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
行业、居住地域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但三者侧重点不一，必须一体化地考虑以上三个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三农问题”独立地描述是指广大乡村区域，只能以种植、养殖生产业为主，身份为农民的大部分国民的生存状态的改善与产业发展以及社会进步问题。系统的描述是指21世纪的中国，历史形成二元社会中，城市现代化，二、三产业发展，城市居民的殷实，受制于农村的进步、农业的发展、农民的小康相对滞后的问题。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且不论质的提升，仅从量上考察，中国的重大经济问题都依赖于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突破。
最严重的是 “三农问题”实质是城市与农村发展不同步问题，结构不协调问题。
表现
（一）“三农”问题的制度因素。 “三农”问题历来是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大基本问题，由这一问题折射出来的制度成因也是多方面的。既有反映国民待遇的法权落实问题又有产权明晰问题；既有行政权障碍问题，又有知情权、发展权障碍问题；更有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因素。但要探析与“三农”问题形成相关的终极制度原因，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社会等级制度当为其要。事实上，二元社会体制本质上反映的是按社会等级高低决定发展的先后顺序、接受各种公共服务的多寡以及就业的选择机会等。就农民而言，除了土地可算做是有保障的生活来源外，其他社会公共服务和福利保障少而又少；相反，中国农村多数县乡财政的窘况和供养人员过多，不仅危机到对农民的公共服务，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因此可以说，“三农”问题的根本制度原因是社会等级制度及其思想观念影响下的社会运行机制与运行方式。二元体制的影响并未完全消除，农村医疗、养老、社会保障制度仍极不完善，政策缺位。
（二）“三农”问题的宏观经济因素。
从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历史选择上分析，“三农”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重点、排序和资源配置导向侧重于重工业和城市，从而导致国民收入再分配向不利于“三农”的方向发展。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主要表现是，政府一方面通过征收农业税直接参与农民收入的分配，另一方面又以指令性计划形式规定较低的农业产品收购价格和较高的工业产品供应价格，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间接参与农民收入的分配。改革开放以后，工农业产品价格的扭曲虽有所纠正，农民也从农村制度创新中得到不少实惠，但在国民经济运行操作层面上，宏观调控仍未能阻止和扭转农业、农村资源的外流，政府的政策重心依然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据有关专家测算，中国农业向财政提供的明税和暗税总量大于农业的财政投入量，农业始终处于财政净流出状态。
（三）“三农”问题的资源与技术因素。
从资源利用的技术层面上分析，中国农业的特点一向是土地生产率高，劳动生产率低。长期发展的结果是，土地“边际报酬递减”频频出现，打破生产徘徊局面仍要靠现代农业投入品，而这又进一步导致边际报酬递减情况的不断加剧。边际报酬递减现象使农民家庭的生产费用增长快于生产增长，从而成为农民家庭直接的减收因素。在此条件下，如果不进行生产结构的调整，以高价值农产品生产代替低价值农产品生产，农业再生产循环会难以为继。中国粮食生产主产区的农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是与生产成本上升、物耗提高有直接关系的。大量使用现代农业投入品的另一个结果是，在农业生产中出现了资本替代劳动的现象，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增加。有专家推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由于农业内部物耗率的提高，约可减少9000万以上劳动力的使用；若按照1988年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农业内部劳动力的剩余程度相应上升到60%，即剩余总量高达2亿人。
（四）“三农”问题的经济流程因素。
从国民经济流程上认识，对农业、农村经济带来重大影响的因素之一是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尽管中国城镇居民占全体人口的比重刚刚超过37%，但是由于中国长期存在城乡分割的局面，城乡人口收入差距巨大，大约为3:1。所以，事实上仅占37%的城镇人口，在全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却占到了64%，而且还在提高。这就决定了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对整个国民经济流程势必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现实的情况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出现升级转变，恩格尔系数从80年代的55%下降至1994年的50%以下，2000年又降到40%以下，2001年进一步下降到37．9%。这个变化对农业、农村经济乃至国民经济的影响是显见的。首先，城镇居民对食品消费的支出增长缓慢，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其次，受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缓慢的制约，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增长滞缓，因此，农村潜在的国内需求市场得不到释放。再次，由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引发工业结构“由轻转重”的变化，农村非农产业也出现相似的变化。而这一过程都刚刚开始，必将导致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加重。
对策
（一）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
在指导方针上，要改变城乡发展中长期存在的“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重市民轻农民”的传统观念，确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全局意识，做到城乡发展一盘棋，从思想上切实把“三农”工作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在发展模式上，要扭转局限在“三农”内部解决“三农”问题的思维惯性，确立用工业化富裕农民、用产业化发展农业、用城镇化繁荣农村等综合措施解决“三农”问题的系统观念，以工业化的视角和系统工程的方法谋划农业的发展。在发展战略上，要统筹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设，加快建立健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全面落实强农惠农政策，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重点做到“三个倾斜”：向农村基础设施倾斜，着力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能力；向农村社会事业倾斜，着力提高农村文化、教育、卫生保障水平；向农村基层公共服务倾斜，理顺基层的事权与财权关系，完善基层政府和基层组织的职能，着力提高农村基层组织的行政管理和服务水平。
（二）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
加快推进农业的市场化、产业化和标准化生产。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必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科技创新为手段、质量效益为目标，从战略主导产业、区域优势产业、地方特色产品三个层次入手，加快农业的市场化、产业化经营和标准化生产。一是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发挥比较优势，搞好产业布局规划，科学确定区域农业产业发展重点，促进形成优势突出和特色鲜明的产业带，做大做强主导产业；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延伸农业产业链，加快构筑种养加、产供销一体化发展格局；扶持壮大龙头企业，培育知名品牌，引导龙头企业和农户形成生产、加工、销售的利益共同体，增强龙头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辐射带动能力。二是多元化开拓农产品销售市场。要面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与农业产业带相配套，加快农村市场建设，大力发展农村物流业，把仓储、运销、包装、服务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档次。加强农产品市场信息服务体系建设，增加信息量，增强时效性，扩大覆盖面。研究不同国家、地区的需求特点，及时调整农产品结构，扩大出口，增加收入。三是加强农业标准化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没有标准化，就没有市场化。在建立县、乡和农村批发市场为主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检验体系的基础上，以生产基地为载体，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强化标准推广，加大宣传力度，引导农民按标准化要求组织生产，从源头上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
（三）大力发展劳务产业
努力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既要做足农业和农村内部的文章，更要大力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要立足农民就业渠道、就业空间有限的实际，切实把劳务输出作为重大战略来实施，作为重要富民产业来发展，作为最大经济项目来推进。要着重在积极开辟大量转移的新途径和形成有序转移的新机制上狠下功夫。一是要提高组织化程度。加强农村劳务服务的组织机构建设，建立市、县、乡、村四级劳务输出网络，为外出务工农民提供信息、政策咨询、就业指导、职业介绍等服务，有计划、有目标地组织劳务输出，以减少盲目性。二是要搞好培训。逐步改革农村教育体制，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适用技术教育，开展劳动力就业培训，提高他们的素质技能，增加就业机会和收入。三是要创造良好环境。建立合理的土地流转制度，清理和取消对农民进城务工的歧视性规定、不合理限制和乱收费，解决好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及劳动环境恶劣、劳动安全没有保障等突出问题，并为他们在子女上学、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管理等方面提供便利条件。
（四）正确处理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的关系
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工业化、城镇化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根本途径，也是衡量农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全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首先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坚持“规模适度、增强特色、强化功能”的原则，统筹安排城镇各类资源，综合部署各项建设，协调落实好工业、商业、交通、文化、教育、住宅、环保和公用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建设项目，完善城镇功能，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其次，要发挥比较优势，搞好城镇的特色定位。坚持因地制宜，科学界定城镇功能，注重发展特色主导产业，逐步形成一批市场型、旅游型、加工型、生态型等特色鲜明的有较强辐射带动能力的小城镇。第三，要以项目为载体，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围绕“路、水、电、医、学”五个重点，加大投入力度，不断完善基础设施，为城镇居民生产生活创造良好的条件。第四，坚持建管并重方针，积极探索小城镇建设与管理有效结合的新机制。通过依法管理、综合治理，逐步建立起法治化、社会化和民主化为一体的新型城镇管理体制。
（五）加快实施科教兴农战略
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把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真正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农民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不断提高农业的科技含量。按照“政府引导、科技支撑、政策扶持、法律保障”的思路，研究和探讨加速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措施和办法。加快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建设，促进产学研、农科教结合，健全完善科技承包和科技推广制度，加快实施“农业科技入户工程”，进一步抓好地膜覆盖、种子工程、病虫害防治、节水灌溉、农村沼气等农业适用技术的推广应用，加快发展无公害农业、绿色农业、有机农业。积极组织和整合资源，加强高新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建设，加大农业高新技术的开发应用力度，提高农业科技推广应用的整体水平。稳定和壮大农业科技人才队伍，通过大力发展农村义务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以及采取其他各种有效途径和措施，对广大农村干部和农村劳动力开展多层次、多形式、多门类的适用技术培训，努力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增强应用和推广农业科技成果的能力。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农业科技和农民教育培训的投入，为农业科技引进、试验、示范和推广提供必要的资金保障。
行业、居住地域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但三者侧重点不一，必须一体化地考虑以上三个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三农问题”独立地描述是指广大乡村区域，只能以种植、养殖生产业为主，身份为农民的大部分国民的生存状态的改善与产业发展以及社会进步问题。系统的描述是指21世纪的中国，历史形成二元社会中，城市现代化，二、三产业发展，城市居民的殷实，受制于农村的进步、农业的发展、农民的小康相对滞后的问题。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且不论质的提升，仅从量上考察，中国的重大经济问题都依赖于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突破。
最严重的是 “三农问题”实质是城市与农村发展不同步问题，结构不协调问题。
表现
（一）“三农”问题的制度因素。 “三农”问题历来是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大基本问题，由这一问题折射出来的制度成因也是多方面的。既有反映国民待遇的法权落实问题又有产权明晰问题；既有行政权障碍问题，又有知情权、发展权障碍问题；更有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因素。但要探析与“三农”问题形成相关的终极制度原因，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社会等级制度当为其要。事实上，二元社会体制本质上反映的是按社会等级高低决定发展的先后顺序、接受各种公共服务的多寡以及就业的选择机会等。就农民而言，除了土地可算做是有保障的生活来源外，其他社会公共服务和福利保障少而又少；相反，中国农村多数县乡财政的窘况和供养人员过多，不仅危机到对农民的公共服务，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因此可以说，“三农”问题的根本制度原因是社会等级制度及其思想观念影响下的社会运行机制与运行方式。二元体制的影响并未完全消除，农村医疗、养老、社会保障制度仍极不完善，政策缺位。
（二）“三农”问题的宏观经济因素。
从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历史选择上分析，“三农”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重点、排序和资源配置导向侧重于重工业和城市，从而导致国民收入再分配向不利于“三农”的方向发展。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主要表现是，政府一方面通过征收农业税直接参与农民收入的分配，另一方面又以指令性计划形式规定较低的农业产品收购价格和较高的工业产品供应价格，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间接参与农民收入的分配。改革开放以后，工农业产品价格的扭曲虽有所纠正，农民也从农村制度创新中得到不少实惠，但在国民经济运行操作层面上，宏观调控仍未能阻止和扭转农业、农村资源的外流，政府的政策重心依然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据有关专家测算，中国农业向财政提供的明税和暗税总量大于农业的财政投入量，农业始终处于财政净流出状态。
（三）“三农”问题的资源与技术因素。
从资源利用的技术层面上分析，中国农业的特点一向是土地生产率高，劳动生产率低。长期发展的结果是，土地“边际报酬递减”频频出现，打破生产徘徊局面仍要靠现代农业投入品，而这又进一步导致边际报酬递减情况的不断加剧。边际报酬递减现象使农民家庭的生产费用增长快于生产增长，从而成为农民家庭直接的减收因素。在此条件下，如果不进行生产结构的调整，以高价值农产品生产代替低价值农产品生产，农业再生产循环会难以为继。中国粮食生产主产区的农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是与生产成本上升、物耗提高有直接关系的。大量使用现代农业投入品的另一个结果是，在农业生产中出现了资本替代劳动的现象，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增加。有专家推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由于农业内部物耗率的提高，约可减少9000万以上劳动力的使用；若按照1988年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农业内部劳动力的剩余程度相应上升到60%，即剩余总量高达2亿人。
（四）“三农”问题的经济流程因素。
从国民经济流程上认识，对农业、农村经济带来重大影响的因素之一是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尽管中国城镇居民占全体人口的比重刚刚超过37%，但是由于中国长期存在城乡分割的局面，城乡人口收入差距巨大，大约为3:1。所以，事实上仅占37%的城镇人口，在全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却占到了64%，而且还在提高。这就决定了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对整个国民经济流程势必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现实的情况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出现升级转变，恩格尔系数从80年代的55%下降至1994年的50%以下，2000年又降到40%以下，2001年进一步下降到37．9%。这个变化对农业、农村经济乃至国民经济的影响是显见的。首先，城镇居民对食品消费的支出增长缓慢，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其次，受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缓慢的制约，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增长滞缓，因此，农村潜在的国内需求市场得不到释放。再次，由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引发工业结构“由轻转重”的变化，农村非农产业也出现相似的变化。而这一过程都刚刚开始，必将导致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加重。
对策
（一）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
在指导方针上，要改变城乡发展中长期存在的“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重市民轻农民”的传统观念，确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全局意识，做到城乡发展一盘棋，从思想上切实把“三农”工作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在发展模式上，要扭转局限在“三农”内部解决“三农”问题的思维惯性，确立用工业化富裕农民、用产业化发展农业、用城镇化繁荣农村等综合措施解决“三农”问题的系统观念，以工业化的视角和系统工程的方法谋划农业的发展。在发展战略上，要统筹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设，加快建立健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全面落实强农惠农政策，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重点做到“三个倾斜”：向农村基础设施倾斜，着力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能力；向农村社会事业倾斜，着力提高农村文化、教育、卫生保障水平；向农村基层公共服务倾斜，理顺基层的事权与财权关系，完善基层政府和基层组织的职能，着力提高农村基层组织的行政管理和服务水平。
（二）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
加快推进农业的市场化、产业化和标准化生产。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必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科技创新为手段、质量效益为目标，从战略主导产业、区域优势产业、地方特色产品三个层次入手，加快农业的市场化、产业化经营和标准化生产。一是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发挥比较优势，搞好产业布局规划，科学确定区域农业产业发展重点，促进形成优势突出和特色鲜明的产业带，做大做强主导产业；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延伸农业产业链，加快构筑种养加、产供销一体化发展格局；扶持壮大龙头企业，培育知名品牌，引导龙头企业和农户形成生产、加工、销售的利益共同体，增强龙头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辐射带动能力。二是多元化开拓农产品销售市场。要面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与农业产业带相配套，加快农村市场建设，大力发展农村物流业，把仓储、运销、包装、服务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档次。加强农产品市场信息服务体系建设，增加信息量，增强时效性，扩大覆盖面。研究不同国家、地区的需求特点，及时调整农产品结构，扩大出口，增加收入。三是加强农业标准化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没有标准化，就没有市场化。在建立县、乡和农村批发市场为主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检验体系的基础上，以生产基地为载体，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强化标准推广，加大宣传力度，引导农民按标准化要求组织生产，从源头上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
（三）大力发展劳务产业
努力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既要做足农业和农村内部的文章，更要大力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要立足农民就业渠道、就业空间有限的实际，切实把劳务输出作为重大战略来实施，作为重要富民产业来发展，作为最大经济项目来推进。要着重在积极开辟大量转移的新途径和形成有序转移的新机制上狠下功夫。一是要提高组织化程度。加强农村劳务服务的组织机构建设，建立市、县、乡、村四级劳务输出网络，为外出务工农民提供信息、政策咨询、就业指导、职业介绍等服务，有计划、有目标地组织劳务输出，以减少盲目性。二是要搞好培训。逐步改革农村教育体制，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适用技术教育，开展劳动力就业培训，提高他们的素质技能，增加就业机会和收入。三是要创造良好环境。建立合理的土地流转制度，清理和取消对农民进城务工的歧视性规定、不合理限制和乱收费，解决好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及劳动环境恶劣、劳动安全没有保障等突出问题，并为他们在子女上学、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管理等方面提供便利条件。
（四）正确处理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的关系
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工业化、城镇化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根本途径，也是衡量农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全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首先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坚持“规模适度、增强特色、强化功能”的原则，统筹安排城镇各类资源，综合部署各项建设，协调落实好工业、商业、交通、文化、教育、住宅、环保和公用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建设项目，完善城镇功能，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其次，要发挥比较优势，搞好城镇的特色定位。坚持因地制宜，科学界定城镇功能，注重发展特色主导产业，逐步形成一批市场型、旅游型、加工型、生态型等特色鲜明的有较强辐射带动能力的小城镇。第三，要以项目为载体，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围绕“路、水、电、医、学”五个重点，加大投入力度，不断完善基础设施，为城镇居民生产生活创造良好的条件。第四，坚持建管并重方针，积极探索小城镇建设与管理有效结合的新机制。通过依法管理、综合治理，逐步建立起法治化、社会化和民主化为一体的新型城镇管理体制。
（五）加快实施科教兴农战略
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把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真正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农民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不断提高农业的科技含量。按照“政府引导、科技支撑、政策扶持、法律保障”的思路，研究和探讨加速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措施和办法。加快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建设，促进产学研、农科教结合，健全完善科技承包和科技推广制度，加快实施“农业科技入户工程”，进一步抓好地膜覆盖、种子工程、病虫害防治、节水灌溉、农村沼气等农业适用技术的推广应用，加快发展无公害农业、绿色农业、有机农业。积极组织和整合资源，加强高新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建设，加大农业高新技术的开发应用力度，提高农业科技推广应用的整体水平。稳定和壮大农业科技人才队伍，通过大力发展农村义务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以及采取其他各种有效途径和措施，对广大农村干部和农村劳动力开展多层次、多形式、多门类的适用技术培训，努力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增强应用和推广农业科技成果的能力。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农业科技和农民教育培训的投入，为农业科技引进、试验、示范和推广提供必要的资金保障。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
第1个回答 2015-02-09
关于“三农”问题产生的原因，学者们争论 不已，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观点，因 为，每种观点都既有说服力又有其难以应 答的“死穴”。但是学者们却对“三农问题” 的重要性认识上完全一致，即，所谓的“ 三农问题”的其实就是农民问题，而中国 的问题根本上是农民问题。
城镇化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发展部副主任徐宏源认 为要解决“三农”问题，最根本的出路在于 城镇化，创造有效的就业岗位，把劳动力 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上，最关键就是要 提高制造业的效益。从国外的发展历程来 看，都是通过实现现代化来带动城市化， 最后解决农村问题。
徐宏源还指出，对于现在各大城市实行放 开城镇户口的户籍改革，只是治标不治本 的做法。城镇户口放开以后，农民只不过 是从农村潜在的失业人员变成了城市流民 ，反而对社会造成了更大的危害。印度和 墨西哥都有这样的先例。治标也很重要， 但从长期来看，还是要治本。
国民待遇
相对城市居民而言，农民在政治权利和经 济待遇上都截然不同，一个农村居民无论 是刚出生还是年过百岁都得交纳税费。另 外在义务教育的权利、社会保险、医疗等 一系列权利的落实上也有待完善。
减税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我国的农业税 、特产税加在一起大约400亿元，而我国 一年有1万亿元左右的税收，完全可以免 掉几百亿的农业税。农村费改税的问题， 以后主要要靠完善制度来保证，农民减负 涉及的农村教育、政府经费问题也要妥善 解决。
厉以宁还认为，增加农民收入，首先应该 是政府加大投资。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良种基地的建设；二是农田水利的投 入；三是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四是对农 民的技术培养。其次是要发展优势产业， 如蔬菜、水果、花卉、茶叶、中药材、养 殖等。各地可以积极推行“公司＋农户”的 模式，农民按订单安心生产，公司负责销 售。
政府措施
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3月5日的政府工作 报告中指出，坚持把加强农业、发展农村 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作为经济工作的重 中之重，政府下了很大功夫：一是推进农 业结构调整。二是深化粮棉流通体制改革 。三是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四是增加 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五是加强农村扶贫 开发。六是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
城镇化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发展部副主任徐宏源认 为要解决“三农”问题，最根本的出路在于 城镇化，创造有效的就业岗位，把劳动力 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上，最关键就是要 提高制造业的效益。从国外的发展历程来 看，都是通过实现现代化来带动城市化， 最后解决农村问题。
徐宏源还指出，对于现在各大城市实行放 开城镇户口的户籍改革，只是治标不治本 的做法。城镇户口放开以后，农民只不过 是从农村潜在的失业人员变成了城市流民 ，反而对社会造成了更大的危害。印度和 墨西哥都有这样的先例。治标也很重要， 但从长期来看，还是要治本。
国民待遇
相对城市居民而言，农民在政治权利和经 济待遇上都截然不同，一个农村居民无论 是刚出生还是年过百岁都得交纳税费。另 外在义务教育的权利、社会保险、医疗等 一系列权利的落实上也有待完善。
减税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我国的农业税 、特产税加在一起大约400亿元，而我国 一年有1万亿元左右的税收，完全可以免 掉几百亿的农业税。农村费改税的问题， 以后主要要靠完善制度来保证，农民减负 涉及的农村教育、政府经费问题也要妥善 解决。
厉以宁还认为，增加农民收入，首先应该 是政府加大投资。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良种基地的建设；二是农田水利的投 入；三是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四是对农 民的技术培养。其次是要发展优势产业， 如蔬菜、水果、花卉、茶叶、中药材、养 殖等。各地可以积极推行“公司＋农户”的 模式，农民按订单安心生产，公司负责销 售。
政府措施
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3月5日的政府工作 报告中指出，坚持把加强农业、发展农村 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作为经济工作的重 中之重，政府下了很大功夫：一是推进农 业结构调整。二是深化粮棉流通体制改革 。三是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四是增加 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五是加强农村扶贫 开发。六是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