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商鞅变法的评价

秦惠文王虽然除去了商鞅，却没有除去商鞅的新法。这很有些象后来项羽、刘邦推翻了秦朝，却没有完全除去秦朝的酷政。因为这些新法酷政明显对于统治者有好处。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商鞅推行的变法及其法家路线对于中国历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须要辨析清楚。 司马迁称商鞅“天资刻薄”、“少恩”。班固认为，商鞅是周王朝末年的一大“凶人”。唐人颜师古注《汉书》，曾经引用了李奇的话说，商鞅为法，能够奖赏地位低下有功的人，惩罚地位高贵有罪的人，但是偏于严厉苛刻，不能以宽厚之心使老百姓得到实际的利益。朱熹说，商鞅只是一心要急于达到使秦国富强的目标，但是并不在文教上下功夫，是应当受到谴责的。商鞅重视和追求短期实效的物质利益，对于精神文化的极端仇视。正是古人常说的“人禽之辨”。因此有人说，秦国名声恶劣，被东方人称为“虎狼之国”，商鞅是有责任的。贾谊总结秦的失误说，商鞅丢弃了中华民族礼义的传统，废止了仁德的政策，放弃了思想文化方面的建树，而专力于“进取”（犹今人之成功），两年之间就导致秦国社会风习颓坏，世情浇薄。家族间的亲情纽带也被实际利益的追求斩断了。当时秦国民间风习，据说将锄头一类的普通农具借给父亲，也会以为施以恩惠而面有德色；在母亲取用簸箕扫帚一类用物时，竟然可以恶言相骂；儿媳为婴儿喂奶与公公同坐，妇姑不相悦，则反唇而相讥；慈者也嗜财好利，与禽兽相差无几。秦在取天下之后，终不知回到廉耻惭愧对人的节制，仁义使人厚道的做法，仍坚信兼并、进取之术，人心混乱到了极点（《治安策》）。桓谭说：“法家申、韩之术，不仁至于极点，如何把人作为牛马？……万民碌碌，犹群羊聚猪，皆可以竿打而驱之”。（《太平御览》卷86）章太炎对于法家的“法治”颇多赞词，但是也指出其根本的失误是人不成其为人。他说：“如今没有了慈惠廉爱，则百姓为虎狼也；无文学，则士人如牛马也。有虎狼之民、牛马之士，国家政治虽然得到治理，其人民却不成其为人。”（《国故论衡·原道下》） 法家的观点是，反正世界上没有好人，只有依靠法治控制人的行为。因为中国今日需要富国强兵，柏杨就把法家那一套当作宝贝，这与文革后期因为需要为整人运动辩护而歌颂法家是一脉相承。 秦人自商鞅之后，其时代精神以成功为第一要义，民情亢奋，兵强马壮，又专用阴谋诡计，背信弃义，终于完成统一大业，秦人军事的成功，与其文化失败恰成反比。事业越成功，风俗越败坏，败亡也就越快。法家观念在今日的表现颇类似于体育竞赛，只求片面成功，不求全面完善。 早在秦始皇焚书之前，商鞅已经有烧毁诗书行为。秦始皇文化专制主义政策，不过是步商鞅之后尘罢了。在商鞅变法一百年之后，嬴政灭亡六国，厉行暴政，商鞅理想终于实现了。法家治国路线片面追求国力强盛，而放弃了文教的基本责任，使中国社会发展方向偏离了正轨。儒家之正题被法家之反题否定。 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可谓天翻地覆。儒道两家的政治思想是以“爱民”为核心，政治目的是推进道德为民谋福。法家的政治目的只是为了维持统治秩序。商鞅变法也曾经以“至德”作为宣传。不过，他又明确分辨秦之“德”和殷周之“德”是不同的。李斯、秦始皇也标榜“德政”，都是另有含义，乃以排斥仁义之功利为“德”。于是将中国文化由文明转向另一面，人类所创造的文化成就不出解决人之本能需求的范围，人类的生存价值完全以物质为准则。现代某些精英的政治理论与法家理论从形式到本质都颇有契合之处，这是须要以智慧辨别的。如此一来，人的生命失去了光辉，超越的道德完全丧失。人之为人，也就成为问题。人生意义全在于不受肉体限制的生命精神之飞跃，这一点从法家思想中是无法引申出来的。所以古人认为秦政的本质就是禽兽。辨清“人禽两途”，坚持人之为人的基本精神是人类文明本质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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