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清王朝定鼎中原之初，其中央机构的核心仍是以关外旧制为主，与此同时为了能够更加方便直接地管理皇族事务和服务皇帝，也在明朝旧制的基础之上又增设一些符合满清统治者“口味”及“特色”的行政机构，使清王朝中央机构的设置逐渐趋于完善。
作为清代前期最重要的辅助机制之一，“议政王大臣会议”在太宗、世祖乃至圣祖时期可以说是是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纵观历史，从清王朝在偏于一隅的山海关外创立伊始，到满清统治者成功入关并定鼎中原，再到“康熙盛世”大门的顺利开启均不难捕捉到它的身影。举个最明显的例子：尽管自康熙继位之后，“议政王大臣会议”的被重视程度迅速下降，但每逢国家内忧外患或权力授受之际，它总是会在第一时间被以第一决策机构的身份重新呈现在上层统治者面前，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得益于它的存在，处于“崛起”阶段的清朝中央行政机构这台“大机器”才能够更加平稳而又行之有效地运转起来。除此以外，它所处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间接地反映出清王朝前期内部政权的发展状况。
看完以上这段简短的文字后，相信位于屏幕前的读者您一定渴望了解清代“议政王大臣会议”这一重要辅政体制在当时的具体发展状况以及隐藏在其背后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那么，接下来笔者就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带领大家探究并学习一番关于清代“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时代特点以及历史缺憾。
01、从宏观角度来看“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发展史
自公元1637年（清崇德二年）被正式创建，直至公元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被彻底撤销，“议政王大臣会议”这一古老的辅政机制在清代可谓是整整运行了155年。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尽管史乘上明文标定“议政王大臣会议”是在崇德二年被真正确立为清朝中央辅政机关的，但这一机制在太祖努尔哈赤时期实际上就已经存在过与之相对应的雏形，史料《清史稿·刑法志》当中的一段相关记载便是最好的佐证：
太祖始创八旗，每旗设总管大臣一，佐管大臣二。又置理政听讼大臣五人，号为议政五大臣。扎尔固齐十人，号为理事十大臣。
由此可见，“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创建从某种意义上讲可直接追溯至努尔哈赤时期，因此，从这一角度上来看，它存在的历史绝对是远远超过了官方所记载的155年。
努尔哈赤画像
当然，就整个“议政王大臣会议”本身的权益大小而言，其实随着历史的进一步推移也大致呈现出了一个逐步递减的过程，例如：努尔哈赤最初创建“八王辅政”（议政王大臣会议的雏形）机制时，其所享有的权益甚至一度超越了汗王（如可罢免汗王，或主导下一任继承人的选定）；而到了皇太极时期，为了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这一机制的整体决策权力，统治者又在前人的基础之上进行了一番改进，如增设除皇室贵族以外可参与议政的其他成员，以及皇帝可享有直接任命或罢免某一贵族或大臣的“议政”之权等等；顺治年间，由于多尔衮的专权导致“议政王大臣会议”这一极具血缘关系与政治观戏紧密结合色彩的亲王辅政模式给顺治帝乃至整个清王朝都带来了难以消除的阴影，同时也引发了当时的上层统治阶级对这一亲王辅政机制本身所存在的弊端的思考，这一点从顺治帝驾崩之际将辅政大权交给了并非宗室出身的索尼、苏克沙哈、遏必隆以及鳌拜等一系列事情中也可间接得到印证。
除此以外，据史料《清圣祖实录》记载，自顺治十八年至康熙六年七月，交与议政王大臣会议之事仅26件，其中：典礼5件，官员选调、惩处15件，其他6件，无一件事关乎军政要务。这也间接表明了清代“议政王大臣会议”机制由重至轻的演变过程。
历史步入康熙朝以后，尽管“议政王大臣会议”这一辅政机制重新被启用，但前车之鉴犹在，因此这一阶段参与议政的大臣们的权力必然会有所下降。与此同时，为了尽可能地制衡这一机制而又不彻底裁撤它，康熙帝还实施了诸如组建南书房和重用内阁大臣等一系列提升皇权的措施，乃至后来出身于宗室的议政亲王均不再享有参与议政的权益，“议政王大臣会议”向“议政大臣会议”逐步演变。到了雍乾隆年间，“军机处”以及“朱批密折”制度的创立更加阐释了皇权至上的治国理念，“议政王大臣会议”也随之沦为了一些不直接当权的权贵宗族们的挂靠之所。
公元1791年（乾隆五十七年），乾隆皇帝正式取消了议政王大臣的职名，至此“议政王大臣会议”这一古老的议会制度终于完成了它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02、“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利弊性分析
如前所述，尽管“议政王大臣会议”机制在清代前期做出过不可小觑的贡献，但它本身所存在的弊端也是不可忽略的。正如康熙八年八月上谕指出：
金闻会议之事，尚未具题，在外之人，即得闻知。此皆会议处不加镇密、不严行约束闲杂随从之人，以致听闻传说，将国家大事，预先泄露。
毫无疑问，清代“议政王大臣会议”机制必然是受奴隶制末期军事民主和议制的影响而诞生的，因为在努尔哈赤时期，清朝（后金）正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阶段。而在此过程中，由于最高统治者政治经验不足，导致急需一种有利于中央权力集中和稳定宗室团结的辅政机制来维持整个政权的运转，因此，从这一角度上来看“议政王大臣会议”机制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弥补了清代早期皇帝政治经验不足的缺陷。
当然，就整个“议政王大臣会议”机制的性质而言，它显然是不符合封建王朝时代发展趋势的，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该机制所享有的权益甚至一度超越了皇权，这对处于封建时期所提倡的“皇权至上”的原则无疑是一种本质上的矛盾。说白了，正是因为该机制的存在，导致本应该成为最高决策者的皇帝被第三方加以替代，此举在封建王朝时代注定是要“流产”的。这也即是为何“议政王大臣会议”机制会随着朝代的延伸而逐渐萎缩的一大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尽管该机制会在某一特定的阶段（如决策者交替所导致权力授受之际、或内忧外患之际等特殊时期）成为取代皇帝执行最高决策权，但终究也只是非常时期的一种极具政治形势的应变做法，不能形成常态。
总而言之，关于清代“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发展历程基本可以用这么一句话来加以概括：形成于努尔哈赤时期，盛行于皇太极时期，衰亡于雍乾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