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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3-10-12
三国时代群雄角逐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人才的较量,每一个强大的政治军事集团的崛起无不以优秀人才为后盾;没有人才优势,也就无所谓事业上的成功,曹操对此深有体会:“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同上)
在如何吸引和任用人才问题上,曹操“雄”、“奸”并存的双重性格也得到了明显的反映。
早在创业之初,曹操就非常中重视网罗人才;建都许昌之后,又一再下达“求贤令”,以朝廷的名义招纳贤士,试图把散落在民间的人才都聚集起来。
在选择人才的标准上,曹操以其政治家的独特气魄,一反过去以门阀和名气取人的传统标准,主张不拘一格,“唯才是举”。著名的《八月令》竟然明确地提出要起用那些“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这是对以门阀品第为唯一标准的传统人事制度的一次猛烈冲击。对于曹操“识拔人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的选才标准,连宋代保守主义政治家司马光也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罗致到了人才,还有个如何任用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曹操亦有独到之处,这就是清人赵翼所概括的“以权术相驭”。至于具体的做法,赵翼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盖曹操当初起时,方欲籍众力以成事,故以此奔走天下,杨阜所谓曹公能用度外之人也。及其削平群雄,势位已定,则孔融、许攸、娄圭等,皆以嫌忌杀之;荀彧素为操谋主,亦以其阻九锡而胁之死;甚至杨修素为操所赏拔者,以厚于陈思王而杀之;崔琰素为操所倚信者,亦以疑似之言杀之;然后知其雄猜之性,久而自露,而从前之度外用人,特出于矫伪,以备一时之用,所谓以权术相驭也。(《二十二史札记》)
曹操在创业之初,需要人才帮助打天下时,他可以虚心纳士,和刘备、孙权一样对有用之才极尽礼遇。曹操厚待刘备、关羽的事情是尽人皆知的,其实他给予自己重要的谋臣将士的优待远在刘、关二人之上,故大多能得人死力。
尤为难得的是,曹操在创业之初能用度外之人,即对有用的人才做到不记前嫌,即使是仇敌也不念旧恶,不加报复,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博大胸怀和恢弘大度。
例如官渡之战后,发现许多“许下及军中人”与袁绍暗通的书信,有人提出要查清之后收而杀之,曹操却说“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同上),遂命“皆焚之”。
又如陈琳,原是袁绍的部下,曾为其起草讨曹檄文,直骂到曹操祖宗三代。但归附曹操之后,仍然受到重用,并未遭受报复。
再如张绣,与曹操有杀子之仇。但张绣归降后,曹操不计前嫌,仍拜他为扬武将军,并结为儿女亲家。官渡之战中,张绣力战有功,后又击破袁谭,曹操论功行赏,增邑二千户,其他“诸将未有满千户者”。(《三国志·魏书·张绣传》)
然而,曹操对于人才的恩惠、友谊和礼遇、宽大等都直接服务于其政治目的,他的目的很明确,笼络人心、以让人才为其所用;一旦达不到这一目的,或者过去倚仗的人才对其产生了异心,那么就毫不留情地加以剪除。
曹操智囊团的首席人物荀彧的遭遇就很能说明问题,他“弃绍从操”之后,在政治方面给予了曹操很大的支持,曹操也与他颇为投缘,甚至称赞其为“吾子房也”。但荀彧自幼受儒家礼法教育,毕竟心存汉室,他之所以为曹操出谋划策就是希望能通过曹操“削群雄,以匡汉室”,所以当他看到曹操权位日高,欲加国公和九锡时,便和曹操在政治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他明知曹操有僭越之心却不肯附和,这就成了曹操实现个人野心的绊脚石,于是遭到嫉恨。关于荀彧的结局,有人说是被曹操用药酒毒死,也有人说是受胁迫而自杀身亡,总之是不得善终。
像这样先受礼遇后遭忌杀的自然并非荀彧一人,还有不少早年曾为曹操的统一大业建立功勋的人,到后来却不得不通过回避隐退以求自保。曹操的重要谋士程昱就以“知足不辱”为由,自动交付兵权,乞求退休;而贾诩“自以非太祖旧臣,而策谋深长,惧见猜嫌,阖门自守,退无私交,男女嫁娶,不结高门。”何夔见“太祖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便“常畜毒药,誓死不辱”。这些史实都说明在曹操后期的高压政策下,他的臣属们进退维谷,忐忑不安的心理状态。
因此,将曹操对人才既任用又猜疑的态度比照起来看,他在人才问题上奉行的其实是实用主义的方针。为了建立统一天下的王霸事业,他重视人才、礼遇人才,表现了他有囊括英才的雄才大略和容纳人才的恢弘大度;但是为了维护个人的绝对权威,他又猜忌、枉杀人才,表现了其在人才问题上奸诈诡秘的另一面
在如何吸引和任用人才问题上,曹操“雄”、“奸”并存的双重性格也得到了明显的反映。
早在创业之初,曹操就非常中重视网罗人才;建都许昌之后,又一再下达“求贤令”,以朝廷的名义招纳贤士,试图把散落在民间的人才都聚集起来。
在选择人才的标准上,曹操以其政治家的独特气魄,一反过去以门阀和名气取人的传统标准,主张不拘一格,“唯才是举”。著名的《八月令》竟然明确地提出要起用那些“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这是对以门阀品第为唯一标准的传统人事制度的一次猛烈冲击。对于曹操“识拔人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的选才标准,连宋代保守主义政治家司马光也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罗致到了人才,还有个如何任用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曹操亦有独到之处,这就是清人赵翼所概括的“以权术相驭”。至于具体的做法,赵翼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盖曹操当初起时,方欲籍众力以成事,故以此奔走天下,杨阜所谓曹公能用度外之人也。及其削平群雄,势位已定,则孔融、许攸、娄圭等,皆以嫌忌杀之;荀彧素为操谋主,亦以其阻九锡而胁之死;甚至杨修素为操所赏拔者,以厚于陈思王而杀之;崔琰素为操所倚信者,亦以疑似之言杀之;然后知其雄猜之性,久而自露,而从前之度外用人,特出于矫伪,以备一时之用,所谓以权术相驭也。(《二十二史札记》)
曹操在创业之初,需要人才帮助打天下时,他可以虚心纳士,和刘备、孙权一样对有用之才极尽礼遇。曹操厚待刘备、关羽的事情是尽人皆知的,其实他给予自己重要的谋臣将士的优待远在刘、关二人之上,故大多能得人死力。
尤为难得的是,曹操在创业之初能用度外之人,即对有用的人才做到不记前嫌,即使是仇敌也不念旧恶,不加报复,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博大胸怀和恢弘大度。
例如官渡之战后,发现许多“许下及军中人”与袁绍暗通的书信,有人提出要查清之后收而杀之,曹操却说“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同上),遂命“皆焚之”。
又如陈琳,原是袁绍的部下,曾为其起草讨曹檄文,直骂到曹操祖宗三代。但归附曹操之后,仍然受到重用,并未遭受报复。
再如张绣,与曹操有杀子之仇。但张绣归降后,曹操不计前嫌,仍拜他为扬武将军,并结为儿女亲家。官渡之战中,张绣力战有功,后又击破袁谭,曹操论功行赏,增邑二千户,其他“诸将未有满千户者”。(《三国志·魏书·张绣传》)
然而,曹操对于人才的恩惠、友谊和礼遇、宽大等都直接服务于其政治目的,他的目的很明确,笼络人心、以让人才为其所用;一旦达不到这一目的,或者过去倚仗的人才对其产生了异心,那么就毫不留情地加以剪除。
曹操智囊团的首席人物荀彧的遭遇就很能说明问题,他“弃绍从操”之后,在政治方面给予了曹操很大的支持,曹操也与他颇为投缘,甚至称赞其为“吾子房也”。但荀彧自幼受儒家礼法教育,毕竟心存汉室,他之所以为曹操出谋划策就是希望能通过曹操“削群雄,以匡汉室”,所以当他看到曹操权位日高,欲加国公和九锡时,便和曹操在政治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他明知曹操有僭越之心却不肯附和,这就成了曹操实现个人野心的绊脚石,于是遭到嫉恨。关于荀彧的结局,有人说是被曹操用药酒毒死,也有人说是受胁迫而自杀身亡,总之是不得善终。
像这样先受礼遇后遭忌杀的自然并非荀彧一人,还有不少早年曾为曹操的统一大业建立功勋的人,到后来却不得不通过回避隐退以求自保。曹操的重要谋士程昱就以“知足不辱”为由,自动交付兵权,乞求退休;而贾诩“自以非太祖旧臣,而策谋深长,惧见猜嫌,阖门自守,退无私交,男女嫁娶,不结高门。”何夔见“太祖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便“常畜毒药,誓死不辱”。这些史实都说明在曹操后期的高压政策下,他的臣属们进退维谷,忐忑不安的心理状态。
因此,将曹操对人才既任用又猜疑的态度比照起来看,他在人才问题上奉行的其实是实用主义的方针。为了建立统一天下的王霸事业,他重视人才、礼遇人才,表现了他有囊括英才的雄才大略和容纳人才的恢弘大度;但是为了维护个人的绝对权威,他又猜忌、枉杀人才,表现了其在人才问题上奸诈诡秘的另一面
第2个回答 2013-10-12
文武双全
敢想敢做敢说
敢想敢做敢说
第3个回答 2013-10-12
文滔武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