋待诏，就是唐翰林院中专门陪同皇帝下棋的专业棋手。当时，供奉内廷的棋待诏，都是从众多的棋手中经严格考核后入选的。他们都具有第一流的棋艺，故有"国手"之称。唐代著名的棋待诏，有唐玄宗时的王积薪、唐德宗时的王叔文、唐宣宗时的顾师言及唐信宗时的滑能等。由于棋待诏制度的实行，扩大了围棋的影响，也提高了棋手的社会地位。这种制度从唐初至南宋延续了500余年，对中国围棋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从唐代始，昌盛的围棋随着中外文化的交流，逐渐越出国门。首先是日本，遣唐使团将围棋带回，围棋很快在日本流传。不但涌现了许多围棋名手，而且对棋子、棋局的制作也非常考究。如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来唐入贡的日本国王子所带的棋局就是用"揪玉"琢之而成的，而棋子则是用集真岛上手谈池中的"玉子"做成的。除了日本，朝鲜半岛上的百济、高丽、新罗也同中国有来往，特别是新罗多次向唐派遣使者，而围棋的交流更是常见之事。《新唐书·东夷传》中就记述了唐代围棋高手杨季鹰与新罗的棋手对弈的情形，说明当时新罗的围棋也已具有一定的水平。
明清两代，棋艺水平得到了迅速的提高。其表现之一，就是流派纷起。明代正德、嘉靖年间，形成了三个著名的围棋流派：一是以鲍一中（永嘉人）为冠，李冲、周源、徐希圣附之的永嘉派；一是以程汝亮（新安人）为冠，汪曙、方子谦附之的新安派；一是以颜伦、李釜（北京人）为冠的京师派。这三派风格各异，布局攻守侧重不同，但皆为当时名手。在他们的带动下，长期为士大夫垄断的围棋，开始在市民阶层中发展起来，并涌现出了一批"里巷小人"的棋手。他们通过频繁的民间比赛活动，使得围棋游艺更进一步得到了普及。
随着围棋游艺活动的兴盛，一些民间棋艺家编撰的围棋谱也大量涌现，如《适情录》、《石室仙机》、《三才图会棋谱》、《仙机武库》及《弈史》、《弈问》等20余种明版本围棋谱，都是现存的颇有价值的著述，从中可以窥见当时围棋技艺及理论高度发展的情况。
满族统治者对汉族文化的吸收与提倡，也使围棋游艺活动在清代得到了高度发展，名手辈出，棋苑空前繁盛。清初，已有一批名手，以过柏龄、盛大有、吴瑞澄诸为最。尤其是过柏龄所著《四子谱》二卷，变化明代旧谱之着法，详加推阐以尽其意，成为杰作。
清康熙末到嘉庆初，弈学更盛，棋坛涌现出了一大批名家。其中梁魏今、程兰如、范西屏、施襄夏四人被称为"四大家"。四人中，梁魏今之棋风奇巧多变，使其后的施襄夏和范西屏受益良多。施、范二人皆浙江海宁人，并同于少年成名，人称"海昌二妙"。据说在施襄夏30岁、范西屏31岁时，二人对弈于当湖，经过10局交战，胜负相当。"当湖十局"下得惊心动魄，成为流传千古的精妙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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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20-12-25
第一讲：围棋的起源
第2个回答 2011-01-11
中国围棋有两位“棋圣”，一个是聂卫平，另一个是从2001年第3届棋圣赛上打出来的俞斌。不过，在聂俞两位棋圣当中，人们似乎更习惯地称聂卫平为棋圣。这种说法是否完全正确？对俞斌是否公平？提及此事，圈内知情人士往往会会心一笑。因为早在前几年，老聂本人就非常豁达地以一种开玩笑的口吻说过：“我已经把棋圣称号捐献出去了。”
对于当年老聂荣获“棋圣”称号，当时棋界人士普遍持欢迎态度。但也有一些人士对此表示了不同看法。其中一种看法是，“棋圣”称号对于围棋界来说，自古到今被视作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称号，因此几乎没有一个棋手能够荣获永久性的“棋圣”称号。道理就在于这个光环实在太大。拿老聂来说，他固然在中日擂台赛上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但这个辉煌从历史长河角度看，只能说是一时的辉煌。他被有关方面授予永久性的“棋圣”称号，是不是早了一些？
以后的事实表明，这种看法不是没有道理。因为聂卫平自从被授予“棋圣”称号后不久，便开始从巅峰状态走下坡路，逐渐变成一个名不符实的“棋圣”。但这个永久性“棋圣”称号在各方面所形成的影响，仍然很大。
到了1998年，上海一家公司打算出资主办一个国内级别最高的职业围棋比赛，名称是“中国棋圣赛”。当时，这个比赛碰到的一个最大的难题，中国已有一个永久性的“棋圣”聂卫平，如果从棋圣赛中再打出来一个“棋圣”，这两个棋圣岂不是互相撞车，两者中究竟谁是真正棋圣？
有关方面经过充分考虑后，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第一届中国棋圣赛的七番决赛，由聂卫平棋圣坐擂，接受从比赛中打出来的挑战者的挑战。谁在这场决赛中胜出，谁就是中国唯一一个“棋圣”获得者。这样，就避免了中国棋坛有可能出现两个“棋圣”的怪事。
不过，老聂毕竟是老聂，他对中国举办棋圣赛所表现出来的理解，大大超越了人们的想象。棋圣赛在筹办之初，老聂就表示了非常支持之意说：“我这个棋圣，不愿意成为举办棋圣赛的一个‘障碍’。”当听到有关方面准备把他作为首届棋圣赛的擂主，而征求他本人的意见时，老聂并不同意这种特意“照顾”他的做法。他说：“我不需要任何‘照顾’。参加棋圣赛就按照一流棋手的待遇，从本赛开始往上打吧。”这种表态，令有关人士非常感动。
实际上，当1998年首届棋圣赛进行到八强赛，聂卫平棋圣不幸被罗洗河淘汰出局，而常昊最终在决赛中4比3战胜马晓春之后，中国第一个从棋圣赛比赛中打出来的“棋圣”已经产生，那就是当时的常昊八段。
不过，我们还要看到另一种现实：不论是荣获第一届棋圣赛桂冠的常昊，还是第二届的周鹤洋，第三届的俞斌……谁都不会影响到聂卫平作为棋圣在棋迷心目中的形象。中国棋坛拥有两个“棋圣”，一个是永久性的“棋圣”，一个是从比赛中打出来的“棋圣”，将会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性现象。
对于当年老聂荣获“棋圣”称号，当时棋界人士普遍持欢迎态度。但也有一些人士对此表示了不同看法。其中一种看法是，“棋圣”称号对于围棋界来说，自古到今被视作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称号，因此几乎没有一个棋手能够荣获永久性的“棋圣”称号。道理就在于这个光环实在太大。拿老聂来说，他固然在中日擂台赛上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但这个辉煌从历史长河角度看，只能说是一时的辉煌。他被有关方面授予永久性的“棋圣”称号，是不是早了一些？
以后的事实表明，这种看法不是没有道理。因为聂卫平自从被授予“棋圣”称号后不久，便开始从巅峰状态走下坡路，逐渐变成一个名不符实的“棋圣”。但这个永久性“棋圣”称号在各方面所形成的影响，仍然很大。
到了1998年，上海一家公司打算出资主办一个国内级别最高的职业围棋比赛，名称是“中国棋圣赛”。当时，这个比赛碰到的一个最大的难题，中国已有一个永久性的“棋圣”聂卫平，如果从棋圣赛中再打出来一个“棋圣”，这两个棋圣岂不是互相撞车，两者中究竟谁是真正棋圣？
有关方面经过充分考虑后，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第一届中国棋圣赛的七番决赛，由聂卫平棋圣坐擂，接受从比赛中打出来的挑战者的挑战。谁在这场决赛中胜出，谁就是中国唯一一个“棋圣”获得者。这样，就避免了中国棋坛有可能出现两个“棋圣”的怪事。
不过，老聂毕竟是老聂，他对中国举办棋圣赛所表现出来的理解，大大超越了人们的想象。棋圣赛在筹办之初，老聂就表示了非常支持之意说：“我这个棋圣，不愿意成为举办棋圣赛的一个‘障碍’。”当听到有关方面准备把他作为首届棋圣赛的擂主，而征求他本人的意见时，老聂并不同意这种特意“照顾”他的做法。他说：“我不需要任何‘照顾’。参加棋圣赛就按照一流棋手的待遇，从本赛开始往上打吧。”这种表态，令有关人士非常感动。
实际上，当1998年首届棋圣赛进行到八强赛，聂卫平棋圣不幸被罗洗河淘汰出局，而常昊最终在决赛中4比3战胜马晓春之后，中国第一个从棋圣赛比赛中打出来的“棋圣”已经产生，那就是当时的常昊八段。
不过，我们还要看到另一种现实：不论是荣获第一届棋圣赛桂冠的常昊，还是第二届的周鹤洋，第三届的俞斌……谁都不会影响到聂卫平作为棋圣在棋迷心目中的形象。中国棋坛拥有两个“棋圣”，一个是永久性的“棋圣”，一个是从比赛中打出来的“棋圣”，将会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性现象。
第3个回答 2011-01-11
陈祖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