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的 现代的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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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人对苏轼的评价:
1、林语堂对苏轼的评价是:
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
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
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但是这还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
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这种混合等于耶稣所谓蛇的智慧加上鸽子的温文。
2、钱穆对苏轼的评价是:
苏东坡诗之伟大,因他一辈子没有在政治上得意过。他一生奔走潦倒,波澜曲折都在诗里见。但苏东坡的儒学境界并不高,但在他处艰难的环境中,他的人格是伟大的。
像他在黄州和后来在惠州、琼州的一段。那个时候诗都好,可是一安逸下来,就有些不行,诗境未免有时落俗套。东坡诗之长处,在有豪情,有逸趣。其恬静不如王摩诘,其忠恳不如杜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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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
柳永虽然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却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而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
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
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苏轼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州)人,是宋代(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他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 且苏轼与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黄庭坚、米芾、蔡襄被称为最能代表宋代书法成就的书法家,合称为"宋四家"。
他的父亲苏洵,即是《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
嘉佑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在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高中进士。
嘉佑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服满还朝,仍授本职。
苏轼几年不在京城,朝里已发生了天大的变化。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当国王安石意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故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呆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这样持续了有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大臣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就又升翰林学士。
俗语:“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分,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佑六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被外放颖州。 元佑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他以“讥刺先朝”罪名,贬为惠州安置、再贬为儋州(今海南省儋县)别驾、昌化军安置。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享年六十六岁。
苏轼的文学艺术成就
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艺术境界。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释德洪《跋东坡(左忄右允)池录》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苏轼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轼致力提拔后进,黄庭坚、秦观等均出其门下。
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燮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
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苏轼还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自云:“我书造意本无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人书并尊,在当时其弟兄子侄子由、迈、过,友人王定国、赵令畤均向他学习;其后历史名人如李纲、韩世忠、陆游,以及的吴宽,清代的张之洞,亦均向他学习,可见影响之大。黄庭坚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
苏轼在绘画方面画墨竹,师文同(即文与可),比文更加简劲,且具掀舞之势。米芾说他“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亦善作古木怪石,米芾又云:“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均可见其作画很有奇想远寄。其论书画均有卓见,论画影响更为深远。如重视神似,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式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并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等,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尊定了理论基础。存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与《祭黄几道文》等。存世画迹有《古木怪石图卷》;又近年发现的《潇湘竹石图卷》当亦系他的作品。
苏轼在诗、文、词、书、画等方面,均取得了在才俊辈出的宋代登峰造极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
苏轼生平年表
北宋仁宗天圣元年--嘉佑八年(1023-1064)
1036 苏轼降生
1054 娶王弗
1057 中进士;母丧;服孝(1057.4-1059.6)
1059 举家前往京都
1061 仁凤翔判官
英宗治平元年--四年(1064-1068)
1064 任职史馆
1065 妻丧
1066 父丧;服孝(1066.4-2068.7)
神宗熙宁元年--元丰八年(1068-1086)
1068 娶王闰之
1069 返京;任职史馆
1071 任告监管;任杭州通判
1074 任密州太守
1076 任徐州太守
1079 任湖州太守;入狱
1080 谪居黄州
1084 往常州
1085 往登州;任登州太守;往京都;任中书舍人
哲宗(1086-1100)元佑年间太后执政(1085-1093)
1086 以翰林学士知制诰
1089 任杭州太守兼浙西军区司令
1091 任吏部尚书;往京都;任颍州太守
1092 任扬州太守;兵部尚书;礼部尚书
1093 妻丧;太后逝世;调定州太守;河北军区司令
1094 往惠州贬所;谪居惠州
1097 往海南;谪居海南儋州
徽宗(1101-1126)太后执政(1100)
1101 北返;往常州;逝世
1126 北宋亡
苏轼的三任妻子
苏轼的结发之妻叫王弗,四川眉州青神人,年轻貌美,知书达礼,16岁嫁给苏轼。她堪称苏轼的得力助手,有“幕后听言”的故事。苏轼为人旷达,待人接物相对疏忽,于是王弗便在屏风后静听,并将自己的建议告知于苏轼。王弗与苏轼生活了十一年之后病逝。苏轼依父亲苏洵言“于汝母坟茔旁葬之”,并在埋葬王弗的山头亲手种植了三万株松树以寄哀思。又过了十年,苏轼为王弗写下了被誉为悼亡词千古第一的《江城子·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苏轼的第二任妻子叫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在王弗逝世后第三年嫁给了苏轼。她比苏轼小十一岁,自小对苏轼崇拜有加,生性温柔,处处依着苏轼。王闰之伴随苏轼走过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25年,历经乌台诗案,黄州贬谪,在苏轼的宦海浮沉中,与之同甘共苦。二十五年之后,王闰之也先于苏轼逝世。苏轼痛断肝肠,写祭文道:“我曰归哉,行返丘园。曾不少许,弃我而先。孰迎我门,孰馈我田?已矣奈何!泪尽目乾。旅殡国门,我少实恩。惟有同穴,尚蹈此言。呜呼哀哉!”在妻子死后百日,请他的朋友、大画家李龙眠画了十张罗汉像,在请和尚给她诵经超度往来生乐土时,将此十张足以传世的佛像献给了妻子的亡魂。苏轼死后,苏辙将其与王闰之合葬,实现了祭文中“惟有同穴”的愿望。
苏轼的第三任妻子叫王朝云,原是他的侍妾,比苏轼小二十六岁。在苏轼最困顿的时候,王朝云一直陪伴其左右。王朝云是苏轼的红颜知己,苏轼写给王朝云的诗歌最多,称其为“天女维摩”。但不幸的是,朝云被扶正后过了十一年,即先于苏轼病逝。朝云逝后,苏轼一直鳏居,再未婚娶。遵照朝云的遗愿,苏轼将亡妻葬于惠州西湖孤山南麓栖禅寺大圣塔下的松林之中,并在墓边筑六如亭以纪念,撰写的楹联是“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此楹联有个著名的典故:“东坡一日退朝,食罢。扪腹徐行,顾谓侍儿曰:‘汝辈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为然。又一人曰:‘满腹都是见识’。坡亦未以为当。至朝云,乃曰:“学士一肚皮不入时宜。’坡捧腹大笑。”朝云墓如今已成为海南名胜之地。
苏东坡的绝命诗: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闻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写诗的时间是他死前两个月,看到李公麟为他作的画像后的即兴之作。
苏轼轶闻
1,苏轼“欺”师
苏轼考进士,作了篇春秋大文,叫《刑赏忠厚之至论》,其中有段落如下:
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
考官梅圣对苏轼的文章惊为天人,但对上文拿捏不准。在苏轼拜见他时,梅问及尧和皋陶对话的出处。苏轼笑答:“想当然耳。”
实际上,上面典故出自《礼记》,发生在周公身上,苏轼考试时候记到尧上了,但居然蒙过了老师梅圣,可见功力非凡。
2,东坡肉
苏轼被贬黄州的时候,有著名的《猪肉颂》打油诗:“黄州好猪肉,价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这里的“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就是著名的东坡肉烹调法了。苏东坡后来任杭州太守,修苏堤,兴水利,深受百姓爱戴。而这“东坡肉”也跟着沾光,名噪杭州,成了当地的一道名菜了。
3,苏轼退房
苏轼晚年居于常州,他花掉了最后一点积蓄,买了一所房子,正准备择日迁入住,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一老妇哭得十分伤心。他问老妇哭什么,老妇说,她有一处房子,相传百年了,被不肖子孙所卖,因此痛心啼哭。细问之下,原来苏轼买的房子,就是老妇所说的祖传老屋。于是苏轼对她说:“妪之故居,乃吾所售也,不必深悲,今当以是屋还妪。”苏轼当即焚烧了房契,只是租房子住。这年七月,他客死于租住的房子之内。(见宋 费衮《梁溪漫志》)
逸闻趣事
吟诗赴宴
苏轼二十岁的时候,到京师去科考。有六个自负的举人看不起他,决定备下酒菜请苏轼赴宴打算戏弄他。苏轼接邀后欣然前往。入席尚未动筷子,一举人提议行酒令,酒令内容必须要引用历史人物和事件,这样就能独吃一盘菜。其余五人轰声叫好。“我先来。”年纪较长的说:“姜子牙渭水钓鱼!”说完捧走了一盘鱼。“秦叔宝长安卖马,”第二位神气的端走了马肉。“苏子卿贝湖牧羊,”第三位毫不示弱的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以上的引文把苏轼与韩愈相提并论,认为苏轼在词史中的地位与韩愈在诗史中的地位大致相当,且不论这样的看法是否允当,就韩愈生涩奇险的诗而言,在诗史中的确是不能不谓之别格的,这是有定论的。而苏轼的词在词史中又是怎样的一种别格呢?这显然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言明的,下文还要详述。以下先引宋人陈师道评论苏轼词的一段脍炙人口的名言:“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1)陈师道的看法与以上引文所持观点是基本一致的,而他进一步指出苏词的基本特征是“以诗为词”。
陈师道所言的“以诗为词”具体指的是什么?他没有明言,不过他对苏词的评价倒是交代得清楚,大体的意思是认为苏词是词中的别格、另类,而非当行本色,这应该是明白无误的。而问题在于为什么“以诗为词”就会“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呢。原因只能是“诗词有别”。
至此,观者恐怕很难不为苏轼面对困境这幽默的自嘲所打动。原来苏轼与儿子苏过准备学辟谷之法并非真想得道成仙,只不过是因为海南岛“米贵”以致于无钱买米,快要断粮的父子两人被逼得只能学“辟谷”之法。
孔子对鬼神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苏轼不过是“信而远之”。
记得当代文人李敖对苏轼的评价是:“虽是达者,但他的思想水准只是超级文人式的,最高境界止于“赤壁赋”,并没有思想家式的细腻与深入。又掺入佛,道及民间迷信,行为上搞求雨,炼丹,境界有低段出现。”
李敖末了说苏轼是“汝惟多学而识之,望道而未见也”。
近日看沈浩波博客有一篇评说李敖的文章,其标题云:“李敖:前半生斗士,后半生混子。”
有此同感。今观李敖之晚境,较之苏子,一个向下,一个向上,李先生实在是差苏子晚年之境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