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详细一点的
还要几个梁姓的英雄名字
梁姓起源
在炎黄子孙的姓氏当中，梁姓的人数不算少，他们几乎都是伯益的后人，他们的始祖是叔鱼公。如果再追溯上去，梁姓的老祖宗是黄帝族的“赢”姓，这个姓氏已经有将近5000年的历史。
黄帝的后裔颛顼帝，别号高阳氏，他继承叔叔少皋族的金天氏而得天下。他的后人伯益擅长畜牧狩猎，后来帮助禹治水有功，舜帝封他为侯爵，他在“赢”这个地方居住，所以赐封“赢”姓。
大约在公元前820年周宣王的时候，伯益的后人秦仲大夫征讨西戍有功，周平王即位（公元前770年）时，赐秦仲的第二儿子康（名庆）为忠孝伯爵的官衔，封地在夏阳梁山（今陕西韩城南部），他就在梁山建立了“梁国”。
到了春秋战国，梁国被秦国所灭，梁国国君的后代，沿用原来的国名“梁”作为为姓氏，所以，康就成了“梁”姓的始祖。梁氏族人称他为“叔鱼公”。
不过，梁姓还有另一个来源，春秋时代的晋国有个地方叫“解梁城”（今山西临猗西南）。晋惠公用5个城贿赂秦国，解梁城就是其中之一。解梁城被秦国并吞后，解梁城居民的后人就以“梁”为姓。
此外，也有一些少数民族融合到梁姓来的，那是在公元前400多年，中国古代的少数民族当中，有个叫“拔列兰”三个字为姓氏的民族，这个民族到了北魏时，就改为单姓“梁”。
自叔鱼公以后，梁氏族人人才辈出，如女中豪杰的梁红玉，在历史上留下光辉灿烂的一页。当宋代江山危在旦夕时，她协助夫婿韩世忠奋勇作战，在黄天荡一役中，她亲自上阵击鼓助战，激励将士的士气，击退金兵。韩世忠在楚州创立军府时，她亲自织帘为屋，鼓舞士气。直到今天，梁红玉击鼓退金兵这段历史仍然是各地方戏曲剧种的题材。
近代维新运动领袖之一的梁启超（1873—1929）是梁氏族人的杰出人物之一。他是广东新会人，12岁就考中秀才，17岁考中举人。后来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一起，提倡变法维新，光绪廿一年（公元1885年）赴北京参加会试，和康有为一同发动“公车上书”，1300多个赴京考试的读书人签名要求朝廷改革政治，励精图治，由积弱走向富强。
1898年梁启超与康有为等协助光绪皇帝发动“戊戌政变”，这场“百日维新”被慈禧太后镇压下来，他逃亡日本。梁启超在学术方面也很有成就，晚年在清华大学讲学，也曾担任北京图书馆馆长，他的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一门俊杰，他的长子梁思成（1901—1972）是中国杰出的建筑学家。他从事中国古建筑的科学研究工作，曾任东北大学、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教授，联合国大厦设计委员会成员。并参与中国国徽和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对中国建筑学的科学研究工作做出巨大的贡献。他的儿子梁从戒是一位研究历史的学者。
梁启超的次子梁思永（1904—1954）是中国杰出的考古学家，对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对新石器时代和商朝的考古有重大的贡献。曾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著有《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等。
梁启超的幼子梁思礼是中国当代著名的火箭控制系统专家，30多年来，他亲自领导和参加多种导弹、运载火箭的控制系统研制试验。他荣获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7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此外，西汉今文易学“梁丘学”的开创者梁丘贺，唐代天文仪器制造家兼画家梁令瓒，唐朝文学家梁肃，南宋画家梁楷、明朝戏曲作家梁辰鱼，清代书法家梁同书，协助林则徐禁烟的清代文学家梁廷楠等都是梁氏族人中的佼佼者。
在炎黄子孙的姓氏当中，梁姓的人数不算少，他们几乎都是伯益的后人，他们的始祖是叔鱼公。如果再追溯上去，梁姓的老祖宗是黄帝族的“赢”姓，这个姓氏已经有将近5000年的历史。
黄帝的后裔颛顼帝，别号高阳氏，他继承叔叔少皋族的金天氏而得天下。他的后人伯益擅长畜牧狩猎，后来帮助禹治水有功，舜帝封他为侯爵，他在“赢”这个地方居住，所以赐封“赢”姓。
大约在公元前820年周宣王的时候，伯益的后人秦仲大夫征讨西戍有功，周平王即位（公元前770年）时，赐秦仲的第二儿子康（名庆）为忠孝伯爵的官衔，封地在夏阳梁山（今陕西韩城南部），他就在梁山建立了“梁国”。
到了春秋战国，梁国被秦国所灭，梁国国君的后代，沿用原来的国名“梁”作为为姓氏，所以，康就成了“梁”姓的始祖。梁氏族人称他为“叔鱼公”。
不过，梁姓还有另一个来源，春秋时代的晋国有个地方叫“解梁城”（今山西临猗西南）。晋惠公用5个城贿赂秦国，解梁城就是其中之一。解梁城被秦国并吞后，解梁城居民的后人就以“梁”为姓。
此外，也有一些少数民族融合到梁姓来的，那是在公元前400多年，中国古代的少数民族当中，有个叫“拔列兰”三个字为姓氏的民族，这个民族到了北魏时，就改为单姓“梁”。
自叔鱼公以后，梁氏族人人才辈出，如女中豪杰的梁红玉，在历史上留下光辉灿烂的一页。当宋代江山危在旦夕时，她协助夫婿韩世忠奋勇作战，在黄天荡一役中，她亲自上阵击鼓助战，激励将士的士气，击退金兵。韩世忠在楚州创立军府时，她亲自织帘为屋，鼓舞士气。直到今天，梁红玉击鼓退金兵这段历史仍然是各地方戏曲剧种的题材。
近代维新运动领袖之一的梁启超（1873—1929）是梁氏族人的杰出人物之一。他是广东新会人，12岁就考中秀才，17岁考中举人。后来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一起，提倡变法维新，光绪廿一年（公元1885年）赴北京参加会试，和康有为一同发动“公车上书”，1300多个赴京考试的读书人签名要求朝廷改革政治，励精图治，由积弱走向富强。
1898年梁启超与康有为等协助光绪皇帝发动“戊戌政变”，这场“百日维新”被慈禧太后镇压下来，他逃亡日本。梁启超在学术方面也很有成就，晚年在清华大学讲学，也曾担任北京图书馆馆长，他的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一门俊杰，他的长子梁思成（1901—1972）是中国杰出的建筑学家。他从事中国古建筑的科学研究工作，曾任东北大学、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教授，联合国大厦设计委员会成员。并参与中国国徽和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对中国建筑学的科学研究工作做出巨大的贡献。他的儿子梁从戒是一位研究历史的学者。
梁启超的次子梁思永（1904—1954）是中国杰出的考古学家，对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对新石器时代和商朝的考古有重大的贡献。曾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著有《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等。
梁启超的幼子梁思礼是中国当代著名的火箭控制系统专家，30多年来，他亲自领导和参加多种导弹、运载火箭的控制系统研制试验。他荣获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7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此外，西汉今文易学“梁丘学”的开创者梁丘贺，唐代天文仪器制造家兼画家梁令瓒，唐朝文学家梁肃，南宋画家梁楷、明朝戏曲作家梁辰鱼，清代书法家梁同书，协助林则徐禁烟的清代文学家梁廷楠等都是梁氏族人中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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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8-09-14
梁启超
梁启超是戊戌变法领导人之一，我国19、20世纪之交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著名宣传鼓动家。他主张赋税的征收必须以便民为原则，实行轻税、平税政策，而反对与民争利的“固民所急而税”的传统观点。指出“西人于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税以便民。中国则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盐政之类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为便民而起，而中国视为助帑之计，行之而骚扰滋甚者，如今之邮政之类是也。”他提出应仿效英国实行平税政策，便民利民而后求富强。这是一种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财政税收放在其基础之上的观点，对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梁启超认为公债也是一种赋税，所不同的是“租税直接以赋之于现在，而公债则间接及赋之于将来”，“不过将吾辈今日应负之义务，而析一部分以遗诸子孙云尔”。但他承认公债对经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租税尽其力于一时，公债将纤其力于多次”，因此他认为公债虽然增加了后代的负担，但也有利于后代。
秩事
[编辑本段]
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信徒、助手，但他们还是分道扬镳了；梁启超与孙中山合作过，也对立过；他拥护过袁世凯，也反对过袁世凯。对此，梁启超说:“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1925年阴历七月初七，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请梁启超出席证婚。梁启超反对他们“使君有妇”、“罗敷有夫”之间的恋情，也规劝过徐志摩；碍于徐志摩之父和胡适的情面，梁启超答应出席证婚。但在婚礼上梁启超却对徐志摩、陆小曼用情不专厉声训斥，滔滔不绝，使满堂宾客瞠目结舌。徐志摩不得不哀求：“先生，给学生留点脸面吧。”
梁启超真诚的宽容。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因尿血症入住协和医院。经透视发现其右肾有一点黑，诊断为瘤。手术后，经解剖右肾虽有一个樱桃大小的肿块，但不是恶性肿瘤，梁启超却依然尿血，且查不出病源，遂被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一时舆论哗然，矛头直指协和医院，嘲讽西医“拿病人当实验品，或当标本看”。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案。梁启超毅然在《晨报》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公开为协和医院辩护，并申明：“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梁启超真诚的有趣。黄苗子著《世说新篇》，其中有《梁启超写序》，文曰：“蒋百里先生为著名军事家，但在文化上亦极有贡献。他留德归国后，曾写了洋洋五万言的《欧洲文艺复兴史》。梁启超阅后大为赞赏，蒋便请梁为此书作序。不料梁文思泉涌，序成也是五万字，觉得不好意思，便加写一短序，而把长序改为著作出版，反过来请蒋百里作序。”
梁启超是戊戌变法领导人之一，我国19、20世纪之交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著名宣传鼓动家。他主张赋税的征收必须以便民为原则，实行轻税、平税政策，而反对与民争利的“固民所急而税”的传统观点。指出“西人于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税以便民。中国则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盐政之类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为便民而起，而中国视为助帑之计，行之而骚扰滋甚者，如今之邮政之类是也。”他提出应仿效英国实行平税政策，便民利民而后求富强。这是一种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财政税收放在其基础之上的观点，对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梁启超认为公债也是一种赋税，所不同的是“租税直接以赋之于现在，而公债则间接及赋之于将来”，“不过将吾辈今日应负之义务，而析一部分以遗诸子孙云尔”。但他承认公债对经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租税尽其力于一时，公债将纤其力于多次”，因此他认为公债虽然增加了后代的负担，但也有利于后代。
秩事
[编辑本段]
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信徒、助手，但他们还是分道扬镳了；梁启超与孙中山合作过，也对立过；他拥护过袁世凯，也反对过袁世凯。对此，梁启超说:“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1925年阴历七月初七，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请梁启超出席证婚。梁启超反对他们“使君有妇”、“罗敷有夫”之间的恋情，也规劝过徐志摩；碍于徐志摩之父和胡适的情面，梁启超答应出席证婚。但在婚礼上梁启超却对徐志摩、陆小曼用情不专厉声训斥，滔滔不绝，使满堂宾客瞠目结舌。徐志摩不得不哀求：“先生，给学生留点脸面吧。”
梁启超真诚的宽容。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因尿血症入住协和医院。经透视发现其右肾有一点黑，诊断为瘤。手术后，经解剖右肾虽有一个樱桃大小的肿块，但不是恶性肿瘤，梁启超却依然尿血，且查不出病源，遂被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一时舆论哗然，矛头直指协和医院，嘲讽西医“拿病人当实验品，或当标本看”。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案。梁启超毅然在《晨报》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公开为协和医院辩护，并申明：“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梁启超真诚的有趣。黄苗子著《世说新篇》，其中有《梁启超写序》，文曰：“蒋百里先生为著名军事家，但在文化上亦极有贡献。他留德归国后，曾写了洋洋五万言的《欧洲文艺复兴史》。梁启超阅后大为赞赏，蒋便请梁为此书作序。不料梁文思泉涌，序成也是五万字，觉得不好意思，便加写一短序，而把长序改为著作出版，反过来请蒋百里作序。”
第2个回答 2008-09-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