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康熙字典》是清代康熙皇帝在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三月下达上谕,诏令张玉书、陈廷敬等人,组织了当时翰林院的学士、编修三十人,按照字典编撰式例编撰而成的一部划时代的字书。该书前后用了五年多时间,至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乃成。
学界的研究多集中于《康熙字典》的文字、体例、编撰过程等方面的考证,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问题是,《康熙字典》既然是皇帝亲自下诏书编撰的,便和民间私人著述不同,它不是一本纯粹的学术典籍,在它的学术背后有其明确的政治意图。
关于这一点,历史上是有先例的。从秦始皇的“书同文”到汉代撰述《说文解字》《方言》等书籍,其中都以统一为其背景。比如说,《方言》撰述本来属于周秦一种制度。很显然,这样做有助于世间教化,使民风归于王化的雅正而不要犯上作乱。从这些话头看来,康熙的文治政策带有相当明确的政治意图,而不像我们现在学人对待《康熙字典》时那样,一味追求纯粹的学术“真知”。
当时的政治现实情况是,满清入关之后,为强化文化思想的专制统治,大搞文字狱,在这种情况下,围绕《康熙字典》产生了许多政治案件。这足以说明,《康熙字典》并不是纯粹的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安徽师大已故教授张涤华先生在1962年发表了一篇长达三万多字的题为《论〈康熙字典〉》的论文,全面论述了该书。1983年,张涤华先生编选出版了自己的论文集《张涤华语文论稿》,也把这篇《论〈康熙字典〉》编选了进去。该论文的贡献是,从政治的角度对此书进行了一个圆照的分析。其论编纂这部字典的原因或目的归为三点:
第一,玩弄过去封建王朝的老圈套,借修书来笼络知识分子,作为一种怀柔手段;
第二,采用过去封建王朝的又一骗人手法,在武力大肆镇压之后,来一套稽古右文的把戏,借以点缀升平,炫耀新朝的文治;
第三,通过修书,检查并销毁一切不利于清朝的文献记录,借以加强封建统治。
张先生的议论虽然批评多了一些,但是足以启发我们,《康熙字典》是一种政教手段,只有“怀柔”,知识分子才会服膺现实政权,这对于国家是有益的。古人说,骑马打天下,而治理天下要靠儒生,“稽古右文”、点缀生平、销毁禁书,正是高明的政治策略,这无可厚非。“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食古不化的腐儒理当受到查处。不过,统治者应当采取更为宽厚的手段,动辄满门抄斩的封建做法只能招来更多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