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说法的终结

对于一个有志于研究这段历史的人而言，的确面临着一个巨大的任务，这就是“通古今之变”。在这样的条件下，就需要回避两个约定俗成的倾向，第一是试图将明清史看作是中国传统社会或者帝国时代的终结阶段，通过这个历史界定，将传统的历史与近代史割裂，导致我们在分析商业发展的时候，要么过分强调传统的传承，要么过分强调西方商业历史的侵入，而忽略了中国商业面对外力的时候的主动性或者是被动型。第二则是站不住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之说，既忽略了长达千年的商业社会无法内生的商业变革力量，也回避了一个转型时代中国人的不适应心态，所谓抱残守缺，画地为牢，通常总是以一种民族主义的内生情绪作为最大的理由。

对于中国历史学来说，资本主义萌芽似乎是一块搬不走砸不碎又绕不过去的巨石。流行的观点是这样：如果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使得中国自己的资本主义发展受阻而搁浅的话，中国社会在自身惯性的作用下会自发走向资本主义，因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存在是个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
中国的历史学家在中国的"封建社会"起于何时这一问题上可能争议很大，但却鲜有不承认中国存在资本主义萌芽的。这一问题与中国现实结合得是如此的紧密，以致于历史学不得不顺时顺势而动。不过人们可能有意无意地忘记了马克思晚年的告诫―他对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必然性的研究只限于西欧，也有意无意地忘记了马克思对亚细亚社会的一贯立场和观点，即"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亚洲生产方式不是指一个纯粹的历史概念，而是指历史中的死巷，指‘背逆时间像植物一样懒洋洋成长'的社会，它们只有过去，却没有现在和将来"（《反革命氛围》，阿里夫·德里克，王宁 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8月第一版，第315页）。马克思的一生中直接论述中国的著作不多，现在能看到的除了收集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中的有限几篇外，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还有一篇论述太平天国的文章《中国记事》，在该文中，马克思予中国社会和太平天国以否定评价，认为中国社会的停滞不前以及太平军的乏"建设性"等，前一观点在其他论述中国的文章中已有所表露，不过不似该篇那样直白而已。由于这篇文章选集不选，因而知道的人并不太多。
当然，今天看来，马克思的观点不一定正确，他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了解并不是很多，他一生关注的焦点始终在西方。有人指责马克思的观点中潜隐着欧洲中心论意识，他对东方社会的一系列观点并不符合东方社会历史发展的事实。不能说这种指责没有道理，权作一种参考。
顾准认为中国社会不会产生资本主义萌芽，他说："中国那些奢谈什么中国也可以从内部自然成长出资本主义的人们，忘掉资本主义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法权体系是上层建筑，并不只有经济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决定，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生长出来或不能够生长出来。资本主义是从希腊罗马文明中产生出来的，印度、中国、波斯、阿拉伯、东正教文明都没有产生出来资本主义，这并不是偶然"（《顾准文稿》，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第329页）。顾准把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诞生归结为希腊罗马的文明传统，这种观点受十九世纪后半期至二十世纪前半期在欧洲占优势的"现代主义"古典观的影响较大，它强调"古代资本主义"，主张希腊罗马与近代的近似性。而如今，这种"现代主义"古典观已被"原始主义"古典观取代，后者强调希腊罗马全然不同于近代西方，即强调希腊罗马的非资本主义性或原始性。
可以说，每一代人都在按照自己的理解诠释历史，对此作永久的真假善恶之类判断好象没有多大意义，重要的是，不可能把一种制度的诞生归结为单纯的某一种或几种因素的作用，否则历史岂不因此而终结？人们又将以何种理论来应付现实的种种挑战呢？
正统史学以经济因素来解释资本主义萌芽，把工厂手工业和雇佣关系的产生看作其诞生的标志，完全忽略资本主义的产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在历史学中，可以把某一种思想诞生的标志确定为某一年某一部著作的发表，但是对于一种制度的孕育诞生，则要以世纪来衡量，看到其社会全面的变革与变化，单纯纠缠于某一种现象，这好象不是十分可取的态度。
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史来看，资本主义萌芽的诞生是社会全面变革的结果。从经济领域看，它是工厂手工业的出现和雇佣关系的形成和发展；从政治领域看，它是新的阶级（阶层）的产生以及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发生；从意识形态领域看，它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得以成功地实行；从空间发生上看，它是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上述各个方面在特定历史时期的风云际会才是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整个过程，也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才得以发展壮大。
对这类问题的认识，最好放宽历史的眼界，拓宽历史事件发生的的时间和空间，有了历史的纵深，也许会更清楚一些。
既然如此，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有无问题就不是个应该继续争论不休的话题了，对中国历史而言，它根本不存在。刘启良先生认为，尽管东方社会并非铁板一块，甚至差异性很大，"但有一点在古代东方却是相同的，即在土地王有制和个人缺乏财产的最后所有权的情况下，私有制的发展始终是受限制的"（《东方文明畅想录》，刘启良，花城出版社，2001年4月第一版，第115页）。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并没有产生什么资本主义萌芽，虽然出现过一些新的经济现象，也并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仍然属于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范畴。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刘先生在概念澄清上下了一番功夫，着重区别了以下五组概念：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类资本主义经济现象与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经济现象与资本主义社会；古代社会的雇佣劳动者与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下的雇佣工人；城市居民与市民社会。不可否认，对这些概念的辨析有助于人们更好地思考这一问题。不过，正统史学认定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存在资本主义萌芽，其目的和动机所在，有更现实的力量驱动，而其原因，也并不是概念混淆那么简单。十月革命后，中国从苏俄那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进而也接受了二者的社会形态发展观点（所谓"五形态论"），自然也就有个资本主义的产生问题，而对这一问题的成功论证既可以填补用"五形态论"切割中国史所产生逻辑空白，又可以进一步证明"五形态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毛泽东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提出资本主义萌芽这一观点。1949年，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和考证以"中国在明代中后期产生资本主义萌芽"被史学界广泛接受而告一段落。显然，这里有政治权威干预的因素。
马克思把欧洲中世纪称为封建社会，但他从未把中国或印度叫作封建社会。马克思所说的封建社会具有明确的内涵，它起码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分封制、私有制、贵族集团、政治格局上的宗教神权与世俗王权的二元格局（近代以来经宗教改革所形成的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发展所起到的进步作用可以证明宗教的存在对社会发展的意义）等等。从中国历史发展来看，中国自秦以降就不存在大规模长期的分封制，至于受法律保护的个人所有意义上的私有制，它的发展始终受到多方面的限制，而贵族集团，先秦有过，后来随着社会斗争的加剧而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国自秦以降，有官僚、庄园主、商人、农民、手工业者，而基本的阶级分野则是官与民，惟独没有贵族。当然，中国也没有象基督教那样能够整束人心，减轻社会不满情绪并指向终极关怀的宗教。
前文说过，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是个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它需要多种力量的支撑。而在古代中国，找不到这些力量，相反，限制它的力量却很多，比如无所不在的政治权力对"民"的侵犯，抑商的传统，史官文化的制约，闭关锁国的政策，这些力量愈益强大，挤满资本主义可能产生的各个角落和缝隙。因而，中国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尽管与欧洲几乎同步诞生，然而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不但没有日益壮大反而日渐萎缩，缘何如此？无它，盖当时所出现的根本不是什么资本主义萌芽。追问

浩浩千字，若是您自己亲自打的，很是感激。

但从情况上来看，似乎是两键（复制—黏贴）的产物。

况且这个答案否定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存在，不言说学术上的争议问题，但是说中学历史课本上很清晰的肯定了它的存在，而我目前是学应试历史的……

还是谢谢您动了几下手指，起码开阔了下我的眼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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