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为什么能成功

雄主的成长之路并不平坦。天赋只是前提，要想成为真正的雄主，还要在风雨中历练自己。——东方毅 一，好男儿志在四方 朱元璋出身贫寒，却成就帝业。委实令人惊诧不已。 相对刘邦而言，朱元璋的出身更为低下，甚至还不识字。为何能够成功? 当众人为濠州城争得头破血流之时，朱元璋却和郭子兴远走他乡去建功立业。足见朱的眼光比他们更高，肚里装的是全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在许多义军纷纷称王称帝的时候，朱元璋的表面却心静如水。 二，忠义行事 义字当头，特别是这些道德礼仪被用于统治阶级的精神工具后，忠义二字就变的犹为重要，所以，他笼络了一大批替自己打天下的将帅和能臣，更是顺应了最底层的受苦受难的百姓的民意，也许这些在早期忠义的确是朱的本性，比如在小时候放牛的经历中和汤和、徐达等人在杀了地主的牛和小伙伴一起分吃牛肉而独自承担后果的事情上，在不顾自己生死给后来成为自己的马皇后的父亲诵经超度的事情上，都可以看出来，忠义是朱经常挂在嘴边上的，也是他为人处事处处要求自己的，这样做有些可能真的是自己本意，但是我认为一部分还是为了自己为打江山而做，朱元璋领导起义军均为普通百姓，自己又无优越的条件笼络四方豪杰。唯一能用到的就是为人丈义，信守承诺。从在豪州街头指挥一群乞丐、小混混到后来的军中首领做事光明磊落，舍生取义。所以才令手下兄弟无一不服。常遇春曾经当强盗时误打朱元璋险让他丧命。朱元璋为了蓄积反元力量不记前嫌高升常遇春为副帅更加深受众人尊敬。李善长本来是在定远已经答应跟随朱元璋了，可是后来郭子仪收了朱的帅印后李却又被郭收于帐下，后来朱元璋重新做大帅还是让李善长做了自己的幕僚，并委以重任。三，爱惜人才，勤于思考。 古往今来人物得天下不可不才，并非仅靠一己之力。事业之大非借助群体智慧不可。朱元璋虽然是没有读过书，但是朱元璋在这个方面比很多皇帝做的更好，更谦虚！他特别重用人才，手下刘伯温，李善长、朱升等人在起军前就被他召来出谋划策。实力才不断强大。 众所周知，个人的阅历、知识总是有限的。借助他人的智慧往往能在关键时刻逢凶化吉。朱元璋为了表示对人才的尊重，还特地的为他们建造了一座很雅致清净的并自己亲自题名“礼贤居”的别苑，在攻克金陵（今南京）后。他特地令李善长、冯国用等人为他编写了一本江南贤士花名册，上有各名人人的籍贯及其简历。并将江南人才早已烂熟于胸。部队每攻下一地，他必会依花名册去寻访当地名士。在这期间，先后有夏煜、孙炎、杨宪等二十余名有名的贤士被他召入元帅幕府。 四，学以致用。 知识就是力量。朱元璋尊重读书人肚子里的知。许多乱世中生计断绝的读书人，久闻朱元璋军“不嗜杀人”，对他很有好感。从这一迹象上，他们看到了做稳了奴隶”的希望。又得知朱喜欢亲近读书人，便有许多人来投奔，指望依靠朱元璋，来重新重建三纲五常的理想社会。他们不断对朱讲解各种道理，听得朱喜不自胜。 朱元璋说：“我读书，常常从中受益。……读书明理，让人在日常事务中能用道理去分判，可以叫人少犯错误。”在空闲时间他由浅入深，学习读书作文。不能不承认，朱元璋在语文上，确实有些天才。至正十五年，他写下了平生第一首诗《不惹庵示僧》：“杀尽江南百万兵，腰是宝剑血犹腥。山僧不识英雄汉，只凭哓哓问姓名。”粗犷豪朴之气，扑面而来。在后来，他的吟诗作文越来越熟练，其中也颇有可读之作。谈迁《国榷》说：“吴王微时，目不知书，起兵后，日亲诸儒，浏览神解，手撰书檄，注射简峭，文士顾不及也。”想一想，一个生在乱世里带兵打仗大字不识的武夫能在这样的环境里像个小学生一样的去全身心的学习，这种精神是哪个皇帝也比不了的啊，在浩如烟海的群籍中，朱元璋最喜欢读的，当然是兵书和史书，因为这里面包含了太多智慧经验，可以供他去借鉴、欣赏、品评、共鸣。《孙子兵法》他烂熟于心，历代战史、战例、战将也是他研究的重点。出色的学习能力和杰出的实践本领，都使朱元璋在兵戈纷纭中棋高一招。五，定力足 朱元璋一生做事，信奉稳扎稳打，积小胜为大胜。朱元璋的一切活动特别是重大的军事和政治行动都是经过精心筹划，三思而行的。他很少冲动冒险，也不追求侥幸。在起兵之初，他就与其他豪杰不同，不乐于流寇主义，而是致力于根据地建设，巩固后，再徐徐向四周扩展。 朱元璋耐性极佳，史称老儒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九字方针初不知这也是朱本身的一贯思想。朱元璋从来不务虚名，不求近利。朱元璋自己说过：“吾平日为事，只要务实，不尚俘伪他说：“建大事者，必勤远略，不急近功，故泰山之高，非篑土可成，江湖之广，由勺水所积，天下之大，岂一日可定也。朱元璋的称帝最晚，成功最后。北伐战争是朱元璋谨慎个性的突出表现。那时朱在统一南方战争中战无不胜，顺利异常，迅速平定了广大中国南部，只剩下北元一个敌人。而北元内部又分崩离析，战斗力并不强。由于接连的胜利，大部分将领主张“直捣元都”，一举统一中国。而朱元璋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一如既往地谨慎小心，绝不疏漏对每一个风险点的分析。他分析说“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悬师深入，屯兵于坚城之下，粮饷不足，援兵四集，非我利也。”他力排众议，果断地提出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槛，全局在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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