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秦始皇
秦朝(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7年),始于始皇帝嬴政,终于子婴,共3帝。秦朝是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制帝国,虽然时间不长,但其地位极其重要。
战国后期,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已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为兼并六国创造了物质条件。秦王政从即位(前247)到称始皇帝的二十六年间,相继消灭了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秦始皇实行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国家统一: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大臣只有参政议事权,无决策权;中央主要有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称为三公,分掌行政、监察、军事;地方实行郡县制,分天下为三十六郡,统一度量衡、货币、文字;全国修建驰道、直道,兴建水利,筑灵渠;迁万姓充屯边地,谪判罪犯戍守边防;在战国诸国所建长城的基础上修建万里长城,以防匈奴入侵。与此同时,秦始皇又施行残暴统治,大量征发劳役,大建宫室园林和陵墓,坑杀儒生,烧毁书籍。始皇末年,全国人民已在普遍怨恨和不满声中。
始皇死后,二世昏庸,在赵高的操纵下,其暴政比始皇时有过之无不及。二世元年(前209)七月,终于爆发了以戍卒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起义烽火迅速蔓延。反秦斗争遂由六国旧贵族之后项羽与原秦下级官吏刘邦分别领导,西入关攻秦。这时赵高已杀丞相李斯,又杀二世,立始皇孙子婴为秦王。公元前207年,项羽大破秦军,巨鹿一战,秦军被歼殆尽。公元前206年刘邦入关,子婴出城降,秦亡。历史进入了以项羽为首的「楚王」和以刘邦为首的「汉王」的「楚汉战争」阶段。前202年,项羽败死,刘邦即汉朝皇帝位。
秦朝在历史上虽然为时很短,但它对后世的影响却极其深远。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大陆,除西部、西南部和东北部的边疆地区尚未开发外,其版图基本沿用至今;始皇时建立的一套中央集权制度,也基本上为后世历代王朝所继承;秦代修建的万里长城,至今仍是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但秦始皇的统治却是历史上少见的残暴统治,因此它很快又被人民起来推翻,成为短命王朝。
秦始皇(前259—前210),嬴姓,名政,秦庄襄王之子(有人说他是吕不伟的私生子),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统帅。
中国统一的秦王朝的开国皇帝。嬴政,13岁即王位,39岁称帝。战国末年,秦国实力最强,已具备统一东方六国的条件。秦王政初即位时,国政为相国吕不韦所把持。公元前238年,他亲理国事,免除吕不韦的相职,并任用尉缭、李斯等人。自公元前230年至前221年,先后灭韩、魏、楚、燕、赵、齐六国,终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秦朝。
秦王政创立了“皇帝”的尊号,自称始皇帝,宣布子孙称二世、三世,以至万世,代代承袭。随后,他在全国范围内废除分封制,代以郡县制;在皇帝的直接控制下,建立自中央直至郡县的一整套官僚机构。以秦国原有的法律令为基础,吸收六国法律的某些条文,制定和颁行统一的法律。将原六国贵族豪富迁至关中、巴蜀,以防止他们的分裂复辟活动。又明令禁止民间收藏武器,销毁没收得来的武器,铸造12个金人。
在经济上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扶植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始皇三十一年(前216)下令占有土地的地主和自耕农只要向政府申报土地数额,交纳赋税,其土地所有权就得到政府的承认和保护,并以商鞅所制定的度量衡为标准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制度。统一全国币制。为发展全国水陆交通,又实行“车同轨”,修建由咸阳通向燕齐和吴楚地区的驰道,以及由咸阳经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直达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的直道;在西南地区修筑了“五尺道”,开凿沟通湘江和漓江的灵渠。
在文化思想方面,以秦国通行的文字为基础制定小篆,颁行全国。并利用战国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以秦得水德,水色黑,终数六,因而规定衣服旄旌节旗皆尚黑,符传、法冠、舆乘等制度都以六为数。水主阴,阴代表刑杀,于是以此为依据加重严刑酷法的实施。始皇三十四年,下令销毁民间所藏《诗》、《书》、百家语,禁止私学。随后因求仙药的侯生、卢生逃亡,牵连儒生、方士四百余人,而将其全部坑杀于咸阳。
秦始皇即位后,派蒙恬率兵出击匈奴,还把战国时秦、赵、燕三国北边的长城连结起来,修筑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在征服百越地区后,设置桂林、象郡、南海等郡。始皇末年,秦郡数由统一之初的36郡增至40余郡,其版图“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
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修建豪华的阿房宫和骊山墓,先后进行五次大规模的巡游,在名山胜地刻石纪功,炫耀声威。为求长生不老之药,又派方士徐(即徐福)率童男女数千人至东海求神仙等等,耗费了巨大的财力和人力,加深了人民的苦难。三十七年,秦始皇巡游返至平原津得病。于是作书命长子扶苏送葬,并继嗣帝位。行至沙丘(今河北广宗西北),秦始皇病死。赵高勾结始皇少子胡亥和李斯,伪造遗诏立胡亥为太子,并赐扶苏死。秦二世胡亥即位后不久,即爆发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秦朝灭亡。
皇帝,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是政教合一的领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皇帝”两字,取“德兼三皇、功盖五帝”之义, 最早由秦王嬴政在统一六国后确定之,也由他最先使用的,也就是所谓始皇帝也。
儿时历难 少年成帝王。
励精图治 十年灭六国。
政治改革 建立大秦国。
焚书坑儒 苛政猛于虎。
向东求仙 寿终却归西。
秦始皇于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赵国邯郸,是秦庄襄王与吕不韦的姬妾所生,所以有人说秦始皇为吕不韦之子。出生后,姓赵。公元前247年,庄襄王死,嬴政即秦王位,时年13岁。相国吕不韦掌握实权。
公元前238年,22岁的秦王政加冕亲政。这年,宦官嫪毒发动宫廷政变,秦始皇派昌平君、昌文君率兵围剿长信侯嫪毒,并悬赏说:“有生得毐,赐钱百万;杀之,五十万。”(《史记·秦始皇本纪》)。将把叛乱者一网打尽。第二年,又借嫪毒事件,免去“仲父”吕不韦的相国职务,把朝政大权收回到自己手中。又听从李斯之议,继续重用客卿,定下金帛利诱与武力打击相结合的方略,加快兼并六国的战争步伐。
秦王政十一年(前236),乘赵攻燕之机,遣军由南北两路攻赵,夺占赵国大片地区。十三年,桓齮攻赵国平阳,杀赵将扈辄,斩首10万。十四年,再攻平阳,取宜安,破赵军,杀赵将。桓齮定平阳、武城。十七年,派内史腾灭韩,俘韩王安。将韩国设为三川郡。
十八年,用计离间赵国君臣,除去曾两次大败秦军的赵国良将李牧。十九年三月,王翦军乘势猛攻,一举击败赵军,杀赵葱,占东阳(太行山以东)。颜聚惧逃。十月,王翦、羌瘣军攻破邯郸,俘虏赵王迁。赵公子嘉带领宗族数百人逃代(今河北蔚县四北),自立为王。但此时赵国已名存实亡,秦于赵地设邯郸郡。代地赵军与燕军联合驻上谷易水(今河北怀来西北),企图阻止秦军继续北进。二十一年(前227年)又为秦军击败。至二十五年(前222年),王贲率军在攻灭燕赵残余势力后,破代,俘代王嘉,赵彻底灭亡。
二十年,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被秦王发现,将荆轲体解。秦王派王翦、辛胜攻燕。燕、代出兵攻秦军,秦军在易水之西破燕军。二十一年,王贲攻蓟(今北京西南),破燕太子军,夺取蓟城。燕王喜及太子丹率公室卫军逃辽东(今辽宁辽阳)。秦将李信带兵乘胜追击至衍水(今辽宁太子河),再败太子丹军,消灭了燕军主力。燕王杀太子丹向秦求和,秦国未允。但鉴于燕、赵的残余势力已不足为患,为集中兵力攻魏、楚,故暂停进攻。
二十二年,秦王遣王贲攻魏,魏军依托城防工事,拼死防守。秦军强攻无效,遂引黄河、鸿沟之水灌城。三个月后,大梁城坏,魏王假出降,魏亡。秦在魏东部地区设置砀郡。
同年,秦将李信和蒙武在楚地被楚将项燕打败,遭到重创。二十三年,秦王亲自登名将王翦之门谢过,请其出征。王翦和蒙武率领60万大军再攻楚国,在蕲(今安徽宿州东南)南大败楚军,杀死楚将项燕。秦军乘势攻取了楚国的许多城邑。二十四年(前223年),王翦、蒙武率领秦军继续向楚国纵深进攻,一举攻破楚都寿春(今安徽寿县西南),俘楚王负刍,楚亡。王翦继续进军江南,占领楚国全部土地。秦在楚地设立楚郡,不久,又分为九江郡、长河郡和会稽郡。
同年,在灭楚、魏之后,秦王派王贲率军进攻辽东,俘燕王喜,燕亡。秦在燕地设渔阳郡,右北平郡、辽西郡及辽东郡等。
二十六年,秦王以齐国拒绝秦国使者访齐为由,避开了齐国西部主力,命王贲率领秦军由原燕国南部(今河北北部)南下进攻齐都临淄(今山东淄博临淄北)。齐军士气本不旺盛,对秦军突然从北攻来,更是措手不及。迅速土崩瓦解。秦军一举攻占临淄,俘齐王建,齐亡。秦王在齐设置齐郡和琅邪郡。
秦王政扫灭六国,统一天下,结束了西周末年以来诸侯长期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王自称皇帝,追庄襄王为太上皇。
秦始皇称帝后,频繁用兵,开疆拓地。二十六年至三十三年,调发数十万人,三攻岭南,占领百越之地(今广东、广西及越南北部)。又派大将蒙恬率领30万军队北击匈奴,收复被匈奴占据的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南伊克昭盟一带),迫匈奴退往阴山以北。为了防止匈奴的侵扰,他把昔日秦、赵、燕所筑的长城加以修缮,连接成西起甘肃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秦始皇又南征百越,设置了闽中、南海、桂林、象郡四郡,建立起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大帝国,疆域“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傍)阴山至辽东”。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加强手中的权力,秦始皇采取了中央集权的政体,否定了丞相王绾提出的恢复分封制的主张,实行郡县制,分天下为36郡,后又增至40多郡。郡置郡守,县置县令,中央设立“三公九卿”,协助皇帝处理政治、军事、经济等事务。这一政治体制加强了皇帝对政权的控制,开创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为后来的历代封建王朝所沿袭。
为巩固中央统治,秦始皇下令收缴天下兵器,并将六国贵族和豪富12万户迁到咸阳附近和四川等地,以便控制。同时以咸阳为中心,修筑了两条驰道:一条东通海边;一条南入吴楚,以便一旦发生叛乱,迅速调动军队镇压。秦始皇还多次到各地巡游,以“威服海内”。
在经济上,秦始皇于公元前216年发布命令,“使黔首自实田”,确认土地私有制度,又下令统一货币和度量衡,以加强各地区的经济交流。
在思想领域,秦始皇为了打击儒生淳于越等反对郡县制的言论,稳定民心,维护皇帝的权威,他采纳了李斯的主张,下令除了医药、卜筮、种植(指农业)之书、秦国史书和博士官收藏的《诗》、《书》、《百家语》等外,其它书籍一律烧毁。次年,又因为方士侯生、卢生违命叛逃,秦始皇下令追究方士、儒生的罪行。结果活埋400多名儒生,制造了历史上第一个“焚书坑儒”事件。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和陵墓。仅阿房宫和骊山墓两项工程,就动用了70余万人力,给劳动人民带来繁赋重役和饥寒交迫,激起人民起来反抗,为秦朝的迅速灭亡种下祸根。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秦始皇在第五次巡游途中患病,七月死于沙丘平台(今河北平乡东北)。死后不入,即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战争。
点评: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其非凡的功绩在中国帝王中也只有数人能与之相比。虽然他在晚年大兴土木,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但他对中国历史所作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评论的:“及至秦王,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鐻,以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后斩华为城,因河为津,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溪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史记·秦始皇本纪》)
但秦仅二世而亡,其中的历史教训足以警世后人,引以为鉴。秦始皇称帝后,主张“事皆决于法”,[1]从而高扬起“法治主义”的大旗,以理天下。直到今天,法治主义也是个十分诱人的主张,而法制社会更是今人努力在追求的一种理想社会境界。难道在几千年前,这位极权皇帝就已经实行了法治主义吗?到底什么是法治主义?秦始皇搞的“事皆决于法”是否是法治主义?这对于了解中国传统的法治思想将不无益处。
一
要想搞清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从中国法律的起源谈起,否则就很难正确理解秦始皇的“法治主义”的特定内涵。
说到“法”的起源,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情况。就中华法系而言,它是中国伦理文化的特殊产物,所以,我们的“法”的概念和内容无处不打上这种文化的印记。
在战国以前,中国社会本无“法”的概念。追溯到原始社会,确切地说在“五帝”时代,规范人们社会行为的是“德”。古书上说:“五帝用德化”[2];“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3],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原始社会结束后,到了原生态的国家夏、商、周时代,“礼”代替了“德”,并且逐渐形成了“以礼治国”的重要原则。“礼”为什么在此时能够代替“德”来规范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呢?古人对此曾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做“大人世及以为礼”[4]。从这句话所透露出来的消息看,它无疑在暗示“礼”起源于国家出现之后、为了保证权力私有的世袭制。我们觉得这种解释是非常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
从此,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具体地说是从夏代到春秋时代),“礼”作为国家出现后的规范社会成员行为的特殊工具,似乎起到了法律的作用。但是我们说,“礼”与“法”却有本质的不同,对这点古人区别得极为清楚。古人就此阐释说:“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5]表面看去,虽然二者都是对社会成员行为的规范,但“礼”更强调对人的行为动机的限制;而“法”则更强调对人的行为结果的限制。所以,前者讲究教化的作用和行为主体的自律,而后者则是国家对行为主体所施行的社会性强制措施。因此,“礼”与其说它近似于“法”,还不如说它更近似于“德”这种伦理范畴。历史证明,“礼”确实源于原始的“德”,但它在扬弃了原始的“德”的某些内容之后,又注入了前所未有的阶级内容,并且将其置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上。夏、商、周三代所以被称为“礼治社会“的原因就在这里。
人们也许会问,难道在夏、商、周那样的国家中就没有类似法律的强制手段吗?那倒并非如此,相反,在以阶级压迫为内容的国家中,没有法律这种强制手段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我们知道,中国国家的形成走的是一条一个血缘族团征服另一些血缘族团的道路,它与希腊那种由原始氏族内部贵族与平民相互斗争,最后由氏族平民取得胜利而形成的民主国家是不同的。希腊人强调的是“宪法”及其“宪法”下人的权利,而我们最初的国家法律主要是由征服者强加给被征服者头上的种种极其残酷的惩罚手段,我们对这种惩罚手段有一个特殊的称谓——“刑”。所谓“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薄刑用鞭扑。”[6]不过,在夏、商、周时代由于大致坚持“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7]的原则,所以“法”,或者更正确地说“刑”,从理论上讲并未成为规范人们社会行为的主要工具。然而,一个惯于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迟早会将压迫他人的手段强加在自己人的头上。按之史实,仅在西周时代,统治者就大肆宣扬“明德慎罚”[8],忙于抛出“九刑”、“吕刑”来“威民”,这不是很说明问题吗?在这里,我们要着重指出的是,从历史上看,中华法系从它出现之日起,就不是以保障人的权利不受侵? 肝�康牡模��鼋鍪且恢侄匀说某头J侄巍?nbsp;
到了春秋时代,社会发生了“礼坏乐崩”的巨变。在这场巨变中,传统的“礼”再也无力用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了,于是社会陷入空前未有的失序状态。在血与火的熬炼中,人们不约而同地在思索着一个问题:如何重建社会的有序性?为此,在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中,各个学派竞相抛出这方面的主张。其中法家学派所提供的一套有关这方面的理论引起了秦国的专制君王,诸如秦孝公以及后来的秦始皇的特别兴趣。法家理论的出发点是“暴力万能论”和“君权绝对论”。在这个大前提之下,这一学派力倡将过去作为“礼”的辅助手段的“刑”提升到规范社会成员行为的主导地位,用以代替渐趋失灵的“礼”。法家人物把经过他们改造过的“刑”称之为“法”。这种“法”虽然也不遗余力地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9],但它决不是宪法、私法,而是适应战国时代那种战争状态的军法和刑法,一句话,是专制君王使用暴力手段实现国家意志的唯一工具,可见,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法”,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渗透着令人畏惧的血腥气。
二
我们说过,秦始皇极力主张“事皆决于法”。然而却又“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10]难道秦始皇的思维发生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悖谬?否,对于秦始皇及其追随者来说,这二者之间不仅不是矛盾的,而且简直就是统一的。因为秦始皇自认为他就是“法”的化身。他既是立法者,也是司法者,还是执政者,总之,他代表三位一体的国家意志。所以,“事皆决于法”还是“事皆决于上”,在秦始皇及其追随者看来完全是一回事,根本没有任何区别。对他来讲,“法治”也就是“人治”,而“人治”也就是“法治”,两者毫无对立可言。我们只有从这里出发,才能真正地理解秦始皇的“法治主义”。
秦始皇所以能够走上“法治主义”的道路,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对战国时代的特殊情况考察后,我们得知,虽然当时诸子百家提出形形色色的政治学说,但到了战国晚期,“七雄”之间白热化的厮杀清楚地告诉人们:只有“法治主义”可以救乱世。因此在这时,“法治主义”几乎成为一股压倒一切的强劲的社会思潮,即使是以宏扬“仁义”为己任的儒家思想大师荀况也公然将“法治主义”塞进自己的学说中,以此来迎合时代的需要。至于他的高足弟子韩非和李斯的弃儒投法,就更能说明这个时代的风气了。秦始皇沐浴在这样的时代气氛中,自然要受到这种时代风气的熏陶。
此外,在战国“七雄”之间长期的力量角逐中,秦国最终取得了绝对的优势地位,特别是在秦始皇即位之初,这种优势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定局。而这种优势地位则明显地标志着秦国自秦孝公以来的“法治主义”的胜利。史册有证,秦自孝公以后的历代君主,几乎都是“法治主义”者。这种传统的形成并非因为秦国的君主代代都是天生的“法治主义”者,其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商鞅变法使“法治主义”在秦国扎下了深深的根,在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形
成了系统的、牢固稳定的、有可操作性的一整套制度。这套制度制约了、支配了秦国历代君主的意志和行为,使他们无法偏离秦国既定的“法治主义”的轨道。
不过,在这里我们也决不能忽视人的个性,特别是握有绝对权力的专制君王的个性对历史进程的重要影响。如果历史的进程可以假设的话,我们设想秦始皇的生父吕不韦当了秦国的国君(完全有这种可能),统一后的天下能否出现像秦始皇治下的那种暗无天日的情况?我们说,肯定不能。我们从反映吕不韦政治思想的《吕氏春秋》中了解到,吕不韦积极倡导、实行开明君主专制,反对严刑酷法,允许思想的自由化和多元化,试图实行分权制……这些主张基本上是与秦始皇的政治思维针锋相对的。问题是在公元前221年,并不是吕不韦成了大秦帝国的皇帝,而是他的私生子秦始皇。
验之史实,可以清楚地了解到,秦始皇与吕不韦的人格形成过程是有所不同的,秦始皇从年轻时代起就被秦国的特殊的文化环境熏陶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法家人物,从而表现出极强的“法治主义”精神,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法家理论,对法家大师韩非钦佩得五体投地,四处网罗各国的法家人物,坚决按照法家的“君主极权论”和“暴力万能论”来建构新国家的模型,坚决推行武力统一中国的铁血政策。这些表现除了到秦国的“法治”传统中寻找根据之外,我们也决不能忽视秦始皇本人的人格力量。中国特色的“法治”往往需要一个铁碗人物,一个政治、军事强人!在国人看来,一个平易近人、感情丰富,或者一个慈悲为怀、懦弱无能的君王,根本无从承担起推行“法治”的重任。秦始皇恰恰不是这类君王!少年时代苦难的经历,扭曲的家庭生活,父亲、母亲给他的尊严蒙上的耻辱,过早地对宫廷深处尔虞我诈的内幕的了解和把握,……凡此种种,都必然促使他不再相信人的善良和人的诚实。这样,也就使他很自然地向荀子、韩非的“人性恶”的说教靠拢,使他眼中的人际关系除了“利”、“害”二字之外,别无他物。父亲为了活命可弃他而不顾,母亲为了寻欢作乐可让他蒙羞受辱,更何况他人了!他的心态在自卑中严重失衡,他的理智在磨难中逐渐成熟。失衡的心态渴望平衡,理智就给他指出一条唯一可行之路,那就是孜孜不倦地追求绝对权力,那就是要冷酷无情地奴役他人。他认为只有如此,才能补偿自己精神上的惨痛损失。所以,他从很早的青年时代起,就迫使自己感情的琴弦停止颤动,就与“严而少恩”[11]的法家理论一拍既合。于是,秦始皇冷血冰心般的个性与时代的需求终于找到了最佳结合点。
进一步讲,对秦始皇来说,他所以无限钟情于“法治主义”,那是他在很大程度上把“法治主义”看成是他的强力意志、优势意志、占有欲、权势欲的最充分的表现。而这种“法治主义”在他后来荡平群雄的统一战争中,也确实十分奏效,况且这次旷古未有的“奇功”又给予他以极大的心理满足。从而使他更加深信,“法治主义”是万能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既然强大的宿敌都能在他的强力意志、优势意志下摧眉折腰、俯首称臣,那么,千百万手无寸铁的黎民百姓又何足道哉!所以秦帝国建立之后,秦始皇决心把他的“法治主义”在天下全面铺开,以便用这个冷酷无情的武器,随心所欲地驱使天下人为满足他的个人意志服务。
问题是,在秦始皇的眼中,“法治主义”何以会有如此令人慑服的威力呢?
那是他认为,“法治主义”的最大威力就在于它的“重刑主义”。在统一天下之后,他之所以刻不容缓地把“专任刑罚”定为秦帝国处理国家事物的指导思想,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不过,“重刑主义”并非是秦始皇的专利,它实际上早就是构成法家学说的一根重要的理论支柱。商鞅很早就倡导过“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12]的政治主张。所谓“重刑主义”,就是轻罪重罚,就是用恐怖手段制造一种威慑力量,驱使民众就统治阶级之范。但我们也必须指出,第一,商鞅在主张“重刑”之外,还补之以“厚赏”。第二,商鞅在主张“重刑”的同时,还没有忘记“重刑”的道义的基础,即“去刑”。不过,商鞅的“重刑主义”在秦国后来的政治实践中很快就发生了形变,他的“重罚厚赏”逐渐演变成“重罚轻赏”。到了秦国统一中国前夕,秦始皇的思想导师韩非已经在极力鼓吹“重罚少赏”了。他说:“重罚少赏,上爱民,民死赏;多赏轻刑,上不爱民,民不死赏。”[13]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韩非无非是在坚持恩威并施的“赏罚论”的前提下,把法家学说的重点有意转移到突出“罚”的作用上。可韩非毕竟是个理性主义者,为此,他也曾警告说:“用赏过者失民,用刑过者民不畏。”[14]也就是说,无论赏罚都要有个合理的限度,超出这个限度,赏罚就会失去它的作用。可惜的是,在韩非建构的君主极权理论中,这种合理的声音非常微弱,以至于完全被秦始皇忽略了。“重刑主义”到了秦始皇手中,它的道义基础,它的合理限度,完全被抛到九霄云外。秦始皇既不主张“以刑去刑”,也不主张“重刑厚赏”或“重刑少赏”,而是主张“专任刑罚”的“重刑不赏”!这种极端思想被秦始皇的政治设计师李斯表达得淋漓尽致,他说:“名主圣王之所以能久处尊位,长执重势,而独擅天下之利者,非有异道也,能独断而审督责,必深罚,故天下不敢犯也。”[15]我们从“法治主义”在秦国异化的轨迹中不难看到,“法治主义”到了秦始皇手中,已经完全偏离了它“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16]的初衷,而成为独裁者秦始皇“举错暴众”,与民为敌的残忍而野蛮的统治工具了。
“法治主义”所以发生了如此可悲的质变,我们还需要到法家思想体系的内在悖论中去寻找。法家的政治理想是寻找一个具有“法治”思想的铁血君王,让他去收拾天下的残局,这位铁血君王应是这样的英雄:他能够用最野蛮、最残暴、最虚伪、最阴险的手段去奴役民众,然后使民众获得解放。据法家说,寰区要想“大定”,海县要想“清一”,苍生要想“获救”,天下人就得先忍受这位“救世主”的奴役!正是法家学派这种荒谬的悖论,才创造出秦始皇这样一位前无古人的极权主义者。法家学派为了制造这类英雄,拼命鼓吹“明君独断”、君主极权,指望这类英雄挽狂澜于既倒,还世界一个清凉。他们哪里知道,一旦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无法限制的绝对权力落到
秦朝(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7年),始于始皇帝嬴政,终于子婴,共3帝。秦朝是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制帝国,虽然时间不长,但其地位极其重要。
战国后期,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已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为兼并六国创造了物质条件。秦王政从即位(前247)到称始皇帝的二十六年间,相继消灭了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秦始皇实行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国家统一: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大臣只有参政议事权,无决策权;中央主要有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称为三公,分掌行政、监察、军事;地方实行郡县制,分天下为三十六郡,统一度量衡、货币、文字;全国修建驰道、直道,兴建水利,筑灵渠;迁万姓充屯边地,谪判罪犯戍守边防;在战国诸国所建长城的基础上修建万里长城,以防匈奴入侵。与此同时,秦始皇又施行残暴统治,大量征发劳役,大建宫室园林和陵墓,坑杀儒生,烧毁书籍。始皇末年,全国人民已在普遍怨恨和不满声中。
始皇死后,二世昏庸,在赵高的操纵下,其暴政比始皇时有过之无不及。二世元年(前209)七月,终于爆发了以戍卒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起义烽火迅速蔓延。反秦斗争遂由六国旧贵族之后项羽与原秦下级官吏刘邦分别领导,西入关攻秦。这时赵高已杀丞相李斯,又杀二世,立始皇孙子婴为秦王。公元前207年,项羽大破秦军,巨鹿一战,秦军被歼殆尽。公元前206年刘邦入关,子婴出城降,秦亡。历史进入了以项羽为首的「楚王」和以刘邦为首的「汉王」的「楚汉战争」阶段。前202年,项羽败死,刘邦即汉朝皇帝位。
秦朝在历史上虽然为时很短,但它对后世的影响却极其深远。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大陆,除西部、西南部和东北部的边疆地区尚未开发外,其版图基本沿用至今;始皇时建立的一套中央集权制度,也基本上为后世历代王朝所继承;秦代修建的万里长城,至今仍是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但秦始皇的统治却是历史上少见的残暴统治,因此它很快又被人民起来推翻,成为短命王朝。
秦始皇(前259—前210),嬴姓,名政,秦庄襄王之子(有人说他是吕不伟的私生子),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统帅。
中国统一的秦王朝的开国皇帝。嬴政,13岁即王位,39岁称帝。战国末年,秦国实力最强,已具备统一东方六国的条件。秦王政初即位时,国政为相国吕不韦所把持。公元前238年,他亲理国事,免除吕不韦的相职,并任用尉缭、李斯等人。自公元前230年至前221年,先后灭韩、魏、楚、燕、赵、齐六国,终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秦朝。
秦王政创立了“皇帝”的尊号,自称始皇帝,宣布子孙称二世、三世,以至万世,代代承袭。随后,他在全国范围内废除分封制,代以郡县制;在皇帝的直接控制下,建立自中央直至郡县的一整套官僚机构。以秦国原有的法律令为基础,吸收六国法律的某些条文,制定和颁行统一的法律。将原六国贵族豪富迁至关中、巴蜀,以防止他们的分裂复辟活动。又明令禁止民间收藏武器,销毁没收得来的武器,铸造12个金人。
在经济上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扶植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始皇三十一年(前216)下令占有土地的地主和自耕农只要向政府申报土地数额,交纳赋税,其土地所有权就得到政府的承认和保护,并以商鞅所制定的度量衡为标准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制度。统一全国币制。为发展全国水陆交通,又实行“车同轨”,修建由咸阳通向燕齐和吴楚地区的驰道,以及由咸阳经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直达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的直道;在西南地区修筑了“五尺道”,开凿沟通湘江和漓江的灵渠。
在文化思想方面,以秦国通行的文字为基础制定小篆,颁行全国。并利用战国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以秦得水德,水色黑,终数六,因而规定衣服旄旌节旗皆尚黑,符传、法冠、舆乘等制度都以六为数。水主阴,阴代表刑杀,于是以此为依据加重严刑酷法的实施。始皇三十四年,下令销毁民间所藏《诗》、《书》、百家语,禁止私学。随后因求仙药的侯生、卢生逃亡,牵连儒生、方士四百余人,而将其全部坑杀于咸阳。
秦始皇即位后,派蒙恬率兵出击匈奴,还把战国时秦、赵、燕三国北边的长城连结起来,修筑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在征服百越地区后,设置桂林、象郡、南海等郡。始皇末年,秦郡数由统一之初的36郡增至40余郡,其版图“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
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修建豪华的阿房宫和骊山墓,先后进行五次大规模的巡游,在名山胜地刻石纪功,炫耀声威。为求长生不老之药,又派方士徐(即徐福)率童男女数千人至东海求神仙等等,耗费了巨大的财力和人力,加深了人民的苦难。三十七年,秦始皇巡游返至平原津得病。于是作书命长子扶苏送葬,并继嗣帝位。行至沙丘(今河北广宗西北),秦始皇病死。赵高勾结始皇少子胡亥和李斯,伪造遗诏立胡亥为太子,并赐扶苏死。秦二世胡亥即位后不久,即爆发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秦朝灭亡。
皇帝,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是政教合一的领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皇帝”两字,取“德兼三皇、功盖五帝”之义, 最早由秦王嬴政在统一六国后确定之,也由他最先使用的,也就是所谓始皇帝也。
儿时历难 少年成帝王。
励精图治 十年灭六国。
政治改革 建立大秦国。
焚书坑儒 苛政猛于虎。
向东求仙 寿终却归西。
秦始皇于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赵国邯郸,是秦庄襄王与吕不韦的姬妾所生,所以有人说秦始皇为吕不韦之子。出生后,姓赵。公元前247年,庄襄王死,嬴政即秦王位,时年13岁。相国吕不韦掌握实权。
公元前238年,22岁的秦王政加冕亲政。这年,宦官嫪毒发动宫廷政变,秦始皇派昌平君、昌文君率兵围剿长信侯嫪毒,并悬赏说:“有生得毐,赐钱百万;杀之,五十万。”(《史记·秦始皇本纪》)。将把叛乱者一网打尽。第二年,又借嫪毒事件,免去“仲父”吕不韦的相国职务,把朝政大权收回到自己手中。又听从李斯之议,继续重用客卿,定下金帛利诱与武力打击相结合的方略,加快兼并六国的战争步伐。
秦王政十一年(前236),乘赵攻燕之机,遣军由南北两路攻赵,夺占赵国大片地区。十三年,桓齮攻赵国平阳,杀赵将扈辄,斩首10万。十四年,再攻平阳,取宜安,破赵军,杀赵将。桓齮定平阳、武城。十七年,派内史腾灭韩,俘韩王安。将韩国设为三川郡。
十八年,用计离间赵国君臣,除去曾两次大败秦军的赵国良将李牧。十九年三月,王翦军乘势猛攻,一举击败赵军,杀赵葱,占东阳(太行山以东)。颜聚惧逃。十月,王翦、羌瘣军攻破邯郸,俘虏赵王迁。赵公子嘉带领宗族数百人逃代(今河北蔚县四北),自立为王。但此时赵国已名存实亡,秦于赵地设邯郸郡。代地赵军与燕军联合驻上谷易水(今河北怀来西北),企图阻止秦军继续北进。二十一年(前227年)又为秦军击败。至二十五年(前222年),王贲率军在攻灭燕赵残余势力后,破代,俘代王嘉,赵彻底灭亡。
二十年,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被秦王发现,将荆轲体解。秦王派王翦、辛胜攻燕。燕、代出兵攻秦军,秦军在易水之西破燕军。二十一年,王贲攻蓟(今北京西南),破燕太子军,夺取蓟城。燕王喜及太子丹率公室卫军逃辽东(今辽宁辽阳)。秦将李信带兵乘胜追击至衍水(今辽宁太子河),再败太子丹军,消灭了燕军主力。燕王杀太子丹向秦求和,秦国未允。但鉴于燕、赵的残余势力已不足为患,为集中兵力攻魏、楚,故暂停进攻。
二十二年,秦王遣王贲攻魏,魏军依托城防工事,拼死防守。秦军强攻无效,遂引黄河、鸿沟之水灌城。三个月后,大梁城坏,魏王假出降,魏亡。秦在魏东部地区设置砀郡。
同年,秦将李信和蒙武在楚地被楚将项燕打败,遭到重创。二十三年,秦王亲自登名将王翦之门谢过,请其出征。王翦和蒙武率领60万大军再攻楚国,在蕲(今安徽宿州东南)南大败楚军,杀死楚将项燕。秦军乘势攻取了楚国的许多城邑。二十四年(前223年),王翦、蒙武率领秦军继续向楚国纵深进攻,一举攻破楚都寿春(今安徽寿县西南),俘楚王负刍,楚亡。王翦继续进军江南,占领楚国全部土地。秦在楚地设立楚郡,不久,又分为九江郡、长河郡和会稽郡。
同年,在灭楚、魏之后,秦王派王贲率军进攻辽东,俘燕王喜,燕亡。秦在燕地设渔阳郡,右北平郡、辽西郡及辽东郡等。
二十六年,秦王以齐国拒绝秦国使者访齐为由,避开了齐国西部主力,命王贲率领秦军由原燕国南部(今河北北部)南下进攻齐都临淄(今山东淄博临淄北)。齐军士气本不旺盛,对秦军突然从北攻来,更是措手不及。迅速土崩瓦解。秦军一举攻占临淄,俘齐王建,齐亡。秦王在齐设置齐郡和琅邪郡。
秦王政扫灭六国,统一天下,结束了西周末年以来诸侯长期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王自称皇帝,追庄襄王为太上皇。
秦始皇称帝后,频繁用兵,开疆拓地。二十六年至三十三年,调发数十万人,三攻岭南,占领百越之地(今广东、广西及越南北部)。又派大将蒙恬率领30万军队北击匈奴,收复被匈奴占据的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南伊克昭盟一带),迫匈奴退往阴山以北。为了防止匈奴的侵扰,他把昔日秦、赵、燕所筑的长城加以修缮,连接成西起甘肃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秦始皇又南征百越,设置了闽中、南海、桂林、象郡四郡,建立起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大帝国,疆域“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傍)阴山至辽东”。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加强手中的权力,秦始皇采取了中央集权的政体,否定了丞相王绾提出的恢复分封制的主张,实行郡县制,分天下为36郡,后又增至40多郡。郡置郡守,县置县令,中央设立“三公九卿”,协助皇帝处理政治、军事、经济等事务。这一政治体制加强了皇帝对政权的控制,开创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为后来的历代封建王朝所沿袭。
为巩固中央统治,秦始皇下令收缴天下兵器,并将六国贵族和豪富12万户迁到咸阳附近和四川等地,以便控制。同时以咸阳为中心,修筑了两条驰道:一条东通海边;一条南入吴楚,以便一旦发生叛乱,迅速调动军队镇压。秦始皇还多次到各地巡游,以“威服海内”。
在经济上,秦始皇于公元前216年发布命令,“使黔首自实田”,确认土地私有制度,又下令统一货币和度量衡,以加强各地区的经济交流。
在思想领域,秦始皇为了打击儒生淳于越等反对郡县制的言论,稳定民心,维护皇帝的权威,他采纳了李斯的主张,下令除了医药、卜筮、种植(指农业)之书、秦国史书和博士官收藏的《诗》、《书》、《百家语》等外,其它书籍一律烧毁。次年,又因为方士侯生、卢生违命叛逃,秦始皇下令追究方士、儒生的罪行。结果活埋400多名儒生,制造了历史上第一个“焚书坑儒”事件。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和陵墓。仅阿房宫和骊山墓两项工程,就动用了70余万人力,给劳动人民带来繁赋重役和饥寒交迫,激起人民起来反抗,为秦朝的迅速灭亡种下祸根。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秦始皇在第五次巡游途中患病,七月死于沙丘平台(今河北平乡东北)。死后不入,即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战争。
点评: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其非凡的功绩在中国帝王中也只有数人能与之相比。虽然他在晚年大兴土木,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但他对中国历史所作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评论的:“及至秦王,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鐻,以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后斩华为城,因河为津,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溪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史记·秦始皇本纪》)
但秦仅二世而亡,其中的历史教训足以警世后人,引以为鉴。秦始皇称帝后,主张“事皆决于法”,[1]从而高扬起“法治主义”的大旗,以理天下。直到今天,法治主义也是个十分诱人的主张,而法制社会更是今人努力在追求的一种理想社会境界。难道在几千年前,这位极权皇帝就已经实行了法治主义吗?到底什么是法治主义?秦始皇搞的“事皆决于法”是否是法治主义?这对于了解中国传统的法治思想将不无益处。
一
要想搞清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从中国法律的起源谈起,否则就很难正确理解秦始皇的“法治主义”的特定内涵。
说到“法”的起源,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情况。就中华法系而言,它是中国伦理文化的特殊产物,所以,我们的“法”的概念和内容无处不打上这种文化的印记。
在战国以前,中国社会本无“法”的概念。追溯到原始社会,确切地说在“五帝”时代,规范人们社会行为的是“德”。古书上说:“五帝用德化”[2];“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3],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原始社会结束后,到了原生态的国家夏、商、周时代,“礼”代替了“德”,并且逐渐形成了“以礼治国”的重要原则。“礼”为什么在此时能够代替“德”来规范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呢?古人对此曾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做“大人世及以为礼”[4]。从这句话所透露出来的消息看,它无疑在暗示“礼”起源于国家出现之后、为了保证权力私有的世袭制。我们觉得这种解释是非常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
从此,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具体地说是从夏代到春秋时代),“礼”作为国家出现后的规范社会成员行为的特殊工具,似乎起到了法律的作用。但是我们说,“礼”与“法”却有本质的不同,对这点古人区别得极为清楚。古人就此阐释说:“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5]表面看去,虽然二者都是对社会成员行为的规范,但“礼”更强调对人的行为动机的限制;而“法”则更强调对人的行为结果的限制。所以,前者讲究教化的作用和行为主体的自律,而后者则是国家对行为主体所施行的社会性强制措施。因此,“礼”与其说它近似于“法”,还不如说它更近似于“德”这种伦理范畴。历史证明,“礼”确实源于原始的“德”,但它在扬弃了原始的“德”的某些内容之后,又注入了前所未有的阶级内容,并且将其置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上。夏、商、周三代所以被称为“礼治社会“的原因就在这里。
人们也许会问,难道在夏、商、周那样的国家中就没有类似法律的强制手段吗?那倒并非如此,相反,在以阶级压迫为内容的国家中,没有法律这种强制手段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我们知道,中国国家的形成走的是一条一个血缘族团征服另一些血缘族团的道路,它与希腊那种由原始氏族内部贵族与平民相互斗争,最后由氏族平民取得胜利而形成的民主国家是不同的。希腊人强调的是“宪法”及其“宪法”下人的权利,而我们最初的国家法律主要是由征服者强加给被征服者头上的种种极其残酷的惩罚手段,我们对这种惩罚手段有一个特殊的称谓——“刑”。所谓“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薄刑用鞭扑。”[6]不过,在夏、商、周时代由于大致坚持“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7]的原则,所以“法”,或者更正确地说“刑”,从理论上讲并未成为规范人们社会行为的主要工具。然而,一个惯于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迟早会将压迫他人的手段强加在自己人的头上。按之史实,仅在西周时代,统治者就大肆宣扬“明德慎罚”[8],忙于抛出“九刑”、“吕刑”来“威民”,这不是很说明问题吗?在这里,我们要着重指出的是,从历史上看,中华法系从它出现之日起,就不是以保障人的权利不受侵? 肝�康牡模��鼋鍪且恢侄匀说某头J侄巍?nbsp;
到了春秋时代,社会发生了“礼坏乐崩”的巨变。在这场巨变中,传统的“礼”再也无力用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了,于是社会陷入空前未有的失序状态。在血与火的熬炼中,人们不约而同地在思索着一个问题:如何重建社会的有序性?为此,在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中,各个学派竞相抛出这方面的主张。其中法家学派所提供的一套有关这方面的理论引起了秦国的专制君王,诸如秦孝公以及后来的秦始皇的特别兴趣。法家理论的出发点是“暴力万能论”和“君权绝对论”。在这个大前提之下,这一学派力倡将过去作为“礼”的辅助手段的“刑”提升到规范社会成员行为的主导地位,用以代替渐趋失灵的“礼”。法家人物把经过他们改造过的“刑”称之为“法”。这种“法”虽然也不遗余力地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9],但它决不是宪法、私法,而是适应战国时代那种战争状态的军法和刑法,一句话,是专制君王使用暴力手段实现国家意志的唯一工具,可见,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法”,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渗透着令人畏惧的血腥气。
二
我们说过,秦始皇极力主张“事皆决于法”。然而却又“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10]难道秦始皇的思维发生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悖谬?否,对于秦始皇及其追随者来说,这二者之间不仅不是矛盾的,而且简直就是统一的。因为秦始皇自认为他就是“法”的化身。他既是立法者,也是司法者,还是执政者,总之,他代表三位一体的国家意志。所以,“事皆决于法”还是“事皆决于上”,在秦始皇及其追随者看来完全是一回事,根本没有任何区别。对他来讲,“法治”也就是“人治”,而“人治”也就是“法治”,两者毫无对立可言。我们只有从这里出发,才能真正地理解秦始皇的“法治主义”。
秦始皇所以能够走上“法治主义”的道路,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对战国时代的特殊情况考察后,我们得知,虽然当时诸子百家提出形形色色的政治学说,但到了战国晚期,“七雄”之间白热化的厮杀清楚地告诉人们:只有“法治主义”可以救乱世。因此在这时,“法治主义”几乎成为一股压倒一切的强劲的社会思潮,即使是以宏扬“仁义”为己任的儒家思想大师荀况也公然将“法治主义”塞进自己的学说中,以此来迎合时代的需要。至于他的高足弟子韩非和李斯的弃儒投法,就更能说明这个时代的风气了。秦始皇沐浴在这样的时代气氛中,自然要受到这种时代风气的熏陶。
此外,在战国“七雄”之间长期的力量角逐中,秦国最终取得了绝对的优势地位,特别是在秦始皇即位之初,这种优势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定局。而这种优势地位则明显地标志着秦国自秦孝公以来的“法治主义”的胜利。史册有证,秦自孝公以后的历代君主,几乎都是“法治主义”者。这种传统的形成并非因为秦国的君主代代都是天生的“法治主义”者,其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商鞅变法使“法治主义”在秦国扎下了深深的根,在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形
成了系统的、牢固稳定的、有可操作性的一整套制度。这套制度制约了、支配了秦国历代君主的意志和行为,使他们无法偏离秦国既定的“法治主义”的轨道。
不过,在这里我们也决不能忽视人的个性,特别是握有绝对权力的专制君王的个性对历史进程的重要影响。如果历史的进程可以假设的话,我们设想秦始皇的生父吕不韦当了秦国的国君(完全有这种可能),统一后的天下能否出现像秦始皇治下的那种暗无天日的情况?我们说,肯定不能。我们从反映吕不韦政治思想的《吕氏春秋》中了解到,吕不韦积极倡导、实行开明君主专制,反对严刑酷法,允许思想的自由化和多元化,试图实行分权制……这些主张基本上是与秦始皇的政治思维针锋相对的。问题是在公元前221年,并不是吕不韦成了大秦帝国的皇帝,而是他的私生子秦始皇。
验之史实,可以清楚地了解到,秦始皇与吕不韦的人格形成过程是有所不同的,秦始皇从年轻时代起就被秦国的特殊的文化环境熏陶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法家人物,从而表现出极强的“法治主义”精神,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法家理论,对法家大师韩非钦佩得五体投地,四处网罗各国的法家人物,坚决按照法家的“君主极权论”和“暴力万能论”来建构新国家的模型,坚决推行武力统一中国的铁血政策。这些表现除了到秦国的“法治”传统中寻找根据之外,我们也决不能忽视秦始皇本人的人格力量。中国特色的“法治”往往需要一个铁碗人物,一个政治、军事强人!在国人看来,一个平易近人、感情丰富,或者一个慈悲为怀、懦弱无能的君王,根本无从承担起推行“法治”的重任。秦始皇恰恰不是这类君王!少年时代苦难的经历,扭曲的家庭生活,父亲、母亲给他的尊严蒙上的耻辱,过早地对宫廷深处尔虞我诈的内幕的了解和把握,……凡此种种,都必然促使他不再相信人的善良和人的诚实。这样,也就使他很自然地向荀子、韩非的“人性恶”的说教靠拢,使他眼中的人际关系除了“利”、“害”二字之外,别无他物。父亲为了活命可弃他而不顾,母亲为了寻欢作乐可让他蒙羞受辱,更何况他人了!他的心态在自卑中严重失衡,他的理智在磨难中逐渐成熟。失衡的心态渴望平衡,理智就给他指出一条唯一可行之路,那就是孜孜不倦地追求绝对权力,那就是要冷酷无情地奴役他人。他认为只有如此,才能补偿自己精神上的惨痛损失。所以,他从很早的青年时代起,就迫使自己感情的琴弦停止颤动,就与“严而少恩”[11]的法家理论一拍既合。于是,秦始皇冷血冰心般的个性与时代的需求终于找到了最佳结合点。
进一步讲,对秦始皇来说,他所以无限钟情于“法治主义”,那是他在很大程度上把“法治主义”看成是他的强力意志、优势意志、占有欲、权势欲的最充分的表现。而这种“法治主义”在他后来荡平群雄的统一战争中,也确实十分奏效,况且这次旷古未有的“奇功”又给予他以极大的心理满足。从而使他更加深信,“法治主义”是万能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既然强大的宿敌都能在他的强力意志、优势意志下摧眉折腰、俯首称臣,那么,千百万手无寸铁的黎民百姓又何足道哉!所以秦帝国建立之后,秦始皇决心把他的“法治主义”在天下全面铺开,以便用这个冷酷无情的武器,随心所欲地驱使天下人为满足他的个人意志服务。
问题是,在秦始皇的眼中,“法治主义”何以会有如此令人慑服的威力呢?
那是他认为,“法治主义”的最大威力就在于它的“重刑主义”。在统一天下之后,他之所以刻不容缓地把“专任刑罚”定为秦帝国处理国家事物的指导思想,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不过,“重刑主义”并非是秦始皇的专利,它实际上早就是构成法家学说的一根重要的理论支柱。商鞅很早就倡导过“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12]的政治主张。所谓“重刑主义”,就是轻罪重罚,就是用恐怖手段制造一种威慑力量,驱使民众就统治阶级之范。但我们也必须指出,第一,商鞅在主张“重刑”之外,还补之以“厚赏”。第二,商鞅在主张“重刑”的同时,还没有忘记“重刑”的道义的基础,即“去刑”。不过,商鞅的“重刑主义”在秦国后来的政治实践中很快就发生了形变,他的“重罚厚赏”逐渐演变成“重罚轻赏”。到了秦国统一中国前夕,秦始皇的思想导师韩非已经在极力鼓吹“重罚少赏”了。他说:“重罚少赏,上爱民,民死赏;多赏轻刑,上不爱民,民不死赏。”[13]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韩非无非是在坚持恩威并施的“赏罚论”的前提下,把法家学说的重点有意转移到突出“罚”的作用上。可韩非毕竟是个理性主义者,为此,他也曾警告说:“用赏过者失民,用刑过者民不畏。”[14]也就是说,无论赏罚都要有个合理的限度,超出这个限度,赏罚就会失去它的作用。可惜的是,在韩非建构的君主极权理论中,这种合理的声音非常微弱,以至于完全被秦始皇忽略了。“重刑主义”到了秦始皇手中,它的道义基础,它的合理限度,完全被抛到九霄云外。秦始皇既不主张“以刑去刑”,也不主张“重刑厚赏”或“重刑少赏”,而是主张“专任刑罚”的“重刑不赏”!这种极端思想被秦始皇的政治设计师李斯表达得淋漓尽致,他说:“名主圣王之所以能久处尊位,长执重势,而独擅天下之利者,非有异道也,能独断而审督责,必深罚,故天下不敢犯也。”[15]我们从“法治主义”在秦国异化的轨迹中不难看到,“法治主义”到了秦始皇手中,已经完全偏离了它“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16]的初衷,而成为独裁者秦始皇“举错暴众”,与民为敌的残忍而野蛮的统治工具了。
“法治主义”所以发生了如此可悲的质变,我们还需要到法家思想体系的内在悖论中去寻找。法家的政治理想是寻找一个具有“法治”思想的铁血君王,让他去收拾天下的残局,这位铁血君王应是这样的英雄:他能够用最野蛮、最残暴、最虚伪、最阴险的手段去奴役民众,然后使民众获得解放。据法家说,寰区要想“大定”,海县要想“清一”,苍生要想“获救”,天下人就得先忍受这位“救世主”的奴役!正是法家学派这种荒谬的悖论,才创造出秦始皇这样一位前无古人的极权主义者。法家学派为了制造这类英雄,拼命鼓吹“明君独断”、君主极权,指望这类英雄挽狂澜于既倒,还世界一个清凉。他们哪里知道,一旦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无法限制的绝对权力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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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2-04-06
秦兵马俑
秦始皇兵马俑从葬坑位于临潼宴寨乡,在秦始皇陵园东侧1500米处。这是一个浩大的地下军事博物馆,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1974年春,当地农民在打井时,从2米多深的地下挖出陶俑人头的碎片,一时议论纷纷。这一偶然发现,引起了考古部门极大的重视,从此揭开了尘封地下2000多年的文化宝库。在发现一号坑和三号坑以后,又于1976年发现二号坑。一号坑局部挖掘,以于1979年开放;三号坑全部发掘,于1989年开放;二号坑从1994年3月开始挖掘,观众可观看发掘过程。
秦俑坑坐西向东,3座坑呈品字形排列。3座坑计有陶俑陶马8000余件。自从一号坑开放以来,秦俑博物馆以接待国内外观众近3000万,数十个国家的元首亲临参观,无不赞不绝口。法国前总理希拉克1979年来这里参观,称赞秦兵马俑是世界第八大奇迹,认为不看金字塔,不算真正到埃及;不看兵马俑,不算真正到中国。
一号坑为长方形,东西长230米,南北宽为62米,平均深度为5米,面积为14260平方米。地下坑道为土木结构,东西两侧各有斜坡门道5个,南北两侧各有便门两个,立木封堵门洞,坑上以棚木、芦席、泥土覆盖。坑内每隔3米有一道夯土墙,墙间空当处陈列兵马俑,底部铺以青砖。一号坑计有陶俑陶马6000余件,形同真人真马,以挖出1000余件。坑内是由步兵俑和骑兵俑组成的长方形军阵。东端是3列面向东的步兵俑横队,每列70件,共计210件,为军阵的前锋。其后是骑兵和驷马战车,前后共38列纵队,每路长180米,战车与步兵相间排列,这是军阵的主体。军阵的左右两侧各有一列分别面向南北横队,每队均有武士俑180余件,为军阵的侧翼卫队。西端有3列横队,两列面东,一列面西,是军阵的后卫。整个军阵布局严密,酷似整装待发之势。武士俑分别执有不同的青铜兵器,近战的有刀、矛、剑、戟,射击兵器有弓弩和箭镞。其中箭长97厘米,八棱面。荆柯刺秦王曾用匕首,秦王就是用这种利剑砍伤刺客的。虽经两千多年的剥蚀,剑仍保持坚固锋利的本色。
为了保护文物和便于参观。一号坑建有拱形陈列大厅,总面积为1.6万平方米,采光良好,观众可从检阅台一睹坑内兵马俑的雄姿。
二号坑位于一号坑的东北侧和三号坑的东侧,呈曲尺形方阵,东西长96米,南北宽为84米,总面积约为6000平方米。坑内建筑与一号坑相同,但布阵更为复杂,兵种更为齐全,是3个坑中最为壮观的军阵。二号坑建有1.7万平方米的陈列大厅,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功能最齐全的现代化遗址陈列厅。秦兵马俑博物馆官长袁仲一解释说:“一来,为的是更好地保护文物,二来,因为把整个军阵全部清出地面,起码需要5~7年的功夫。这样做的好处是游客既可以参观到二号坑局部的风采,有可以亲眼看到二号坑的挖掘工作。”
据初步推算,二号坑有陶俑陶马1300多件,战车80余辆,青铜兵器数万件,其中将军俑、鞍马俑、跪姿射俑为首次发现。二号坑东、西两端各有4个斜坡门道,北边有两个斜坡门道,俑坑坐西面东,正门在东边。坑内布局分为4个单元。
第一单元,位于俑坑东端,四周长廊有立式弩兵俑60个,阵心由八路面东的160个蹲跪式弩兵俑组成。弩兵采取阵中张阵的编列,立、跪起伏轮番射击,以弥弩张缓慢之虞。
第二个单元,位于俑坑的右侧,由64乘战车组成方阵(车系木质,仅留遗迹)。每列8乘,共有8列。车前驾有真马大小的陶马4匹。每车后一字排列兵俑3个,中为御手拉马辔,另两个分别立于车左和车右,手持长柄兵器。
第三单元,位于中部,由19辆战车,264个步兵俑和8个骑士俑组成长方形阵,共分3列。每匹马前立骑士俑一个,一手牵马缰,一手作拉弓状。每乘车后除三名车士外,还配有8~36个步兵俑。
第四单元,位于军阵左侧,108个骑士俑和180匹陶鞍马俑排成11列横队,组成长方形骑兵阵。其中第1、3列为战车6辆。每匹马前,立胡服骑士俑一个,右手牵马,左手拉弓。
三号坑在一号坑西端25米处,面积约为520平方米,呈凹字形。门前有一乘战车,内有武士俑68个。从3号坑的布局看,似为总指挥部,统帅左、右、中三军,只是没有建成而已。
四号坑有坑无俑,只有回填的泥土。
从2个坑的布局和阵法看,二号坑阵式复杂,兵种齐全,是对阵的中坚力量。这种编组方法在兵书上叫作“大阵包小阵,大营包小营,偶落钩连,折曲相对。”《孙膑兵法》说:“在骑与战者,分为三,一在于右,一在于左,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反则广其弩”,三者有机结合,才能百战不殆。二号坑是这位古代军事家的理论图解。
从秦俑坑出土兵器的刻记年号看,兵马俑从葬坑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后修建的。秦始皇凭借他“挥剑决浮云”、“大略驾群才”的能力,灭六国,统天下。兵马俑反映了秦王朝兵强马壮、叱咤风云的气势。秦始皇死后,秦二世胡亥继位,继续大修阿房宫和弛道,赋税徭役比以前更为繁重,从而引起农民大起义。在这种形式下,三号坑中途终断,四号坑未及放兵马俑,就匆匆填死了。发掘中发现有火焚痕迹,可能与楚霸王入关火烧阿房宫有关系。
看了兵马俑,人们不禁要问:修筑兵马俑坑的用意何在?人们大致有四种说法:“守卫京城的宿卫军”、“秦始皇东巡卫队的象征”、“送葬的俑群”、“为表彰军功所树立的纪念碑”。据秦陵考古发掘表明,秦始皇陵园的整体布局是模拟他生前的宫城图。3座坑位于陵外城东东门大道北侧,似是驻扎在京城外守卫京师的宿卫军。
秦兵马俑身上隐蔽处多有刻画或戳印的文字,据一些专家研究,有些是陶匠的名字,有出自中央官制陶作坊的,也有出自地方陶作坊的。有些文字有待破解。秦兵马俑采用的是分体制作,然后安装和粘接,一般是粘接塑像成形后,再入室烘烤。原来的兵马俑着有颜色,因年久剥蚀,现在看到的只是灰瓦色。
武士俑整体风格浑厚,健美、洗练。如果仔细观察,脸型、发型、体态、神韵均有差异,从中可以看出秦兵来自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民族,人物性格也不尽相同。陶马双耳竖立,有的张嘴嘶鸣,有的闭嘴静立。所有这些,都富有感人的艺术魅力。过去不少人认为:中国古代的雕塑是南北朝随佛教传入形成的,秦兵马俑的发现否定了这种观点,有力证实秦代我国雕塑已成熟,并在我国雕塑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从出土的兵器看,成分以铜为主,兼含锡、铅等稀有金属,硬度为HR106度,表面镀铬,反映了我国秦代冶金技术已达到相当高度,大大超过同时代的域外国家。
秦兵马俑为研究秦代军事、文化和经济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它的发掘被誉为“二十世纪考古史上伟大的发现之一”。1987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将秦始皇陵(包括俑坑)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清单。据了解,在中央和地方的支持下,计划投资1.1亿元进行秦俑博物馆二期扩建工程
秦始皇兵马俑从葬坑位于临潼宴寨乡,在秦始皇陵园东侧1500米处。这是一个浩大的地下军事博物馆,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1974年春,当地农民在打井时,从2米多深的地下挖出陶俑人头的碎片,一时议论纷纷。这一偶然发现,引起了考古部门极大的重视,从此揭开了尘封地下2000多年的文化宝库。在发现一号坑和三号坑以后,又于1976年发现二号坑。一号坑局部挖掘,以于1979年开放;三号坑全部发掘,于1989年开放;二号坑从1994年3月开始挖掘,观众可观看发掘过程。
秦俑坑坐西向东,3座坑呈品字形排列。3座坑计有陶俑陶马8000余件。自从一号坑开放以来,秦俑博物馆以接待国内外观众近3000万,数十个国家的元首亲临参观,无不赞不绝口。法国前总理希拉克1979年来这里参观,称赞秦兵马俑是世界第八大奇迹,认为不看金字塔,不算真正到埃及;不看兵马俑,不算真正到中国。
一号坑为长方形,东西长230米,南北宽为62米,平均深度为5米,面积为14260平方米。地下坑道为土木结构,东西两侧各有斜坡门道5个,南北两侧各有便门两个,立木封堵门洞,坑上以棚木、芦席、泥土覆盖。坑内每隔3米有一道夯土墙,墙间空当处陈列兵马俑,底部铺以青砖。一号坑计有陶俑陶马6000余件,形同真人真马,以挖出1000余件。坑内是由步兵俑和骑兵俑组成的长方形军阵。东端是3列面向东的步兵俑横队,每列70件,共计210件,为军阵的前锋。其后是骑兵和驷马战车,前后共38列纵队,每路长180米,战车与步兵相间排列,这是军阵的主体。军阵的左右两侧各有一列分别面向南北横队,每队均有武士俑180余件,为军阵的侧翼卫队。西端有3列横队,两列面东,一列面西,是军阵的后卫。整个军阵布局严密,酷似整装待发之势。武士俑分别执有不同的青铜兵器,近战的有刀、矛、剑、戟,射击兵器有弓弩和箭镞。其中箭长97厘米,八棱面。荆柯刺秦王曾用匕首,秦王就是用这种利剑砍伤刺客的。虽经两千多年的剥蚀,剑仍保持坚固锋利的本色。
为了保护文物和便于参观。一号坑建有拱形陈列大厅,总面积为1.6万平方米,采光良好,观众可从检阅台一睹坑内兵马俑的雄姿。
二号坑位于一号坑的东北侧和三号坑的东侧,呈曲尺形方阵,东西长96米,南北宽为84米,总面积约为6000平方米。坑内建筑与一号坑相同,但布阵更为复杂,兵种更为齐全,是3个坑中最为壮观的军阵。二号坑建有1.7万平方米的陈列大厅,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功能最齐全的现代化遗址陈列厅。秦兵马俑博物馆官长袁仲一解释说:“一来,为的是更好地保护文物,二来,因为把整个军阵全部清出地面,起码需要5~7年的功夫。这样做的好处是游客既可以参观到二号坑局部的风采,有可以亲眼看到二号坑的挖掘工作。”
据初步推算,二号坑有陶俑陶马1300多件,战车80余辆,青铜兵器数万件,其中将军俑、鞍马俑、跪姿射俑为首次发现。二号坑东、西两端各有4个斜坡门道,北边有两个斜坡门道,俑坑坐西面东,正门在东边。坑内布局分为4个单元。
第一单元,位于俑坑东端,四周长廊有立式弩兵俑60个,阵心由八路面东的160个蹲跪式弩兵俑组成。弩兵采取阵中张阵的编列,立、跪起伏轮番射击,以弥弩张缓慢之虞。
第二个单元,位于俑坑的右侧,由64乘战车组成方阵(车系木质,仅留遗迹)。每列8乘,共有8列。车前驾有真马大小的陶马4匹。每车后一字排列兵俑3个,中为御手拉马辔,另两个分别立于车左和车右,手持长柄兵器。
第三单元,位于中部,由19辆战车,264个步兵俑和8个骑士俑组成长方形阵,共分3列。每匹马前立骑士俑一个,一手牵马缰,一手作拉弓状。每乘车后除三名车士外,还配有8~36个步兵俑。
第四单元,位于军阵左侧,108个骑士俑和180匹陶鞍马俑排成11列横队,组成长方形骑兵阵。其中第1、3列为战车6辆。每匹马前,立胡服骑士俑一个,右手牵马,左手拉弓。
三号坑在一号坑西端25米处,面积约为520平方米,呈凹字形。门前有一乘战车,内有武士俑68个。从3号坑的布局看,似为总指挥部,统帅左、右、中三军,只是没有建成而已。
四号坑有坑无俑,只有回填的泥土。
从2个坑的布局和阵法看,二号坑阵式复杂,兵种齐全,是对阵的中坚力量。这种编组方法在兵书上叫作“大阵包小阵,大营包小营,偶落钩连,折曲相对。”《孙膑兵法》说:“在骑与战者,分为三,一在于右,一在于左,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反则广其弩”,三者有机结合,才能百战不殆。二号坑是这位古代军事家的理论图解。
从秦俑坑出土兵器的刻记年号看,兵马俑从葬坑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后修建的。秦始皇凭借他“挥剑决浮云”、“大略驾群才”的能力,灭六国,统天下。兵马俑反映了秦王朝兵强马壮、叱咤风云的气势。秦始皇死后,秦二世胡亥继位,继续大修阿房宫和弛道,赋税徭役比以前更为繁重,从而引起农民大起义。在这种形式下,三号坑中途终断,四号坑未及放兵马俑,就匆匆填死了。发掘中发现有火焚痕迹,可能与楚霸王入关火烧阿房宫有关系。
看了兵马俑,人们不禁要问:修筑兵马俑坑的用意何在?人们大致有四种说法:“守卫京城的宿卫军”、“秦始皇东巡卫队的象征”、“送葬的俑群”、“为表彰军功所树立的纪念碑”。据秦陵考古发掘表明,秦始皇陵园的整体布局是模拟他生前的宫城图。3座坑位于陵外城东东门大道北侧,似是驻扎在京城外守卫京师的宿卫军。
秦兵马俑身上隐蔽处多有刻画或戳印的文字,据一些专家研究,有些是陶匠的名字,有出自中央官制陶作坊的,也有出自地方陶作坊的。有些文字有待破解。秦兵马俑采用的是分体制作,然后安装和粘接,一般是粘接塑像成形后,再入室烘烤。原来的兵马俑着有颜色,因年久剥蚀,现在看到的只是灰瓦色。
武士俑整体风格浑厚,健美、洗练。如果仔细观察,脸型、发型、体态、神韵均有差异,从中可以看出秦兵来自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民族,人物性格也不尽相同。陶马双耳竖立,有的张嘴嘶鸣,有的闭嘴静立。所有这些,都富有感人的艺术魅力。过去不少人认为:中国古代的雕塑是南北朝随佛教传入形成的,秦兵马俑的发现否定了这种观点,有力证实秦代我国雕塑已成熟,并在我国雕塑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从出土的兵器看,成分以铜为主,兼含锡、铅等稀有金属,硬度为HR106度,表面镀铬,反映了我国秦代冶金技术已达到相当高度,大大超过同时代的域外国家。
秦兵马俑为研究秦代军事、文化和经济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它的发掘被誉为“二十世纪考古史上伟大的发现之一”。1987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将秦始皇陵(包括俑坑)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清单。据了解,在中央和地方的支持下,计划投资1.1亿元进行秦俑博物馆二期扩建工程
第2个回答 2007-05-01
秦始皇陵位于距西安市30多千米的临潼县城以东的骊山脚下。据史书记载:秦始皇嬴政从13岁即位时就开始营建陵园,由亟相李斯主持规划设计,大将章邯监工,修筑时间长达38年,工程之浩大、气魄之宏伟,创历代封建统治者奢侈厚葬之先例。当时,秦朝总人口约2000万,而筑陵劳役达72万之多。修陵家用土,取自今陵园以南2000米的三刘村到县采石场部之间,有高5~25米的多级黄土崖。修陵园所用大量石料取自渭河北的仲山、峻峨山,全靠人力运至临撞,工程十分艰难。工程量之大可想而知,仲山,峻峨山下死尸成片,侧面显示了整个工程的残酷.
秦始皇陵土陵冢高43米,底边周长1700余米,筑有内外两重夯土城垣,象征都城的皇城和宫城。内城略呈方形,周长3890米,除北面开两门外,其余三面各开一门。外城为长方 形,周长6294米,四面各开一门。陵家位置在陵园南部。
秦始皇兵马桶坑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坑,位于陵园东侧l 500米处。昔日,这里是一片坟地,当地农民在掘墓时曾发现有像人一样的东西。1974年3月,在陵东的西杨村村民抗旱打 井时,在陵墓以东三里的下和村和五垃村之间,发现规模宏大的秦始皇陵兵马桶坑,经考古工作者的发掘,才揭开了埋葬于地下的2000多年前的秦俑宝藏。
秦始皇兵马桶陪葬坑坐西向东,三坑呈品字形排列。最早发现的是一号俑坑,呈长方形,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米,深约5米,总面积14260平方米,四面有斜坡门道,左右两侧又各有一个兵马俑坑,现称二号坑和三号坑。
秦始皇兵马俑陪葬坑,是世界最大的地下军事博物馆。捅坑布局合理,结构奇特,在深5米左右的坑底,每隔3米架起一道东西向的承重墙,兵马俑排列在墙间空档的过洞中。
在一号坑中已发掘出武士捅500余件,战车6乘,驾车马24匹,还有青铜剑、吴钩、矛、箭、弩机、铜戟等实战用的青铜兵器和铁器。俑坑东端有210个与人等高的陶武士俑,面部神态、服式、发型各不相同,个个栩栩如生,形态逼真,排成三列横队,每列70人,其中除3个领队身着销甲外,其余均穿短褐,腿扎裹腿,线履系带,免盔束发,挽弓挎箭,手执弩机,似待命出发的前锋部队。其后,是6000个铠甲俑组成的主体部队,个个手执3米左右长矛、戈、戟等长兵器,同35乘驷马战车间隔在11条东西向的过洞里,排成38路纵队。南北两侧和两端,各有一列武士俑,似为卫队,以防侧尾受袭。这支队伍阵容齐整,装备完备,威风凛凛,气壮山河,是秦始皇当年浩荡大军的艺术再现,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二号坑位于一号坑的东北侧和三号坑的东侧,呈曲尺形方阵,东西长96米,南北宽为84米,总面积约为6000平方米。坑内建筑与一号坑相同,但布阵更为复杂,兵种更为齐全,是3个坑中最为壮观的军阵。二号坑建有1.7万平方米的陈列大厅,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功能最齐全的现代化遗址陈列厅。秦兵马俑博物馆官长袁仲一解释说:“一来,为的是更好地保护文物,二来,因为把整个军阵全部清出地面,起码需要5~7年的功夫。这样做的好处是游客既可以参观到二号坑局部的风采,有可以亲眼看到二号坑的挖掘工作。”
据初步推算,二号坑有陶俑陶马1300多件,战车80余辆,青铜兵器数万件,其中将军俑、鞍马俑、跪姿射俑为首次发现。二号坑东、西两端各有4个斜坡门道,北边有两个斜坡门道,俑坑坐西面东,正门在东边。坑内布局分为4个单元。
第一单元,位于俑坑东端,四周长廊有立式弩兵俑60个,阵心由八路面东的160个蹲跪式弩兵俑组成。弩兵采取阵中张阵的编列,立、跪起伏轮番射击,以弥弩张缓慢之虞。
第二个单元,位于俑坑的右侧,由64乘战车组成方阵(车系木质,仅留遗迹)。每列8乘,共有8列。车前驾有真马大小的陶马4匹。每车后一字排列兵俑3个,中为御手拉马辔,另两个分别立于车左和车右,手持长柄兵器。
第三单元,位于中部,由19辆战车,264个步兵俑和8个骑士俑组成长方形阵,共分3列。每匹马前立骑士俑一个,一手牵马缰,一手作拉弓状。每乘车后除三名车士外,还配有8~36个步兵俑。
第四单元,位于军阵左侧,108个骑士俑和180匹陶鞍马俑排成11列横队,组成长方形骑兵阵。其中第1、3列为战车6辆。每匹马前,立胡服骑士俑一个,右手牵马,左手拉弓。
三号坑在一号坑西端25米处,面积约为520平方米,呈凹字形。门前有一乘战车,内有武士俑68个。从3号坑的布局看,似为总指挥部,统帅左、右、中三军,只是没有建成而已。
四号坑有坑无俑,只有回填的泥土。
从2个坑的布局和阵法看,二号坑阵式复杂,兵种齐全,是对阵的中坚力量。这种编组方法在兵书上叫作“大阵包小阵,大营包小营,偶落钩连,折曲相对。”《孙膑兵法》说:“在骑与战者,分为三,一在于右,一在于左,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反则广其弩”,三者有机结合,才能百战不殆。二号坑是这位古代军事家的理论图解。
从秦俑坑出土兵器的刻记年号看,兵马俑从葬坑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后修建的。秦始皇凭借他“挥剑决浮云”、“大略驾群才”的能力,灭六国,统天下。兵马俑反映了秦王朝兵强马壮、叱咤风云的气势。秦始皇死后,秦二世胡亥继位,继续大修阿房宫和弛道,赋税徭役比以前更为繁重,从而引起农民大起义。在这种形式下,三号坑中途终断,四号坑未及放兵马俑,就匆匆填死了。发掘中发现有火焚痕迹,可能与楚霸王入关火烧阿房宫有关系。
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将秦始皇陵定为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1987年,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在兵马俑一号坑址上建成的拱形展厅,设立了“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向中外广大旅游者开放。
文化遗产
世界最大帝陵之一 秦始皇陵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结构最奇特、内涵最丰富的帝王陵墓之一,实际上它是一座豪华的地下宫殿。
世界第八个奇迹 外国元首、学者参观秦俑博物馆后认为,秦俑坑的发现,不仅在我国,而且也是世界考古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可以说是世界第八个奇迹,它可以同埃及金字塔和古希腊雕塑相媲美,公认它是世界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
震惊中外的考古发现 1974年,中国考古工作者把沉睡千年的7000多件陶捅发掘出土,被认为是古代的奇迹,是本世纪最壮观的考古发现。秦兵马俑,无论在数量上、质量上,还是在考古发现上,都是世界上所罕见,它对于深入研究公元前二世纪秦代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和艺术等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材料。它既是中国人民的艺术珍品,又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文化遗产。
古代泥塑艺术的宝库 秦始皇兵马俑是以现实生活为题材而塑造的,艺术手法细腻、明快,手势、脸部表情神态各异,具有鲜明的个性和强烈的时代特征,显示出泥塑艺术的顶峰,为中华民族灿烂的古老文化增添光彩,给世界艺术史补充了光辉的一页。
位于陕西临潼县城东5公里, 距西安36公里, 是秦始皇嬴政的皇陵。 陵区分陵园区和从葬区两部分。陵园占地近8平方公里, 建外、内城两重,封土呈四方锥形 ,顶部略平, 高55米,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皇帝陵, 也是最大的皇帝陵。
1974年以来,在陵园东1.5公里处发现从葬兵马俑坑三处, 出土陶俑8000件、战车百乘以及数万件实物兵器等文物; 1980年又在陵园西侧出土青铜铸大型车马2乘。引起全世界的震惊和关注, 被誉为“世界第八奇迹”。现已在一、二、三号坑成立了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 对外开放。
一号坑为东西向的长方形坑,长230米,宽62米,四周各有五个门道。坑东西两端有长廊,南北两侧各有一边廊,中间为九条东西向过洞,过洞之间以夯土墙间隔。这个坑以车兵为主体,车、步兵成矩形联合编队。军阵主体面向东,在南、北、西边廊中各有一排武士面向外,担任护翼和后卫;东面三排武士为先锋。九个过洞内排列着战车与步兵的庞大主体军阵,每个过洞内有四列武士,有的穿战袍,有的着铠甲,中间配有战车,每辆战车后有 御手一名,车士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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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兵马俑二号坑
二号兵马俑坑于1994年3月1日开始正式发掘。全坑划分20X20米的24个探方。每个探方又以十字隔梁分成4个大小相等的小方。二号俑坑上部覆盖的表土已被清除,棚木遗迹已揭示出来。图中所示是二号俑坑发掘现场的局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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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兵马俑三号坑
三号坑面积520平方米,呈“凹”字形状。出土战车一乘,马俑四件,武士俑68件。坑内陶俑以夹道式排列,它是秦军阵的指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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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帝陵铜车马
秦陵铜车马出土于秦始皇陵西侧20M处,1980年局部试掘铜车马坑时,在一木椁内出土一前一后纵置的两辆大型铜车马,出土时已残破,经修复后恢复原状。
铜车马出土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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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后展出的铜车马
秦始皇帝陵园考古发掘
秦始皇帝陵位于西安市临憧区东的骊山北麓。通过考古勘探,在陵园内外已发现各种陪葬坑、陪葬墓及修陵人员的墓葬500余座。陪葬坑中比较重要的有:兵马俑坑、铜车马坑、马厩坑、珍禽异兽坑、石铠甲坑、百戏俑坑、文吏俑坑、青铜水禽坑,以及各种附葬坑等。另外,在陵园内外还发现寝殿、便殿、园寺吏舍等大量的宫殿建筑遗址。整个陵园犹如一座丰富的地下文物宝库。它是中国历代帝王陵中规模最大、埋藏物最多的一座陵园。
秦始皇陵土陵冢高43米,底边周长1700余米,筑有内外两重夯土城垣,象征都城的皇城和宫城。内城略呈方形,周长3890米,除北面开两门外,其余三面各开一门。外城为长方 形,周长6294米,四面各开一门。陵家位置在陵园南部。
秦始皇兵马桶坑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坑,位于陵园东侧l 500米处。昔日,这里是一片坟地,当地农民在掘墓时曾发现有像人一样的东西。1974年3月,在陵东的西杨村村民抗旱打 井时,在陵墓以东三里的下和村和五垃村之间,发现规模宏大的秦始皇陵兵马桶坑,经考古工作者的发掘,才揭开了埋葬于地下的2000多年前的秦俑宝藏。
秦始皇兵马桶陪葬坑坐西向东,三坑呈品字形排列。最早发现的是一号俑坑,呈长方形,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米,深约5米,总面积14260平方米,四面有斜坡门道,左右两侧又各有一个兵马俑坑,现称二号坑和三号坑。
秦始皇兵马俑陪葬坑,是世界最大的地下军事博物馆。捅坑布局合理,结构奇特,在深5米左右的坑底,每隔3米架起一道东西向的承重墙,兵马俑排列在墙间空档的过洞中。
在一号坑中已发掘出武士捅500余件,战车6乘,驾车马24匹,还有青铜剑、吴钩、矛、箭、弩机、铜戟等实战用的青铜兵器和铁器。俑坑东端有210个与人等高的陶武士俑,面部神态、服式、发型各不相同,个个栩栩如生,形态逼真,排成三列横队,每列70人,其中除3个领队身着销甲外,其余均穿短褐,腿扎裹腿,线履系带,免盔束发,挽弓挎箭,手执弩机,似待命出发的前锋部队。其后,是6000个铠甲俑组成的主体部队,个个手执3米左右长矛、戈、戟等长兵器,同35乘驷马战车间隔在11条东西向的过洞里,排成38路纵队。南北两侧和两端,各有一列武士俑,似为卫队,以防侧尾受袭。这支队伍阵容齐整,装备完备,威风凛凛,气壮山河,是秦始皇当年浩荡大军的艺术再现,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二号坑位于一号坑的东北侧和三号坑的东侧,呈曲尺形方阵,东西长96米,南北宽为84米,总面积约为6000平方米。坑内建筑与一号坑相同,但布阵更为复杂,兵种更为齐全,是3个坑中最为壮观的军阵。二号坑建有1.7万平方米的陈列大厅,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功能最齐全的现代化遗址陈列厅。秦兵马俑博物馆官长袁仲一解释说:“一来,为的是更好地保护文物,二来,因为把整个军阵全部清出地面,起码需要5~7年的功夫。这样做的好处是游客既可以参观到二号坑局部的风采,有可以亲眼看到二号坑的挖掘工作。”
据初步推算,二号坑有陶俑陶马1300多件,战车80余辆,青铜兵器数万件,其中将军俑、鞍马俑、跪姿射俑为首次发现。二号坑东、西两端各有4个斜坡门道,北边有两个斜坡门道,俑坑坐西面东,正门在东边。坑内布局分为4个单元。
第一单元,位于俑坑东端,四周长廊有立式弩兵俑60个,阵心由八路面东的160个蹲跪式弩兵俑组成。弩兵采取阵中张阵的编列,立、跪起伏轮番射击,以弥弩张缓慢之虞。
第二个单元,位于俑坑的右侧,由64乘战车组成方阵(车系木质,仅留遗迹)。每列8乘,共有8列。车前驾有真马大小的陶马4匹。每车后一字排列兵俑3个,中为御手拉马辔,另两个分别立于车左和车右,手持长柄兵器。
第三单元,位于中部,由19辆战车,264个步兵俑和8个骑士俑组成长方形阵,共分3列。每匹马前立骑士俑一个,一手牵马缰,一手作拉弓状。每乘车后除三名车士外,还配有8~36个步兵俑。
第四单元,位于军阵左侧,108个骑士俑和180匹陶鞍马俑排成11列横队,组成长方形骑兵阵。其中第1、3列为战车6辆。每匹马前,立胡服骑士俑一个,右手牵马,左手拉弓。
三号坑在一号坑西端25米处,面积约为520平方米,呈凹字形。门前有一乘战车,内有武士俑68个。从3号坑的布局看,似为总指挥部,统帅左、右、中三军,只是没有建成而已。
四号坑有坑无俑,只有回填的泥土。
从2个坑的布局和阵法看,二号坑阵式复杂,兵种齐全,是对阵的中坚力量。这种编组方法在兵书上叫作“大阵包小阵,大营包小营,偶落钩连,折曲相对。”《孙膑兵法》说:“在骑与战者,分为三,一在于右,一在于左,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反则广其弩”,三者有机结合,才能百战不殆。二号坑是这位古代军事家的理论图解。
从秦俑坑出土兵器的刻记年号看,兵马俑从葬坑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后修建的。秦始皇凭借他“挥剑决浮云”、“大略驾群才”的能力,灭六国,统天下。兵马俑反映了秦王朝兵强马壮、叱咤风云的气势。秦始皇死后,秦二世胡亥继位,继续大修阿房宫和弛道,赋税徭役比以前更为繁重,从而引起农民大起义。在这种形式下,三号坑中途终断,四号坑未及放兵马俑,就匆匆填死了。发掘中发现有火焚痕迹,可能与楚霸王入关火烧阿房宫有关系。
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将秦始皇陵定为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1987年,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在兵马俑一号坑址上建成的拱形展厅,设立了“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向中外广大旅游者开放。
文化遗产
世界最大帝陵之一 秦始皇陵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结构最奇特、内涵最丰富的帝王陵墓之一,实际上它是一座豪华的地下宫殿。
世界第八个奇迹 外国元首、学者参观秦俑博物馆后认为,秦俑坑的发现,不仅在我国,而且也是世界考古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可以说是世界第八个奇迹,它可以同埃及金字塔和古希腊雕塑相媲美,公认它是世界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
震惊中外的考古发现 1974年,中国考古工作者把沉睡千年的7000多件陶捅发掘出土,被认为是古代的奇迹,是本世纪最壮观的考古发现。秦兵马俑,无论在数量上、质量上,还是在考古发现上,都是世界上所罕见,它对于深入研究公元前二世纪秦代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和艺术等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材料。它既是中国人民的艺术珍品,又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文化遗产。
古代泥塑艺术的宝库 秦始皇兵马俑是以现实生活为题材而塑造的,艺术手法细腻、明快,手势、脸部表情神态各异,具有鲜明的个性和强烈的时代特征,显示出泥塑艺术的顶峰,为中华民族灿烂的古老文化增添光彩,给世界艺术史补充了光辉的一页。
位于陕西临潼县城东5公里, 距西安36公里, 是秦始皇嬴政的皇陵。 陵区分陵园区和从葬区两部分。陵园占地近8平方公里, 建外、内城两重,封土呈四方锥形 ,顶部略平, 高55米,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皇帝陵, 也是最大的皇帝陵。
1974年以来,在陵园东1.5公里处发现从葬兵马俑坑三处, 出土陶俑8000件、战车百乘以及数万件实物兵器等文物; 1980年又在陵园西侧出土青铜铸大型车马2乘。引起全世界的震惊和关注, 被誉为“世界第八奇迹”。现已在一、二、三号坑成立了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 对外开放。
一号坑为东西向的长方形坑,长230米,宽62米,四周各有五个门道。坑东西两端有长廊,南北两侧各有一边廊,中间为九条东西向过洞,过洞之间以夯土墙间隔。这个坑以车兵为主体,车、步兵成矩形联合编队。军阵主体面向东,在南、北、西边廊中各有一排武士面向外,担任护翼和后卫;东面三排武士为先锋。九个过洞内排列着战车与步兵的庞大主体军阵,每个过洞内有四列武士,有的穿战袍,有的着铠甲,中间配有战车,每辆战车后有 御手一名,车士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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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兵马俑二号坑
二号兵马俑坑于1994年3月1日开始正式发掘。全坑划分20X20米的24个探方。每个探方又以十字隔梁分成4个大小相等的小方。二号俑坑上部覆盖的表土已被清除,棚木遗迹已揭示出来。图中所示是二号俑坑发掘现场的局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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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兵马俑三号坑
三号坑面积520平方米,呈“凹”字形状。出土战车一乘,马俑四件,武士俑68件。坑内陶俑以夹道式排列,它是秦军阵的指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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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帝陵铜车马
秦陵铜车马出土于秦始皇陵西侧20M处,1980年局部试掘铜车马坑时,在一木椁内出土一前一后纵置的两辆大型铜车马,出土时已残破,经修复后恢复原状。
铜车马出土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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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后展出的铜车马
秦始皇帝陵园考古发掘
秦始皇帝陵位于西安市临憧区东的骊山北麓。通过考古勘探,在陵园内外已发现各种陪葬坑、陪葬墓及修陵人员的墓葬500余座。陪葬坑中比较重要的有:兵马俑坑、铜车马坑、马厩坑、珍禽异兽坑、石铠甲坑、百戏俑坑、文吏俑坑、青铜水禽坑,以及各种附葬坑等。另外,在陵园内外还发现寝殿、便殿、园寺吏舍等大量的宫殿建筑遗址。整个陵园犹如一座丰富的地下文物宝库。它是中国历代帝王陵中规模最大、埋藏物最多的一座陵园。
第3个回答 2007-05-01
总体而言就是:雕刻手法写实,注重细节刻画。
1974年3月,陕西省临潼秦始皇陵东侧的西杨村村民在挖井时偶然发现了一个令世界震惊的奇迹,经过考古工作人员的精心发掘,一个重大的历史遗存横空出世,随即也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它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二十世纪考古史的最为壮观的发现”,这便是闻名遐迩的秦始皇兵马俑。
秦始皇兵马俑坑共发现三个,加上一个未建成的,依次编为一至四号坑,共发掘出战车百余乘、陶马600余匹、陶俑近8000件,还有其他的青铜兵器。秦始皇兵马俑的出土为世人展示了秦始皇的一支阵容庞大、组织严整的禁卫军,象征了秦朝威武的军队。尽管在咸阳、徐州、武威也先后有汉代兵马俑群的出土,但是无论是规模还是制作工艺上,是无法与秦始皇兵马俑相提并论的。《孙子兵法》开宗明义:“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从中可见,古代的军队在国家中占有的重要地位,也可窥见秦始皇一统天下的奥秘。
暂且不论它规模的宏大、编排的精细,就从艺术角度看,它体现出了较高的艺术水准,堪称艺术精品。秦始皇兵马俑的艺术特点首先是它的高度写实性。秦始皇兵马俑坑所展现的军队阵容是完全按照当时秦军的实况设计的,所以其中的秦俑、陶马、车也是按实物大小制成。秦以前的雕塑以装饰性为主,而秦俑采用了写实的刻画方式,带有明显的肖像性和写生性的特征。陶俑一般身高1.8米左右,最高者可达2米,均为彪形大汉。陶马一般身长2米,通高1.7米,与真马大小相等,形体比例准确,形象栩栩如生,如此大规模的陶马群在中国雕塑史上也是一个突破。其次是它的传神。秦兵马俑的写实并不只是简单地按照现实摹刻下来,而是经过了艺术的处理。不同的人物外形,不同的官阶,不同的性格特征,不同的精神面貌,如此这些都体现在了秦俑的身上,可见它的造型刻画不仅实现“形似”而且还达到“神似”。秦俑以头部的刻画最为精致,有的眉宇凝聚,端庄肃穆;有的面庞清秀,微微含笑;有的带有皱纹,一脸老成……通过对面部的精心刻画将秦军的各种人物表现得生动万分。秦俑的传神特征还通过艺术的夸张和提炼表现,它的刻画不是追求细枝末节,而是抓住了关键的部位进行艺术处理。比如说,将眉毛加粗加厚使脸部更有体积感,胡子处理成飞动或翻卷状,虽然与现实不符,但是却更突出了人物的性格。对陶马的塑造也是如此,用洗炼概括的塑造手法便将一匹匹战马刻画得形象和生动。除了马头的塑造较为细腻多变化以外,四肢与胸部都用大写意的夸张手法,棱角分明,肌腱隆凸,臀部浑圆,腰部微凹,显得强健有力。没有过多复杂的线条,流畅并富有韵律感,让人感觉到如真马一般,但却似无法在现实中找到的神马。灵活多样的艺术技巧也是秦始皇兵马俑的艺术特点之一。秦俑的刻画并不是单一的,而是运用了多种多样的艺术技巧。对比就是其中之一,如刻画细微的铠甲和简洁的下身衣纹,精致的武官、发式和简单的躯体。这些对比处理出于整体效果的统一,使形象既简洁又丰富,在朴拙中见精致,局部精细但不失整体的气势。另外秦俑也是圆雕、浮雕、线雕的统一体,运用塑、堆、捏、贴、刻、画等民间常用的传统技法,成功地塑造出生动的勇士形象。每一个陶俑和陶马都是完整的统一体,可谓多种的刻画手段集于一身。另外,兵马俑的本来面目其实是彩绘的。很难想象坑中灰头土脸的秦俑其实是彩色的,由于经过火烧和自然的破坏,今天我们已经看不到它色彩绚丽的样子,但是所幸仍有一部分陶俑和陶马身上有残存颜色的痕迹,这些颜色的种类有红、绿、蓝、白、黑、黄等多种,可以想象俑坑初建成时,绚丽多彩的陶俑整齐的站立军姿,那个场面是何等灿烂和壮观。更令人称道的是秦兵马俑身上所绘的颜色并不是简单的千篇一律,而是经过严格的色彩配置,体现出整体的色彩效果。一般来说,兵俑大多是红色上衣配绿色或蓝色下衣,手和脸多用粉红,衣袖衣领多用绿色或赭石色,铠甲的甲钉多用黑色,连接甲片的线多用红色,这些都是有一定规律和样式。这种绘塑结合的艺术技巧,成为雕塑技法的补充手段,是秦俑丰富的艺术表现力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笔。
秦俑艺术在中国古代雕塑史上的地位是重要的,它是前代艺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又深刻影响着后世雕塑艺术的产生和发展。首先,它将我国写实主义的艺术传统发扬光大,为后代的雕塑艺术起到了奠基的作用。其次,秦俑的洗炼概括为后世汉唐所继承和发扬,成为中国造型艺术中重要的艺术特点。再者,绘塑结合的技法为中国古代雕塑注入了新鲜的活力,拓宽了中国雕塑艺术的发展道路。
秦俑艺术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史上的一个典范,它的艺术风格和艺术技巧为后世所继承和发展,使其艺术传统源远流长。今天,来自全世界的人民怀着无比惊奇和称赞之情来观赏这一世界奇迹。秦始皇兵马俑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也是世界文化的宝贵遗产。
秦始皇陵兵马俑在整体的动静和谐统一中,蕴含着无穷的威力,流露出艺术设计者对秦王军威的仰慕和崇敬。作为雕塑个体,形象的具体化,尤其是面部个性化的特点增加了军阵的勃勃生气。陶俑在制做上采用模制和手捏结合的方法。工匠艺术家们在捏塑过程中运用贴塑、刻、划等技法,根据长期对不同人物的观察尽情地发挥个人的想象。俑的脸型、神情多种多样:有的脸长方、宽额,有的圆浑、两颧隆起;有的骠悍,有的清秀;有的憨厚朴实,有的精明干练。须发的样式也别具一格。蓄须的有呈牛犄角上翘,面颊浓髭相连,有的几缕长须;有的只留短髭。发型也奇异多变:长发绾髭,髭有锥形有圆型,位置有偏有正。脑后发辫或盘成十字形、大字形,或盘成枝丫形。姿态除少数立射、跪射俑和驭手外,大部都呈立势,右手握武器,左手下垂,身体多为模制。军阵这一主题要求武士姿态挺直,整齐划一的排列自然形成军阵整体肃穆的布局,显示了秦军千军万马横扫六合勇不可挡的气势。艺术家在有限的自由创作中,塑造着一个个武士,倾心灌注了他们对普通人家子弟的爱。在整体和个体的统一变化的和谐中,完成了巨大的艺术构想,它既体现了统治者的所要的军威,又表现了普通人的活力。
1974年3月,陕西省临潼秦始皇陵东侧的西杨村村民在挖井时偶然发现了一个令世界震惊的奇迹,经过考古工作人员的精心发掘,一个重大的历史遗存横空出世,随即也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它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二十世纪考古史的最为壮观的发现”,这便是闻名遐迩的秦始皇兵马俑。
秦始皇兵马俑坑共发现三个,加上一个未建成的,依次编为一至四号坑,共发掘出战车百余乘、陶马600余匹、陶俑近8000件,还有其他的青铜兵器。秦始皇兵马俑的出土为世人展示了秦始皇的一支阵容庞大、组织严整的禁卫军,象征了秦朝威武的军队。尽管在咸阳、徐州、武威也先后有汉代兵马俑群的出土,但是无论是规模还是制作工艺上,是无法与秦始皇兵马俑相提并论的。《孙子兵法》开宗明义:“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从中可见,古代的军队在国家中占有的重要地位,也可窥见秦始皇一统天下的奥秘。
暂且不论它规模的宏大、编排的精细,就从艺术角度看,它体现出了较高的艺术水准,堪称艺术精品。秦始皇兵马俑的艺术特点首先是它的高度写实性。秦始皇兵马俑坑所展现的军队阵容是完全按照当时秦军的实况设计的,所以其中的秦俑、陶马、车也是按实物大小制成。秦以前的雕塑以装饰性为主,而秦俑采用了写实的刻画方式,带有明显的肖像性和写生性的特征。陶俑一般身高1.8米左右,最高者可达2米,均为彪形大汉。陶马一般身长2米,通高1.7米,与真马大小相等,形体比例准确,形象栩栩如生,如此大规模的陶马群在中国雕塑史上也是一个突破。其次是它的传神。秦兵马俑的写实并不只是简单地按照现实摹刻下来,而是经过了艺术的处理。不同的人物外形,不同的官阶,不同的性格特征,不同的精神面貌,如此这些都体现在了秦俑的身上,可见它的造型刻画不仅实现“形似”而且还达到“神似”。秦俑以头部的刻画最为精致,有的眉宇凝聚,端庄肃穆;有的面庞清秀,微微含笑;有的带有皱纹,一脸老成……通过对面部的精心刻画将秦军的各种人物表现得生动万分。秦俑的传神特征还通过艺术的夸张和提炼表现,它的刻画不是追求细枝末节,而是抓住了关键的部位进行艺术处理。比如说,将眉毛加粗加厚使脸部更有体积感,胡子处理成飞动或翻卷状,虽然与现实不符,但是却更突出了人物的性格。对陶马的塑造也是如此,用洗炼概括的塑造手法便将一匹匹战马刻画得形象和生动。除了马头的塑造较为细腻多变化以外,四肢与胸部都用大写意的夸张手法,棱角分明,肌腱隆凸,臀部浑圆,腰部微凹,显得强健有力。没有过多复杂的线条,流畅并富有韵律感,让人感觉到如真马一般,但却似无法在现实中找到的神马。灵活多样的艺术技巧也是秦始皇兵马俑的艺术特点之一。秦俑的刻画并不是单一的,而是运用了多种多样的艺术技巧。对比就是其中之一,如刻画细微的铠甲和简洁的下身衣纹,精致的武官、发式和简单的躯体。这些对比处理出于整体效果的统一,使形象既简洁又丰富,在朴拙中见精致,局部精细但不失整体的气势。另外秦俑也是圆雕、浮雕、线雕的统一体,运用塑、堆、捏、贴、刻、画等民间常用的传统技法,成功地塑造出生动的勇士形象。每一个陶俑和陶马都是完整的统一体,可谓多种的刻画手段集于一身。另外,兵马俑的本来面目其实是彩绘的。很难想象坑中灰头土脸的秦俑其实是彩色的,由于经过火烧和自然的破坏,今天我们已经看不到它色彩绚丽的样子,但是所幸仍有一部分陶俑和陶马身上有残存颜色的痕迹,这些颜色的种类有红、绿、蓝、白、黑、黄等多种,可以想象俑坑初建成时,绚丽多彩的陶俑整齐的站立军姿,那个场面是何等灿烂和壮观。更令人称道的是秦兵马俑身上所绘的颜色并不是简单的千篇一律,而是经过严格的色彩配置,体现出整体的色彩效果。一般来说,兵俑大多是红色上衣配绿色或蓝色下衣,手和脸多用粉红,衣袖衣领多用绿色或赭石色,铠甲的甲钉多用黑色,连接甲片的线多用红色,这些都是有一定规律和样式。这种绘塑结合的艺术技巧,成为雕塑技法的补充手段,是秦俑丰富的艺术表现力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笔。
秦俑艺术在中国古代雕塑史上的地位是重要的,它是前代艺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又深刻影响着后世雕塑艺术的产生和发展。首先,它将我国写实主义的艺术传统发扬光大,为后代的雕塑艺术起到了奠基的作用。其次,秦俑的洗炼概括为后世汉唐所继承和发扬,成为中国造型艺术中重要的艺术特点。再者,绘塑结合的技法为中国古代雕塑注入了新鲜的活力,拓宽了中国雕塑艺术的发展道路。
秦俑艺术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史上的一个典范,它的艺术风格和艺术技巧为后世所继承和发展,使其艺术传统源远流长。今天,来自全世界的人民怀着无比惊奇和称赞之情来观赏这一世界奇迹。秦始皇兵马俑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也是世界文化的宝贵遗产。
秦始皇陵兵马俑在整体的动静和谐统一中,蕴含着无穷的威力,流露出艺术设计者对秦王军威的仰慕和崇敬。作为雕塑个体,形象的具体化,尤其是面部个性化的特点增加了军阵的勃勃生气。陶俑在制做上采用模制和手捏结合的方法。工匠艺术家们在捏塑过程中运用贴塑、刻、划等技法,根据长期对不同人物的观察尽情地发挥个人的想象。俑的脸型、神情多种多样:有的脸长方、宽额,有的圆浑、两颧隆起;有的骠悍,有的清秀;有的憨厚朴实,有的精明干练。须发的样式也别具一格。蓄须的有呈牛犄角上翘,面颊浓髭相连,有的几缕长须;有的只留短髭。发型也奇异多变:长发绾髭,髭有锥形有圆型,位置有偏有正。脑后发辫或盘成十字形、大字形,或盘成枝丫形。姿态除少数立射、跪射俑和驭手外,大部都呈立势,右手握武器,左手下垂,身体多为模制。军阵这一主题要求武士姿态挺直,整齐划一的排列自然形成军阵整体肃穆的布局,显示了秦军千军万马横扫六合勇不可挡的气势。艺术家在有限的自由创作中,塑造着一个个武士,倾心灌注了他们对普通人家子弟的爱。在整体和个体的统一变化的和谐中,完成了巨大的艺术构想,它既体现了统治者的所要的军威,又表现了普通人的活力。
第4个回答 2007-05-01
这分类真抽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