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1)在西方封建社会的大部分时期中,领主占有制是占支配地位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它有三特点:1)逐级分封2)领地世代相袭3)剥削手段是把田产分为份地和保有地,农奴不仅要耕种份地维持生活,同时还需要无偿为
领主耕种保有地
2)我国封建社会占支配地位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是地主占有制。特点:1)允许土地买卖2)获得土地的主要手段是购买3)通过收缴地租方式榨取农民的剩余劳动
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外研究者提出“李约瑟之谜”又名“李约瑟难题”,其内容是:在公元一至十五世纪,中国科学技术遥遥领先于西方,而为何到了近代却没有向近代理论科学的演变?李约瑟认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近代却落后了的根本原因有两点:第一,在中国,真正的封建主义并不存在,中国大一统以后的封建制度是一种“官僚封建制度”,束缚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第二,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上述情况的发生。他说,欧洲没有季风气候,以及没有中国所有的那些特别的河流与山脉,因此欧洲人不需要建造巨大的水利网。而中国人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得去修建水利网,而且必须从整体治理,才能解决水患问题。水利网超出了任何一个封建领主的领地,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封建主义让位给中国官僚式的文明。李约瑟从气候、雨量、地理、经济和社会环境等因素分析了中国文明不同于欧洲文明的原因。最后他做出结论:“如果中国人有欧美的具体环境,而不是处于一个广大的、北面被沙漠切断,西面是寒冷的雪山,南面是丛林,东面是宽广的海洋的这样一个地区,那情况将会完全不同。我将大胆断言,情况将完全改变。那将是中国人,而不是欧洲人发明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历史上伟大人物的名字将是中国人的名字,而不是伽利略、牛顿和哈维等人的名字。”李约瑟甚至说,如果那样,将是欧洲人学习中国的象形文字,以便学习科学技术,而不是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语言。
可见,李约瑟虽然看到了中西方封建社会的不同,当最后还是把原因都归结为中西方有不同的地理环境上了,由于陷入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泥潭,李约瑟不能对这个问题做出正确的解释,西欧率先发生现代化的转变是由许多原因决定的。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任何细小的差别,都可能导致东西方产生巨大的差距,这些微小的差别积累起来,便形成了今天的这种状况。
综合叙述:
中西方封建社会的不同
中西方的差别从远古时代就开始了,但这些差别不算大。中西方的差别加大是从第一次产业革命(金属工具代替石器)后开始的。人类进入金属器时代以后,生产力得到很快的发展,出现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农业与畜牧业的分工。在土地肥沃,降水充足的地方,人们主要从事农业,过定居生活;在降水少的辽阔草原地带,人们主要从事畜牧业,逐水而居。这样逐渐形成两种从事不同生产的地区,即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
公元前4000年代至公元前3000年代末,亚欧大陆上的农耕地带,由东向西依次为东亚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印度支那半岛,南亚的恒河、印度河流域,西亚的阿富汗、伊朗、两河流域、地中海东岸,欧洲南部地中海沿岸、部分中欧地区和西欧地区。这个地区横亘于亚欧大陆两端之间,形成一条偏南长弧形、地处温带和热带的河流平原和山谷地区,是亚欧大陆上的农耕世界。此外,与亚欧大陆邻近的地中海南岸的北非也是农业地区。与这条弧形地区几乎平行的游牧世界偏北,东起西伯利亚,经中国东北、蒙古、中亚细亚、咸海和黑海以北地区、俄罗斯南部,直到中欧东部,地处干旱寒冷的草原地带。兴安岭、燕山、阴山、祁连山、昆仑山、兴都库什山、高加索山、喀尔巴阡山,大致构成了这两个世界的分界线。
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有很大的差异,农耕世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高于游牧世界。大河流域的广阔原野,土地松软而肥沃,水源充沛。牛耕与金属农具的使用,以及兴修水利,耕地面积不断扩大,使农民获得好收成,衣食物资较丰富。居民安居乐业,生活自己自足。同时,社会上也有一部分人从事非农业,如手工业、商业、文化艺术、宗教祭祀等,产生了市集和城镇。在游牧世界,人们赖以生存的是粗放的畜牧业,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产品有限,为了寻找新的牧场,需要经常迁徙。在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农业地区较早进入文明社会,出现了官僚机构和国家,阶级矛盾尖锐。游牧地区生产力发展缓慢,生产活动单一,社会管理机构也比较简单,长期保存着氏族部落关系,社会矛盾比较缓和。游牧民族饲养马匹,并用马拉战车,这样使其机动性、战斗力大大加强。游牧民族勇猛善战,全民皆兵,在其首领的统帅下,行如狂飙,势不可挡,往往对农耕世界形成威胁。 这些游牧民族经常南下掠夺农耕民族的财产和人口,农耕民族与他们做了长久而艰苦的斗争。
大约在公元2世纪左右,亚欧北非上古先进农耕地区的奴隶制度盛极而衰,封建关系在逐渐滋长,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复杂,中华东汉帝国、东西罗马帝国和波斯萨珊帝国等大国的边境防御力量严重削弱,许多处于原始社会解体阶段的游牧或半游牧部族大举入主农耕地区,争相建立政权,酿成“民族大迁徙”浪潮。罗马帝国和中华汉帝国都遭到了蛮族的入侵,但结果是不同的。罗马帝国最终被消灭,而汉帝国却顽强地生存下来,并在汉武帝时将匈奴打败。因此,此后崛起的几个新兴帝国,如中华隋唐帝国、加洛林帝国、拜占廷帝国和阿拉伯帝国,他们的封建制度在不同程度上都是由先进农耕地区的封建关系,与游牧或半游牧部族注入的原始社会解体时期的社会关系相互作用形成的。只是因为诸农耕地区先前的具体社会状况有所不同,各游牧或半游牧部族在入主地区所处地位及其原始社会解体状况亦千差万别,在这些新兴大国所确立的封建制度也便采取不同形式,分别属于封建制度的不同类型,封建经济结构、政治体制与文化模式等都各有特点。 农耕民族战胜了游牧、半游牧民族,其形成的封建制度是由农耕地区长期发展形成的先进而稳定的封建地主制,也就是李约瑟所说的官僚封建主义。游牧、半游牧民族战胜了农耕民族,其建立的封建制度也是符合游牧部落特点的、落后而不稳定的封建领主制。
领主耕种保有地
2)我国封建社会占支配地位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是地主占有制。特点:1)允许土地买卖2)获得土地的主要手段是购买3)通过收缴地租方式榨取农民的剩余劳动
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外研究者提出“李约瑟之谜”又名“李约瑟难题”,其内容是:在公元一至十五世纪,中国科学技术遥遥领先于西方,而为何到了近代却没有向近代理论科学的演变?李约瑟认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近代却落后了的根本原因有两点:第一,在中国,真正的封建主义并不存在,中国大一统以后的封建制度是一种“官僚封建制度”,束缚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第二,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上述情况的发生。他说,欧洲没有季风气候,以及没有中国所有的那些特别的河流与山脉,因此欧洲人不需要建造巨大的水利网。而中国人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得去修建水利网,而且必须从整体治理,才能解决水患问题。水利网超出了任何一个封建领主的领地,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封建主义让位给中国官僚式的文明。李约瑟从气候、雨量、地理、经济和社会环境等因素分析了中国文明不同于欧洲文明的原因。最后他做出结论:“如果中国人有欧美的具体环境,而不是处于一个广大的、北面被沙漠切断,西面是寒冷的雪山,南面是丛林,东面是宽广的海洋的这样一个地区,那情况将会完全不同。我将大胆断言,情况将完全改变。那将是中国人,而不是欧洲人发明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历史上伟大人物的名字将是中国人的名字,而不是伽利略、牛顿和哈维等人的名字。”李约瑟甚至说,如果那样,将是欧洲人学习中国的象形文字,以便学习科学技术,而不是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语言。
可见,李约瑟虽然看到了中西方封建社会的不同,当最后还是把原因都归结为中西方有不同的地理环境上了,由于陷入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泥潭,李约瑟不能对这个问题做出正确的解释,西欧率先发生现代化的转变是由许多原因决定的。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任何细小的差别,都可能导致东西方产生巨大的差距,这些微小的差别积累起来,便形成了今天的这种状况。
综合叙述:
中西方封建社会的不同
中西方的差别从远古时代就开始了,但这些差别不算大。中西方的差别加大是从第一次产业革命(金属工具代替石器)后开始的。人类进入金属器时代以后,生产力得到很快的发展,出现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农业与畜牧业的分工。在土地肥沃,降水充足的地方,人们主要从事农业,过定居生活;在降水少的辽阔草原地带,人们主要从事畜牧业,逐水而居。这样逐渐形成两种从事不同生产的地区,即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
公元前4000年代至公元前3000年代末,亚欧大陆上的农耕地带,由东向西依次为东亚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印度支那半岛,南亚的恒河、印度河流域,西亚的阿富汗、伊朗、两河流域、地中海东岸,欧洲南部地中海沿岸、部分中欧地区和西欧地区。这个地区横亘于亚欧大陆两端之间,形成一条偏南长弧形、地处温带和热带的河流平原和山谷地区,是亚欧大陆上的农耕世界。此外,与亚欧大陆邻近的地中海南岸的北非也是农业地区。与这条弧形地区几乎平行的游牧世界偏北,东起西伯利亚,经中国东北、蒙古、中亚细亚、咸海和黑海以北地区、俄罗斯南部,直到中欧东部,地处干旱寒冷的草原地带。兴安岭、燕山、阴山、祁连山、昆仑山、兴都库什山、高加索山、喀尔巴阡山,大致构成了这两个世界的分界线。
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有很大的差异,农耕世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高于游牧世界。大河流域的广阔原野,土地松软而肥沃,水源充沛。牛耕与金属农具的使用,以及兴修水利,耕地面积不断扩大,使农民获得好收成,衣食物资较丰富。居民安居乐业,生活自己自足。同时,社会上也有一部分人从事非农业,如手工业、商业、文化艺术、宗教祭祀等,产生了市集和城镇。在游牧世界,人们赖以生存的是粗放的畜牧业,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产品有限,为了寻找新的牧场,需要经常迁徙。在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农业地区较早进入文明社会,出现了官僚机构和国家,阶级矛盾尖锐。游牧地区生产力发展缓慢,生产活动单一,社会管理机构也比较简单,长期保存着氏族部落关系,社会矛盾比较缓和。游牧民族饲养马匹,并用马拉战车,这样使其机动性、战斗力大大加强。游牧民族勇猛善战,全民皆兵,在其首领的统帅下,行如狂飙,势不可挡,往往对农耕世界形成威胁。 这些游牧民族经常南下掠夺农耕民族的财产和人口,农耕民族与他们做了长久而艰苦的斗争。
大约在公元2世纪左右,亚欧北非上古先进农耕地区的奴隶制度盛极而衰,封建关系在逐渐滋长,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复杂,中华东汉帝国、东西罗马帝国和波斯萨珊帝国等大国的边境防御力量严重削弱,许多处于原始社会解体阶段的游牧或半游牧部族大举入主农耕地区,争相建立政权,酿成“民族大迁徙”浪潮。罗马帝国和中华汉帝国都遭到了蛮族的入侵,但结果是不同的。罗马帝国最终被消灭,而汉帝国却顽强地生存下来,并在汉武帝时将匈奴打败。因此,此后崛起的几个新兴帝国,如中华隋唐帝国、加洛林帝国、拜占廷帝国和阿拉伯帝国,他们的封建制度在不同程度上都是由先进农耕地区的封建关系,与游牧或半游牧部族注入的原始社会解体时期的社会关系相互作用形成的。只是因为诸农耕地区先前的具体社会状况有所不同,各游牧或半游牧部族在入主地区所处地位及其原始社会解体状况亦千差万别,在这些新兴大国所确立的封建制度也便采取不同形式,分别属于封建制度的不同类型,封建经济结构、政治体制与文化模式等都各有特点。 农耕民族战胜了游牧、半游牧民族,其形成的封建制度是由农耕地区长期发展形成的先进而稳定的封建地主制,也就是李约瑟所说的官僚封建主义。游牧、半游牧民族战胜了农耕民族,其建立的封建制度也是符合游牧部落特点的、落后而不稳定的封建领主制。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
第1个回答 2011-01-15
1、中西封建社会中的农业耕种制度的区别。一般而言,大家倾向于认为,中国封建时代的农业,主要是经营单一种植业的精耕农业,而西欧则是耕牧结合的粗放型农业。中外学者在对其进行比较时,往往流露出这样一种倾向,即把中国封建时代的粮食种植农业看作是内在落后的、缺乏前进活力的结构,而把西欧农牧混合的经济结构看作是先进的、具有内在发展动力的结构。而事实确是相反的,中国的粮食种植农业是较西欧的农牧混合农业发展水平更高的多的经济形态,中国的粮食种植业是高度劳动密集型的先进的集约化农业,而西欧农牧混合的农业则是生产技术落后的、带有原始性的粗放型农业,在农业发展阶段上比中国的集约化农业要落后的多。中国在春秋战国以前就曾存在过与中世纪西欧三圃制相似的耕作制度,并随着农业的进步走向了精耕细作的集约化,由此可见,西方的农牧混合经济恰恰反映了其经济发展的落后状态。
2、对东西方城市的比较,始于东方专制主义的学说,它们把西方城市视之为经济中心,是自由的天堂。而东方城市则是政治中心,是备受奴役的地域。一些学者过于强调城市的有无自由与政治特权,由此推出西方城市引导西方前进,城市成为西方发展的动力,而中国及东方的城市则往往会阻碍社会发展。还有一些学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进行研究,如美国学者鸠伯格主张按技术发展程度的不同来对城市进行划分。
传统观念认为,东方是城乡一体,西方是城乡两分。中国的城市是政治中心,是官僚、贵族聚集之所,而西方的中世纪城市是工商业中心,是手工业和商人居住之地,是社会前进的动力。王渊明对此进行了批驳,指出西欧也有政治类型的城市,但中国古代城市的政治中心色彩更浓一些。中国城市的经济色彩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越来越重要,而西欧的城市越到后来政治色彩越来越明显。施坚雅也认为中国封建时代的城市,既是政治中心,也是工商业经济中心,而不是单一的政治城市。
王加丰泽讨论了城市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之间的关系。他认为,14至15世纪西欧城市的活动特点是开辟市场,寻找新的市场、交通线和航线是14至15世纪西欧城市发展的总趋势。世界市场的开辟和乡村工业的兴起,是西欧资本主义兴起的特征,而这是城乡相互作用的结果。他还通过比较佛罗伦萨毛纺织业和中国苏州丝织业中的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情况,指出中国苏州的资本主义规模远不如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这是因为中国商业利润很高,商人用不着投资工业,而佛罗伦萨的商业利润有降低的趋势,工业利润上升,吸引商业资本加入工业,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局,关键在于佛罗伦萨是主权城市,能用政治手段扶持工商业和开辟市场。
3、在中西封建政权的讨论中,不可避免的是政体问题。毫无疑问,中国两千年来一直是专制政体,但在东方君主的权力是否受到法律或其他力量的制约、受多大程度的约束,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法国学者谢和耐认为,中国皇帝的权力受到礼、习惯以及由官僚集团所解释和捍卫的各种规章制度的限制。
祝总斌教授对中国古代官僚机构的运行作动态的考察论述,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国官僚机构周密的组织和细致的运行机制,的确是西方文明所望尘莫及的。
王加丰通过对西欧封建政权的发展探究王权的性质。人们常把西欧封建时代的王权称之为二元对立或三元鼎力,即当时教会和贵族是王权的对立物,而城市则是支持王权的。王加丰论述了11至18世纪西欧王权的成长过程,在推动西欧向专制发展的力量中,作者强调了战争的作用。文章还指出,封建西欧王权,即使是专职王权,也受到许多力量的限制。
孟广林研究的是大宪章以前的英国王权,细致分析了早期的英国封建王权与教会、贵族的关系。指出:封建王权既极力争取教会和贵族的支持,又对二者的独立倾向予以扼制;世俗贵族并不是与王权截然对立的分裂割据势力,他们与王权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使他们具有向心力;至于教会,则是国王需要教会对王权的神化,需要有知识的教士参加行政工作,而教会也需要王权的庇护与封赐,二者密切合作。作者还指出英国到13世纪已逐步建立起集权的王国政治制度,王权已发展成为王国的最高政治权威。
王加丰对中西不同的经济政策进行了论述。他认为,封建经济都是以农业为主,但也都有商品经济的成分。中西封建国家的工商业政策都是抑制与提倡相结合,但中国的国家收入主要依靠农业税,而西方的主要依靠商业税,所以中国的工商业政策多从政治考虑出发,西方的则多从经济考虑出发。虽然西方的国王也过度盘剥工商业者,但仍会采取促进工商业发展的措施,而中国的工商业政策则多是对其有害的。
顾鸾斋探讨了封建国家的财政和税收。由于国家结构不同,中西封建国家的财政收支有所差别。他以英法为例讨论了西欧封建税权,他把税权的归属和国家机构的发展联系起来,指出英国议会由于取得批税权限制了国王权力的发展,而法国三级会议则丧失了税权,因而法国后来专制主义较为发达,这也是英法发展不同飞原因之一。
4、在中西社会比较中,涉及到贵族、家庭、农民战争和人口四个问题。
朱孝远谈论的贵族主要指得是西方中世纪的贵族,他一反过去认为西方的贵族是王权的对立物的见解,指出封建时代的贵族和王权主要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贵族的强大与否以及贵族的作用,都被限制在辅助中央政府的范围内,中国由于王权强大,贵族较早的成为朝臣,在王权统治下发挥作用。他还指出,西方的封建贵族只在短时期是一个封闭的特权集团,而在大部分时间是开发的、流动的,后来的发展趋势则是和朝臣合流。
在中西家庭的比较中,朱孝远讨论的问题很多,其中一个是国和家的问题。一般认为,中国古代家国一致,国是家的扩大,但二者也有不一致的时候,如战国时代忠孝不一致等。
朱孝远在讨论农民战争时,依据德国农民战争,同时对比了中国的农民战争。他指出,农民战争并不一定总是发生在生活最贫困、受剥削最严重的地区,并对农民战争依据性质进行了分类。
王渊明对中西封建社会中的人口发展规律进行了很好的对比,中国对人口生育未曾加以控制,因而人口密度高,而西欧的人口生育率受到了控制,因而人口密度要低一些。中国高度的人口增长推动创造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农业文明,但却为中国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转变,由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的过渡,设置了种种障碍,而西欧各国的历史发展却恰恰相反。
2、对东西方城市的比较,始于东方专制主义的学说,它们把西方城市视之为经济中心,是自由的天堂。而东方城市则是政治中心,是备受奴役的地域。一些学者过于强调城市的有无自由与政治特权,由此推出西方城市引导西方前进,城市成为西方发展的动力,而中国及东方的城市则往往会阻碍社会发展。还有一些学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进行研究,如美国学者鸠伯格主张按技术发展程度的不同来对城市进行划分。
传统观念认为,东方是城乡一体,西方是城乡两分。中国的城市是政治中心,是官僚、贵族聚集之所,而西方的中世纪城市是工商业中心,是手工业和商人居住之地,是社会前进的动力。王渊明对此进行了批驳,指出西欧也有政治类型的城市,但中国古代城市的政治中心色彩更浓一些。中国城市的经济色彩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越来越重要,而西欧的城市越到后来政治色彩越来越明显。施坚雅也认为中国封建时代的城市,既是政治中心,也是工商业经济中心,而不是单一的政治城市。
王加丰泽讨论了城市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之间的关系。他认为,14至15世纪西欧城市的活动特点是开辟市场,寻找新的市场、交通线和航线是14至15世纪西欧城市发展的总趋势。世界市场的开辟和乡村工业的兴起,是西欧资本主义兴起的特征,而这是城乡相互作用的结果。他还通过比较佛罗伦萨毛纺织业和中国苏州丝织业中的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情况,指出中国苏州的资本主义规模远不如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这是因为中国商业利润很高,商人用不着投资工业,而佛罗伦萨的商业利润有降低的趋势,工业利润上升,吸引商业资本加入工业,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局,关键在于佛罗伦萨是主权城市,能用政治手段扶持工商业和开辟市场。
3、在中西封建政权的讨论中,不可避免的是政体问题。毫无疑问,中国两千年来一直是专制政体,但在东方君主的权力是否受到法律或其他力量的制约、受多大程度的约束,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法国学者谢和耐认为,中国皇帝的权力受到礼、习惯以及由官僚集团所解释和捍卫的各种规章制度的限制。
祝总斌教授对中国古代官僚机构的运行作动态的考察论述,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国官僚机构周密的组织和细致的运行机制,的确是西方文明所望尘莫及的。
王加丰通过对西欧封建政权的发展探究王权的性质。人们常把西欧封建时代的王权称之为二元对立或三元鼎力,即当时教会和贵族是王权的对立物,而城市则是支持王权的。王加丰论述了11至18世纪西欧王权的成长过程,在推动西欧向专制发展的力量中,作者强调了战争的作用。文章还指出,封建西欧王权,即使是专职王权,也受到许多力量的限制。
孟广林研究的是大宪章以前的英国王权,细致分析了早期的英国封建王权与教会、贵族的关系。指出:封建王权既极力争取教会和贵族的支持,又对二者的独立倾向予以扼制;世俗贵族并不是与王权截然对立的分裂割据势力,他们与王权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使他们具有向心力;至于教会,则是国王需要教会对王权的神化,需要有知识的教士参加行政工作,而教会也需要王权的庇护与封赐,二者密切合作。作者还指出英国到13世纪已逐步建立起集权的王国政治制度,王权已发展成为王国的最高政治权威。
王加丰对中西不同的经济政策进行了论述。他认为,封建经济都是以农业为主,但也都有商品经济的成分。中西封建国家的工商业政策都是抑制与提倡相结合,但中国的国家收入主要依靠农业税,而西方的主要依靠商业税,所以中国的工商业政策多从政治考虑出发,西方的则多从经济考虑出发。虽然西方的国王也过度盘剥工商业者,但仍会采取促进工商业发展的措施,而中国的工商业政策则多是对其有害的。
顾鸾斋探讨了封建国家的财政和税收。由于国家结构不同,中西封建国家的财政收支有所差别。他以英法为例讨论了西欧封建税权,他把税权的归属和国家机构的发展联系起来,指出英国议会由于取得批税权限制了国王权力的发展,而法国三级会议则丧失了税权,因而法国后来专制主义较为发达,这也是英法发展不同飞原因之一。
4、在中西社会比较中,涉及到贵族、家庭、农民战争和人口四个问题。
朱孝远谈论的贵族主要指得是西方中世纪的贵族,他一反过去认为西方的贵族是王权的对立物的见解,指出封建时代的贵族和王权主要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贵族的强大与否以及贵族的作用,都被限制在辅助中央政府的范围内,中国由于王权强大,贵族较早的成为朝臣,在王权统治下发挥作用。他还指出,西方的封建贵族只在短时期是一个封闭的特权集团,而在大部分时间是开发的、流动的,后来的发展趋势则是和朝臣合流。
在中西家庭的比较中,朱孝远讨论的问题很多,其中一个是国和家的问题。一般认为,中国古代家国一致,国是家的扩大,但二者也有不一致的时候,如战国时代忠孝不一致等。
朱孝远在讨论农民战争时,依据德国农民战争,同时对比了中国的农民战争。他指出,农民战争并不一定总是发生在生活最贫困、受剥削最严重的地区,并对农民战争依据性质进行了分类。
王渊明对中西封建社会中的人口发展规律进行了很好的对比,中国对人口生育未曾加以控制,因而人口密度高,而西欧的人口生育率受到了控制,因而人口密度要低一些。中国高度的人口增长推动创造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农业文明,但却为中国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转变,由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的过渡,设置了种种障碍,而西欧各国的历史发展却恰恰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