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史部总序译文

史之为道，撰述欲其简，考证则欲其详。莫简於《春秋》，莫详於《左传》。《鲁史》所录，具载一事之始末，圣人观其始末，得其是非，而后能定以一字之褒贬。此作史之资考证也。丘明录以为传，后人观其始末，得其是非，而后能知一字之所以褒贬。此读史之资考证也。苟无事迹，虽圣人不能作《春秋》。苟不知其事迹，虽以圣人读《春秋》，不知所以褒贬。儒者好为大言，动曰舍传以求经。此其说必不通。其或通者，则必私求诸传，诈称舍传云尔。司马光《通鉴》，世称绝作，不知其先为《长编》，后为《考异》。高似孙《纬略》，载其《与宋敏求书》，称到洛八年，始了晋、宋、齐、梁、陈、隋六代。唐文字尤多依年月编次为草卷，以四丈为一卷，计不减六七百卷。又称光作《通鉴》，一事用三四出处纂成，用杂史诸书凡二百二十二家。李焘《巽岩集》，亦称张新甫见洛阳有《资治通鉴》草稿盈两屋。（按焘集今已佚，此据马端临《文献通考》述其父廷鸾之言。）今观其书，如淖方成祸水之语则采及《飞燕外传》，张彖冰山之语则采及《开元天宝遗事》，并小说亦不遗之。然则古来著录，於正史之外兼收博采，列目分编，其必有故矣。今总括群书，分十五类。首曰《正史》，大纲也。次曰《编年》，曰《别史》，曰《杂史》，曰《诏令奏议》，曰《传记》，曰《史钞》，曰《载记》，皆参考纪传者也。曰《时令》，曰《地理》，曰《职官》，曰《政书》，曰《目录》，皆参考诸志者也。曰《史评》，参考论赞者也。旧有《谱牒》一门，然自唐以后，谱学殆绝。玉牒既不颁於外，家乘亦不上於官，徒存虚目，故从删焉。考私家记载，惟宋、明二代为多。盖宋、明人皆好议论，议论异则门户分，门户分则朋党立，朋党立则恩怨结。恩怨既结，得志则排挤於朝廷，不得志则以笔墨相报复。其中是非颠倒，颇亦荧听。然虽有疑狱，合众证而质之，必得其情。虽有虚词，参众说而核之，亦必得其情。张师棣《南迁录》之妄，邻国之事无质也。赵与[B093]《宾退录》证以金国官制而知之。《碧???》一书诬谤文彦博、范仲淹诸人，晁公武以为真出梅尧臣，王钅至以为出自魏泰，邵博又证其真出尧臣，可谓聚讼。李焘卒参互而辨定之，至今遂无异说。此亦考证欲详之一验。然则史部诸书，自鄙倍冗杂，灼然无可采录外，其有裨於正史者，固均宜择而存之矣。

就史书应该遵守的规律而言，描述事件应该尽可能简略，而考据求证则应该尽可能详尽，没有比《春秋》描述更简略，没有比《左传》考据更详实的了。鲁国史书中记载了每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孔子通过这些描述判断其中的是非，然後才能用一两个字暗寓褒贬。这就是写史书需要考证的。左丘明撰写《左传》，後人阅读事情的始末，判定是非，然後才能理解字里行间暗寓的褒贬，这就是读史书需要考证的。如果没有这些事情的记录，即使是孔圣人也写不出春秋；如果不知道这些事迹，即使是孔圣人来读春秋，也不知道为什麼要对其中的人物有所褒贬。儒者喜欢大言，动不动就舍弃史传来求读经典，这样必然是不通的。有些人能读通，也必然是私下里阅读史传，然後假称没有借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後世称为绝作，却不知道它的前身先是《长编》，然後是《考异》。高似孙《纬略》，记载在他的《与宋敏求书》中，说到洛八年，才完成了晋、宋、齐、梁、陈、隋六个朝代。关於唐朝的文字尤其多，按照年月依次编辑为草稿，把四丈作为一卷的话，总数不下六七百卷。也有人说，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一件事情要援引三四个出处才编纂成，用了二百二十个人所著的各种杂史和参考书。李焘《巽岩集》中也说张新甫曾经看到洛阳有《资治通鉴》的草稿，塞满了两间屋子。（李焘的这本集子现在已经失传了，这里是根据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中转述他父亲马廷鸾的话。）现在看这本书，例如「淖方成『祸水』」的话是出自《飞燕外传》，「张彖冰山」的话则出自《开元天宝遗事》，还有一些小说也没有落下。但是从古至今的著录，在正史之外兼收博采，分配目录，必然有缘故。现在总括各种书籍，分为十五类，开头的是《正史》，也就是大纲。其次是《编年》《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都是参考纪传的。还有《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这些都是参考各种传志的。《史评》的是参考各种评论的。过去还有《谱牒》这一项，但是从唐朝之後，谱学就几乎没有了。玉牒不对外颁布，家乘也不上报，只有虚目而已，所以删掉。私家记载，只有宋明两个朝代最多，因为宋明两个朝代的人都喜欢议论，议论有不一样的意见就产生了门户之分，有了门户流派的区别就有了朋党，有了朋党就会产生恩怨，彼此有了恩怨，得志的时候就在朝廷上排挤意见不同者，不得志了就用笔墨文章来报复，中间难免是非颠倒，迷惑视听。但即使有疑问和曲解，有大家的力量考证对质，也一定能得到正解。即使有虚假的言辞，参考大家的说法来核实，也一定能了解到真情。张师棣《南迁录》的妄言，是邻国的事情，没法对质。赵与峕《宾退录》用金国官制作佐证就可以知道。《碧云騢》一书污衊诽谤文彦博、范仲淹等人，晁公武认为是梅尧臣写的，王銍认为是魏泰写的，邵博又考证说确实是梅尧臣写的，可以算得上是罗圈架了。然後李焘参考几种说法而分辨定论，到现在也就没有别的说法了。这也是考证一定要详尽的验证。所以史部的这些书，除了确实非常冗长繁杂没什麼可藉鉴的之外，凡是对正史有补充的，都应该选择精华留存下来啊。

《四库全书》史部总序译文如下：
历史书籍从《史记》开始，到《汉书》为止，共有十六种，称为“正史”。它们的体例都是贯通古今的，是为了区别于以后那些摘抄式的史书。承接“正史”的是《后汉书》、《三国志》，以及梁朝的《南齐书》、《后周书》、宋朝的《魏书》、《南史》、《北史》、唐朝的《北齐书》、《周书》、《南唐书》、《晋书》等。从这一段可以看出，四库全书史部所收录的书籍，是从“正史”开始，一直到《晋书》为止，时间跨度约为一千四百多年。
而在这之后出现的各种地方志、杂史、传记、氏族谱、目录、纪事本末、以至别裁、杂抄、琐语，都包含在史部里。史部书籍的归属，主要根据书籍本身的价值和学术价值，以及与经、子、集三部有没有重复，是否属于正史等因素决定。
史部的书籍内容丰富，涵盖了各个方面的内容。其中，正史类包括纪、传、纪传一体和编年体四大类；以纪传为主。编年类包括通纪、年谱、杂编三种。地理类包括河道、方舆（通志）、关隘、川泽（通志）、山志、名胜、水道、地理（琐记）、游记等多种类型。以水道、地理琐记为主。目录类包括总目录、官撰目录、史评类目录三个大类。史评类包括史钞、史评、史考三类。
在阅读和研究史部书籍时，需要注意辨别真伪。对于正史类和编年类的书籍，可以参考相关的论赞或者批注；对于其他类型的书籍，则需要结合多种资料进行辨别。同时，也要注意不同时期对历史的评价和看法，以及史书的作者和成书时间等因素的影响。
总之，四库全书史部所收录的书籍，是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学习和研究这些书籍，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也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社会的关系。本回答被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