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大兴科举,兴词赋。少管军队,少练兵。
同品级武官见到文官要行礼,并且各地钱粮都由文官掌握并且直接监督武将。
一、“重文教”
宋太祖深知“马上得天下,马下治天下”的道理,因而有一系列尊崇文人的措施出台。宋朝大力发展科举,彻底取消了门第限制,社会各阶级的优秀子弟都被允许应试入仕。范仲淹、李纲、岳飞、宗泽、文天祥、陆秀夫等皆科举出身。而这些寒门出身的士子一旦登第,多怀忠君爱国之心。宋朝统治者对文人极其尊重,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俸禄也极丰厚。世人多称宋朝为士大夫政治。
在一系列重文措施的鼓励下,宋朝开始盛行读书风气,宋代儿童启蒙教育念的《神童诗》开篇就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一政策极大地促进宋朝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诸如天文学、数学、医药学、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造船技术等方面成果累累,对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文学艺术也发展到新的水平,涌现出的众多的文学家、画家和词人,宋代的名著和名作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璀璨的明珠。
二、“轻武事”
北宋轻武政策具体表现在其军事领导体制,将握兵权、调兵权与统兵权分而为三: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三衙平列分立,全都握有兵权,却无调兵权。枢密院掌握调兵权。这样就形成了统兵权和调兵权的相互制约,两者都由皇帝直接管辖。保证了军权从属于皇帝。同时军队实行更戍法,让统兵的将帅定期调动,互换防区,避免将帅培植自己的势力,形成小的集团。
轻武政策,虽然有效地防止了将领的拥兵自重,巩固了中央集权,但它也产生了不利影响,武官的积极性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严重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和国防力量。因此,在对辽、西夏、金的战争中屡战屡败,只能屈辱忍让、纳币求和。即使面对国难,皇帝对武将的猜疑始终如一,致使岳飞的精忠报国之愿未遂,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朝廷杀害。
宋朝重文轻武,所以,宋朝经济繁荣,文化兴盛,军事上却软弱至极,不堪一击。可实际上,宋王朝这种积贫积弱的局面却是宋王朝的统治者吸取前代教训,千方百计方才达到的长治久安的理想状态。作为后人的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待这一切。
宋真宗咸平时,陈尧咨状元及第,名噪一时。此后,其仕途颇畅,屡迁至工部侍郎、权知开封府、翰林学士。据记载,陈尧咨不仅文辞出众,而且在射术上有名于当世,有“小由基”(春秋时著名射士名养由基)的佳号。
“澶渊之盟”以后,宋辽双方保持来往,但辽使到开封后,常挟能骑善射之长蔑视宋朝。真宗为了挽回脸面,也打算在文臣中寻觅“善弓矢、美仪彩”者,以陪伴对方出入靶场。于是,有人就推荐了陈尧咨。
真宗有意让陈氏转为武职,便托人给他带话:“陈某若肯改武,当授节钺(即节度使)。”按:节度使为当时武将最高军衔,俸禄甚至优于宰相。但当陈尧咨将此事禀告其母后,陈母大怒,一面杖打其子,一面愤愤地责备道:“汝策名第一,父子以文章立朝为名臣,汝欲叨窃厚禄,贻羞于阀阅,忍呼?”此事遂寝。
宋仁宗天圣时,由于陈尧咨与执政大臣不和,遭到谤言。结果,“方以词职进用”的陈氏,突然被宣布改为与原官地位差不多相等的宿州观察使的武职,调任知天雄军。这显然属于排挤贬逐之举,自然引起状元出身的陈氏的强烈不满。史称:“尧咨内不平,上章固辞。”垂帘听政的刘太后为了安慰他,特亲自加以召见,“敦谕之”。陈尧咨无奈,只得屈从。后其虽官至节钺,却终于未能像两位乃兄那样步入中书,只能抱恨死于地方衙门。值得注意的是,陈尧咨晚年性情极为暴躁,所谓“多暴怒”,动辄便对属下挥舞大棒。这又很可能是其极度失意情况下宣泄积怨的一种表现。
宋仁宗庆历中,左司郎中、龙图阁直学士范仲淹与文臣韩琦、庞籍及王沿共同主持西北四路对夏战事。也许是出于鼓励军队士气的考虑,宋中央突然下令,将范仲淹等四位文官统帅的文职同时改为属于武职的观察使。范仲淹接到这一任命后,上书坚决辞之。他向皇帝这样说道:“观察使班待制下 ,臣守边数年,羌人颇亲爱臣,呼臣为‘龙图老子'。今退而与王兴、朱观(二人均为观察使衔带兵将领)为伍,第恐为贼所轻”。史称其言辞“甚切”。
由此可见,即使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虽勇于指挥作战,但也不愿充任武职。继范氏之后,庞籍和王沿也先后上表坚辞,“不肯拜”。
同品级武官见到文官要行礼,并且各地钱粮都由文官掌握并且直接监督武将。
一、“重文教”
宋太祖深知“马上得天下,马下治天下”的道理,因而有一系列尊崇文人的措施出台。宋朝大力发展科举,彻底取消了门第限制,社会各阶级的优秀子弟都被允许应试入仕。范仲淹、李纲、岳飞、宗泽、文天祥、陆秀夫等皆科举出身。而这些寒门出身的士子一旦登第,多怀忠君爱国之心。宋朝统治者对文人极其尊重,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俸禄也极丰厚。世人多称宋朝为士大夫政治。
在一系列重文措施的鼓励下,宋朝开始盛行读书风气,宋代儿童启蒙教育念的《神童诗》开篇就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一政策极大地促进宋朝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诸如天文学、数学、医药学、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造船技术等方面成果累累,对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文学艺术也发展到新的水平,涌现出的众多的文学家、画家和词人,宋代的名著和名作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璀璨的明珠。
二、“轻武事”
北宋轻武政策具体表现在其军事领导体制,将握兵权、调兵权与统兵权分而为三: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三衙平列分立,全都握有兵权,却无调兵权。枢密院掌握调兵权。这样就形成了统兵权和调兵权的相互制约,两者都由皇帝直接管辖。保证了军权从属于皇帝。同时军队实行更戍法,让统兵的将帅定期调动,互换防区,避免将帅培植自己的势力,形成小的集团。
轻武政策,虽然有效地防止了将领的拥兵自重,巩固了中央集权,但它也产生了不利影响,武官的积极性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严重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和国防力量。因此,在对辽、西夏、金的战争中屡战屡败,只能屈辱忍让、纳币求和。即使面对国难,皇帝对武将的猜疑始终如一,致使岳飞的精忠报国之愿未遂,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朝廷杀害。
宋朝重文轻武,所以,宋朝经济繁荣,文化兴盛,军事上却软弱至极,不堪一击。可实际上,宋王朝这种积贫积弱的局面却是宋王朝的统治者吸取前代教训,千方百计方才达到的长治久安的理想状态。作为后人的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待这一切。
宋真宗咸平时,陈尧咨状元及第,名噪一时。此后,其仕途颇畅,屡迁至工部侍郎、权知开封府、翰林学士。据记载,陈尧咨不仅文辞出众,而且在射术上有名于当世,有“小由基”(春秋时著名射士名养由基)的佳号。
“澶渊之盟”以后,宋辽双方保持来往,但辽使到开封后,常挟能骑善射之长蔑视宋朝。真宗为了挽回脸面,也打算在文臣中寻觅“善弓矢、美仪彩”者,以陪伴对方出入靶场。于是,有人就推荐了陈尧咨。
真宗有意让陈氏转为武职,便托人给他带话:“陈某若肯改武,当授节钺(即节度使)。”按:节度使为当时武将最高军衔,俸禄甚至优于宰相。但当陈尧咨将此事禀告其母后,陈母大怒,一面杖打其子,一面愤愤地责备道:“汝策名第一,父子以文章立朝为名臣,汝欲叨窃厚禄,贻羞于阀阅,忍呼?”此事遂寝。
宋仁宗天圣时,由于陈尧咨与执政大臣不和,遭到谤言。结果,“方以词职进用”的陈氏,突然被宣布改为与原官地位差不多相等的宿州观察使的武职,调任知天雄军。这显然属于排挤贬逐之举,自然引起状元出身的陈氏的强烈不满。史称:“尧咨内不平,上章固辞。”垂帘听政的刘太后为了安慰他,特亲自加以召见,“敦谕之”。陈尧咨无奈,只得屈从。后其虽官至节钺,却终于未能像两位乃兄那样步入中书,只能抱恨死于地方衙门。值得注意的是,陈尧咨晚年性情极为暴躁,所谓“多暴怒”,动辄便对属下挥舞大棒。这又很可能是其极度失意情况下宣泄积怨的一种表现。
宋仁宗庆历中,左司郎中、龙图阁直学士范仲淹与文臣韩琦、庞籍及王沿共同主持西北四路对夏战事。也许是出于鼓励军队士气的考虑,宋中央突然下令,将范仲淹等四位文官统帅的文职同时改为属于武职的观察使。范仲淹接到这一任命后,上书坚决辞之。他向皇帝这样说道:“观察使班待制下 ,臣守边数年,羌人颇亲爱臣,呼臣为‘龙图老子'。今退而与王兴、朱观(二人均为观察使衔带兵将领)为伍,第恐为贼所轻”。史称其言辞“甚切”。
由此可见,即使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虽勇于指挥作战,但也不愿充任武职。继范氏之后,庞籍和王沿也先后上表坚辞,“不肯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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