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规避舆情指避免或减少可能引起公众关注和争议的事件或行为，以避免产生负面舆情影响。这是一种公共关系管理的策略，用于保护组织、企业或个人的声誉和形象。规避舆情通常需要提前预判可能产生的风险，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和方案，以降低负面影响的产生和损害。
随着社交媒体和新闻媒体的广泛普及，舆情风险已成为企业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
消费者、员工、政府监管机构甚至竞争对手都可以在社交媒体上为企业制造风险事件。如果企业不及时应对这些事件，就可能导致品牌形象、股价和业务受损。因此，规避舆情风险已经成为企业必须重视的问题。以下是一些规避舆情风险的方法措施：
1.建立应急管理机制
应急管理是企业面对突发事件的应对机制。运用有效的应急管理体系，可以快速识别、控制和解决舆情风险。这要求企业在平时就要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设立专门的风险管理团队、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和反应流程，并进行定期演练。
2.加强公关能力
公关是管理和维护企业与公众之间关系的一种重要手段。在应对舆情风险时，企业需要加强公关能力，及时发布正面信息，并尽可能消除负面信息的影响。企业需要构建健全的公关关系，积极与媒体沟通，加强与有利于企业形象的关系的建立和维护。
3.强化社交媒体管理
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人们对于企业的投诉和抨击往往在社交媒体上进行。因此，企业需要对社交媒体进行有效监测。企业可以积极构建企业官方账号、正面宣传和及时回应用户反馈，用积极的态度回应负面信息；同时加强对违规言论的监测，对于恶意诋毁、攻击企业形象的用户进行严厉打击和维权。
4.提高员工素质
员工是企业舆情宣传的重要人才。因此，企业应该加强员工教育和培训，提高员工对舆情的敏感度和运用相关技能的能力，提高企业员工在面对舆情事件时的应对能力。员工应该理解舆情的特点和影响，在遇到受到攻击时，更加专业地应对。
在这些方法中，综合应急管理、公关、社交媒体管理等方法，可以更有效地规避和应对舆情风险。
而为了更好地识别和应对舆情风险，这里也推荐一下识微商情监测系统。这是一款专注于舆情监测、传播和分析的工具，拥有全面的舆情监测能力和专业的分析团队，以数据的方式帮助企业找到关注的热点、评估舆情的影响力，构建预警机制和危机应对方案，为企业解决舆情风险提供科学和专业的数据支持。使用其可以更加及时地掌控舆情，更好地应对舆情风险，保护企业形象。
不可否认，网络群体性事件可能会因虚拟世界的发帖、跟帖以及激进的言论带来的狂热使得非理智的民意介入社会现实，从而造成严重后果。不过，一如汶川大地震中网民对于参与救援干部的好评和中国向索马里派出护航舰队引发的网上成百万上千万的点击量所带来的民意精神，其在建立社会信任、社会认同感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是网络群体性事件展现的积极正面的形象。因此，各级政府官员及媒体需要消除自身“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式，这主要表现为对社会正常行为过分敏感的“体制性拘谨”。
在实施一系列舆情引导措施之前，政府、媒体首先需要消除网络舆情的刻板印象，对网络言论心存宽容之心。从网络群体性事件实际处置来看，目前，对该类事件规律的把握、形势的研判上存在一定不足，行为模式有时也较为消极。一般表现为，一方面刻意回避问题和矛盾，认为采取鸵鸟政策即可将事件消弭。在网络上已经出现突发性的传播事态后，不能做到主动披露信息，而是消极对待，给谣言的传播留下了空间，对网络舆情的引导缺乏经验。另一方面，对事件发展趋势把握不准，在事件刚开始发生时不能主动快速查清事实、认真纠错，或者利用媒体和网络澄清事实，从而丧失了在事件初期有效控制事态发展的最佳时机，最终形成被事件发展牵着走，从而导致事件不断升级。
2.建立网络发言人制度 :
许多学者认为，网络群体性事件形成机制的直接诱因在于信息传播秩序失衡，主要表现为信源开放度不高、信道畅通度不够和信息的保真度不高。网络舆情之所以容易出现偏激，很大程度上源自网民对于真相认识存在缺陷。因此，最大限度减少网络群体性事件带来负面效应的根本路径在于真正地实行政府信息公开，健全信息发布制度，以政府信息传播替代人际和群体的信息传播。
当下，各级政府以及媒体机构可以尝试建立网络发言人制度，可以就本地区百姓所关心的问题、事件等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网上发布，让各种突发性群体事件的信息传输更多地通过这一渠道实现有效传递。通过建立网络发言人实践团，以便在更宽的平台上拓展公共话语平台，这不仅可以与网民在网上展开对话，还可以就一些重要话题，在现实中进行面对面地沟通，化解矛盾、消除误会。作为互动形式而言，对话是一服“解毒剂”，经由对话而达成的共识，是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础之上的，会对不断提升政府及媒体公信力有所益处。
搭建媒体对话平台，实现政府与网民的有效话语沟通，从政府的角度看，既要坚持信息公开，满足并维护公民的知情权，同时也要避免政府独白式的话语。
3民意诉求制度化 :
当下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已然成为风险社会管理体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构件，因此，回归到现实层面并将与网络舆情相关的一系列引导措施以具体的制度形式确立下来就成为当务之急。
显然，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已经从各类文字陈述中获取关于群体性事件的认知程度，应该说，政府部门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负面效应已经有了足够清醒的认识，问题的核心在于我们如何在现实社会结构中搭建起能发挥实际作用的制度。这种制度就其本身而言应该是有助于信息公开并利于言论表达的，唯有一个开放的信息环境，才能有利于促进社会信息资源的共享，消除网民关于群体突发事件的各种猜忌，切实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因而在制度化的过程中，唯有拆除“堵”的思维，这样的制度才是“善”的制度，才能造福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