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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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驿，即驿站，传舍。传送文书，步递曰邮，马递曰置，曰驿。《后汉书·袁安传》：“公事自有邮驿，私请则非功曹所持。” 宋朝曾巩《驾部制》：“舆马辇乘之奉，邮驿圉牧之治，中台要务，主以郎曹。敷求得人，俾任吾事。” 清 陈廷敬 《平滇雅·滇池》诗：“降幡夕竖，逆骇纵横，林野涂脑，邮驿递颅。”
中国古代政府为了有效的传播政治、经济、军事等各类信息，在开辟、整修道路的基
础上，建立了一整套邮驿系统，依靠这套邮驿系统，古代社会才能进行相对高效的信息传播。而古代邮驿源远流长，王朝兴盛，邮驿发达；王朝没落，邮驿必然衰落，历朝历代均是如此。
在古籍中，“邮”、驿”均指在道路上隔一定距离为传递信息的人设置的站，站上提供食宿和车马，同时也指以邮驿方式传递信息。
中国的邮驿何时出现，尚未有确证。见于史籍记载的邮驿制度和邮驿的正式名称始于周代。西周时邮驿系统已初具规模。诸侯国之间为了政治、军事活动的需要，在交通要道上设置驿站，负责传递政府文书、运转货物、接待过往官员等。
一、先秦
根据记载周代典制的古籍《周礼·地官·遗人》的记载：“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凡委、积之事，巡而比之，以时颁之。”（庐、路室、候馆均指接待宾客、旅人的馆舍。亦是邮驿的另一功能。委、积指饮食。）可见周代对邮驿系统的设置和管理已经相当规范了。
到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都建立起邮驿网，主要交通道路上一般隔 30 里设一馆驿。《孟子·公孙丑上》中说，“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意思是说，道德的传播速度之快，甚至比采用专用邮路，乘坐专用邮车，以传递君王的命令的速度还要快。从这里可以看出，邮驿系统主要是为了更加迅速的传达政令。尤其在战国时期，邮驿形式更加多样，有了递、驿、徒 3 种形式：递用车，驿用马，徒为步传。
二、秦汉
秦王朝建立后，短短几年就建成了以“驰道”为干线的全国交通网。《汉书·贾山传》载：“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交通网络延伸的同时，邮驿系统也得到全面的扩展。
到了汉代，邮驿系统得到进一步完善。邮亭驿站星罗棋布，《汉书·百官公卿表》中载，西汉共有邮亭 2 3 所。到东汉，全国驿道总长已超过 32 0 0 0 公里。《史记·留侯世家》载，汉“五里一邮，邮人居间，相去二里半”。（里指闾里，汉时每闾里间隔约 1 0 公里）。驿站的距离也有严格的规定，《续汉书·舆服志》载，“驿马三十里一置”。当时利用邮驿系统传播信息的速度已经非常快了，传车一般日行百里，快则二三百里。马驿更快。尤其在传送紧急公文时，驿者挨站换马，速度大为提高。《汉书·赵充国传》载，金城副长安相 1 4 0 里，文书三日半可到，平均日行约 40 0 余里。
汉时邮传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国防上。边防一线的重要紧急文书，都是靠邮传递的。汉武帝时大将李陵北征。兵抵受降城，他马上通过邮传给武帝上书报告。后来桑弘羊要在西域轮台屯田，也准备通过邮驿来密切汉政府和西域的关系。东汉时我国和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密切起来，班超和甘英的出使西域和大秦，使丝绸之路更加畅通。
汉政府在西北的邮驿十分发达，出现了“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繁华局面。当时，西方的罗马也正处于繁荣时期，那里也是邮驿畅通，沿途“列置邮亭”，所以当时诸国的商人和使者，可以从东汉边境通过邮驿一直驰骋到罗马首都。
整个汉代，政府从制度上保证了邮传的有效施行。在中央部一级的九卿官职中，有许多是和邮驿制度直接关联的。比如，少府中的尚书令和符节令，便是专管政府公文收发和符节的分发与管理。大鸿胪兼管邮使的接待。御史大夫也兼管邮传，对邮传使者的凭证进行监察。和邮传关系最直接的是九卿中的卫尉，他的属下有一官员叫“公车司马令”，负责接待由传车征召来上书的民间贤士，所以又叫“公车上书”。后来近代史上著名的康有为等“公车上书”，得名便由于此。三公中的太尉、府中的法曹也主管邮驿，负责邮驿规章制度的制订和一般管理。
汉时，地方邮驿管理也比前代更为正规化。邮驿系统由州、郡、县三级管理。郡太守府里最受重视的一个官吏便是“督邮”。他不仅主管邮书，还兼管督察长吏，是个实权官吏。
汉代邮驿继承秦朝制度，并统一名称叫“驿”。据出土的汉代木简记载，汉代邮驿通信已有迅速、准确、安全的要求。随着连接东西方文明的陆上通道丝绸之路的形成。邮驿不可或缺地进入并维系着这个通道。丝路和驿站相互依存，丝路因驿站而增加活力，邮驿因丝路而通达至印度、中亚、波斯等国。马可•波罗曾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在其游记中提及了很多古代驿站的遗迹，从中可以看到驿站在丝路中的地位。
三、魏晋南北朝
两汉与隋唐之间，是一个长期动荡不安的时代。混乱的局势对邮驿系统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但是战火纷飞之时，更需要迅速获得必要的信息，因而邮驿对信息传播的重要性更清晰的显示出来。各国在征战之余，都挪出一部分财力人力进行邮驿的建设。
据载，为了提高信息的传播速度，魏国研制出一种“追锋车”。《三国志集解》中解释说：“晋志曰，⋯⋯追锋之名，取其迅速也，施于戎阵之间，是为传乘。”这种传车奔走神速，在传播信息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三国志·三少帝纪》注引傅畅《晋诸公赞》载，“帝性急，请召欲速。秀等在内职，到得及时，以望在外，特给追锋车，虎贲率五人，每有集合，望辄奔驰而至。”
同时，邮驿的形式也进一步多样了。如三国时期的吴国由于地处多水的江南，遂因地制宜设置了水驿，更便利了信息的传播。
四、隋唐
隋唐之时，邮驿系统得到空前的大发展。形成了以长安（今西安）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邮驿网络。据《唐六典·尚书兵部》载，唐开元年间有陆驿1297所，水驿260所，水陆相兼者70余所。
陆驿大约 30里一设，边陲地区驿所间隔则长一些，而“若地势险阻及须依水草，不必三十里”。根据交通繁忙程度，陆驿分为7个等级。最高等级的都亭驿配备驿马75匹，最低等级的六等驿则只有驿马8匹。
水驿也根据交通繁忙程度分成3个等级，第一等的水驿配驿船4只，第三等水驿只配驿船2只。
驿马日行300里，最快可达到日行500里，故唐诗有云：“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如公元755年，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反叛，六天之后，远在3000里之外的长安就接到了消息。
水驿的速度则较慢。逆水时重船日行约40里左右，空船日行50里左右；顺水时日行百里左右。
为了更快地传播紧急讯息，唐代还发展出一种“飞驿”。如据《唐会要·馆驿》载：“贞观十九年，太宗亲征辽，发定州。皇太子奏请飞驿递表起居。又请递敕垂报，并许之。飞表奏事，自兹始也。”
五、两宋
宋代邮驿的规模虽较唐有缩减，但宋对邮驿制度的革新，促进了邮驿制度的发展。
一直以来，邮驿在传递信息之外，还承担着提供食宿的任务。宋代为了提高文书传递的效率，在驿站之外另设递铺，专门供传播信息之用，驿站则只负责提供食宿。
据《梦溪笔谈》载，“驿传旧有三等，曰步递、马递、急脚递”。步递主要运送一般文书，日行200里，马递运送紧急文书或物品，日行300里，急脚递运送紧急军文，日行400里，后又提高到500里。
急脚递中还有一种金牌急脚递，红漆金字，上书“御前文字，不得入铺”。这种文书每到一铺，铺卒需早早在铺前等候，交接后立刻赶往下一铺，并不入铺耽搁。《梦溪笔谈》描述了其传递的情况：“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日夜行五百里，不以昼夜鸣铃走递，前铺闻铃，预备人出铺就道交受。”召回岳飞的十二道金牌，就是这种金牌急脚递。
南宋又增设了斥候铺和摆铺。斥候铺是把称作斥候的了望、侦察与文书传递结合起来的急递组织，通常设在边防要地。摆铺是为适应军事行动、加速紧急文报的传递而临时设置的一种急脚递，是斥候制度的一种补充。
据有关资料推算，北宋递铺约6000个，铺卒10万余人，南宋递铺约3500个，铺卒5万余人。这些数据足以证明，宋朝的邮驿系统也是十分完备的。
六、元代
元朝的驿站是历代最盛的。驿站在蒙古语中称站赤。《元史•兵志》载：“站赤名，驿传之译名也。”站赤的交通工具根据各地不同环境状况而不同，有马、车、船、轿、牛、驴、狗等。
元朝的驿站总数虽和前朝差不多，但规模明显增大了许多。如唐、宋的驿站用马最多70余匹，而元朝的大驿站用马动辄上千匹。急递铺的设置则承前代，各铺距离十里十五里二十五里不等。据《永乐大典》载，当时“凡在属国，皆置驿传，星罗棋布，脉络相通，朝令夕至，声闻必达。”
七、明代
明代在沿袭旧制的基础上，由于海上交通日渐发达，开拓海上驿道并进一步延伸至非洲。
驿递接待的待遇不是所有的官员都可以随便享用的。明初，对驿递接待人员的范围有非常严格的规定，朝廷只给很少的军务和钦差人员发放使用驿递的证明信，允许他们持“官”牌或马牌使用公家的驿递。陆仲亨以侯爵之尊，因为违规使用了公家驿站的马匹，便被朱元璋罚往雁门捕盗。可见制度之严厉。
明朝中叶以后，驿递的管理开始出现混乱．以至于发展到没有使用驿递资格的官员，甚至其他人员，借用或购买证明信使用驿站的情况。地方官员们也乘机拿这个待遇来损公肥私攫取方便。出现了滥借滥赠的现象，导致驿递负担异常沉重。
嘉靖初年，淮阳驿递每年接到的证明信大约是3000个，不到20年光景，就上升到了1万多个，造成了“法当入驿者，十无二三。法不当人驿者，十每八九”的严重失控局面。
八、清代
清代邮驿依各地路程远近及冲要偏僻情况之不同，因地制宜的设置了各种邮驿。
《清会典》载，“凡置邮，曰驿、曰站、曰塘、曰台、曰所、曰铺，各量其途之冲僻而置焉”，驿、所（递运所）、铺（急递铺）均大体承前制，站、台、塘则是清代为加强边疆与内地的联系而特设的通信组织，名称因地域而不同，实质则都是以飞报军情为主，兼有侦察、巡逻、运输等功能。
但是，清朝古邮驿经过前期的盛后，到嘉庶道光以后，呈现出种种的衰落景象：邮传速度慢、效率低，“文书任意延搁，至数起始遣一马夫送之。故往往有数百里内文书竟迟至十条日始到者。”
咸丰年间，一方面军情紧急，羽书频传，另一方面驿路梗塞，通信戋灵，大量军事文书被积压、损坏、私拆。严重影响文件的技用，难完成“置邮传命”的任务。破败的驿站比比皆是，今河北武清县的河西驿清韧有驿夹152名，驿马33匹，到光绪朝只剩下驿夫30名，驿马24匹。
邮驿，即驿站，传舍。传送文书，步递曰邮，马递曰置，曰驿。《后汉书·袁安传》：“公事自有邮驿，私请则非功曹所持。” 宋朝曾巩《驾部制》：“舆马辇乘之奉，邮驿圉牧之治，中台要务，主以郎曹。敷求得人，俾任吾事。” 清 陈廷敬 《平滇雅·滇池》诗：“降幡夕竖，逆骇纵横，林野涂脑，邮驿递颅。”
中国古代政府为了有效的传播政治、经济、军事等各类信息，在开辟、整修道路的基
础上，建立了一整套邮驿系统，依靠这套邮驿系统，古代社会才能进行相对高效的信息传播。而古代邮驿源远流长，王朝兴盛，邮驿发达；王朝没落，邮驿必然衰落，历朝历代均是如此。
在古籍中，“邮”、驿”均指在道路上隔一定距离为传递信息的人设置的站，站上提供食宿和车马，同时也指以邮驿方式传递信息。
中国的邮驿何时出现，尚未有确证。见于史籍记载的邮驿制度和邮驿的正式名称始于周代。西周时邮驿系统已初具规模。诸侯国之间为了政治、军事活动的需要，在交通要道上设置驿站，负责传递政府文书、运转货物、接待过往官员等。
一、先秦
根据记载周代典制的古籍《周礼·地官·遗人》的记载：“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凡委、积之事，巡而比之，以时颁之。”（庐、路室、候馆均指接待宾客、旅人的馆舍。亦是邮驿的另一功能。委、积指饮食。）可见周代对邮驿系统的设置和管理已经相当规范了。
到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都建立起邮驿网，主要交通道路上一般隔 30 里设一馆驿。《孟子·公孙丑上》中说，“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意思是说，道德的传播速度之快，甚至比采用专用邮路，乘坐专用邮车，以传递君王的命令的速度还要快。从这里可以看出，邮驿系统主要是为了更加迅速的传达政令。尤其在战国时期，邮驿形式更加多样，有了递、驿、徒 3 种形式：递用车，驿用马，徒为步传。
二、秦汉
秦王朝建立后，短短几年就建成了以“驰道”为干线的全国交通网。《汉书·贾山传》载：“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交通网络延伸的同时，邮驿系统也得到全面的扩展。
到了汉代，邮驿系统得到进一步完善。邮亭驿站星罗棋布，《汉书·百官公卿表》中载，西汉共有邮亭 2 3 所。到东汉，全国驿道总长已超过 32 0 0 0 公里。《史记·留侯世家》载，汉“五里一邮，邮人居间，相去二里半”。（里指闾里，汉时每闾里间隔约 1 0 公里）。驿站的距离也有严格的规定，《续汉书·舆服志》载，“驿马三十里一置”。当时利用邮驿系统传播信息的速度已经非常快了，传车一般日行百里，快则二三百里。马驿更快。尤其在传送紧急公文时，驿者挨站换马，速度大为提高。《汉书·赵充国传》载，金城副长安相 1 4 0 里，文书三日半可到，平均日行约 40 0 余里。
汉时邮传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国防上。边防一线的重要紧急文书，都是靠邮传递的。汉武帝时大将李陵北征。兵抵受降城，他马上通过邮传给武帝上书报告。后来桑弘羊要在西域轮台屯田，也准备通过邮驿来密切汉政府和西域的关系。东汉时我国和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密切起来，班超和甘英的出使西域和大秦，使丝绸之路更加畅通。
汉政府在西北的邮驿十分发达，出现了“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繁华局面。当时，西方的罗马也正处于繁荣时期，那里也是邮驿畅通，沿途“列置邮亭”，所以当时诸国的商人和使者，可以从东汉边境通过邮驿一直驰骋到罗马首都。
整个汉代，政府从制度上保证了邮传的有效施行。在中央部一级的九卿官职中，有许多是和邮驿制度直接关联的。比如，少府中的尚书令和符节令，便是专管政府公文收发和符节的分发与管理。大鸿胪兼管邮使的接待。御史大夫也兼管邮传，对邮传使者的凭证进行监察。和邮传关系最直接的是九卿中的卫尉，他的属下有一官员叫“公车司马令”，负责接待由传车征召来上书的民间贤士，所以又叫“公车上书”。后来近代史上著名的康有为等“公车上书”，得名便由于此。三公中的太尉、府中的法曹也主管邮驿，负责邮驿规章制度的制订和一般管理。
汉时，地方邮驿管理也比前代更为正规化。邮驿系统由州、郡、县三级管理。郡太守府里最受重视的一个官吏便是“督邮”。他不仅主管邮书，还兼管督察长吏，是个实权官吏。
汉代邮驿继承秦朝制度，并统一名称叫“驿”。据出土的汉代木简记载，汉代邮驿通信已有迅速、准确、安全的要求。随着连接东西方文明的陆上通道丝绸之路的形成。邮驿不可或缺地进入并维系着这个通道。丝路和驿站相互依存，丝路因驿站而增加活力，邮驿因丝路而通达至印度、中亚、波斯等国。马可•波罗曾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在其游记中提及了很多古代驿站的遗迹，从中可以看到驿站在丝路中的地位。
三、魏晋南北朝
两汉与隋唐之间，是一个长期动荡不安的时代。混乱的局势对邮驿系统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但是战火纷飞之时，更需要迅速获得必要的信息，因而邮驿对信息传播的重要性更清晰的显示出来。各国在征战之余，都挪出一部分财力人力进行邮驿的建设。
据载，为了提高信息的传播速度，魏国研制出一种“追锋车”。《三国志集解》中解释说：“晋志曰，⋯⋯追锋之名，取其迅速也，施于戎阵之间，是为传乘。”这种传车奔走神速，在传播信息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三国志·三少帝纪》注引傅畅《晋诸公赞》载，“帝性急，请召欲速。秀等在内职，到得及时，以望在外，特给追锋车，虎贲率五人，每有集合，望辄奔驰而至。”
同时，邮驿的形式也进一步多样了。如三国时期的吴国由于地处多水的江南，遂因地制宜设置了水驿，更便利了信息的传播。
四、隋唐
隋唐之时，邮驿系统得到空前的大发展。形成了以长安（今西安）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邮驿网络。据《唐六典·尚书兵部》载，唐开元年间有陆驿1297所，水驿260所，水陆相兼者70余所。
陆驿大约 30里一设，边陲地区驿所间隔则长一些，而“若地势险阻及须依水草，不必三十里”。根据交通繁忙程度，陆驿分为7个等级。最高等级的都亭驿配备驿马75匹，最低等级的六等驿则只有驿马8匹。
水驿也根据交通繁忙程度分成3个等级，第一等的水驿配驿船4只，第三等水驿只配驿船2只。
驿马日行300里，最快可达到日行500里，故唐诗有云：“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如公元755年，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反叛，六天之后，远在3000里之外的长安就接到了消息。
水驿的速度则较慢。逆水时重船日行约40里左右，空船日行50里左右；顺水时日行百里左右。
为了更快地传播紧急讯息，唐代还发展出一种“飞驿”。如据《唐会要·馆驿》载：“贞观十九年，太宗亲征辽，发定州。皇太子奏请飞驿递表起居。又请递敕垂报，并许之。飞表奏事，自兹始也。”
五、两宋
宋代邮驿的规模虽较唐有缩减，但宋对邮驿制度的革新，促进了邮驿制度的发展。
一直以来，邮驿在传递信息之外，还承担着提供食宿的任务。宋代为了提高文书传递的效率，在驿站之外另设递铺，专门供传播信息之用，驿站则只负责提供食宿。
据《梦溪笔谈》载，“驿传旧有三等，曰步递、马递、急脚递”。步递主要运送一般文书，日行200里，马递运送紧急文书或物品，日行300里，急脚递运送紧急军文，日行400里，后又提高到500里。
急脚递中还有一种金牌急脚递，红漆金字，上书“御前文字，不得入铺”。这种文书每到一铺，铺卒需早早在铺前等候，交接后立刻赶往下一铺，并不入铺耽搁。《梦溪笔谈》描述了其传递的情况：“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日夜行五百里，不以昼夜鸣铃走递，前铺闻铃，预备人出铺就道交受。”召回岳飞的十二道金牌，就是这种金牌急脚递。
南宋又增设了斥候铺和摆铺。斥候铺是把称作斥候的了望、侦察与文书传递结合起来的急递组织，通常设在边防要地。摆铺是为适应军事行动、加速紧急文报的传递而临时设置的一种急脚递，是斥候制度的一种补充。
据有关资料推算，北宋递铺约6000个，铺卒10万余人，南宋递铺约3500个，铺卒5万余人。这些数据足以证明，宋朝的邮驿系统也是十分完备的。
六、元代
元朝的驿站是历代最盛的。驿站在蒙古语中称站赤。《元史•兵志》载：“站赤名，驿传之译名也。”站赤的交通工具根据各地不同环境状况而不同，有马、车、船、轿、牛、驴、狗等。
元朝的驿站总数虽和前朝差不多，但规模明显增大了许多。如唐、宋的驿站用马最多70余匹，而元朝的大驿站用马动辄上千匹。急递铺的设置则承前代，各铺距离十里十五里二十五里不等。据《永乐大典》载，当时“凡在属国，皆置驿传，星罗棋布，脉络相通，朝令夕至，声闻必达。”
七、明代
明代在沿袭旧制的基础上，由于海上交通日渐发达，开拓海上驿道并进一步延伸至非洲。
驿递接待的待遇不是所有的官员都可以随便享用的。明初，对驿递接待人员的范围有非常严格的规定，朝廷只给很少的军务和钦差人员发放使用驿递的证明信，允许他们持“官”牌或马牌使用公家的驿递。陆仲亨以侯爵之尊，因为违规使用了公家驿站的马匹，便被朱元璋罚往雁门捕盗。可见制度之严厉。
明朝中叶以后，驿递的管理开始出现混乱．以至于发展到没有使用驿递资格的官员，甚至其他人员，借用或购买证明信使用驿站的情况。地方官员们也乘机拿这个待遇来损公肥私攫取方便。出现了滥借滥赠的现象，导致驿递负担异常沉重。
嘉靖初年，淮阳驿递每年接到的证明信大约是3000个，不到20年光景，就上升到了1万多个，造成了“法当入驿者，十无二三。法不当人驿者，十每八九”的严重失控局面。
八、清代
清代邮驿依各地路程远近及冲要偏僻情况之不同，因地制宜的设置了各种邮驿。
《清会典》载，“凡置邮，曰驿、曰站、曰塘、曰台、曰所、曰铺，各量其途之冲僻而置焉”，驿、所（递运所）、铺（急递铺）均大体承前制，站、台、塘则是清代为加强边疆与内地的联系而特设的通信组织，名称因地域而不同，实质则都是以飞报军情为主，兼有侦察、巡逻、运输等功能。
但是，清朝古邮驿经过前期的盛后，到嘉庶道光以后，呈现出种种的衰落景象：邮传速度慢、效率低，“文书任意延搁，至数起始遣一马夫送之。故往往有数百里内文书竟迟至十条日始到者。”
咸丰年间，一方面军情紧急，羽书频传，另一方面驿路梗塞，通信戋灵，大量军事文书被积压、损坏、私拆。严重影响文件的技用，难完成“置邮传命”的任务。破败的驿站比比皆是，今河北武清县的河西驿清韧有驿夹152名，驿马33匹，到光绪朝只剩下驿夫30名，驿马24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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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7-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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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驿，即驿站，传舍。传送文书，步递曰邮，马递曰置，曰驿。《后汉书·袁安传》：“公事自有邮驿，私请则非功曹所持。” 宋朝曾巩《驾部制》：“舆马辇乘之奉，邮驿圉牧之治，中台要务，主以郎曹。敷求得人，俾任吾事。” 清 陈廷敬 《平滇雅·滇池》诗：“降幡夕竖，逆骇纵横，林野涂脑，邮驿递颅。”
中国古代政府为了有效的传播政治、经济、军事等各类信息，在开辟、整修道路的基
础上，建立了一整套邮驿系统，依靠这套邮驿系统，古代社会才能进行相对高效的信息传播。而古代邮驿源远流长，王朝兴盛，邮驿发达；王朝没落，邮驿必然衰落，历朝历代均是如此。
在古籍中，“邮”、驿”均指在道路上隔一定距离为传递信息的人设置的站，站上提供食宿和车马，同时也指以邮驿方式传递信息。
中国的邮驿何时出现，尚未有确证。见于史籍记载的邮驿制度和邮驿的正式名称始于周代。西周时邮驿系统已初具规模。诸侯国之间为了政治、军事活动的需要，在交通要道上设置驿站，负责传递政府文书、运转货物、接待过往官员等。
一、先秦
根据记载周代典制的古籍《周礼·地官·遗人》的记载：“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凡委、积之事，巡而比之，以时颁之。”（庐、路室、候馆均指接待宾客、旅人的馆舍。亦是邮驿的另一功能。委、积指饮食。）可见周代对邮驿系统的设置和管理已经相当规范了。
到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都建立起邮驿网，主要交通道路上一般隔 30 里设一馆驿。《孟子·公孙丑上》中说，“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意思是说，道德的传播速度之快，甚至比采用专用邮路，乘坐专用邮车，以传递君王的命令的速度还要快。从这里可以看出，邮驿系统主要是为了更加迅速的传达政令。尤其在战国时期，邮驿形式更加多样，有了递、驿、徒 3 种形式：递用车，驿用马，徒为步传。
二、秦汉
秦王朝建立后，短短几年就建成了以“驰道”为干线的全国交通网。《汉书·贾山传》载：“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交通网络延伸的同时，邮驿系统也得到全面的扩展。
到了汉代，邮驿系统得到进一步完善。邮亭驿站星罗棋布，《汉书·百官公卿表》中载，西汉共有邮亭 2 3 所。到东汉，全国驿道总长已超过 32 0 0 0 公里。《史记·留侯世家》载，汉“五里一邮，邮人居间，相去二里半”。（里指闾里，汉时每闾里间隔约 1 0 公里）。驿站的距离也有严格的规定，《续汉书·舆服志》载，“驿马三十里一置”。当时利用邮驿系统传播信息的速度已经非常快了，传车一般日行百里，快则二三百里。马驿更快。尤其在传送紧急公文时，驿者挨站换马，速度大为提高。《汉书·赵充国传》载，金城副长安相 1 4 0 里，文书三日半可到，平均日行约 40 0 余里。
汉时邮传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国防上。边防一线的重要紧急文书，都是靠邮传递的。汉武帝时大将李陵北征。兵抵受降城，他马上通过邮传给武帝上书报告。后来桑弘羊要在西域轮台屯田，也准备通过邮驿来密切汉政府和西域的关系。东汉时我国和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密切起来，班超和甘英的出使西域和大秦，使丝绸之路更加畅通。
汉政府在西北的邮驿十分发达，出现了“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繁华局面。当时，西方的罗马也正处于繁荣时期，那里也是邮驿畅通，沿途“列置邮亭”，所以当时诸国的商人和使者，可以从东汉边境通过邮驿一直驰骋到罗马首都。
整个汉代，政府从制度上保证了邮传的有效施行。在中央部一级的九卿官职中，有许多是和邮驿制度直接关联的。比如，少府中的尚书令和符节令，便是专管政府公文收发和符节的分发与管理。大鸿胪兼管邮使的接待。御史大夫也兼管邮传，对邮传使者的凭证进行监察。和邮传关系最直接的是九卿中的卫尉，他的属下有一官员叫“公车司马令”，负责接待由传车征召来上书的民间贤士，所以又叫“公车上书”。后来近代史上著名的康有为等“公车上书”，得名便由于此。三公中的太尉、府中的法曹也主管邮驿，负责邮驿规章制度的制订和一般管理。
汉时，地方邮驿管理也比前代更为正规化。邮驿系统由州、郡、县三级管理。郡太守府里最受重视的一个官吏便是“督邮”。他不仅主管邮书，还兼管督察长吏，是个实权官吏。
汉代邮驿继承秦朝制度，并统一名称叫“驿”。据出土的汉代木简记载，汉代邮驿通信已有迅速、准确、安全的要求。随着连接东西方文明的陆上通道丝绸之路的形成。邮驿不可或缺地进入并维系着这个通道。丝路和驿站相互依存，丝路因驿站而增加活力，邮驿因丝路而通达至印度、中亚、波斯等国。马可•波罗曾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在其游记中提及了很多古代驿站的遗迹，从中可以看到驿站在丝路中的地位。
三、魏晋南北朝
两汉与隋唐之间，是一个长期动荡不安的时代。混乱的局势对邮驿系统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但是战火纷飞之时，更需要迅速获得必要的信息，因而邮驿对信息传播的重要性更清晰的显示出来。各国在征战之余，都挪出一部分财力人力进行邮驿的建设。
据载，为了提高信息的传播速度，魏国研制出一种“追锋车”。《三国志集解》中解释说：“晋志曰，⋯⋯追锋之名，取其迅速也，施于戎阵之间，是为传乘。”这种传车奔走神速，在传播信息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三国志·三少帝纪》注引傅畅《晋诸公赞》载，“帝性急，请召欲速。秀等在内职，到得及时，以望在外，特给追锋车，虎贲率五人，每有集合，望辄奔驰而至。”
同时，邮驿的形式也进一步多样了。如三国时期的吴国由于地处多水的江南，遂因地制宜设置了水驿，更便利了信息的传播。
四、隋唐
隋唐之时，邮驿系统得到空前的大发展。形成了以长安（今西安）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邮驿网络。据《唐六典·尚书兵部》载，唐开元年间有陆驿1297所，水驿260所，水陆相兼者70余所。
陆驿大约 30里一设，边陲地区驿所间隔则长一些，而“若地势险阻及须依水草，不必三十里”。根据交通繁忙程度，陆驿分为7个等级。最高等级的都亭驿配备驿马75匹，最低等级的六等驿则只有驿马8匹。
水驿也根据交通繁忙程度分成3个等级，第一等的水驿配驿船4只，第三等水驿只配驿船2只。
驿马日行300里，最快可达到日行500里，故唐诗有云：“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如公元755年，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反叛，六天之后，远在3000里之外的长安就接到了消息。
水驿的速度则较慢。逆水时重船日行约40里左右，空船日行50里左右；顺水时日行百里左右。
为了更快地传播紧急讯息，唐代还发展出一种“飞驿”。如据《唐会要·馆驿》载：“贞观十九年，太宗亲征辽，发定州。皇太子奏请飞驿递表起居。又请递敕垂报，并许之。飞表奏事，自兹始也。”
五、两宋
宋代邮驿的规模虽较唐有缩减，但宋对邮驿制度的革新，促进了邮驿制度的发展。
一直以来，邮驿在传递信息之外，还承担着提供食宿的任务。宋代为了提高文书传递的效率，在驿站之外另设递铺，专门供传播信息之用，驿站则只负责提供食宿。
据《梦溪笔谈》载，“驿传旧有三等，曰步递、马递、急脚递”。步递主要运送一般文书，日行200里，马递运送紧急文书或物品，日行300里，急脚递运送紧急军文，日行400里，后又提高到500里。
急脚递中还有一种金牌急脚递，红漆金字，上书“御前文字，不得入铺”。这种文书每到一铺，铺卒需早早在铺前等候，交接后立刻赶往下一铺，并不入铺耽搁。《梦溪笔谈》描述了其传递的情况：“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日夜行五百里，不以昼夜鸣铃走递，前铺闻铃，预备人出铺就道交受。”召回岳飞的十二道金牌，就是这种金牌急脚递。
南宋又增设了斥候铺和摆铺。斥候铺是把称作斥候的了望、侦察与文书传递结合起来的急递组织，通常设在边防要地。摆铺是为适应军事行动、加速紧急文报的传递而临时设置的一种急脚递，是斥候制度的一种补充。
据有关资料推算，北宋递铺约6000个，铺卒10万余人，南宋递铺约3500个，铺卒5万余人。这些数据足以证明，宋朝的邮驿系统也是十分完备的。
六、元代
元朝的驿站是历代最盛的。驿站在蒙古语中称站赤。《元史•兵志》载：“站赤名，驿传之译名也。”站赤的交通工具根据各地不同环境状况而不同，有马、车、船、轿、牛、驴、狗等。
元朝的驿站总数虽和前朝差不多，但规模明显增大了许多。如唐、宋的驿站用马最多70余匹，而元朝的大驿站用马动辄上千匹。急递铺的设置则承前代，各铺距离十里十五里二十五里不等。据《永乐大典》载，当时“凡在属国，皆置驿传，星罗棋布，脉络相通，朝令夕至，声闻必达。”
七、明代
明代在沿袭旧制的基础上，由于海上交通日渐发达，开拓海上驿道并进一步延伸至非洲。
驿递接待的待遇不是所有的官员都可以随便享用的。明初，对驿递接待人员的范围有非常严格的规定，朝廷只给很少的军务和钦差人员发放使用驿递的证明信，允许他们持“官”牌或马牌使用公家的驿递。陆仲亨以侯爵之尊，因为违规使用了公家驿站的马匹，便被朱元璋罚往雁门捕盗。可见制度之严厉。
明朝中叶以后，驿递的管理开始出现混乱．以至于发展到没有使用驿递资格的官员，甚至其他人员，借用或购买证明信使用驿站的情况。地方官员们也乘机拿这个待遇来损公肥私攫取方便。出现了滥借滥赠的现象，导致驿递负担异常沉重。
嘉靖初年，淮阳驿递每年接到的证明信大约是3000个，不到20年光景，就上升到了1万多个，造成了“法当入驿者，十无二三。法不当人驿者，十每八九”的严重失控局面。
八、清代
清代邮驿依各地路程远近及冲要偏僻情况之不同，因地制宜的设置了各种邮驿。
《清会典》载，“凡置邮，曰驿、曰站、曰塘、曰台、曰所、曰铺，各量其途之冲僻而置焉”，驿、所（递运所）、铺（急递铺）均大体承前制，站、台、塘则是清代为加强边疆与内地的联系而特设的通信组织，名称因地域而不同，实质则都是以飞报军情为主，兼有侦察、巡逻、运输等功能。
但是，清朝古邮驿经过前期的盛后，到嘉庶道光以后，呈现出种种的衰落景象：邮传速度慢、效率低，“文书任意延搁，至数起始遣一马夫送之。故往往有数百里内文书竟迟至十条日始到者。”
咸丰年间，一方面军情紧急，羽书频传，另一方面驿路梗塞，通信戋灵，大量军事文书被积压、损坏、私拆。严重影响文件的技用，难完成“置邮传命”的任务。破败的驿站比比皆是，今河北武清县的河西驿清韧有驿夹152名，驿马33匹，到光绪朝只剩下驿夫30名，驿马24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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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驿，即驿站，传舍。传送文书，步递曰邮，马递曰置，曰驿。《后汉书·袁安传》：“公事自有邮驿，私请则非功曹所持。” 宋朝曾巩《驾部制》：“舆马辇乘之奉，邮驿圉牧之治，中台要务，主以郎曹。敷求得人，俾任吾事。” 清 陈廷敬 《平滇雅·滇池》诗：“降幡夕竖，逆骇纵横，林野涂脑，邮驿递颅。”
中国古代政府为了有效的传播政治、经济、军事等各类信息，在开辟、整修道路的基
础上，建立了一整套邮驿系统，依靠这套邮驿系统，古代社会才能进行相对高效的信息传播。而古代邮驿源远流长，王朝兴盛，邮驿发达；王朝没落，邮驿必然衰落，历朝历代均是如此。
在古籍中，“邮”、驿”均指在道路上隔一定距离为传递信息的人设置的站，站上提供食宿和车马，同时也指以邮驿方式传递信息。
中国的邮驿何时出现，尚未有确证。见于史籍记载的邮驿制度和邮驿的正式名称始于周代。西周时邮驿系统已初具规模。诸侯国之间为了政治、军事活动的需要，在交通要道上设置驿站，负责传递政府文书、运转货物、接待过往官员等。
一、先秦
根据记载周代典制的古籍《周礼·地官·遗人》的记载：“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凡委、积之事，巡而比之，以时颁之。”（庐、路室、候馆均指接待宾客、旅人的馆舍。亦是邮驿的另一功能。委、积指饮食。）可见周代对邮驿系统的设置和管理已经相当规范了。
到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都建立起邮驿网，主要交通道路上一般隔 30 里设一馆驿。《孟子·公孙丑上》中说，“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意思是说，道德的传播速度之快，甚至比采用专用邮路，乘坐专用邮车，以传递君王的命令的速度还要快。从这里可以看出，邮驿系统主要是为了更加迅速的传达政令。尤其在战国时期，邮驿形式更加多样，有了递、驿、徒 3 种形式：递用车，驿用马，徒为步传。
二、秦汉
秦王朝建立后，短短几年就建成了以“驰道”为干线的全国交通网。《汉书·贾山传》载：“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交通网络延伸的同时，邮驿系统也得到全面的扩展。
到了汉代，邮驿系统得到进一步完善。邮亭驿站星罗棋布，《汉书·百官公卿表》中载，西汉共有邮亭 2 3 所。到东汉，全国驿道总长已超过 32 0 0 0 公里。《史记·留侯世家》载，汉“五里一邮，邮人居间，相去二里半”。（里指闾里，汉时每闾里间隔约 1 0 公里）。驿站的距离也有严格的规定，《续汉书·舆服志》载，“驿马三十里一置”。当时利用邮驿系统传播信息的速度已经非常快了，传车一般日行百里，快则二三百里。马驿更快。尤其在传送紧急公文时，驿者挨站换马，速度大为提高。《汉书·赵充国传》载，金城副长安相 1 4 0 里，文书三日半可到，平均日行约 40 0 余里。
汉时邮传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国防上。边防一线的重要紧急文书，都是靠邮传递的。汉武帝时大将李陵北征。兵抵受降城，他马上通过邮传给武帝上书报告。后来桑弘羊要在西域轮台屯田，也准备通过邮驿来密切汉政府和西域的关系。东汉时我国和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密切起来，班超和甘英的出使西域和大秦，使丝绸之路更加畅通。
汉政府在西北的邮驿十分发达，出现了“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繁华局面。当时，西方的罗马也正处于繁荣时期，那里也是邮驿畅通，沿途“列置邮亭”，所以当时诸国的商人和使者，可以从东汉边境通过邮驿一直驰骋到罗马首都。
整个汉代，政府从制度上保证了邮传的有效施行。在中央部一级的九卿官职中，有许多是和邮驿制度直接关联的。比如，少府中的尚书令和符节令，便是专管政府公文收发和符节的分发与管理。大鸿胪兼管邮使的接待。御史大夫也兼管邮传，对邮传使者的凭证进行监察。和邮传关系最直接的是九卿中的卫尉，他的属下有一官员叫“公车司马令”，负责接待由传车征召来上书的民间贤士，所以又叫“公车上书”。后来近代史上著名的康有为等“公车上书”，得名便由于此。三公中的太尉、府中的法曹也主管邮驿，负责邮驿规章制度的制订和一般管理。
汉时，地方邮驿管理也比前代更为正规化。邮驿系统由州、郡、县三级管理。郡太守府里最受重视的一个官吏便是“督邮”。他不仅主管邮书，还兼管督察长吏，是个实权官吏。
汉代邮驿继承秦朝制度，并统一名称叫“驿”。据出土的汉代木简记载，汉代邮驿通信已有迅速、准确、安全的要求。随着连接东西方文明的陆上通道丝绸之路的形成。邮驿不可或缺地进入并维系着这个通道。丝路和驿站相互依存，丝路因驿站而增加活力，邮驿因丝路而通达至印度、中亚、波斯等国。马可•波罗曾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在其游记中提及了很多古代驿站的遗迹，从中可以看到驿站在丝路中的地位。
三、魏晋南北朝
两汉与隋唐之间，是一个长期动荡不安的时代。混乱的局势对邮驿系统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但是战火纷飞之时，更需要迅速获得必要的信息，因而邮驿对信息传播的重要性更清晰的显示出来。各国在征战之余，都挪出一部分财力人力进行邮驿的建设。
据载，为了提高信息的传播速度，魏国研制出一种“追锋车”。《三国志集解》中解释说：“晋志曰，⋯⋯追锋之名，取其迅速也，施于戎阵之间，是为传乘。”这种传车奔走神速，在传播信息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三国志·三少帝纪》注引傅畅《晋诸公赞》载，“帝性急，请召欲速。秀等在内职，到得及时，以望在外，特给追锋车，虎贲率五人，每有集合，望辄奔驰而至。”
同时，邮驿的形式也进一步多样了。如三国时期的吴国由于地处多水的江南，遂因地制宜设置了水驿，更便利了信息的传播。
四、隋唐
隋唐之时，邮驿系统得到空前的大发展。形成了以长安（今西安）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邮驿网络。据《唐六典·尚书兵部》载，唐开元年间有陆驿1297所，水驿260所，水陆相兼者70余所。
陆驿大约 30里一设，边陲地区驿所间隔则长一些，而“若地势险阻及须依水草，不必三十里”。根据交通繁忙程度，陆驿分为7个等级。最高等级的都亭驿配备驿马75匹，最低等级的六等驿则只有驿马8匹。
水驿也根据交通繁忙程度分成3个等级，第一等的水驿配驿船4只，第三等水驿只配驿船2只。
驿马日行300里，最快可达到日行500里，故唐诗有云：“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如公元755年，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反叛，六天之后，远在3000里之外的长安就接到了消息。
水驿的速度则较慢。逆水时重船日行约40里左右，空船日行50里左右；顺水时日行百里左右。
为了更快地传播紧急讯息，唐代还发展出一种“飞驿”。如据《唐会要·馆驿》载：“贞观十九年，太宗亲征辽，发定州。皇太子奏请飞驿递表起居。又请递敕垂报，并许之。飞表奏事，自兹始也。”
五、两宋
宋代邮驿的规模虽较唐有缩减，但宋对邮驿制度的革新，促进了邮驿制度的发展。
一直以来，邮驿在传递信息之外，还承担着提供食宿的任务。宋代为了提高文书传递的效率，在驿站之外另设递铺，专门供传播信息之用，驿站则只负责提供食宿。
据《梦溪笔谈》载，“驿传旧有三等，曰步递、马递、急脚递”。步递主要运送一般文书，日行200里，马递运送紧急文书或物品，日行300里，急脚递运送紧急军文，日行400里，后又提高到500里。
急脚递中还有一种金牌急脚递，红漆金字，上书“御前文字，不得入铺”。这种文书每到一铺，铺卒需早早在铺前等候，交接后立刻赶往下一铺，并不入铺耽搁。《梦溪笔谈》描述了其传递的情况：“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日夜行五百里，不以昼夜鸣铃走递，前铺闻铃，预备人出铺就道交受。”召回岳飞的十二道金牌，就是这种金牌急脚递。
南宋又增设了斥候铺和摆铺。斥候铺是把称作斥候的了望、侦察与文书传递结合起来的急递组织，通常设在边防要地。摆铺是为适应军事行动、加速紧急文报的传递而临时设置的一种急脚递，是斥候制度的一种补充。
据有关资料推算，北宋递铺约6000个，铺卒10万余人，南宋递铺约3500个，铺卒5万余人。这些数据足以证明，宋朝的邮驿系统也是十分完备的。
六、元代
元朝的驿站是历代最盛的。驿站在蒙古语中称站赤。《元史•兵志》载：“站赤名，驿传之译名也。”站赤的交通工具根据各地不同环境状况而不同，有马、车、船、轿、牛、驴、狗等。
元朝的驿站总数虽和前朝差不多，但规模明显增大了许多。如唐、宋的驿站用马最多70余匹，而元朝的大驿站用马动辄上千匹。急递铺的设置则承前代，各铺距离十里十五里二十五里不等。据《永乐大典》载，当时“凡在属国，皆置驿传，星罗棋布，脉络相通，朝令夕至，声闻必达。”
七、明代
明代在沿袭旧制的基础上，由于海上交通日渐发达，开拓海上驿道并进一步延伸至非洲。
驿递接待的待遇不是所有的官员都可以随便享用的。明初，对驿递接待人员的范围有非常严格的规定，朝廷只给很少的军务和钦差人员发放使用驿递的证明信，允许他们持“官”牌或马牌使用公家的驿递。陆仲亨以侯爵之尊，因为违规使用了公家驿站的马匹，便被朱元璋罚往雁门捕盗。可见制度之严厉。
明朝中叶以后，驿递的管理开始出现混乱．以至于发展到没有使用驿递资格的官员，甚至其他人员，借用或购买证明信使用驿站的情况。地方官员们也乘机拿这个待遇来损公肥私攫取方便。出现了滥借滥赠的现象，导致驿递负担异常沉重。
嘉靖初年，淮阳驿递每年接到的证明信大约是3000个，不到20年光景，就上升到了1万多个，造成了“法当入驿者，十无二三。法不当人驿者，十每八九”的严重失控局面。
八、清代
清代邮驿依各地路程远近及冲要偏僻情况之不同，因地制宜的设置了各种邮驿。
《清会典》载，“凡置邮，曰驿、曰站、曰塘、曰台、曰所、曰铺，各量其途之冲僻而置焉”，驿、所（递运所）、铺（急递铺）均大体承前制，站、台、塘则是清代为加强边疆与内地的联系而特设的通信组织，名称因地域而不同，实质则都是以飞报军情为主，兼有侦察、巡逻、运输等功能。
但是，清朝古邮驿经过前期的盛后，到嘉庶道光以后，呈现出种种的衰落景象：邮传速度慢、效率低，“文书任意延搁，至数起始遣一马夫送之。故往往有数百里内文书竟迟至十条日始到者。”
咸丰年间，一方面军情紧急，羽书频传，另一方面驿路梗塞，通信戋灵，大量军事文书被积压、损坏、私拆。严重影响文件的技用，难完成“置邮传命”的任务。破败的驿站比比皆是，今河北武清县的河西驿清韧有驿夹152名，驿马33匹，到光绪朝只剩下驿夫30名，驿马24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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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个回答 2017-11-03
驿站了还有驰道了不亚于长城的基建设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