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李白和王维同年出生,差一年去世,李白两次入长安时,王维也都在长安或终南。 李白也游过终南还写过诗。 两人有一个共同的挚友孟浩然。 两人同王昌龄,杜甫都有过交往,两人都走过玉真公主的后门。 两人都喜欢交朋友,都对宗教痴迷。 可是除了小说里,正式文献里没有任何两人交往的只言片语。 两人在长安的各种沙龙里见面的机会非常大,但两人却没有交往纪录,这让许多研究着都很好奇。 中国文人,在文学上成功者,便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以达到相得益彰的效果。 在文学上不成功者,也要借政治上的裨益来弥补,以求人五人六站稳脚跟。 但是,中国文人,绝对长于文学者,也绝对短于政治;特别善于政治者,也特别不善于文学。 因此,文学成就很高者,其政治智商必定很低,李、王两位,成功于文学,失败在政治,这大概也是中国文人难逃的宿命。 公元730 年(唐开元十八年),李白经河南南阳至长安。 在此之前,他漫游天下,行至湖北安陆,因娶了故相许圉师的孙女,遂定居下来。这期间,多次向地方长官上书自荐,以求闻达,不应。于是,就如同当下很多艺术家、文化人来到北京闯世界,而成为“北飘”那样,李白要当唐朝的“长飘”一族, 遂下定决心来首都长安发展。 他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不肯安分的诗人之一。 这位大师总是想尽一切方法爆发他的能量,炫示他的精力,表现他的丰彩,突出他的欲望。一个人,像一杯温吞水,过一辈子,“清风吹不起半点涟漪”,是一种活法;同样,像大海里的一叶扁舟,忽而腾升,忽而倾覆,忽而危殆,忽而逃生,惊涛骇浪一辈子,也未尝不是一种活法。 李白的一生,近似后者。他曾经写过一首《上李邕》的诗,大有寓意在焉:“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诗中的主人公,其实就是他老人家自己。 这既是他对自己平生的自况,也是他对自己创作的自信。 诚然,自信,是中国文人具有强势冲击力的表现;自信,也是中国文人能够在大环境中,保持独立精神的根本。李白给中国文学留下来的众多遗产之中,这种强烈的自信,自信到“狂”而且“妄”,也是值得称道的。否则,中国文人统统都成了鼻涕虫,成了脓包蛋,成了点头哈腰,等因奉此的小员司,成了跪在皇帝脚下“臣罪当诛兮”的窝囊废,恐怕中国文学史上,再也找不到一篇腰杆笔直,精神昂扬的作品了。 唐代诗运之兴隆旺盛,应归功于唐代诗人的狂放。 什么叫狂放?狂放就是尽情尽性,狂放就是我行我素,狂放就是不在乎别人怎么看,狂放就是不理会别人怎么想。一个社会,安分守己者多,对于统治者来说,当然是件好事。一个文坛,循规蹈矩的诗人多了、老实本分的作家多了,恐怕就不大容易出大作品了。 诗称盛唐,其所以盛,就在于有李白这样桀骜不羁的大师。 此公活着的时候,就声名遐迩,如日中天,就期然自许,藐视群伦。因此,他认为自己有资格这样做,也就放任自己这样做, 这种率性而为的自信,是他的精神支柱,也是他的生存方式。所以,无论得意的时候,还是失意的时候,他那脑袋总是昂得高高的。 文人的狂,可分两类,一是有资本的狂,一是无资本的狂。李白一生,文学资本自是充裕得不得了,可政治资本却是穷光蛋。因此,他活着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狂,对政治家而言,就是不识时务的傻狂了。文人有了成就,容易不可一世,容易旁若无人,当然也就容易招恨遭嫉,容易成为众矢之的,中国文人的许多悲剧,无不由此而生,这也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 杜甫写过一首题曰《不见》,副题为《近无李白消息》的诗:“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曰杀,我独怜其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此中的一个“杀”字,令人不寒而栗。也许杜甫说得夸张了些,但也可见当时的社会舆论,群众反映,对他的张狂,未必都欣赏的。 一个纯粹的文人,通常都一根筋,通常都不谙世务。他不明白,文学资本拥有得再多,那是不可兑换的货币。在文学圈子里面流通可以,一出这个范围,就大为贬值。那是政治资本的天下,在世人眼里,权力才是硬通货。李白的计算公式:文学资本等于政治资本,不过是一厢情愿;统治者的计算公式:文学资本不等于政治资本,才是严酷的事实。 李白一辈子没少碰钉子,一直碰到死为止,根本原因,就出在这个公式的计算错误上。从他下面这封自荐信,可见他是多么看重自己这点文学本钱。 “前礼部尚书苏公出为益州长史,白于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礼,因谓群僚曰:‘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四海明识,具如此谈。前此郡督马公,朝野豪彦,一见尽礼,许为奇才。因谓长史李京之曰:诸人之文,犹山无烟霞,春无草树。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语,络绎间起,光明洞彻,句句动人。”(《上安州裴长史书》)。 这本是应该出自第三者口中的褒誉之词,由当事人自己大言不惭地讲出来,从自我炒作的角度,堪称经典。在中国文学史上,借他人之嘴,吹捧自己,能如此坦然淡定;将别人看扁,抬高自己,能如此镇定自若,大概也就只有李白这位高手做得出来。你不得不对这位自我标榜时,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大师,要五体投地表示钦佩了。 还有一封《与韩荆州书》,因为收人《古文观止》的缘故,更是广为人知。在这封信里,他把自己的这点老本,强调到极致地步。“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于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王公大人许与气义,此畴曩心迹,安敢不尽于君侯哉?幸愿开张心颜,不以长揖见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纵之以清谈,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权衡,一经品题,便作佳士。而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 其实,安州裴长史也好,荆州韩朝宗也好,能帮李白什么忙?这些官场人物,不过是政客而已,因为喜欢舞文弄墨,傍几个诗人作家,作风雅状,装门面而已。即使大政治家,大军事家,了不起的领袖又如何?也是不把文人雅士当一回事的。公元1812 年6 月,拿破仑一世大举进攻莫斯科,曾经带了一个连的诗人同往。准备在他进入这座城池时,向他贡献歌颂武功的十四行诗。结果大败而归,狼狈逃窜,诗人的鹅毛笔没派上用场。副官问这位小个子统帅,拿这班诗人怎么办才是,拿破仑说, 将他们编人骡马辎重队里当力夫好了。 这就充分说明,当政治家附庸风雅的时候,可能对文人假之以颜色,待之以宾客,而当他进人权力角逐的状态下,再大的诗人,再棒的作家,也就成为可有可无,可生可杀的草芥了。 但是,李白这两通吃了闭门羹的上书,并没有使他有足够的清醒。中国文人,成就愈高,自信愈强,待价而沽的欲望,也就愈烈,将文学资本兑换成为政治资本的念头,一发而不可收拾,这就成了李白要到长安来打拼天下的原动力。无独有偶的, 早在三年前,公元 727 年(开元十五年),王维就离开河南淇水,舍掉那一份小差使,抱着与李白同样的目的,来到都城,也想开创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 开元之治,史称盛世,也是这两位诗人创作的黄金季节。 王维的诗, “画中有诗,诗中有画”,涵泳大雅,无异天籁。李白的诗,高昂则黄钟大吕,金声玉振,低回则浪漫奇绝,灵思奔涌。他们作品中那无与伦比的创造力,想象力,震撼力,美学价值,构筑了盛唐诗歌的繁荣景象。 那时的中国,尚无专事捧场的评论家,尚无只要给钱就抬轿子的吹鼓手,尚无狗屁不是就敢信口雌黄的牛皮匠,尚无报刊、杂志、网站、电视台的恶俗排行榜,尚无臭虫、蟑螂、蚊子、小咬之类以叮人为业的文学小虫子。因之,唐朝读者的胃口,还没有退化到不辨薰莸;唐朝读者的智商,还没有被训练到集体无意识状态。所以,这两位大师的诗篇,只要一出手,立刻洛阳纸贵,只要一传唱,马上不胫而走。上至达官贵人,下至黎民百姓,众望所归;高至帝王后妃,低至贩夫走卒,无不宗奉。 可对诗人而言,尽管名气大,地位却不高,尽管很风光,身份却较低。这种名位上的不对称,而造成的心理上的不平衡,弄得两位大师,很有一点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的苦恼。王维23 岁就进士及第了,巴结多年,才混到正九品下的官职,也就是一个科级干部吧!而功不成名不就的李白,更惨,虽然娶了过气高门之孙女,沾了一点门阀之光,可布衣之身,尚未“释褐”,仍是白丁,总不免自惭形秽,矮人一截。 究其根源,问题还是出在中国文人几乎都有的政治情结上。中国文人,在文学上成功者,便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以达到相得益彰的效果;在文学上不成功者,也要借政治上的裨益来弥补,以求人五人六站稳脚跟。但是,中国文人,绝对长于文学者,也绝对短于政治;特别善于政治者,也特别不善于文学。因此,文学成就很高者,其政治智商必定很低。王、李两位,成功于文学,失败在政治,这大概也是中国文人难逃的宿命。 然而,他俩还是义无反顾地,要到长安打拼,加入“长飘”一族,求得出头之日。 依世俗的看法,这两位同来长安,同求发达的诗人,联袂出现于公开场合,叙谈契阔于文艺沙龙,寒暄问候于皇家宫苑,见面握手于殿堂宫阙,是理所当然的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不一定很熟悉,但一定不面生,不一定很知已,但一定有接触。同进同出,亲密无间,也许不可能;但视若陌路,互不理会,总是说不过去的。 然而,后来研究唐代诗歌的人,忍不住蹊跷的,也是感到难以理解的。第一,在他们两位的全部作品中,找不到涉及对方的一字一句。第二,在所有的正史、野史里,也查不出来他们来往过,聚会过,碰过头,见过面的资料。 两位大师在长安期间,竟然毫无任何交往,这个历史上的空白,遂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斯芬克思之谜。 我们知道:王维生于公元701 年,死于公元760 年。李白生于公元701 年,死于公元762 年。两人年纪相仿,写作相类,名声相似,甚至连资本兑换的欲求也都相同,这哥儿俩,没有理由不在一起赋诗唱和,说文咏句,论道探禅,行乐遨游。那是中国历史上的开元盛世,也是中国诗歌史的黄金年代,更是中国文人最足以释放能量的无限空间啊! 可是,从公元 730 年至733 年(开元十八年至二十一年),从公元 742 年至 744 年(天宝元年至天宝三载),先后共有五年工夫,同住在首善之区的两位诗人,却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样,不禁要问一声“为什么”了! 同时出现在公元8 世纪20 年代,首都长安的李白与王维,使我们联想到20 世纪20 年代的古都北平,“五四”新文学运动肇始时期的鲁迅与胡适。也许,胡鲁或鲁胡,李王或王李,无法类比,但在领衔文坛,引导潮流,左右舆论,吸引眼球这一点上,性质多少相似。 胡鲁或鲁胡,文学观点不尽相同,政治立场也大为相左,但都在北平教书做事,无论怎样悖背不一,并不妨碍他们聚在前门外厚德福饭庄吃铁锅蛋,无论怎样分歧交恶,也不影响他们在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品雨前茶。 尤其天宝年间,李白与王维第二次相集长安,李很抖,被唐玄宗由布衣擢为待诏翰林,一朝得意,满身朱紫。王也很抖,为七品上的左补阙,相当于准部级的高干,高轩华盖,随从骖乘。同在朝廷供职,同捧皇家饭碗,同是御用文人,同为诗界泰斗。但不知为什么,仍是形若水火,动若参商,仍是咫尺天涯,不谋一面,这就使人疑惑了。 唐代的长安,比之今天的西安,要大三四倍,无论怎么大,在同一座城池里,怎么找理由,怎么设法解释,李白王维,盛唐诗坛的领军人物,不至于好几年工夫,像捉迷藏一样互相躲着。 以我所在的京城文坛为例,文联、作协、报刊社、出版界,加在一起,一年下来,没有三百场,也有二百场文学活动要举行的。这其中,至少有一百场的与会者,名单基本大同小异。因此,各路诸侯,海内文士,艺坛名宿,京都闻人,绝对有很多欢聚一堂的机会。 这种会,第一,热闹,第二,滋润。茶水侍候,饭局等待,红包奉送,打的报销,不愁没人捧场。于是,上至大老,下至篾片,呼之即来,来之能战。或捧场,或鼓吹,或炒作,或推销,或哼哈二将,吹之拍之,或四大金刚,歌之颂之,或合唱团员,附之和之,或老将拍板,一槌定音。都是再熟悉不过的那几张肉脸,那几句套话,天天见面,日日碰头,只有看腻了的可能,而无见不着的遗憾。甚者,上午一个会,下午一个会,中午还在一张宴会桌上碰杯。衮衮文坛新贵,当红风头人物,穿红着绿女记,沏茶倒水人员, 基本上是两天见三次面。如果真是一日不见,倒确有如隔三秋之感。 唐代长安,虽然没有诸如此类的文学活动,如果这两位诗人,不那么故意闹别扭的话,见面碰头的机会,应是断不了有的。大家知道,王维信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很难想象这样虔诚的佛教徒,会不去佛寺祷拜祈福?大家更知道,李白风流,“落花踏尽游何处?笑人胡姬酒肆中”,是个既离不开酒,也离不开女人的声色才子,会安稳地坐在家里纳福?当时长安外廓城里,“有僧寺六十四,尼寺二十七,道士观十,女观六,波斯寺二,胡天祠四”,遍布人烟稠密的里坊间,而著名的声色场所,如平康里的上中下三曲,也处于闹市区,歌伎胡女,僧人尼姑,比邻而居,乃长安开放社会的特色。 那时,王维的辋川别业,尚未完全修缮完毕,自然借住其弟王缙在城里的宅子。据清人徐松所撰的《唐两京城坊考》,属于“长飘”一族李白,并无在他名下的邸宅。倘非住在旅店,就是寄寓崇仁坊,平康坊的各地进奏院,相当于今天的外省市驻京办,与王维、王缙所居的道邸坊,只有一街之隔,相距不远。因此,拈香礼佛的王维,与寻花问柳的李白,狭路相逢,绝有可能。除非他们俩,刻意回避,有心躲让,否则,这种不照面,不往来,不相识,不过话的背后,不能不令人疑窦丛生,令人费解。 何况,李白集中,有《曾孟浩然》、《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春日归山寄孟浩然》等诗,交情匪浅;而王维集中,则有《送孟六归襄阳》、《哭孟浩然》等诗,友谊颇深。由此判断,孟浩然乃李白,王维的共同朋友,而且不是泛泛之交,当无疑问。实际情况却是你的朋友,可以成为我的朋友,我的朋友,也可以成为你的朋友,独独我和你,偏偏不可以成为朋友。李白和王维,就这么别扭着,岂非咄咄怪事? 如果孟浩然是一位女诗人,而且有点姿色,自然要避免这种争风拈醋的尴尬场面。正如当下的外地美女作家,来到北京推销 自己,决不会把京城四大评论家,四小评论家,同时约在一家星级饭店开房间见面,哪还不得出人命案?孟浩然,当然不会有这等情色麻烦,可他怎么对待这两位朋友,估计也是很不自在的。难就难在与王在一起的时候,不能有李,而与李在一起的时候,又不能有王。这就成了一袋米,一只鸡,和一个狐狸乘船过河的脑筋急转弯的难题了。 孟浩然肯定作过努力,因为,重感情,讲友谊,喜交往,好宾客,正是这两位诗人的共同之处。王维那首“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送元二使安西》,是尽人皆知的。在他诗集里,这样的“送别诗”,几占总量的五分之一,说明王维之情真意挚,很看重与友人的交往。具有如此平易近人,融洽处世的性格,应该有其乐意接近李白的可能性。而李白之重然诺,讲义气,任侠仗义,敢于承担,孟浩然估计,谅不至于将朋友的朋友拒之门外吧?李白第一次东游,在扬州,为救济落魄公子,“不逾一年, 散金三十余万”,何等慷慨?同游者死于中途,李白“雪泣持刃,躬申洗削,裹骨徒步,寝兴携持,行数千里归之故土”,何等忠忱?如此两位看重友情的人,怎么可能大路朝天,各走一边,长安街头,见而佯作不识呢? 然而,孟浩然的一片好心,落空了,这哥儿俩就是别扭着。其实,作为这两位诗人的共同朋友,他应该了解,李白也好,王维也好,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他们内心深处里,存在着难于交聚的瑜亮情结。 公元 730 年(唐开元十八年)前后,李白第一次到长安,王维已是第三度来长安,两人想做的是同一件事,因文学上的成功, 期求政治上的得意。但两人心境却不尽相同。李白乘兴而来,一路风光,自我感觉,异常良好,志在必得,王维一再受挫,跌跌绊绊,吃过苦头,心有余悸。 历朝历代的中国文人,断不了要吃历朝历代皇帝所恩赐的苦头。于是,苦头之先吃,还是后吃,对于中国文人的性格和命运, 便产生若干不同。 王维是先吃苦头,李白是后吃苦头。先吃苦头的王维,明白了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明白了天地之间的自己,应该摆在什么位置上,故尔他身段放得很低,低到让李白大概很看不起。后吃苦头的李白,在掌声中,在鲜花中,在酩酊的醉眼朦胧中,在胡姬的迷人回眸中,有点不知天高地厚,更不知天地之间,最可有可无的东西,就是文人。因此,他的行事方式,往往正面进攻,他的敢作敢为,常常不计后果,这大概也是王维要同他拉开距离的一个原因。 李白到长安来,可能还是靠着妻子娘家的鼎助,得以打通时任右丞相张说的关节,肯于舍出脸来为之说项,这当然是天大的面子了。而他的诗名,也为张说的儿子张垧,一位驸马爷所看重,愿意帮他这个忙,这样一来,更是胜券在握。在唐代,无论科举,无论求仕,介绍人的举荐,非常重要,十分关键。用今天的话说,走门子,用当时的话说,干谒,是一种正当的行为。李白所以十拿九稳,心性颇高,所以不把同行王维摆在眼里,因为攀附上张说父子,门路不可谓不硬,后盾不可谓不强,大有静候佳音,坐等捷报之势,估计那些日子里,我们这位高枕无忧的大师,小酒没有少饮。 其实,李白有些轻忽王维,忘了他具有住地户的优势。正如今天的“北飘”一族,只能有临时居住证而无北京户口一样, 王维口袋里有李白所没有的这纸长安市民文书。这纸文书也许没有什么了不起,但体现出王维在首都的根基、人脉、资源、可以调动起来为他所用的一切因素,李白在这方面只能瞠乎其后。 当李白觉察到这种差距,从而引起他对王维的警惕,从而发展到冰炭不容,相互隔膜,就是这两位大师,所选择的干谒路径, 殊途同归,都在希望得到唐玄宗的姐姐玉真公主的赏识,只要她首肯谁,谁就会一跃龙门,平地青云。 王维23 岁中式以后,就被任命为大乐丞。他在这个国家交响乐团的岗位上犯了错误,纯因少不经事的过失。史载他的属下伶人因演《黄狮子》只能供皇帝观看的舞,而被降职贬放。但李白显然没估计到,这个最高乐府的职务,正是王维的音乐天赋,表演才能,以及他诗歌书画方面的成就,得以体现出来的机会呀!“凡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宁王、薛王待之如师友。”“尤为岐王所眷重。”(《旧唐书》本传) 从《从岐王过杨氏别业应教》、《从岐王夜宴卫家山池应教》、《敕借岐王九成宫避暑应教》等王维所作的诗,看来,他与这位“好学工书,雅爱文章之士”的岐王,有着过从甚密的关系。而据《集异记》,王维“妙年洁白,风姿都美”,“风流蕴藉,语言谐戏”,“大为诸贵之所钦瞩”,个人形象上占了很大的优势,在重要人物眼中,得到一个视觉上完美的影响分, 作用匪浅,这也是李白不禁要自惭形秽之处了。再则,除宁王、岐王、薛王外,王维所交往密切的贵公子,也非等闲人物。如唐太祖景帝七世孙李遵,如武、中、睿三朝宰相韦安石之子韦陟、韦斌兄弟等,都是能在关键时刻起到奥援作用的中坚力量。 “长飘”一族李白,在京城就得不到这种如鱼得水的幸运了。首先,高层社会,他缺乏根基;其次,权力中心,他难有依靠, 再其次,王维结交者,当权派,实力派,主流派,在朝派,都是一言九鼎之辈,无一不是有用之人。而李白结交者,文人墨客,酒徒醉鬼,胡女歌伎,普罗大众,都是上不了台盘,帮不了屁忙的平民百姓。所以,虽经张说、张垍父子推介,得以住进玉真公主的别馆,等待接见。可远在城外,离长安还有一段路程,加之公主很忙,一时来不了,也许说不定把他忘了。 有一首《玉真公主别馆苦雨》的诗,便是李白待命时刻的心境写照。“秋坐金张馆,繁阴昼不开。空烟迷雨色,萧飒望中来。翳翳昏垫苦,沉沉忧恨催。清秋何以慰?白酒盈吾杯。吟诗思管乐,此人已成灰。独酌聊自勉,谁贵经纶才?弹剑话公子,无鱼良可哀。” 这首诗写得很凄清,很郁闷,那点滴的檐头细雨,那瑟瑟的山间冷风,那空茫的乏人问津,那寂寞的无望等待,是李白少有的低调作品。因为他不可能不知道他所期盼的这位公主,那位李隆基的九姐,很大程度上替她弟弟照管一下意识形态方面的事务,负有发现人才,培养重点作家的使命,正兴致勃勃地观看王维的琵琶独奏,并大加赏识呢! 《唐才子传》载:“维,字摩诘,太原人。九岁知属辞,工草隶,娴音律。岐王重之。维将应举,岐王谓曰:‘子诗清越者,可录数篇,琵琶新声,能度一曲,同诣九公主第。’维如其言。是日,诸伶拥维独奏,主问何名,曰:‘《郁轮袍》。’因出诗卷。主曰: ‘皆我习讽,谓是古作,乃子之佳作乎?’延于上座曰:‘京兆得此生为解头,荣哉!’力荐之,开元十九年状元及第。” 《唐诗纪事》亦称:“《集异记》载:维未冠,文章得名,妙能琵琶。春之一日,岐王引至公主第,使为伶人,进主前一进新曲, 号《郁轮袍》,并出所为文。主大奇之,令官婢传教,遂召试官至第,谕之作解头登第。” 虽然王维一生以此为耻,靠卖艺求荣,苟且仕进,但他从此春风得意,平步青云;而李白尽管身孤心冷,尽管磊落光明,尽管不为富贵折腰,可始终没见到公主的倩影,没得到公主的芳心, 只好灰溜溜地淹蹇而归,对争胜好强的李白来讲,这是多么没面子,多么扫兴,多么无趣的结果啊! 我想,这可能就是两位顶级大师隔阂的肇始缘由。而对雄性动物来讲,再没有比斗败的鹌鹑打败的鸡,更为刻骨铭心,更为饮恨终生的痛苦了。 作为文人,自信是应该有的,自尊也是应该有的,但是,特别的自信,格外的自尊,那必然,紧接着而来的便是令人讨厌的自大了。李白这一次长安之行,是对他自信、自尊,乃至自大的一次挑战,他当然吞不下这枚苦果,因此,李白与王维,遂成为永无交结可能的平行线。两位大师的“零度”反应,在长安城里的不通往来,这个唐代诗歌史的不解之谜,似乎也就大致了解底里了。 我试着推断,这当中,肯定有一位,有意约束自己,说不定,是他们两位,决心回避对方。一个强大的文人,不大容易与势均力敌的对手,在同一天空底下共存。也许觉得你不见我,我不见你,反而更自在些,更自由些。 后来人对于前贤,都有一种“为尊者讳”的谅解,都有一种“玉成其美”的愿望,也就不甚细究,随它去了。实际上,历史的细胞,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而人的性格,决定了他在历史中的角色地位。因此,一个太自信的李白,和一个太自重的王维,形成这种旗鼓相当,互为芥蒂,彼此戒惧,壁垒森严的局面,本质上也是一种强之为强的势所必然。 应该说,一流的文人,只能对二流,三流,不人流的文人,起到磁吸作用。在京城地界上呆久了,在文学聚会上混多了,你就会总结得出来,什么人跟什么人坐在一起,什么人和什么人偏不坐在一起,什么人簇拥着谁,什么人背对着谁,你就大致了解所谓的“圈子”是怎么构成的了。至于那些风头正健的女性作家,拼命把胸脯于努力贴着谁,恨不能保持着零距离;至于那些年老色衰的女性作家,一脸怨恨地瞅着谁,作弃妇状恨不得吃了谁,则更是就近观察的指标。呜呼,每个圈子都是一个小太阳系,众星绕着太阳运行,太阳接受众星拥戴。而若干个“圈子”组合到一起,便叫作文坛。 因此,一个太阳系里,只能容纳一个太阳。若是两个不埒上下的重磅文人,如宇宙间两个等质的物体,便得按物理学上的万有引力定律行事,只有相拒和相斥,无法尿到一个壶里了。文坛的不安生,无不由此而来。 李白与王维,就是循着自己的轨迹运行而无法相交的星系。 也许真实的历史,并非如此,但如果这个斯芬克思之谜的谜底,就是这样,也没有什么不好。谁不愿意仰望那满天繁星的夜空呢?每颗星星都在银河系里闪烁着自己的光芒,那宇宙才称得上灿烂辉煌。 若是,只有一颗星星在眨眼的夜空,或者,只许一颗星星在发光的文坛,那该多么寂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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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20-09-18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文化繁荣鼎盛的时期。这一时期涌现出了大批的诗人以及文学家,比如我们所熟知的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这些人都为中国的诗词界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是,面对唐诗的繁荣兴盛,我们也感到了疑惑就是同在一时期的李白和王维,为什么两个人之间很少有交集呢?主要还是道不同不相为谋。
一、共同好友孟浩然众所周知,李白和王维是出生在同一时期的两位伟大的唐代诗人。王维笔下的诗,风格为田园,李白则是浪漫主义代表作的诗人。那么我们不禁好奇,两人都是唐朝赫赫有名的大才子,但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交往却是很少的。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两个人共同的好友孟浩然。相信学过唐诗的小伙伴们都知道,李白曾经为孟浩然写诗,表达了自己的怀念和欣赏之情。而孟浩然与王维之间更不用多说,二者都是唐代的田园派诗人,在诗词作品中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二、信仰不同在古代,经常有道不同不相为谋的说法。如果两个人没有共同的信仰的话,那么讨论就存在了一定的障碍。我们可以看出,李白的诗大多是浪漫主义色彩浓重,因为李白所信奉的是道教。而孟浩然所信奉的是佛教,孟浩然对佛教已经到了一种无比痴迷的地步。面对佛教如此痴迷的孟浩然,相信李白和他也没有什么共同语言。除此之外,中国古代文人居高自傲的。在这些才子的世界里,只有自己的观点和主张才是最重要的。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了李白与王维之间很少有交情的原因是二人的观点不同。但是,虽然他们两个人在私下里没有矫情,两个人对于唐代以及后世在诗词上面的造诣都是极高的,也为我们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