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原文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鲸吞蚕食于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籍献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
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原设北平,私立南开大学原设天津。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威权逐渐南移,惟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为其中坚。二十六年平津失守,三校奉命迁移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设法、理、工学院于长沙,文学院于南岳,于十一月一日开始上课。迨京沪失守,武汉震动,临时大学又奉命迁云南。
师生徒步经贵州,于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旋奉命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学院于蒙自,于五月四日开始上课。一学期后,文、法学院亦迁昆明。二十七年,增设师范学校。二十九年,设分校于四川叙永,一学年后并于本校。昆明本为后方名城,自日军入安南,陷缅甸,乃成后方重镇。联合大学支持其间,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
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战时使命既成,奉命于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结束。原有三校,即将返故居,复旧业。缅维八年支持之苦辛,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焉: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
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如,此其可纪念一也。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天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
译文:
教授之所以为教授,在于他在学术上有所贡献,在他本行中是个权威,并不在于他在政治上有什么主张。譬如辜鸿铭,他的英文水平很高,他可以教英文,北大就请他教英文。这在蔡元培到校以前就是事实,蔡元培到校后不但没有改变这个事实,还又加聘了一个反动人物,就是刘师培(申叔)。
刘师培出身于一个讲汉学的旧家,清朝末年他在日本留学,说是留学,实际上是在东京讲中国学问。袁世凯计划篡国称帝的时候,为了制造舆论,办了一个“筹安会”,宣传只有实行帝制才可以使中国转危为安。筹安会有六个发起人,当时被讥讽地称为“六君子”,其中学术界有两个名人,一个是严复,一个是刘师培。
在袁世凯被推翻以后,这六个人都成了大反动派。就是在这个时候,蔡元培聘请刘师培为中国文学教授,开的课是《中国中古文学史》。我也去听过一次讲,当时觉得他的水平确实高,像个老教授的样子,虽然他当时还是中年。他上课既不带书,也不带卡片,随便谈起来,头头是道,援引资料,都是随口背诵,同学们都很佩服。
这就是所谓“兼容并包”。所谓“兼容并包”,在一个过渡时期,可能是为旧的东西保留地盘,也可能是为新的东西开辟道路。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在当时是为新的东西开辟道路的。因为他的“兼容并包”,固然是为辜鸿铭、刘师培之类的反动人物保留地盘,但更多的是为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人物开辟道路。
扩展资料
碑文制作背景
铭文告诉我们,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枪击事件拉开了抗日战争序幕。当日本侵略者入侵南方时,平津是急需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所著名大学被勒令迁往湖南,在长沙成立临时大学。学校事务由前三任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主持。
他们在那一年的11月1日上课。后来,情况变得越来越困难。上海和南京相继成为敌人。武汉震动,临时大学正式迁至云南。成百上千的教师和学生成批向南旅行。他们大多数人走了3000英里。他们中的一些人乘汽车和船旅行,有些甚至绕过香港,途经越南。
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跋涉,他们于1938年初夏抵达昆明,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并于5月4日上课。学校分为位于昆明的理工学院、蒙自的文法学院和同年冬天的师范学院。一学期后,文法学校又迁回昆明。1946年5月4日,大会结束后,三所学校迁回平津八年。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西南联大纪念碑
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原设北平,私立南开大学原设天津。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威权逐渐南移,惟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为其中坚。二十六年平津失守,三校奉命迁移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设法、理、工学院于长沙,文学院于南岳,于十一月一日开始上课。迨京沪失守,武汉震动,临时大学又奉命迁云南。
师生徒步经贵州,于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旋奉命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学院于蒙自,于五月四日开始上课。一学期后,文、法学院亦迁昆明。二十七年,增设师范学校。二十九年,设分校于四川叙永,一学年后并于本校。昆明本为后方名城,自日军入安南,陷缅甸,乃成后方重镇。联合大学支持其间,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
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战时使命既成,奉命于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结束。原有三校,即将返故居,复旧业。缅维八年支持之苦辛,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焉: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
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如,此其可纪念一也。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天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
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原设北平,私立南开大学原设天津。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威权逐渐南移,惟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为其中坚。二十六年平津失守,三校奉命迁移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设法、理、工学院于长沙,文学院于南岳,于十一月一日开始上课。迨京沪失守,武汉震动,临时大学又奉命迁云南。师生徒步经贵州,于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旋奉命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学院于蒙自,于五月四日开始上课。一学期后,文、法学院亦迁昆明。二十七年,增设师范学校。二十九年,设分校于四川叙永,一学年后并于本校。昆明本为后方名城,自日军入安南,陷缅甸,乃成后方重镇。联合大学支持其间,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
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战时使命既成,奉命于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结束。原有三校,即将返故居,复旧业。缅维八年支持之苦辛,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焉: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干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如,此其可纪念一也。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天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庚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联合大学初定校歌,其辞始叹南迁流难之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历历不爽,若合符契。联合大学之始终,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爰就歌辞,勒为碑铭。铭日:痛南渡,辞官阙。驻衡湘,又离别。更长征,经河泽。望中原,遍洒血。抵绝徼,继讲说。诗书器,犹有舌。尽笳吹,情弥切。千秋耻,终已雪。见倭寇,如烟灭。起朔北,迄南越,视金瓯,已无缺。大一统,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罗三校,兄弟列,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联合竟,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碣,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
碑文原文: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
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鲸吞蚕食于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籍献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
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原设北平,私立南开大学原设天津。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威权逐渐南移,惟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为其中坚。
二十六年平津失守,三校奉命迁移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设法、理、工学院于长沙,文学院于南岳,于十一月一日开始上课。迨京沪失守,武汉震动,临时大学又奉命迁云南。
师生徒步经贵州,于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旋奉命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学院于蒙自,于五月四日开始上课。一学期后,文、法学院亦迁昆明。二十七年,增设师范学校。
二十九年,设分校于四川叙永,一学年后并于本校。昆明本为后方名城,自日军入安南,陷缅甸,乃成后方重镇。联合大学支持其间,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
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战时使命既成,奉命于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结束。原有三校,即将返故居,复旧业。缅维八年支持之苦辛,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焉: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
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
译文:
教授之所以为教授,在于他在学术上有所贡献,在他本行中是个权威,并不在于他在政治上有什么主张。譬如辜鸿铭,他的英文水平很高,他可以教英文,北大就请他教英文。这在蔡元培到校以前就是事实,蔡元培到校后不但没有改变这个事实,还又加聘了一个反动人物,就是刘师培(申叔)。
刘师培出身于一个讲汉学的旧家,清朝末年他在日本留学,说是留学,实际上是在东京讲中国学问。袁世凯计划篡国称帝的时候,为了制造舆论,办了一个“筹安会”,宣传只有实行帝制才可以使中国转危为安。
筹安会有六个发起人,当时被讥讽地称为“六君子”,其中学术界有两个名人,一个是严复,一个是刘师培。
在袁世凯被推翻以后,这六个人都成了大反动派。就是在这个时候,蔡元培聘请刘师培为中国文学教授,开的课是《中国中古文学史》。
我也去听过一次讲,当时觉得他的水平确实高,像个老教授的样子,虽然他当时还是中年。他上课既不带书,也不带卡片,随便谈起来,头头是道,援引资料,都是随口背诵,同学们都很佩服。
这就是所谓“兼容并包”。所谓“兼容并包”,在一个过渡时期,可能是为旧的东西保留地盘,也可能是为新的东西开辟道路。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在当时是为新的东西开辟道路的。
因为他的“兼容并包”,固然是为辜鸿铭、刘师培之类的反动人物保留地盘,但更多的是为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人物开辟道路。
扩展资料:
碑文制作背景:
这座从云南昆明联大旧址复制的纪念碑,由三校校长许智宏、顾秉林和饶子和共同揭幕。三校均已在校园里树起西南联大纪念碑。
今年11月1日,是举世闻名的西南联合大学校庆70周年纪念日。70年前,北大、清华、南开师生在抗日炮火中同赴国难,举迁昆明,合组西南联大,云集三校英才,成为全国的文教重镇和民主堡垒。
1937年至1946年,西南联大在国难当头的时刻写出中国教育史上绚烂的一页,联大8年招收的8000余名学生中,培育出一大批杰出的人才。西南联大纪念碑碑座为圆拱形,高约5米,宽约2.7米,碑身嵌在其中。
碑文由西南联大教授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刻、罗庸手书,享有“三绝碑”的美誉。1178字的碑文,通篇诉说联大建校始末及历史意义,洋溢着强烈的爱国热情。碑后刻录了834位联大参军同学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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