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匈奴穷追猛打的汉朝,赶尽杀绝的背后有哪些深意?

如题所述

导读:俗话说打蛇不死反受其害,中原王朝征战匈奴耗费相当巨大。如果不能持续打击,匈奴根本不会被消灭或者向西迁徙。况且中原王朝有很规律的兴衰周期,一旦王朝处于非鼎盛时期必然受到反噬。在我国历史上源于漠北在世界范围内有巨大影响力的游牧政权有三个:匈奴、突厥和蒙古。只有匈奴在汉王朝的持续打击下西迁,而唐朝和明朝虽然在鼎盛时期都击败了对手;但是以德服人的结果就是突厥再次复国以及绝对大明王朝国运的土木堡之变。况且汉朝攻击匈奴除了扼杀威胁之外,还有实现控制西域这个战略意图的原因在里面。从汉朝开始西域纳入中原版图重大几乎成了标配,中原王朝实现西跨葱岭影响中亚都是汉朝持续攻击匈奴的结果。

遇文王施礼乐,遇桀纣动干戈。从汉朝初年白登山之围后,汉朝就默默地舔舐着自己的伤口进入了韬光养晦的低调发展期。经过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到雄才伟略的汉武帝时期已经具备了反击匈奴的能力。在庞大国力的支撑下匈奴来去如风的骑兵作战方式不再独有,一句“寇可往我亦可往”拉开了反击匈奴的大幕。从西汉到东汉,对于匈奴的持续打击让北匈奴消失在史书上。而汉朝再向匈奴成功复仇的基础上,极具战略意义的西域也被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成为标配。

持续攻击匈奴既是汉朝国防安全和战略纵深的需要,客观上也跟北匈奴持续的和汉朝保持对立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周朝时期四周的少数民族很多、也认识不清,大体可以分为东夷、西戎、南越、北狄四个部分。而匈奴作为秦汉时期首次在北方出现有具体记载、具体组织架构的游牧汗国性质的政权,对于中原王朝的威胁是前所未有的。如果遵循历史往前可能对华夏文明造成威胁的还是蛮族对于商朝的入侵,结果是入侵者都被送入了殉葬坑从而保证了华夏文明的传承和延续。汉高祖六年由于韩王信引发的汉王朝与匈奴第一次大规模的碰撞,以汉朝白登山之围惨败告终。这场战斗类似突厥、唐朝的渭水之盟一样的耻辱,让汉朝开始卧薪尝胆休养生息。

经过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汉朝的国力逐渐步入鼎盛,财富、粮食、民族凝聚力都达到了巅峰。随着马政的实施,汉朝的骑兵部队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汉朝数十年忍辱负重,甚至利用钱财和和亲的方式容忍匈奴的袭扰到汉武帝时到达了临界点。而匈奴骑兵来去如风已经不是匈奴特有,所以“寇可往我亦可往”吹响了汉朝反击匈奴的号角。开河西、设四郡,北逐大漠勒石燕然;到东汉王朝时继续攻击匈奴,终于造成南匈奴内附;北匈奴被迫西迁,消失在中原王朝的史书中。

汉朝持续不断的攻击匈奴除了复仇以外,更重要的是开拓了极具战略价值的河西走廊和西域。在汉武帝之前,河西走廊和西域都在匈奴的控制下。正是有了河西走廊和西域汉朝以后的中原王朝才可以轻松地与漠北游牧政权周旋,使游牧政权的侧翼始终处于中原王朝的威胁当中。再说汉朝一直给大家的印象是“放我强汉者虽远必诛”,哪里会搞什么以德服人?

唐朝、明朝的事例表明,在对游牧政权取得一定优势后就以德服人结局一定会遭到反噬

除了匈奴外,突厥和蒙古也是很强悍、甚至影响到欧洲的游牧政权。唐朝消灭突厥王庭后,突厥在武周时期重新崛起给唐朝造成巨大的伤害。明朝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十余次北伐蒙古,在仁宣后期逐渐以天朝上国自居、认为蒙古已经完全臣服。明朝以册封的方式相当松散的处理蒙古事务,放任蒙古各部自由兼并发展最终酿成苦果。瓦剌部在统一蒙古各部后,在土木堡之变中击败明朝精锐。大明王朝三十万精锐损失殆尽,明朝精锐三大营被一扫而空。如果不是于谦和孙太后另立新帝、坚持京城保卫战,也许大明王朝被瓦剌翻盘也未可知。但是明朝、蒙古攻守态势易手,明朝再也无力以绝对优势压制蒙古各部。所以盲目的以德服人的结果可能就是自酿苦果,畏威不畏德的情况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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