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皇权与相权的纠葛,一直是中国历代王朝的主要政治矛盾。这其实是皇权制度的必然结果,存在历史必然性。只要这种社会制度存在,皇权和相权就始终是互相利用,相互斗争中存在的,中国政治具有传承性,根源也在此。 张居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谥号“文忠”,湖广江陵(今属湖北荆州)人,又称张江陵。明代政治家,改革家。其人少聪慧,5岁入学,7岁能通六经大义,12岁考中了秀才,16岁中了举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时年仅23岁。隆庆元年(1567年)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与高拱并为宰辅。万历初年,与宦官冯保合谋逐高拱,成为首辅。当时万历皇帝年幼,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居正主持裁决,前后当国10年,清查地主隐瞒的田地,推行一条鞭法,改变赋税制度,使明朝政府的财政状况大为改观;用名将戚继光、李成梁等练兵,加强北部边防,整饬边镇防务;用潘季驯主持浚治黄淮,亦颇有成效。万历十年(1582年)卒,赠上柱国,谥文忠。死后不久即被宦官张诚等攻讦,家产抄没充公;至天启时恢复名誉。 权谋时代,权谋人物的传记文章自然盛行。前几年湖北作家有历史小说《张居正》,销路畅旺,而且获得优秀长篇小说奖,关于此人的作品,有名者如《万历十五年》,余者更是汗牛充栋。在中国官僚文化中,官至宰相,就是位及人臣了,当官生涯到了顶点。国内对于曾国藩、李鸿章、张居正等人的兴趣,也源于此。但前两人与张大为不同,曾国藩还算是真道学分子,而李鸿章则更多的是钻营,这是一高一低两个标杆,惟独张居正,却是要才有才,要奸有奸,所谓权相,虽非奸臣,但其揽权专断则与权奸无异,而其治理国家的本事也是超众的,成就不在曾国藩之下。《明史》描述他:“ 颀面秀眉目,须长至腹。勇敢任事,豪杰自许。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一个很有城府的美髯公。大概才高八斗的人也自视甚高,他曾说:“非得磊落奇伟之士,大破常格,扫除廓清,不足以弭天下之患”,将自己比为磊落奇伟之人。《张太岳集序》说:“公(张居正)生平不屑为文人,然其制作,实亦非文人所能为。”“公与新郑(高拱),时同在政府。其初谋断相资,豪杰自命,即丙、魏、房、杜,固未肯多让也。” 后人评价张居正有“才太高,性太拗,权太专,心太险”的说法,“遇事有执持”,“湛静沈默,声色不露”。他为人矜持,沉静少语,喜怒不形于色,但要发话,威势逼人。具有骄横、刚愎和偏狭的性格特征。生活在明朝中后期,张居正也不能免俗地做个纯粹的清官,他也拉帮结派、排斥异己、贪污受贿,生活奢侈,妻妾成群,年仅五十七岁就死于过量食用“春药”导致的慢性中毒。 张居正的身上同时具备了能臣和奸雄两种特征。作为能臣,他从整顿吏治开始改革。万历元年(1573)十一月,上疏实行“考成法”,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对于要办的事,从内阁到六科,从六科都到衙门,层层监督,改变了以往“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张居正《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的现象,从而使朝廷发布的政令“虽万里外,朝而而夕奉行”(《明史张居正传》)。他通过清丈土地和追缴富户欠税、逃税,充实了国库。万历五年岁入达435万余两,比隆庆时每岁所入(含折色、钱粮及盐课、赃赎事例等项银两在内)250余万两之数,增长了74%(《明通鉴》)。财政收支相抵,尚结余85万余两,扭转了长期财政亏虚的状况。作为奸雄,对于政敌从不手软,翻云覆雨功夫了得。《明史纪事本末》有一段描写张居正被弹劾后的“泼皮无赖”表演:“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合疏言:‘居正忘亲贪位’,居正大怒。时大宗伯马自强曲为营解,居正跪而以一手须曰:‘公饶我,公饶我!’掌院学士王锡爵径造次丧次,为之解。居正曰:‘圣怒不可测。’锡爵曰‘即圣怒,亦为公。’语未讫,居正屈膝於地,举手索刃作刎颈状曰:‘尔杀我,尔杀我!’锡爵大惊,趋出。”堂堂宰相,在下属面前又是跪倒,又做刎颈状以自杀相威胁,很难与一个饱读经书的才子,倜傥豪放的翰林,威震当朝的宰相联系起来,这就是活生生的具有多重性格表现的张居正。既有进退徐疾,洞若观火的智慧,胸中藏兵,决胜千里的勇气,又工于心计,深谙权术。 制度决定了命运 张居正在生前享受了各种尊荣,但死后仅第四天就被弹劾,继而很快演变成为一场政治大清洗的牺牲品,致使其党羽、家人革职抄家,自己被剥夺所有名号,差一点被割棺戮尸。史家往往将其归结为张本人的性格缺陷和盛极时不知收敛,如清人林潞认为,“才大而溢,任重而疏,以忠君爱国之心,而杂以一切吐弃之意,此则太史公责淮阴,不能学道谦让,不矜不伐者也。”犯了“威权震主”的大忌,因此“祸萌骖乘。”此说有一定的道理,但谁人没有缺点,张居正再贪也比不上前朝宰相严嵩,但遭遇却悲惨得多。 真正造成张居正人生悲剧的是当时的政治制度。在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的皇朝,所有人都只是皇帝的家臣,权力是皇帝授予的,也随时可以剥夺,可以让人登上权力顶峰,也随时可以将其打入地狱。为了避免皇权旁落,明太祖朱元彰取消了宰相,亲自统领中央各部,但是,统治这样大的国家,绝非个人亲历亲为就能够做得到的。明朝中后期仍恢复了没有宰相之名而有其实的官僚政治,这就出现了皇权与相权博弈的局面。 中国历代的政治模式都是中央集权,缺乏其他制衡力量。虽然设有监察部门,但这种监督的力度、范围和效果十分有限。如果不设宰相,皇帝势必得事必躬亲,这样苦的差使,除了开国君主,其后代很少愿意去做。明朝皇帝中,除了朱元彰,多数都是庸庸碌碌之辈,万历的父亲和祖父都是如此,隆庆皇帝更是因房事过度而在三十六岁去世,当时万历皇帝还不到十岁。当时国力匮乏、盗贼横行,官吏贪污,地主兼并,引起“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张居正《答应天巡抚宋阳山论均粮足民》),万历的母亲很倚重张居正的治国才能,将教育和辅佐小皇帝的重任托付给他。皇朝需要这样的能人提振朝纲,收拾嘉靖、隆庆留下的烂摊子,这是张居正得到重用的时代背景。一旦小皇帝长大成人,张居正的摄政地位难免与皇帝亲政产生冲突。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张居正主政期间那些不当的做法和日益骄横,对任何一个处于他那种地位的人来说,都是自然而然要发生的事情。在集权体制下,谁掌握了不受约束的权力,都会产生那种无所不能的错觉,从而无所不为,种下祸根。中国一直就没有权力制衡机制,谁掌握权力都会成为皇权的威胁,又不能指望每个皇帝都喜欢亲自承担行政重任,所以因功高震主而被迫害的情况史不罕见。 张居正的命运,整体而言也逃不出这个规律。至于报应的时机,则和当时的人事有具体的联系。比如张居正是在万历十年去世,当时皇帝已经十九岁,如果再晚几年,可能与年轻皇帝的矛盾会更大,晚节不保也有可能。张居正本人也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深感“高位不可以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他在给老友的信中写到“盖骑虎之势自难中下”,担心自己会不免霍光、宇文护的悲惨下场。在万历皇帝大婚后即提出辞职归政的请求。皇太后的坚定挽留的态度,也是造成最后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皇太后亲口对万历说“内外一切政务,尔(皇帝)尚未能裁决,边事尤为紧要……待辅尔到三十岁,那时再作商量”云云,造成年轻皇帝无法一展抱负,对于已经成年的皇帝刺激很大。 明朝皇帝出色者几希,正如老鼠下崽,一窝不如一窝,到了万历皇帝,居然能在前期达到盛世,与张居正和皇太后的尽力帮扶是分不开的。万历十五岁成婚之前,一直生活在皇太后身边(这也是出自张居正的建议),外有张居正的严教,内有母亲的督促,万历亲政前俨然是一位明君圣主做派,与万历中后期判若云泥之别。内外夹击之下的万历皇帝,对于张居正既敬又畏,有一则故事讲到张居正给小皇帝讲课,万历把《论语》中的“色勃如也”,误读成“色背如也”,居正一声“应当读‘勃’! ”使其顿然惊悚。而母亲将其当作孩子,不放心让其当政,又严重地挫伤了青年皇帝的自尊心,这种出于需要和无奈之下的不得已最终在张居正死后爆发了。 对于万历而言,当初种种改革政策未必都是出于其本意,而张居正当国十年,所揽之权,是本应由他掌握的大权,张居正的当权便是万历皇帝的失位。同时,年轻皇帝久被压抑的情绪发作,急于摆脱无所作为的尴尬局面,使得他完全不再顾及张居正为皇朝所做的一切,为此不惜放弃张居正的改革政策,甚至否定自己以前对张居正的所有赞誉,在政治上大幅倒退。张居正身后的这位已经成年的以享乐和追求财富积累为天性的年轻皇帝,很快现出了原形,开始享受复仇的快慰。张居正逝世后不久,言宫把矛头指向张居正。万历下令查抄其家,并尽削其宫秩,迫回生前所赐封号,以其“钳制言官,蔽塞圣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罪状昭示天下。其家属或饿死或自杀或流放或逃亡,这就是所谓一代能相之家的可悲的下场。 樊先生的这本书,是在有关史料和野史札记的基础上,并参考了其他有关张居正的研究资料而成的,在内容上有较高的可信度,可以参考小说“张居正”,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一起看。 希望对你的问题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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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4-04-28
万历皇帝是在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时举行的登基大典。到了下午三时,便有一道中旨传到内阁:免去孟冲司礼监掌印之职,冯保接任。 什么叫中旨呢?就是不经过内阁讨论,径由皇帝直接发布的圣谕。明代的圣旨颁布,有极为严格的规定。大凡朝臣呈给皇上的奏疏,需要给予回复的,先交皇上读过,然后再转至内阁。阁臣提出批复的建议,另抄在一张纸上,是为批黄,亦叫拟旨。批黄送呈大内司礼监。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再根据皇上的意见抄录成文,是为批。这种批有的完全照抄内阁的拟旨,有的略加改动。如果皇上不同意内阁的拟旨,就发回内阁重拟。有时候,为了一道批复,奏疏会在内阁与司礼监之间来回游行好多次,以期最后达到统一。 但是,朱翊钧登基后的第一道圣旨便绕开了内阁。高拱立刻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不仅涉及到违背公文制度的祖制问题,更是皇权对相权的轻视和忽略。何况走马上任的冯保又是高拱的宿敌。据说,当传旨太监读罢圣谕,高拱一怒之下,将黄绫圣旨掼到地上。传旨太监吓得脸色都变了,咕哝一句:“这可是圣旨啊!”高拱厉声斥道:“什么圣旨,10岁孩子懂得什么,还不是你们这帮太监鼓捣出来的,迟早要把你们都赶走!” 传旨太监跑回大内,立即将高拱的态度禀报给冯保。冯保又赶紧来到乾清宫,向李贵妃和新皇上作了回奏。冯保添油加醋,将“10岁孩子懂得什么”改成“10岁孩子如何当皇帝”!据说李贵妃母子听了,既震惊又害怕,抱在一起哭了一场。 10天后,小皇上再传中旨,勒令高拱致仕,驱逐出北京,一刻也不许停留。空出来的首辅职位由张居正接任。 一个28岁的女人,一个10岁的孩子,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决定了一位60岁的名满天下的资深政治家的命运。 短短的一个月时间,李贵妃换掉了内相外相,冯保与张居正联袂登场,从而拉开了万历新政的序幕。 考察整个明代,二百七十余年中,李贵妃做出的这两桩走马换将的决定,的确是可圈可点的英明之举。有的皇帝如武宗、世宗、熹宗等,终其一生,也未做出过这等漂亮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据此说李贵妃有着非凡的政治洞察力和高超的手腕,那就大错特错。如果说男人的忧患在国家、在苍生,女人的忧患则是在家庭、在亲人。李贵妃撤换孟冲与高拱,起用冯保与张居正,并不是为了朝廷社稷、天下苍生的福祉,而是出于母爱,为了给儿子找两个可靠的人。 冯保是朱翊钧的大伴,即男保姆。朱翊钧闹百日咳,整夜不能睡觉,冯保让朱翊钧骑在自己背上,在砖地上转磨儿,两只膝盖都磨出血来。所以,李贵妃母子对他倚重甚深。而张居正则是朱翊钧的老师。他的严谨与沉稳,还有他的洁癖,都深得李贵妃母子的尊重与喜爱。 尽管我们承认英雄创造历史,但政治不是一个人的事业。纵观历史,凡成就伟业者,除了有一位胆识超常的领袖,还得有一个互相信任的精英团队。万历初年的新政之所以能够迅速推开并取得巨大成就,就因为李贵妃、张居正、冯保这样一个牢不可破的“权力铁三角”。其时朱翊钧尚小,凡由皇帝决定的事情,都由他的监护人李贵妃拍板定夺。 母爱可以让一个女人极度自私,母爱也能让一个女人产生超常的智慧。将母爱融入政治,要么一塌糊涂,要么充满和谐。值得庆幸的是,李贵妃不但是一位慈母,更是一位严母。她将自己的这两个功能转植于两位信任的大臣。在小皇上面前,冯保近慈,张居正持严。两相配合,国事家事就显得井然有序。 四 关于万历新政,史学界一直给予肯定。拙著《张居正》也因人及事,对这一历史时期作了浓墨重彩的描述。所以这里再不用赘述。但是,我仍要从女人的角度,谈谈李贵妃的历史功德。 张居正上任首辅后,首先就是给隆庆皇帝的两位遗孀上尊号。因为新皇上登基,老皇上的后妃要升格为“太”字辈,如太后、太妃等。明朝进封制度规定:“新天子登基,尊老皇后为皇太后,若有生母,亦封为太后,但加徽号以示分别。”这意思是,陈皇后是当然的皇太后,李贵妃作为皇上的生母,也可以进封皇太后。但是,为了显示两个皇太后的差别,则应在陈皇太后前边加两个字的尊号。冯保与张居正商量:鉴于李贵妃担负着小皇上的监护作用,两宫太后不应该有差别,都应加两个字尊号。虽然,这件事在礼部实施过程中遭到一些官员的反对,但因张居正的强力支持,最终获得通过。陈皇后的尊号是仁圣皇太后,李贵妃是慈圣皇太后。从此,两宫太后遂无差别。 陈太后与李太后两人,打从认识一直到死,始终感情和睦、亲如姐妹。李太后地位比陈太后低下时,她对陈太后奉事唯谨。后来母以子贵,她与陈太后身份齐平但实际占优时,她对陈太后依然奉事唯谨。每天清晨,她都会带着儿子到陈太后处请安。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天天如此,风雨无阻。这一点令陈太后非常感动,她多次要李太后取消这个礼节。李太后的回答是:“老辈子传下的规矩,在我手上不能改。”两人始终以姐妹相称。在明代,后妃之间这样的亲密无间,是难得的佳话。 李太后对陈太后的尊敬,为她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但是,对待自己的儿子万历皇帝,她却管教极严。儿子登基的头几年,她将国事托付给张居正,而让儿子以读书为主。 皇帝读书,叫出经筵。张居正亲自给万历皇帝挑选了六位讲臣。每逢在文华殿听讲归来,李太后便邀来陈太后,让儿子将听讲的内容复述一遍。小皇上讲完了,李太后就问陪皇上听讲的冯保,皇上讲的是否有错漏。如果全部都讲对,就给予褒奖;如果有错漏,就给予惩处。有好几次,小皇上因为逃学而被罚长跪。 由于管教极严,万历皇帝对李太后充满敬畏。万历六年(1578年),母子间曾发生过一次极为严重的冲突。其时,万历皇帝新婚不久,李太后便离开乾清宫,搬回慈宁宫居住。离开了母亲的监护,万历皇帝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便在太监的唆使下,做一些往常不敢做的事情。一次夜游西城,贴身侍应太监孙海为其找来两位年轻貌美的宫女陪酒。喝得半醉时,万历皇帝要这两位宫女唱时令新曲。所谓时令新曲,类似于今天的流行歌曲,但明代坊间的曲子,语颇轻佻,与时下东北民间的二人转,庶几近之。两位宫女说不会唱,孙海在一旁怂恿,宫女仍坚持不唱,万历皇帝因此大怒,喝令推出斩首。经孙海提醒,万历皇帝这才醒悟杀人不是好玩的事情,于是改为削发代替斩首。 第二天,李太后知道了这件事情,找来那两位惊魂未定花容失色的宫女,问明事情原委,顿时大怒。她跑到奉先殿祭告亡夫,竟然作出撤销万历皇帝的九五至尊地位的决定,改让潞王继承皇位。 乍一听到这个消息,朱翊钧吓得三魂出窍,六魄离身。他跑到李太后面前长跪不起,乞求得到宽恕,并保证悔过自新。李太后在陈太后的一再劝说下,终于松了口气,但仍坚持说:“能不能留你,要看张先生的态度。”张居正在李太后的授意下,写了一道劝诫皇上“慎起居”的奏疏。《明史·李太后传》中说张居正“具疏切谏”,过几天,张居正又遵李太后的懿旨,替万历皇帝代草“罪己诏”颁示天下,此场风波才告平息。 这次事件,可看做是朱翊钧与张居正这一对君臣关系的转折点。此前,朱翊钧对张居正深为倚赖,信任有加;此后,他对张居正除了敬畏,更在内心中潜藏了一份不满。 引起君臣对立的原因有很多种,但李太后的介入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 李太后与张居正的关系,在万历初年,始终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因为李太后对张居正的欣赏几乎是不加掩饰,无论是国事上的谋划还是对皇帝的教育,可以说是言听计从。朱翊钧年满18岁后,张居正多次提出归政于皇上,均遭李太后拒绝。朱翊钧20岁时曾向母亲委婉提出想亲政处理国事,李太后亦明确回复:“30岁前不要提亲政的事,一切听张先生的安排。”母亲的这个态度,增强了朱翊钧对张居正的反感。 因为李太后的完全支持,张居正得以大刀阔斧地推行万历新政,使本已气息奄奄、病入膏肓的明王朝迅速恢复了生气。但是,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一死,亲政的万历皇帝迅速对张居正进行无情的清算。导致在短短几年内,万历新政的改革成果丧失殆尽。 关于张居正的悲剧,大多数人归结于他的改革对势豪大户惩抑太过。我看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与李太后的关系已引起万历皇帝的极度不满。 我一直不认为李太后与张居正两人之间有什么暧昧之处。须知明代宫禁甚严,李太后与张居正尽管互相倾慕,也绝没有勇气进行这种可能会给他们带来灭顶之灾的尝试。但是,改革的反对派们仍会捕风捉影,含蓄制造这两个人的“绯闻”。民间的戏本中,就攻击张居正“黑心宰相卧龙床”。我想,朱翊钧对张居正的清算之所以那么残酷,除了皇权与相权之争,大概也是受了“绯闻”的蛊惑,从维护皇室尊严的立场出发而施以雷霆手段。 自从张居正死后,李太后再也没有过问政治。她的儿子朱翊钧迅速变坏,乃至40年不上朝。奇怪的是,李太后也没有作出任何指责。她的态度为何有180度的大转弯呢?这里头大概有两重原因:第一是儿子大了,她再也无法管教;第二是张居正过早去世,她失去了可以信赖的后援而心情沮丧。 研究这段历史,似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李太后是最称职的母亲,而朱翊钧却是最不争气的儿子;张居正是非常合格的帝王师,而朱翊钧却是一位糟糕的皇帝
第2个回答 2014-04-27
张居正是万历的恩师,约束了万历,事事提醒万历为人之道,万历觉得张居正管得太多,万历掌权之后就把张居正革职查办,这就是他们之间恩怨
第3个回答 2014-04-27
张居正当万历老师过于严厉苛刻,万历又受小人馋言,致使张居正下台了。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