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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乾时期，专制皇权在康熙朝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这集中表现为由雍正帝、乾隆帝父子提出的极端君主专制理论及其实践。雍乾时期君权的强化，已经超乎通常意义上的皇权集中范围，出现了以抹煞臣僚政治个性，严密控制臣僚思想意识和政治活动为显著特征的非理性强化趋势。在极端君主专制条件下，雍正帝、乾隆帝为了加强控制，不但将许多属于臣僚职责范围的事务，改由自己操办，皇权恶性发展，皇帝逐渐成为事必躬亲的专制家长，而且高度强调臣僚要与自己“一德一心”，反对臣僚独立思考，鼓吹臣僚凡事唯皇帝之令是从，以皇帝之是非取代臣僚之是非；广泛利用奏折制度、特务统治等手段强化对臣僚的严密监督与控制。
雍乾时期的极端君主专制，持续近百年（到嘉庆帝亲政后方初步结束），可以说是18世纪中国政治生活中最引人注目，影响最为深远的历史现象。就这一局面形成之原因，除了顺康以来君权强化这一历史惯性的推动，以及为了维持和发展“大一统”局面，需要加强中央集权（其核心是加强君权）这一内在要求外，主要还有以下几点：
第一，它是清朝内部政治斗争的必然结果。雍正初年，雍正皇帝所面临的严重的统治合法性危及，清朝上层激烈的权力争夺，迫使雍正帝不得不采用严猛政策，以恐怖统治的方式，维持自己的帝位，即所谓对“不知敬礼”，“不笃诚敬，如禽兽者”，“非可以宽仁感化，唯有治之以法而已”（《雍正起居注》）。严猛统治，一方面起到了清除政敌的作用，另一方面加强了皇帝在普通臣僚中的权威地位，不可避免地导致皇权的加强。
第二，雍乾二帝强烈的君权意识，刚毅的政治性格，勤于政务的工作作风，也加大了皇权的集中程度。当然，他们二人所处政治环境的不同，在思想、喜好等方面的差异，也使极端君主专制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例如，在雍正时期，极端君主专制，主要通过皇帝打击政敌，清除异己，躬亲庶政，得到体现和加强。而乾隆时期，清朝内部权力斗争基本得到解决，乾隆帝的主要任务在于为大清帝国的时代延续作“根本之图”，故这个时期的极端君主专制，主要通过皇帝对臣僚严格的思想控制体现出来，并通过文字狱、禁毁图书等方式，将专制统治推向全社会，特别是知识界。
第三，18世纪清朝强盛的国力，繁荣的经济和文化，提高了朝廷、特别是皇帝在知识阶层和官僚阶层的地位和威信，方便了皇帝的独裁。应该说，康乾盛世的出现，是清前期中国社会创造的一个伟大奇迹。在这一百余年中，官僚政治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传统社会的潜力得到充分发掘，传统中国因此而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恢弘气派。国家统一的最终完成，社会经济的高度繁荣，学术文化的集大成，从不同的侧面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时人所称“正值太平盛世”，“轹古凌今，遘史册罕逢之盛世”；所谓“社灯连袂踏春田，歌鼓声声应节圆；舞遍两行红结队，儿童齐唱太平年”，即生动反映了当时的繁荣景象。在传统社会条件下，将对盛世的赞美，转变为对最高统治者的迷信和崇拜，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故当时的官僚士人纷纷歌颂清帝功业辉煌，为“王道之极盛，而三五之遐躅”，欢呼 “凡属臣庶，罔不鳌忭雀快；睹夫偃伯橐弓之会，额手相庆曰：若书所称神圣文武者，盖如是乎？”这就为皇帝加强自己的独裁，创造了良好的政治基础和舆论基础。
极端君主专制局面一旦形成，就会深刻地影响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君权的极度膨胀，皇帝躬亲庶政，在特定时期（如在雍正朝）确实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有利于政府聚集和运用各种资源，维护和加强国家统一，有利于镇压各种异己势力，清除腐败，保持官僚政治的正常运行。但从长远的角度看，这种带有明显非理性特色和恐怖色彩的个人独裁，并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久安长治。相反，它对当时的政治社会产生了十分明显的消极影响：
一是由于皇权恶性膨胀，改变了传统的
权力分配体制，在皇帝的阴影下，除了极少数亲信大臣外，大多数臣僚缺乏行政积极性和创造性，纷纷持禄养交，苟且度日。故乾隆帝感叹说，诸臣“唯以循例办稿为供职，并无深谋远虑，为国家根本之计”，“似此因循之习不改，竟与乡原无异”（《乾隆起居注》）。
二是皇帝亲理庶务，将日常政务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不能适应官僚政治程序化、严密化发展的客观趋势，其结果是皇帝不能不日益依靠少数亲信协理政务。这就导致了新的政治异化现象的出现。
三是严酷的政治控制，特别是文化专制主义，严重束缚了社会思想，特别是政治思想的发展。和当时多元的、活跃的学术观念比起来，18世纪中国政治思想，特别是反专制思想相对贫乏，士大夫们对君臣关系的理解十分肤浅，对极端君主专制的批判苍白无力，缺乏基本的创新精神，这不能不说和当时清廷严酷的政治控制存在着明显的因果关系。应该说，18世纪的中国，正处于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发展时期，在社会经济、思想文化乃至社会结构等方面，都出现了明显的转型态势，而当时政治制度变革的严重滞后，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历史前进的步伐。
总之，所谓极端君主专制，就是它不但将皇权作为一切政治权力的源泉，而且以片面的极端方式，将皇帝权威推进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将臣僚变成了皇帝的私人奴仆。在政治等级上，从主奴的角度，确立了臣僚对皇帝严格的政治人身依附关系。在政治运行中，尽量用专制皇帝的个人人格，取代臣僚的独立人格，用皇帝的是非取代臣僚的是非，用皇帝的利益取代国家的利益，将皇帝的意志作为政策、法律的核心。而人们通常所谓的法治，只能是专制君主实行人治的必要补充，至于以科层制为特点的官僚体制，则是君主独裁政体下一部庞大而又严密的行政机器。雍乾时期形成的极端君主专制，在短期内确实造就了一种高效率，一种相对清廉的行政风气，一种令人望而生畏的威严景象，但从长远看，它实际上使清朝的前途和命运，变得更加变幻莫测，风雨飘摇。因为就国家的前途而言，将政权置于规范的制度化运行中，与将其交与个人的独裁统治相比，具有更多的合理性，都更能实现理性为政的原则，更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在历史上，这是一个无需论证的众所周知的事实。
雍乾时期的极端君主专制，持续近百年（到嘉庆帝亲政后方初步结束），可以说是18世纪中国政治生活中最引人注目，影响最为深远的历史现象。就这一局面形成之原因，除了顺康以来君权强化这一历史惯性的推动，以及为了维持和发展“大一统”局面，需要加强中央集权（其核心是加强君权）这一内在要求外，主要还有以下几点：
第一，它是清朝内部政治斗争的必然结果。雍正初年，雍正皇帝所面临的严重的统治合法性危及，清朝上层激烈的权力争夺，迫使雍正帝不得不采用严猛政策，以恐怖统治的方式，维持自己的帝位，即所谓对“不知敬礼”，“不笃诚敬，如禽兽者”，“非可以宽仁感化，唯有治之以法而已”（《雍正起居注》）。严猛统治，一方面起到了清除政敌的作用，另一方面加强了皇帝在普通臣僚中的权威地位，不可避免地导致皇权的加强。
第二，雍乾二帝强烈的君权意识，刚毅的政治性格，勤于政务的工作作风，也加大了皇权的集中程度。当然，他们二人所处政治环境的不同，在思想、喜好等方面的差异，也使极端君主专制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例如，在雍正时期，极端君主专制，主要通过皇帝打击政敌，清除异己，躬亲庶政，得到体现和加强。而乾隆时期，清朝内部权力斗争基本得到解决，乾隆帝的主要任务在于为大清帝国的时代延续作“根本之图”，故这个时期的极端君主专制，主要通过皇帝对臣僚严格的思想控制体现出来，并通过文字狱、禁毁图书等方式，将专制统治推向全社会，特别是知识界。
第三，18世纪清朝强盛的国力，繁荣的经济和文化，提高了朝廷、特别是皇帝在知识阶层和官僚阶层的地位和威信，方便了皇帝的独裁。应该说，康乾盛世的出现，是清前期中国社会创造的一个伟大奇迹。在这一百余年中，官僚政治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传统社会的潜力得到充分发掘，传统中国因此而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恢弘气派。国家统一的最终完成，社会经济的高度繁荣，学术文化的集大成，从不同的侧面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时人所称“正值太平盛世”，“轹古凌今，遘史册罕逢之盛世”；所谓“社灯连袂踏春田，歌鼓声声应节圆；舞遍两行红结队，儿童齐唱太平年”，即生动反映了当时的繁荣景象。在传统社会条件下，将对盛世的赞美，转变为对最高统治者的迷信和崇拜，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故当时的官僚士人纷纷歌颂清帝功业辉煌，为“王道之极盛，而三五之遐躅”，欢呼 “凡属臣庶，罔不鳌忭雀快；睹夫偃伯橐弓之会，额手相庆曰：若书所称神圣文武者，盖如是乎？”这就为皇帝加强自己的独裁，创造了良好的政治基础和舆论基础。
极端君主专制局面一旦形成，就会深刻地影响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君权的极度膨胀，皇帝躬亲庶政，在特定时期（如在雍正朝）确实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有利于政府聚集和运用各种资源，维护和加强国家统一，有利于镇压各种异己势力，清除腐败，保持官僚政治的正常运行。但从长远的角度看，这种带有明显非理性特色和恐怖色彩的个人独裁，并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久安长治。相反，它对当时的政治社会产生了十分明显的消极影响：
一是由于皇权恶性膨胀，改变了传统的
权力分配体制，在皇帝的阴影下，除了极少数亲信大臣外，大多数臣僚缺乏行政积极性和创造性，纷纷持禄养交，苟且度日。故乾隆帝感叹说，诸臣“唯以循例办稿为供职，并无深谋远虑，为国家根本之计”，“似此因循之习不改，竟与乡原无异”（《乾隆起居注》）。
二是皇帝亲理庶务，将日常政务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不能适应官僚政治程序化、严密化发展的客观趋势，其结果是皇帝不能不日益依靠少数亲信协理政务。这就导致了新的政治异化现象的出现。
三是严酷的政治控制，特别是文化专制主义，严重束缚了社会思想，特别是政治思想的发展。和当时多元的、活跃的学术观念比起来，18世纪中国政治思想，特别是反专制思想相对贫乏，士大夫们对君臣关系的理解十分肤浅，对极端君主专制的批判苍白无力，缺乏基本的创新精神，这不能不说和当时清廷严酷的政治控制存在着明显的因果关系。应该说，18世纪的中国，正处于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发展时期，在社会经济、思想文化乃至社会结构等方面，都出现了明显的转型态势，而当时政治制度变革的严重滞后，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历史前进的步伐。
总之，所谓极端君主专制，就是它不但将皇权作为一切政治权力的源泉，而且以片面的极端方式，将皇帝权威推进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将臣僚变成了皇帝的私人奴仆。在政治等级上，从主奴的角度，确立了臣僚对皇帝严格的政治人身依附关系。在政治运行中，尽量用专制皇帝的个人人格，取代臣僚的独立人格，用皇帝的是非取代臣僚的是非，用皇帝的利益取代国家的利益，将皇帝的意志作为政策、法律的核心。而人们通常所谓的法治，只能是专制君主实行人治的必要补充，至于以科层制为特点的官僚体制，则是君主独裁政体下一部庞大而又严密的行政机器。雍乾时期形成的极端君主专制，在短期内确实造就了一种高效率，一种相对清廉的行政风气，一种令人望而生畏的威严景象，但从长远看，它实际上使清朝的前途和命运，变得更加变幻莫测，风雨飘摇。因为就国家的前途而言，将政权置于规范的制度化运行中，与将其交与个人的独裁统治相比，具有更多的合理性，都更能实现理性为政的原则，更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在历史上，这是一个无需论证的众所周知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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