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中国古代是人治之国：皇权为重，君贤国昌，君昏国乱，最严重的国亡。有因人兴因人亡的现象。
祸起仁宗时
宋仁宗是宋第四个君主，内以性宽厚，能自律，不以威权自专，善听大臣意见；外有西夏、北辽强邻威逼，亲政纳贤，再以四朝之积累，才出现治世之局面，国内文化昌盛，农工商经济都极为繁，可以是历代以来顶峰！
阳极则阴：如果你格局不能提升，臻于顶盛就要转于衰落了，是以每当事物盛极就当察其祸根，但这时因历史潮流的惯性往往使当事者得意忘形，甚至即有所察也不当一回事，或大部分得利者不愿放手而反对而致转化成功。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国家往往祸起倾忽而衰败，理在于此！
我们看到庆历治世，可就在当世也有一叶知秋的人：范仲庵的改革就是发现了冗官冗费，军治不力，土地兼并趋于严重的一丝转衰契机，按说初起之芽易去，可得利者反对，仁者性宽的另一面易变，意志不坚出来，改革悠忽止步，最好的时机失去
历史启示告诉我们：1.这时最好的办法是打破桎梏(旧体制的缺口)，把局面做大，利用当时工商业的机会，把失去土地的人转到工商业之中，由此升华，不让其有盛极之机(当时之人估计因儒法之笼做不到，不过太极理论也始于那时，为啥总结这理论的他们想不出？天意莫非在这里是历史惯性之力？但这种升格局拒转化之法我是最近才悟出)。2.另一种就是范仲庵式的灭其初起之芽，拖延转化时间了。
局势恶化于仁宗后徽宗前
- 英宗神宗哲宗三朝，由仁宗期逐渐累积的问题渐趋严重。神宗时很多都察觉这一问题，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党崛起，试图在皇帝支持下扭转沉疴。这时，既得利者势力已极庞大；改革一无人才储备，二又跳不出旧筐子，在烂房里修修补补。几十年折腾来去，最后忘了初心，变成了争权夺利的党争！王朝倾危只等一个或内或外的契机
倾覆之因在徽宗无道
这个无须多说
徽宗是个好艺术家，书画两绝，都具开创性，作为皇帝，却极其昏庸堕落：信奉道教，却接受了糟粕，欲长生是人难免，又想权又要长生造成了在全国横征暴敛，加剧了本已恶化的政局，经济，给帝国大厦的倾覆狠推了一把。
亡国之因
第一： 开国以来立国之制，重文轻武。
重文轻武在初年，解决了军阀割据问题，加强了中央对地方控制，开创了文官制，造就了两宋文化的昌盛，科技也达于历史顶峰，是世界其他地区望尘莫及的。这是好事，关键是手段的实施是鼓励买田宅以换武权，使两宋立国很快出现土地危机，加剧社会矛盾，弱化了军队战斗力，是北宋沉苛根源
第二：没能利用兴起的新兴经济转化土地危机，使问题累积恶化
第三：因第一原因，使既得利益者势力异常庞大，皇权在抑制上又左右不定，初芽之苗不能果断掐去，沉苛深重就难起！
第四：徽宗的横征暴敛及钦宗的消极抵战政策是直接导致灭亡的原因。
第五：因为第一因：北宋的北方边境军事防御不合理，守将不能发挥主动性，即使快亡了都还在防内胜于防外，处处被擎肘。导致国亡被掳！
第六： 定都不合理，首都周边布防又不完善。因国之前北方燕云十六州的丢，没了第一道至关重要的防线，宋国门北方一直空虚，首都开封以北，是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唯一天堑黄河在冬天又结冰，北方民族不畏寒及骑兵千里攸忽而至的优势被加倍放大。
综上所述，仁宗时的清明到钦宗亡国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其一，当我们在得意忘形时怎么借势跳出旧框子，开启再升势，不让其反向转化；既得利者怎么能警醒自已，放手迎接新势，免于鸡飞蛋打？其二，时时保持警惕，寻补短板与缺漏！
我们探求历史不是为了存取那时存档再开新局(当然也做不到)，而是为了避过前人类似的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