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康熙字典》是清代康熙皇帝在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三月下达上谕，诏令张玉书、陈廷敬等人，组织了当时翰林院的学士、编修三十人，按照字典编撰式例编撰而成的一部划时代的字书。该书前后用了五年多时间，至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乃成。
学界的研究多集中于《康熙字典》的文字、体例、编撰过程等方面的考证，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问题是，《康熙字典》既然是皇帝亲自下诏书编撰的，便和民间私人著述不同，它不是一本纯粹的学术典籍，在它的学术背后有其明确的政治意图。
关于这一点，历史上是有先例的。从秦始皇的“书同文”到汉代撰述《说文解字》《方言》等书籍，其中都以统一为其背景。比如说，《方言》撰述本来属于周秦一种制度。很显然，这样做有助于世间教化，使民风归于王化的雅正而不要犯上作乱。从这些话头看来，康熙的文治政策带有相当明确的政治意图，而不像我们现在学人对待《康熙字典》时那样，一味追求纯粹的学术“真知”。
当时的政治现实情况是，满清入关之后，为强化文化思想的专制统治，大搞文字狱，在这种情况下，围绕《康熙字典》产生了许多政治案件。这足以说明，《康熙字典》并不是纯粹的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安徽师大已故教授张涤华先生在1962年发表了一篇长达三万多字的题为《论〈康熙字典〉》的论文，全面论述了该书。1983年，张涤华先生编选出版了自己的论文集《张涤华语文论稿》，也把这篇《论〈康熙字典〉》编选了进去。该论文的贡献是，从政治的角度对此书进行了一个圆照的分析。其论编纂这部字典的原因或目的归为三点：
第一，玩弄过去封建王朝的老圈套，借修书来笼络知识分子，作为一种怀柔手段；
第二，采用过去封建王朝的又一骗人手法，在武力大肆镇压之后，来一套稽古右文的把戏，借以点缀升平，炫耀新朝的文治；
第三，通过修书，检查并销毁一切不利于清朝的文献记录，借以加强封建统治。
张先生的议论虽然批评多了一些，但是足以启发我们，《康熙字典》是一种政教手段，只有“怀柔”，知识分子才会服膺现实政权，这对于国家是有益的。古人说，骑马打天下，而治理天下要靠儒生，“稽古右文”、点缀生平、销毁禁书，正是高明的政治策略，这无可厚非。“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食古不化的腐儒理当受到查处。不过，统治者应当采取更为宽厚的手段，动辄满门抄斩的封建做法只能招来更多反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