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战后日本的确是有个什么公职追放罪的。那是因为1946年（昭和21年）1月4日联合国盟军总部公布的公职追放令，而受到的处分。这个公职追放令的主要目的是要禁止战犯出任日本的公职。
这里的“追放”是个日本词汇，其罗马音为【tuihou】，假名为【ついほう】，主要意思是放逐、开除、革职。
那时候，“大日本帝国议会”分为贵族院和众议院，贵族院里的伯子男爵的后代是互选进来的，众议院议员是选出来的。那时候还不是议会内阁制，而是官僚内阁制，议会就是个橡皮图章，权力是在官僚们组成的内阁手里。到了后来军部掌权，也只不过是文官们换成了武官，议会还是除了通过一些强烈支持的决议之外无事可干。这样议员也不是什么多么有吸引力的职业。那时的议员一般都是所谓“地方名士”，大多是在官场上混不下去了的退休的文武官僚和一些有钱人。到了后来出现了“大政翼赞会”这种“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时代，选举就更加没有悬念了。
二战结束后，本来日本的《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在1945年底就已经公布出来了，当时的币原内阁本来是准备在1946年1月21日进行选举的，但盟军司令部不同意，要求延迟到3月15日。要求延迟的原因是，盟军司令部知道“大日本帝国议会”这个橡皮图章为东条英机的所有战争行为背书了这个事实，也知道日本社会的封闭和保守性，如果就这么进行选举的话，很可能也就仅仅是再次组成一个“大日本帝国议会”罢了，而美国要的是在日本进行民主改革，不是要搞一次选举游戏。
1946年1月4日，盟军司令部向天皇发了一份备忘录，天皇在接到这份备忘录之后立即颁布了“昭和21年敕令第109号”，这份敕令是昭和天皇发表过的敕令中很有名的一份，因为这份敕令的全称是《关于就职禁止，退官和退职的敕令》，俗称“公职追放敕令”，根据这份敕令，战争犯罪者，战争协力者（职业军人）以及和“大日本武德会”，“大政翼赞会”和“护国同志会”等超国家主义组织有关系的人，满洲、台湾、朝鲜等占领地行政长官，全部禁止再次担任公职和民间企业的要职。第二年的1947年的“昭和22年敕令第1号”以《和公职有关的关于就职禁止，退官和退职的敕令》的名称再次进行公职追放。把范围扩大到了战争中的大企业干部（银行、军需产业为主），到1948年5月被这两次公职追放令剥夺了公职和大企业高管职务的达到了20万人。
后来韩战爆发，1950年，美国对一部分旧军人和政治家进行了追放解除，到1951年5月1日李奇微把解除的权力交给了日本政府，光这一次就有25万人被解除了追放，剩下来的五千多人也在1952年随着美日旧金山和约的签订而全部解除了。
当初，美国人搞这个公职追放是为了实现民主选举，从日本国家的权力中心把那些军国主义的支持者驱逐出去。这种想法当然不错，但是实际上成果也很有限，日本人玩起那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游戏不亚于任何东方国家，虽然盟军占领军追放了80%以上的众议员，但是这些“地方名士”中的不少人最后还是重返了政坛，而且重返之后的政坛还变成了日本的权力中心，这是因为经过改革之后在日本实现了议会内阁制，议员还真的成了有权有势的大人物，所以美国的设想最后是不是真的实现了是很值得打个问号的事情。
但是实际上，美国的这次公职追放对日本社会的影响比人们认识到的还要大得多，虽然这种政策对政界的影响不大。
这里的“追放”是个日本词汇，其罗马音为【tuihou】，假名为【ついほう】，主要意思是放逐、开除、革职。
那时候，“大日本帝国议会”分为贵族院和众议院，贵族院里的伯子男爵的后代是互选进来的，众议院议员是选出来的。那时候还不是议会内阁制，而是官僚内阁制，议会就是个橡皮图章，权力是在官僚们组成的内阁手里。到了后来军部掌权，也只不过是文官们换成了武官，议会还是除了通过一些强烈支持的决议之外无事可干。这样议员也不是什么多么有吸引力的职业。那时的议员一般都是所谓“地方名士”，大多是在官场上混不下去了的退休的文武官僚和一些有钱人。到了后来出现了“大政翼赞会”这种“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时代，选举就更加没有悬念了。
二战结束后，本来日本的《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在1945年底就已经公布出来了，当时的币原内阁本来是准备在1946年1月21日进行选举的，但盟军司令部不同意，要求延迟到3月15日。要求延迟的原因是，盟军司令部知道“大日本帝国议会”这个橡皮图章为东条英机的所有战争行为背书了这个事实，也知道日本社会的封闭和保守性，如果就这么进行选举的话，很可能也就仅仅是再次组成一个“大日本帝国议会”罢了，而美国要的是在日本进行民主改革，不是要搞一次选举游戏。
1946年1月4日，盟军司令部向天皇发了一份备忘录，天皇在接到这份备忘录之后立即颁布了“昭和21年敕令第109号”，这份敕令是昭和天皇发表过的敕令中很有名的一份，因为这份敕令的全称是《关于就职禁止，退官和退职的敕令》，俗称“公职追放敕令”，根据这份敕令，战争犯罪者，战争协力者（职业军人）以及和“大日本武德会”，“大政翼赞会”和“护国同志会”等超国家主义组织有关系的人，满洲、台湾、朝鲜等占领地行政长官，全部禁止再次担任公职和民间企业的要职。第二年的1947年的“昭和22年敕令第1号”以《和公职有关的关于就职禁止，退官和退职的敕令》的名称再次进行公职追放。把范围扩大到了战争中的大企业干部（银行、军需产业为主），到1948年5月被这两次公职追放令剥夺了公职和大企业高管职务的达到了20万人。
后来韩战爆发，1950年，美国对一部分旧军人和政治家进行了追放解除，到1951年5月1日李奇微把解除的权力交给了日本政府，光这一次就有25万人被解除了追放，剩下来的五千多人也在1952年随着美日旧金山和约的签订而全部解除了。
当初，美国人搞这个公职追放是为了实现民主选举，从日本国家的权力中心把那些军国主义的支持者驱逐出去。这种想法当然不错，但是实际上成果也很有限，日本人玩起那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游戏不亚于任何东方国家，虽然盟军占领军追放了80%以上的众议员，但是这些“地方名士”中的不少人最后还是重返了政坛，而且重返之后的政坛还变成了日本的权力中心，这是因为经过改革之后在日本实现了议会内阁制，议员还真的成了有权有势的大人物，所以美国的设想最后是不是真的实现了是很值得打个问号的事情。
但是实际上，美国的这次公职追放对日本社会的影响比人们认识到的还要大得多，虽然这种政策对政界的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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