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语言学兴盛的原因

早在汉代，就开始有了以扫除古代典籍中语言障碍为实用目的的一种工具性的专门工作，叫做训诂。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后来所说的文献语言学。
原因：1、语言文字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就是汉字由小篆隶变成隶书后，从小篆向隶书演变的第一步，最显著的变化是从婉曲的线条变为平直的笔画，从无棱角变成有棱角，这就大大方便了书写和镌刻。在文字演变史上又跨上了一个新的、关键性的阶梯，于中国文字的规范、定型，至关重要。中国的文字，在秦朝、汉初，短短数十年间，从大篆到小篆，又从小篆演变成隶书，发生了重大变化。演变之速、过程之短、变化之大、意义之深远，古今中外，实属罕见。何以如此?这就不能不归功于“社会需求”这一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所提供的“推动”作用了。人们常说，社会安定，百业俱兴。秦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对文字的需求是急迫的。为了求速、求易，以满足日益繁杂的政务上的需要，规划、改简文字，势在必然。中国的文字，经过隶变之后，字的形、式、笔画和构成，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字的数量也急剧增加，结构组成上已超出“六书”范围。从此，除少数文字外，识字主要靠死记硬背。由于字数繁多，学记也比较困难。一般人对古音古义已经不能理解，由于隶书和“古文”的差异，文字上存在着种种复杂的情况。
2、师说差异，就是西汉经师对经书的解释各不相同，各家弟子恪守师说，为后来学者留下比较研究的领域，从而推动语言学的发展。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是西汉末年形成的经学研究中的两个派别。所谓“今文”和“古文”，最初只是指两种字体。“今文”指的是汉代通行的隶书，“古文”指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古文字。传授经典的学者，所持底本是用战国时古字写的即为“古文家”，用隶书写的便是“今文家”。
“今文家”和“古文家”的相互对立，是从西汉哀帝时开始的。成帝时，刘欲发现古文《春秋左氏传》，认为左丘明与孔子好恶相同并亲见孔子，故《春秋左氏传》比以后世口说为据的《公羊》、《谷梁》更为可信，于是引《左传》解释《春秋》。哀帝建平元年(前6)，刘歆又在今文诸经立于学官并置博士的情况下，作《移让太常博士书》，争立古文经传于学官。但因为在西汉朝廷中，不仅担任教职的太常博士都是今文家，就连那些达官显宦也都是通过学今文经而得官的，因此，刘歆的要求遭到诸儒博士的反对，未能成功。也因为此，才有派别含义的“古文”名称。而“今文”则是由于古文家独树一帜，迫使原有经师结成一派之后，到东汉时才出现的名称，它是古文经师加给立于学官的经书、经说和经师的。
经今古文学之争虽始于西汉末年，但其争斗的高峰却在东汉。而在这场斗争中，却是古文经学日益抬头，在民间流传甚广，并逐渐占据优势。直至郑学起，经今古文才。趋近混于一同。到清末，以皮锡瑞、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与以章太炎、刘师培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又形成了近代的今古文经学之争。时起时伏的今文古文经学之争，影响到了二千年左右的不少学术领域，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在经书的字体、文字、篇章等形式上，在经书中重要的名物、制度、解说等内容上都不相同。今文经学近于哲学，强调“经世致用”；古文经学近于史学，讲究考据。在东汉，两者之间还有有神论与无神论、政治与学术的区别。但从纯学术的观点来看，今文经说有异说，古文经学中也有异说，谁也不能算解释五经的权威，更不能说谁得了孔子的真传。
东汉时期，经今古文学的争论，其实质问题是谁是经学的正统和如何统一经学的思想。今文经学既已立于学官，士子也依赖学习今文经入仕，朝臣又通过学习今文经而获位，因此古文经学很难得到社会的认可。学术一旦跟政治利益结合起来，学术问题也就成为政治问题了。正因为此，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由单纯的对书籍本身的不同看法，扩大到了学术思想、学派体系、政治观念和社会地位等诸方面，几乎贯穿了整个漫长的封建社会，不仅对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就包括语言学。
3、当时统治者出于政治的需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尊儒学经，就得精通训诂，所以，训诂得以兴盛。 从而推动了汉代语言学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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