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一．2016年以来各国政治倾向普遍右转
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拉开逆全球化序幕；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其名言“美国优先”，上台后力推保护贸易主义，经济逆全球化趋势进一步明朗。进而德国、法国、意大利和巴西等国的政治局势都不同程度转向保守与民粹，“意大利优先”、“巴西高于一切”等民族主义抬头。在印度，有效政党数为5.0，碎片化式的政坛将趋向迎合特定选民利益。
在中东，沙特2016年与伊朗断交，2017年与卡塔尔断交。外部利益、民族冲突、宗教矛盾，加之阿拉伯之春后的民粹力量，相互裹挟后甚至演变出极端势力ISIS。在土耳其，公投通过修宪，将在2019年正式实施总统制，结束1923年来的共和国议会制。埃尔多安宣称，“他们有美元，我们有阿拉”。穆斯林极端主义者在政治舞台上扩散，而穆斯林的极端主张和极端行为又进一步加剧了西方社会对移民和难民的排斥，强化政治右倾趋势。
二．经济逆全球化的原因
全球经济一体化最早始于二战以后，从1944年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到1947年在日内瓦签署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1992年改组成世界贸易组织），从1946年开始运作的世界银行，到1999年诞生的欧元区，各种多边合作协议在贸易、经济和金融等不同层面促进全球的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
到了20世纪80年代，里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进一步开启全球经济一体化，生产要素的流动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从实业资本流动来看，1980年，全球FDI流量为543.96亿美元，2017年增加为1.43万亿美元；从人力资本流动来看，1980年，全球移民1.02亿人，2015年为2.44亿，增幅超过100%。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使得生产分工从国内扩大到全球，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
生产要素的流动也直接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从1980年到2016年，全球贸易对GDP的贡献率从18.8%增长到的28.5%。
1. 经济全球化成为资本的盛宴，导致发达国家收入差距扩大
从全球产业链的利益分配机制来看，经济全球化架构下，居于产业链顶端的国家获得大部分的产业利润。GVC地位指数显示，中国2000年为-0.0409，2014年升至-0.0231，但仍然为负。美国2000年为0.0355，2014年为0.0067，呈下降趋势但一直为正。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也是资本的盛宴。1980年到2015年，美国最富有的1%人群收入占比从10.7%上升到20.2%，50%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从19.5%下降到12.5%；从存量财富占有来看，最富有的1%人群占有37.2%的社会财富，比1980年上升了15个百分点，低收入50%群体的存量财富由1.2%变为净负债（-0.1%）。在美国财富差距扩大的同时，代际流动性在下降，美国梦在现实中变得越来越遥远。
全球收入增长数据也呈现类似的变化趋势，1980至2016年，欧美前1%的富有群体收入增长约200%；新兴国家劳动者收入增长约100%，与此同时，欧美后90%收入的群体平均收入只增长50%。劳动回报不足给发达国家“沉默的大多数”带来不平等感，资本为了降低劳动报酬率，把大量本可由他们从事的工作岗位，转移到了劳动力更便宜的中国、印度和越南等新兴国家，资本和新兴国家劳动力客观上瓜分了本来可以由他们赚取的收入，从而导致了他们的相对贫困，这些发达国家的中产和底层劳动者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态度趋于保守并逐渐演变成治上的本国优先主义。
2. 中国崛起改变世界经济格局
以中国为主的新兴经济体崛起分享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福利。随着经济的逐渐开放，中国、印度等国家加入全球制造的产业链，并以劳动力成本优势挤压了欧美制造业工人的收入增长。在开放的市场交易模式下，中国于自下而上的经济改革找到了一条内生增长道路（主要体现为劳动产出效率的增长）。从劳动产出效率年化增长来看，1991年至2018年，中国、印度、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的年化增长率分别为8.90%、5.05%、1.54%、0.91%、1.05%、1.26%、0.96%、0.63%。2001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467.78亿美元，2017年增长到1310.15亿美元；同期，中国GDP从1.34万亿美元增长到12.24万亿美元。
中国劳动产出效率的增长一方面靠改革（1991-2001年改革红利阶段），另一方面靠开放（2001-2008开放红利阶段）。其中1991-2001年为改革红利阶段，劳动产出年化9.02%增长率；2001-2008年为开放红利阶段，FDI与外来先进技术、管理等带来劳动产出年化10.24%增长水平；2008-2018年放水修复阶段，劳动产出年化增长为7.86%。
3. 欧盟尤其是欧元区在经济一体化的演变过程中问题重重
作为高阶版的一体化系统，欧盟的经济一体化除了在贸易与投资领域的自由开放外，还突破了主权国家的权力架构走向政策协同等更深层次的跨国融合。但欧元区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一体化”过程中的不一致导致各成员国政策失衡。
由于欧盟统一的贸易、投资和货币政策难以兼顾每一个成员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导致不同的成员国加入欧盟的收益和成本差异较大。从收益看，欧盟成立以来，小国如爱尔兰、匈牙利等国收益较大，其GDP年化增速分别为7.59%、5.48%，同期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GDP年化增速分别为2.65%、3.25%、2.77%、1.72%；欧盟国家收益分化自2008年以后扩大，2008年至2017年，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的GDP年化增速分别为-0.22%、 -1.08%、 -1.35%、 -2.32%，而希腊的GDP年化增速为-6.15%，截至2017年，希腊的GDP总量仅为其2008年的56.5%。从成本看，成员国行使欧盟统一政策的成本差异也相当大。欧盟货币政策是统一的，而财政政策却由各国自行控制。欧盟货币政策关注点是核心通货膨胀率HCPI维持在2%左右，但各国失业率分化却异常明显，2018年11月，德国、法国、意大利、希腊的失业率分别为3.3%、9.1%、10.6%、18.6%。在采用统一货币政策的情况下，各国只能通过财政政策来实现刺激需求，维持经济增长，降低失业率，因此导致部分国家的财政赤字失控，债台高筑。
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拉开逆全球化序幕；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其名言“美国优先”，上台后力推保护贸易主义，经济逆全球化趋势进一步明朗。进而德国、法国、意大利和巴西等国的政治局势都不同程度转向保守与民粹，“意大利优先”、“巴西高于一切”等民族主义抬头。在印度，有效政党数为5.0，碎片化式的政坛将趋向迎合特定选民利益。
在中东，沙特2016年与伊朗断交，2017年与卡塔尔断交。外部利益、民族冲突、宗教矛盾，加之阿拉伯之春后的民粹力量，相互裹挟后甚至演变出极端势力ISIS。在土耳其，公投通过修宪，将在2019年正式实施总统制，结束1923年来的共和国议会制。埃尔多安宣称，“他们有美元，我们有阿拉”。穆斯林极端主义者在政治舞台上扩散，而穆斯林的极端主张和极端行为又进一步加剧了西方社会对移民和难民的排斥，强化政治右倾趋势。
二．经济逆全球化的原因
全球经济一体化最早始于二战以后，从1944年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到1947年在日内瓦签署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1992年改组成世界贸易组织），从1946年开始运作的世界银行，到1999年诞生的欧元区，各种多边合作协议在贸易、经济和金融等不同层面促进全球的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
到了20世纪80年代，里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进一步开启全球经济一体化，生产要素的流动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从实业资本流动来看，1980年，全球FDI流量为543.96亿美元，2017年增加为1.43万亿美元；从人力资本流动来看，1980年，全球移民1.02亿人，2015年为2.44亿，增幅超过100%。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使得生产分工从国内扩大到全球，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
生产要素的流动也直接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从1980年到2016年，全球贸易对GDP的贡献率从18.8%增长到的28.5%。
1. 经济全球化成为资本的盛宴，导致发达国家收入差距扩大
从全球产业链的利益分配机制来看，经济全球化架构下，居于产业链顶端的国家获得大部分的产业利润。GVC地位指数显示，中国2000年为-0.0409，2014年升至-0.0231，但仍然为负。美国2000年为0.0355，2014年为0.0067，呈下降趋势但一直为正。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也是资本的盛宴。1980年到2015年，美国最富有的1%人群收入占比从10.7%上升到20.2%，50%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从19.5%下降到12.5%；从存量财富占有来看，最富有的1%人群占有37.2%的社会财富，比1980年上升了15个百分点，低收入50%群体的存量财富由1.2%变为净负债（-0.1%）。在美国财富差距扩大的同时，代际流动性在下降，美国梦在现实中变得越来越遥远。
全球收入增长数据也呈现类似的变化趋势，1980至2016年，欧美前1%的富有群体收入增长约200%；新兴国家劳动者收入增长约100%，与此同时，欧美后90%收入的群体平均收入只增长50%。劳动回报不足给发达国家“沉默的大多数”带来不平等感，资本为了降低劳动报酬率，把大量本可由他们从事的工作岗位，转移到了劳动力更便宜的中国、印度和越南等新兴国家，资本和新兴国家劳动力客观上瓜分了本来可以由他们赚取的收入，从而导致了他们的相对贫困，这些发达国家的中产和底层劳动者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态度趋于保守并逐渐演变成治上的本国优先主义。
2. 中国崛起改变世界经济格局
以中国为主的新兴经济体崛起分享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福利。随着经济的逐渐开放，中国、印度等国家加入全球制造的产业链，并以劳动力成本优势挤压了欧美制造业工人的收入增长。在开放的市场交易模式下，中国于自下而上的经济改革找到了一条内生增长道路（主要体现为劳动产出效率的增长）。从劳动产出效率年化增长来看，1991年至2018年，中国、印度、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的年化增长率分别为8.90%、5.05%、1.54%、0.91%、1.05%、1.26%、0.96%、0.63%。2001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467.78亿美元，2017年增长到1310.15亿美元；同期，中国GDP从1.34万亿美元增长到12.24万亿美元。
中国劳动产出效率的增长一方面靠改革（1991-2001年改革红利阶段），另一方面靠开放（2001-2008开放红利阶段）。其中1991-2001年为改革红利阶段，劳动产出年化9.02%增长率；2001-2008年为开放红利阶段，FDI与外来先进技术、管理等带来劳动产出年化10.24%增长水平；2008-2018年放水修复阶段，劳动产出年化增长为7.86%。
3. 欧盟尤其是欧元区在经济一体化的演变过程中问题重重
作为高阶版的一体化系统，欧盟的经济一体化除了在贸易与投资领域的自由开放外，还突破了主权国家的权力架构走向政策协同等更深层次的跨国融合。但欧元区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一体化”过程中的不一致导致各成员国政策失衡。
由于欧盟统一的贸易、投资和货币政策难以兼顾每一个成员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导致不同的成员国加入欧盟的收益和成本差异较大。从收益看，欧盟成立以来，小国如爱尔兰、匈牙利等国收益较大，其GDP年化增速分别为7.59%、5.48%，同期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GDP年化增速分别为2.65%、3.25%、2.77%、1.72%；欧盟国家收益分化自2008年以后扩大，2008年至2017年，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的GDP年化增速分别为-0.22%、 -1.08%、 -1.35%、 -2.32%，而希腊的GDP年化增速为-6.15%，截至2017年，希腊的GDP总量仅为其2008年的56.5%。从成本看，成员国行使欧盟统一政策的成本差异也相当大。欧盟货币政策是统一的，而财政政策却由各国自行控制。欧盟货币政策关注点是核心通货膨胀率HCPI维持在2%左右，但各国失业率分化却异常明显，2018年11月，德国、法国、意大利、希腊的失业率分别为3.3%、9.1%、10.6%、18.6%。在采用统一货币政策的情况下，各国只能通过财政政策来实现刺激需求，维持经济增长，降低失业率，因此导致部分国家的财政赤字失控，债台高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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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20-10-18
亲建议全球化的贸易保护主义，值得其实就是一个整体的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