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霸权主义是指大国、强国凭借军事和经济实力,强行干涉、控制小国、弱国的内政外交,在世界或地区称霸的政策和行为(比如:美国)。
军国主义,即指崇尚武力和军事扩张,将穷兵黩武和侵略扩张作为立国之本,将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使政治、经济、文教等各个方面均服务于扩军备战及对外战争的思想和政治制度。军国主义充满残酷性和反动性,曾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
帝国主义,亦称“垄断资本主义”或“现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最后阶段,依靠资本输出,让其他国家劳动,得到利润的国家。一、帝国是国家政体的历史演进形态
从政治学的角度讲,人类的政治组织形式演化的时间线性理解是:部落→城邦→帝国→民族国家。这四种组织形态在地理幅员、人口规模、军事作战能力、经济体量等指标方面,基本上是由小到大,部落最弱小,城邦次之,帝国和民族国家各有优劣。但在希波战争时期,雅典与斯巴达作为城邦与波斯帝国进行地缘政治对抗,出现了城邦与帝国共存的局面。在20世纪中叶以前的时代里,帝国掌控了大部分历史时期的主旋律。
从地缘政治分析出发,帝国可以分为草原帝国(游牧文明主导)、农业帝国(农耕文明主导)、海洋帝国(商业文明主导)。还可以根据权力的地缘属性,分为陆权帝国(例如哥伦布时代以前的波斯帝国、蒙古帝国等,并非没有海权,而是海权的影响力相对有限,1500年以前可以说是草原帝国吊打欧亚大陆的时代)、海权帝国(大航海时代以来的欧洲诸帝国)、空权帝国(冷战以来的美国,在陆权和海权基础上的制空、制天和网络空间等),反映出人类活动的地理空间的范围与维度不断升级:陆地→海洋→天空→太空→网络等。
霸权的适用范围更广,霸权更聚焦的还是权力投射。在西方文化中,霸权、霸权主义、霸主主要是中性概念。没有作为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的历史演进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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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帝国与霸权的关键区别:等级制程度
广义的帝国概念是指:只要是统治或支配的地域广阔,在国际上或某一地区强盛一时的国家,就可以成为帝国。帝国的核心是使其他民族国家丧失主权,建立了一个民族对其他民族的统治。至于是否是君主制,并不重要。肯尼斯·华尔兹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建立了一个帝国以控制外部地区的经济活动,那就是帝国主义;如果在不建立一个帝国的情况下,一国的经济能够在国外运作,那也是帝国主义。对一个国家来说,无论是否建立帝国,只要它将自己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延伸到国境之外,就是帝国主义。
苏珊·斯特兰奇认为美国推行的就是非领土帝国主义。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里对帝国主义政策分类为:经济帝国主义、军事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在对外政策维度理解帝国主义。有帝国的帝国主义:对其他国家(特别是民族国家)的领土进行征服,将自己的政治统治置于它们之上,使它们丧失主权,并对其进行经济剥削。没有帝国的帝国主义:指表面上没有对其他国家进行领土征服和建立政治统治,但是实际上使其成为自己的经济和政治附庸。
综上所述,广义的帝国主义相对忽略了领土兼并的区分指标,更强调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在本国以外地区的战略投射与渗透影响。但如果想真正区别帝国与霸权,那么就需要狭义的帝国概念:在一个君主统治之下具有辽阔的领土或者众多民族的主要政治单位。只有更狭义的理解帝国主义对外政策,才能区别它与霸权主义的差异。因此,读者在文献中看到“帝国”时,最好理解为对他国的领土兼并以及因之产生的对他国的正式的主权破坏为特征的。帝国主义可以被界定为一种无限制的地理扩张政策。狭义的帝国概念涉及对一定范围内其他主权国家的完全兼并,使一定区域内的无政府状态彻底被转变为等级制;而一定范围内的霸权至少形式上尊重其他国家主权,具有等级制特征,但是无政府状态依然压倒等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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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理解霸权稳定论?
对霸权稳定论的理解,就充分说明对帝国与霸权的区分有多么重要。在霸权之下,一个支配性的国家创造出一种促进自由贸易的国际秩序,但是它本身不谋求控制经济交往。而帝国则控制了以自己为中心的地区的经济交往,尽管历史上不乏政治控制松散的帝国,或者说帝国通常被视为带有多民族、多文化、各个地方采取适当自治的原则,但帝国的等级制特征始终是首要的。
约瑟夫·奈认为,美国与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海外帝国的正式的政治控制和殖民征服是有区别的,美国与其他国家的不平等和剥削缺乏正式的吞并主权的政治控制。我们可以说美国在1898年美西战争以后对菲律宾的兼并是一种帝国主义政策,但是二战以来美国缺乏正式领土兼并的案例,因此将美国形容为霸权而不是帝国更加贴切。但广义的帝国概念理解和对美国的修饰在一些文献中更能突出一些个性化观点也是可以适当弹性理解。或者从占比多少而非两个概念非此即比的角度理解,美国的扩张行为一部分更具帝国特征,一部分则是霸权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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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帝国与霸权可以被一国对外政策同时使用
一国可以同时采取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例如美西战争后,美国对菲律宾的殖民统治就是帝国主义,对古巴的非兼并式控制就是霸权主义。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都是试图实现一种单极的权力分布,但霸权主义对外政策追求一种表面上仍然维持他国主权的支配地位。霸权主义与帝国主义并非互相排斥,一个大国可能对核心地区寻求帝国主义政策,而对边缘地带可能寻求霸权主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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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帝国与霸权的条件和障碍
无论是霸权还是帝国,都需要两个条件:能力和意愿。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的重要根源是:英国走向霸权衰落、有强烈意愿但缺乏维持体系的能力,而美国则有能力但缺乏意愿。建立正式帝国的成本是高于霸权的,尤其是参照伊肯伯里在《自由主义利维坦》一书中提到美利坚霸权。
历史上帝国的衰落通常源于对边缘地区缺乏有效控制。在冷兵器时代,文明与技术相对落后的游牧民族往往在欧亚大陆的地缘对抗中占有压倒性优势。尤其是在生产还很落后、交通补给不足的早期,草原帝国的南下扩张通常是在水草丰富、马匹强壮的秋天;农耕帝国的优势期则是春夏。不同地缘属性的帝国深受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的影响。
霸权与帝国都涉及权力的地理投射,这就涉及到地理的磨损效应,国家陷入与其他国家的争霸或者在海外殖民扩张,都可能导致战略透支。从根本上讲,并非建立帝国或霸权就一定意味着战略透支或过度扩张。以大英帝国为例,它在追求、建立和巩固扩展海洋霸权的历史时段从1651年颁布《航海条例》一直持续到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我们很难用英国在18世纪卷入的战争来解释二战期间英美权力转移和英国霸权的衰落,正如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里所揭示的逻辑:在二战以前,战争的成本和风险通常被修正主义国家认为是可以接受和收益颇丰的。但是,自从冷战以来,核武器等军事力量的杀伤力和全球化带来的相互依赖的高昂战争成本,都让二战前的帝国领土扩张与称霸行动的门槛不断升级,领土兼并带来的国际社会的负反馈会让任何一个还想进行多轮次博弈的国际行为体都望而生畏。
六、战争万能论VS战争无用论
帝国时代与列国争霸往往会得出两种相反的历史结论:战争万能论VS战争无用论。二战以前的时代,霍布斯文化的主流国际社会认知让战争成为国家追求战略利益的主要手段(甚至首选);但冷战期间高度对抗但没有美苏直接兵锋相见的案例却可能带来错误知觉:两极是稳定的、核武器时代不会再有大国战争,却没有考虑到像古巴导弹危机这样差点陷入人类毁灭的核时代悲剧得以避免多少要归功于赫鲁晓夫与肯尼迪的个人决策作用的偶然性。在后冷战时代以来,对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的正面歌颂已经让至少一部分人陷入了战争无用论,这甚至会有忘战必危和自我催眠麻痹的效果。
只要战争行为符合克劳塞维茨界定的三要素:暴力、政治、偶然性,就不能回避领土兼并和大国战争的可能性,毕竟偶然性在历史上的战争根源中屡见不鲜。只要试想一下战争的原因有多少变量可以诠释,就不要简单认为只要其中几个变量是稳定的,国家就一定不会陷入霸权战争甚至重燃帝国扩张的可能性。毕竟历史的发展进程不会以理论依据为支撑,虽然理论学说也会塑造历史方向,但归根到底还是理论要顺应历史规律。对国家的过度“理性”迷思可能会导致决策的随意性,客观而言,让国家间关系保持战略稳定的从来都不只是受到结构性物质变量和互动性技术变量决定的,还要充分考虑到信息变量,在战略互动的过程中,威胁认知与安全困境程度都会随着主观认知的变化而发生调整。
正因为海上霸权比陆上霸权更容易获得且能维持单极状态(英国和美国都是单极海上霸权,参考近代欧洲大陆的哈布斯堡帝国、路易十四和拿破仑法国、威廉二世和希特勒德国的欧陆领土征服难度系数和失败悲剧),一旦出现权力的傲慢和对征服成本低廉的预期,也不排除美国这样的霸权国家像更具帝国特征的方向转变。毕竟近代进攻性武器的优势地位未必会在未来的技术革命中仍然保持,人类对军事技术的创造力也很难界定为未来一定还是担忧核武器的恐怖威慑效果,尤其是考虑到在局部地区的有限常规武器战争。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倒不如更为聚焦历史的战略启示与对国际关系的深度谨慎。
军国主义,即指崇尚武力和军事扩张,将穷兵黩武和侵略扩张作为立国之本,将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使政治、经济、文教等各个方面均服务于扩军备战及对外战争的思想和政治制度。军国主义充满残酷性和反动性,曾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
帝国主义,亦称“垄断资本主义”或“现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最后阶段,依靠资本输出,让其他国家劳动,得到利润的国家。一、帝国是国家政体的历史演进形态
从政治学的角度讲,人类的政治组织形式演化的时间线性理解是:部落→城邦→帝国→民族国家。这四种组织形态在地理幅员、人口规模、军事作战能力、经济体量等指标方面,基本上是由小到大,部落最弱小,城邦次之,帝国和民族国家各有优劣。但在希波战争时期,雅典与斯巴达作为城邦与波斯帝国进行地缘政治对抗,出现了城邦与帝国共存的局面。在20世纪中叶以前的时代里,帝国掌控了大部分历史时期的主旋律。
从地缘政治分析出发,帝国可以分为草原帝国(游牧文明主导)、农业帝国(农耕文明主导)、海洋帝国(商业文明主导)。还可以根据权力的地缘属性,分为陆权帝国(例如哥伦布时代以前的波斯帝国、蒙古帝国等,并非没有海权,而是海权的影响力相对有限,1500年以前可以说是草原帝国吊打欧亚大陆的时代)、海权帝国(大航海时代以来的欧洲诸帝国)、空权帝国(冷战以来的美国,在陆权和海权基础上的制空、制天和网络空间等),反映出人类活动的地理空间的范围与维度不断升级:陆地→海洋→天空→太空→网络等。
霸权的适用范围更广,霸权更聚焦的还是权力投射。在西方文化中,霸权、霸权主义、霸主主要是中性概念。没有作为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的历史演进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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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帝国与霸权的关键区别:等级制程度
广义的帝国概念是指:只要是统治或支配的地域广阔,在国际上或某一地区强盛一时的国家,就可以成为帝国。帝国的核心是使其他民族国家丧失主权,建立了一个民族对其他民族的统治。至于是否是君主制,并不重要。肯尼斯·华尔兹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建立了一个帝国以控制外部地区的经济活动,那就是帝国主义;如果在不建立一个帝国的情况下,一国的经济能够在国外运作,那也是帝国主义。对一个国家来说,无论是否建立帝国,只要它将自己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延伸到国境之外,就是帝国主义。
苏珊·斯特兰奇认为美国推行的就是非领土帝国主义。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里对帝国主义政策分类为:经济帝国主义、军事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在对外政策维度理解帝国主义。有帝国的帝国主义:对其他国家(特别是民族国家)的领土进行征服,将自己的政治统治置于它们之上,使它们丧失主权,并对其进行经济剥削。没有帝国的帝国主义:指表面上没有对其他国家进行领土征服和建立政治统治,但是实际上使其成为自己的经济和政治附庸。
综上所述,广义的帝国主义相对忽略了领土兼并的区分指标,更强调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在本国以外地区的战略投射与渗透影响。但如果想真正区别帝国与霸权,那么就需要狭义的帝国概念:在一个君主统治之下具有辽阔的领土或者众多民族的主要政治单位。只有更狭义的理解帝国主义对外政策,才能区别它与霸权主义的差异。因此,读者在文献中看到“帝国”时,最好理解为对他国的领土兼并以及因之产生的对他国的正式的主权破坏为特征的。帝国主义可以被界定为一种无限制的地理扩张政策。狭义的帝国概念涉及对一定范围内其他主权国家的完全兼并,使一定区域内的无政府状态彻底被转变为等级制;而一定范围内的霸权至少形式上尊重其他国家主权,具有等级制特征,但是无政府状态依然压倒等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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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理解霸权稳定论?
对霸权稳定论的理解,就充分说明对帝国与霸权的区分有多么重要。在霸权之下,一个支配性的国家创造出一种促进自由贸易的国际秩序,但是它本身不谋求控制经济交往。而帝国则控制了以自己为中心的地区的经济交往,尽管历史上不乏政治控制松散的帝国,或者说帝国通常被视为带有多民族、多文化、各个地方采取适当自治的原则,但帝国的等级制特征始终是首要的。
约瑟夫·奈认为,美国与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海外帝国的正式的政治控制和殖民征服是有区别的,美国与其他国家的不平等和剥削缺乏正式的吞并主权的政治控制。我们可以说美国在1898年美西战争以后对菲律宾的兼并是一种帝国主义政策,但是二战以来美国缺乏正式领土兼并的案例,因此将美国形容为霸权而不是帝国更加贴切。但广义的帝国概念理解和对美国的修饰在一些文献中更能突出一些个性化观点也是可以适当弹性理解。或者从占比多少而非两个概念非此即比的角度理解,美国的扩张行为一部分更具帝国特征,一部分则是霸权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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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帝国与霸权可以被一国对外政策同时使用
一国可以同时采取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例如美西战争后,美国对菲律宾的殖民统治就是帝国主义,对古巴的非兼并式控制就是霸权主义。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都是试图实现一种单极的权力分布,但霸权主义对外政策追求一种表面上仍然维持他国主权的支配地位。霸权主义与帝国主义并非互相排斥,一个大国可能对核心地区寻求帝国主义政策,而对边缘地带可能寻求霸权主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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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霸权还是帝国,都需要两个条件:能力和意愿。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的重要根源是:英国走向霸权衰落、有强烈意愿但缺乏维持体系的能力,而美国则有能力但缺乏意愿。建立正式帝国的成本是高于霸权的,尤其是参照伊肯伯里在《自由主义利维坦》一书中提到美利坚霸权。
历史上帝国的衰落通常源于对边缘地区缺乏有效控制。在冷兵器时代,文明与技术相对落后的游牧民族往往在欧亚大陆的地缘对抗中占有压倒性优势。尤其是在生产还很落后、交通补给不足的早期,草原帝国的南下扩张通常是在水草丰富、马匹强壮的秋天;农耕帝国的优势期则是春夏。不同地缘属性的帝国深受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的影响。
霸权与帝国都涉及权力的地理投射,这就涉及到地理的磨损效应,国家陷入与其他国家的争霸或者在海外殖民扩张,都可能导致战略透支。从根本上讲,并非建立帝国或霸权就一定意味着战略透支或过度扩张。以大英帝国为例,它在追求、建立和巩固扩展海洋霸权的历史时段从1651年颁布《航海条例》一直持续到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我们很难用英国在18世纪卷入的战争来解释二战期间英美权力转移和英国霸权的衰落,正如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里所揭示的逻辑:在二战以前,战争的成本和风险通常被修正主义国家认为是可以接受和收益颇丰的。但是,自从冷战以来,核武器等军事力量的杀伤力和全球化带来的相互依赖的高昂战争成本,都让二战前的帝国领土扩张与称霸行动的门槛不断升级,领土兼并带来的国际社会的负反馈会让任何一个还想进行多轮次博弈的国际行为体都望而生畏。
六、战争万能论VS战争无用论
帝国时代与列国争霸往往会得出两种相反的历史结论:战争万能论VS战争无用论。二战以前的时代,霍布斯文化的主流国际社会认知让战争成为国家追求战略利益的主要手段(甚至首选);但冷战期间高度对抗但没有美苏直接兵锋相见的案例却可能带来错误知觉:两极是稳定的、核武器时代不会再有大国战争,却没有考虑到像古巴导弹危机这样差点陷入人类毁灭的核时代悲剧得以避免多少要归功于赫鲁晓夫与肯尼迪的个人决策作用的偶然性。在后冷战时代以来,对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的正面歌颂已经让至少一部分人陷入了战争无用论,这甚至会有忘战必危和自我催眠麻痹的效果。
只要战争行为符合克劳塞维茨界定的三要素:暴力、政治、偶然性,就不能回避领土兼并和大国战争的可能性,毕竟偶然性在历史上的战争根源中屡见不鲜。只要试想一下战争的原因有多少变量可以诠释,就不要简单认为只要其中几个变量是稳定的,国家就一定不会陷入霸权战争甚至重燃帝国扩张的可能性。毕竟历史的发展进程不会以理论依据为支撑,虽然理论学说也会塑造历史方向,但归根到底还是理论要顺应历史规律。对国家的过度“理性”迷思可能会导致决策的随意性,客观而言,让国家间关系保持战略稳定的从来都不只是受到结构性物质变量和互动性技术变量决定的,还要充分考虑到信息变量,在战略互动的过程中,威胁认知与安全困境程度都会随着主观认知的变化而发生调整。
正因为海上霸权比陆上霸权更容易获得且能维持单极状态(英国和美国都是单极海上霸权,参考近代欧洲大陆的哈布斯堡帝国、路易十四和拿破仑法国、威廉二世和希特勒德国的欧陆领土征服难度系数和失败悲剧),一旦出现权力的傲慢和对征服成本低廉的预期,也不排除美国这样的霸权国家像更具帝国特征的方向转变。毕竟近代进攻性武器的优势地位未必会在未来的技术革命中仍然保持,人类对军事技术的创造力也很难界定为未来一定还是担忧核武器的恐怖威慑效果,尤其是考虑到在局部地区的有限常规武器战争。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倒不如更为聚焦历史的战略启示与对国际关系的深度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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