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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乾时期,专制皇权在康熙朝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这集中表现为由雍正帝、乾隆帝父子提出的极端君主专制理论及其实践。雍乾时期君权的强化,已经超乎通常意义上的皇权集中范围,出现了以抹煞臣僚政治个性,严密控制臣僚思想意识和政治活动为显著特征的非理性强化趋势。在极端君主专制条件下,雍正帝、乾隆帝为了加强控制,不但将许多属于臣僚职责范围的事务,改由自己操办,皇权恶性发展,皇帝逐渐成为事必躬亲的专制家长,而且高度强调臣僚要与自己“一德一心”,反对臣僚独立思考,鼓吹臣僚凡事唯皇帝之令是从,以皇帝之是非取代臣僚之是非;广泛利用奏折制度、特务统治等手段强化对臣僚的严密监督与控制。
雍乾时期的极端君主专制,持续近百年(到嘉庆帝亲政后方初步结束),可以说是18世纪中国政治生活中最引人注目,影响最为深远的历史现象。就这一局面形成之原因,除了顺康以来君权强化这一历史惯性的推动,以及为了维持和发展“大一统”局面,需要加强中央集权(其核心是加强君权)这一内在要求外,主要还有以下几点:
第一,它是清朝内部政治斗争的必然结果。雍正初年,雍正皇帝所面临的严重的统治合法性危及,清朝上层激烈的权力争夺,迫使雍正帝不得不采用严猛政策,以恐怖统治的方式,维持自己的帝位,即所谓对“不知敬礼”,“不笃诚敬,如禽兽者”,“非可以宽仁感化,唯有治之以法而已”(《雍正起居注》)。严猛统治,一方面起到了清除政敌的作用,另一方面加强了皇帝在普通臣僚中的权威地位,不可避免地导致皇权的加强。
第二,雍乾二帝强烈的君权意识,刚毅的政治性格,勤于政务的工作作风,也加大了皇权的集中程度。当然,他们二人所处政治环境的不同,在思想、喜好等方面的差异,也使极端君主专制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例如,在雍正时期,极端君主专制,主要通过皇帝打击政敌,清除异己,躬亲庶政,得到体现和加强。而乾隆时期,清朝内部权力斗争基本得到解决,乾隆帝的主要任务在于为大清帝国的时代延续作“根本之图”,故这个时期的极端君主专制,主要通过皇帝对臣僚严格的思想控制体现出来,并通过文字狱、禁毁图书等方式,将专制统治推向全社会,特别是知识界。
第三,18世纪清朝强盛的国力,繁荣的经济和文化,提高了朝廷、特别是皇帝在知识阶层和官僚阶层的地位和威信,方便了皇帝的独裁。应该说,康乾盛世的出现,是清前期中国社会创造的一个伟大奇迹。在这一百余年中,官僚政治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传统社会的潜力得到充分发掘,传统中国因此而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恢弘气派。国家统一的最终完成,社会经济的高度繁荣,学术文化的集大成,从不同的侧面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时人所称“正值太平盛世”,“轹古凌今,遘史册罕逢之盛世”;所谓“社灯连袂踏春田,歌鼓声声应节圆;舞遍两行红结队,儿童齐唱太平年”,即生动反映了当时的繁荣景象。在传统社会条件下,将对盛世的赞美,转变为对最高统治者的迷信和崇拜,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故当时的官僚士人纷纷歌颂清帝功业辉煌,为“王道之极盛,而三五之遐躅”,欢呼 “凡属臣庶,罔不鳌忭雀快;睹夫偃伯橐弓之会,额手相庆曰:若书所称神圣文武者,盖如是乎?”这就为皇帝加强自己的独裁,创造了良好的政治基础和舆论基础。
极端君主专制局面一旦形成,就会深刻地影响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君权的极度膨胀,皇帝躬亲庶政,在特定时期(如在雍正朝)确实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有利于政府聚集和运用各种资源,维护和加强国家统一,有利于镇压各种异己势力,清除腐败,保持官僚政治的正常运行。但从长远的角度看,这种带有明显非理性特色和恐怖色彩的个人独裁,并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久安长治。相反,它对当时的政治社会产生了十分明显的消极影响:
一是由于皇权恶性膨胀,改变了传统的
权力分配体制,在皇帝的阴影下,除了极少数亲信大臣外,大多数臣僚缺乏行政积极性和创造性,纷纷持禄养交,苟且度日。故乾隆帝感叹说,诸臣“唯以循例办稿为供职,并无深谋远虑,为国家根本之计”,“似此因循之习不改,竟与乡原无异”(《乾隆起居注》)。
二是皇帝亲理庶务,将日常政务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不能适应官僚政治程序化、严密化发展的客观趋势,其结果是皇帝不能不日益依靠少数亲信协理政务。这就导致了新的政治异化现象的出现。
三是严酷的政治控制,特别是文化专制主义,严重束缚了社会思想,特别是政治思想的发展。和当时多元的、活跃的学术观念比起来,18世纪中国政治思想,特别是反专制思想相对贫乏,士大夫们对君臣关系的理解十分肤浅,对极端君主专制的批判苍白无力,缺乏基本的创新精神,这不能不说和当时清廷严酷的政治控制存在着明显的因果关系。应该说,18世纪的中国,正处于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发展时期,在社会经济、思想文化乃至社会结构等方面,都出现了明显的转型态势,而当时政治制度变革的严重滞后,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历史前进的步伐。
总之,所谓极端君主专制,就是它不但将皇权作为一切政治权力的源泉,而且以片面的极端方式,将皇帝权威推进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将臣僚变成了皇帝的私人奴仆。在政治等级上,从主奴的角度,确立了臣僚对皇帝严格的政治人身依附关系。在政治运行中,尽量用专制皇帝的个人人格,取代臣僚的独立人格,用皇帝的是非取代臣僚的是非,用皇帝的利益取代国家的利益,将皇帝的意志作为政策、法律的核心。而人们通常所谓的法治,只能是专制君主实行人治的必要补充,至于以科层制为特点的官僚体制,则是君主独裁政体下一部庞大而又严密的行政机器。雍乾时期形成的极端君主专制,在短期内确实造就了一种高效率,一种相对清廉的行政风气,一种令人望而生畏的威严景象,但从长远看,它实际上使清朝的前途和命运,变得更加变幻莫测,风雨飘摇。因为就国家的前途而言,将政权置于规范的制度化运行中,与将其交与个人的独裁统治相比,具有更多的合理性,都更能实现理性为政的原则,更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在历史上,这是一个无需论证的众所周知的事实。
雍乾时期的极端君主专制,持续近百年(到嘉庆帝亲政后方初步结束),可以说是18世纪中国政治生活中最引人注目,影响最为深远的历史现象。就这一局面形成之原因,除了顺康以来君权强化这一历史惯性的推动,以及为了维持和发展“大一统”局面,需要加强中央集权(其核心是加强君权)这一内在要求外,主要还有以下几点:
第一,它是清朝内部政治斗争的必然结果。雍正初年,雍正皇帝所面临的严重的统治合法性危及,清朝上层激烈的权力争夺,迫使雍正帝不得不采用严猛政策,以恐怖统治的方式,维持自己的帝位,即所谓对“不知敬礼”,“不笃诚敬,如禽兽者”,“非可以宽仁感化,唯有治之以法而已”(《雍正起居注》)。严猛统治,一方面起到了清除政敌的作用,另一方面加强了皇帝在普通臣僚中的权威地位,不可避免地导致皇权的加强。
第二,雍乾二帝强烈的君权意识,刚毅的政治性格,勤于政务的工作作风,也加大了皇权的集中程度。当然,他们二人所处政治环境的不同,在思想、喜好等方面的差异,也使极端君主专制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例如,在雍正时期,极端君主专制,主要通过皇帝打击政敌,清除异己,躬亲庶政,得到体现和加强。而乾隆时期,清朝内部权力斗争基本得到解决,乾隆帝的主要任务在于为大清帝国的时代延续作“根本之图”,故这个时期的极端君主专制,主要通过皇帝对臣僚严格的思想控制体现出来,并通过文字狱、禁毁图书等方式,将专制统治推向全社会,特别是知识界。
第三,18世纪清朝强盛的国力,繁荣的经济和文化,提高了朝廷、特别是皇帝在知识阶层和官僚阶层的地位和威信,方便了皇帝的独裁。应该说,康乾盛世的出现,是清前期中国社会创造的一个伟大奇迹。在这一百余年中,官僚政治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传统社会的潜力得到充分发掘,传统中国因此而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恢弘气派。国家统一的最终完成,社会经济的高度繁荣,学术文化的集大成,从不同的侧面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时人所称“正值太平盛世”,“轹古凌今,遘史册罕逢之盛世”;所谓“社灯连袂踏春田,歌鼓声声应节圆;舞遍两行红结队,儿童齐唱太平年”,即生动反映了当时的繁荣景象。在传统社会条件下,将对盛世的赞美,转变为对最高统治者的迷信和崇拜,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故当时的官僚士人纷纷歌颂清帝功业辉煌,为“王道之极盛,而三五之遐躅”,欢呼 “凡属臣庶,罔不鳌忭雀快;睹夫偃伯橐弓之会,额手相庆曰:若书所称神圣文武者,盖如是乎?”这就为皇帝加强自己的独裁,创造了良好的政治基础和舆论基础。
极端君主专制局面一旦形成,就会深刻地影响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君权的极度膨胀,皇帝躬亲庶政,在特定时期(如在雍正朝)确实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有利于政府聚集和运用各种资源,维护和加强国家统一,有利于镇压各种异己势力,清除腐败,保持官僚政治的正常运行。但从长远的角度看,这种带有明显非理性特色和恐怖色彩的个人独裁,并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久安长治。相反,它对当时的政治社会产生了十分明显的消极影响:
一是由于皇权恶性膨胀,改变了传统的
权力分配体制,在皇帝的阴影下,除了极少数亲信大臣外,大多数臣僚缺乏行政积极性和创造性,纷纷持禄养交,苟且度日。故乾隆帝感叹说,诸臣“唯以循例办稿为供职,并无深谋远虑,为国家根本之计”,“似此因循之习不改,竟与乡原无异”(《乾隆起居注》)。
二是皇帝亲理庶务,将日常政务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不能适应官僚政治程序化、严密化发展的客观趋势,其结果是皇帝不能不日益依靠少数亲信协理政务。这就导致了新的政治异化现象的出现。
三是严酷的政治控制,特别是文化专制主义,严重束缚了社会思想,特别是政治思想的发展。和当时多元的、活跃的学术观念比起来,18世纪中国政治思想,特别是反专制思想相对贫乏,士大夫们对君臣关系的理解十分肤浅,对极端君主专制的批判苍白无力,缺乏基本的创新精神,这不能不说和当时清廷严酷的政治控制存在着明显的因果关系。应该说,18世纪的中国,正处于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发展时期,在社会经济、思想文化乃至社会结构等方面,都出现了明显的转型态势,而当时政治制度变革的严重滞后,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历史前进的步伐。
总之,所谓极端君主专制,就是它不但将皇权作为一切政治权力的源泉,而且以片面的极端方式,将皇帝权威推进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将臣僚变成了皇帝的私人奴仆。在政治等级上,从主奴的角度,确立了臣僚对皇帝严格的政治人身依附关系。在政治运行中,尽量用专制皇帝的个人人格,取代臣僚的独立人格,用皇帝的是非取代臣僚的是非,用皇帝的利益取代国家的利益,将皇帝的意志作为政策、法律的核心。而人们通常所谓的法治,只能是专制君主实行人治的必要补充,至于以科层制为特点的官僚体制,则是君主独裁政体下一部庞大而又严密的行政机器。雍乾时期形成的极端君主专制,在短期内确实造就了一种高效率,一种相对清廉的行政风气,一种令人望而生畏的威严景象,但从长远看,它实际上使清朝的前途和命运,变得更加变幻莫测,风雨飘摇。因为就国家的前途而言,将政权置于规范的制度化运行中,与将其交与个人的独裁统治相比,具有更多的合理性,都更能实现理性为政的原则,更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在历史上,这是一个无需论证的众所周知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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