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富国强兵”最早出自于《管子》一书,该书主要讲了管仲学派关于富国与强兵的思想,可以说富国与强兵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富国是强兵之本,是强兵的基础,只有国富,才能兵强,才会有强大的国防。
纵观中国历史上几个强大的朝代,譬如一统天下的秦,威震四海的汉,抑或是四方来朝的唐,我们或多或少都能探寻到这条规律的影子,先富国,而后强兵。
商鞅以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实行统一度量和建立县制等一整套变法,促进了秦国经济的发展,秦国一举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国家,军队战斗力也大幅提升。桑弘羊推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币制改革、酒榷等经济政策,大幅增加了西汉政府的财政收入,为武帝征伐四方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唐太宗励精图治,采取轻徭薄赋、戒奢从简、发展生产等措施,使得国家的经济迅速发展,为强大的国防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我国历史是经济上富足的朝代,一般军事实力也不会弱,此前说了,因为富国是强兵的基础,只有政府有钱了,国防的投入才会增大,才会采取一系列措施提高军事实力,确保手中能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来维护自己的统治。
然而,也有意外,“国富兵强”这条规律在宋朝却明显失了效果,作为我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朝代,北宋的经济总量能达到当时全球的一半,南宋甚至达到当时全球经济总量的八成。但是,北宋和南宋的军事实力与同期它的经济地位相比,大相径庭,军队的战斗力可以用“渣”来形容。太宗期间的两次北伐失利,宋夏战争期间的三战三败,与南疆交趾作战失利,占优情况下签订的“澶渊之盟”,可以说,宋军基本上就是一支“常败之师”。
为什么宋代“国富兵并不强”呢?在一定程度上说,宋朝政府对军队还是很舍得花钱的。据陈襄《论冗兵札子》记载:治平二年,天下所入财用大数,都约缗钱六千余万,养兵之费用约五千万,乃是六分之财,兵占其五。这些还都是养兵最基本费用,如发生战争,则将是另外一番情形。北宋朝廷在勒紧腰带过着苦日子,将每年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五划给了军队,为什么换不来一支强大的军队呢?
困住宋军战斗力的“枷锁”。这个“枷锁”是什么?是宋朝开国以来以文制武的理念,是太祖、太宗创立的一系列“抑武制度”。在这些制度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改革中央军事机构,将枢密院与三衙兵权收于皇帝本人,枢密院只有发兵权,三衙只有管军权,虽然三衙控制着军队核心的权力,但是没有枢密院的指令,三衙却无法调动军队。
同时,太祖收走了三衙长官的出征权,使得大批高级将领沦为了摆设,另又任命文官成为枢密院的主要长官,甚至到了后期,武将连“二府”都无法进入。
一系列的制度,完全打散了军权,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北宋皇家的安全,却使得整个国家陷入危机。如爆发战事,从军事准备到最终的出兵作战,环节冗长,又由于不同的环节由不同的部门管理,一旦其中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将产生连锁反应,往往还未到决战时刻,败局征兆已现。
用人亦疑人。《三国志·魏书·郭嘉传》裴松之注引《傅子》上有句话,叫“用人无疑,唯才所宜”,用人不疑是就要充分信任他,不要有所怀疑,显然宋代的历代皇帝都无法做到这一点。由于北宋通过“陈桥兵变”建国,所以对于武将的防范甚为严密,尤其是领兵出征的武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句话不会出现在宋朝的朝堂上。
太宗是怎么办的呢?强化监军的作用。虽然监军并不是太宗首创,却在他手里发扬光大,监军的势力在他的时代得到了大大的强化。监军多来自皇帝身边的宦官,由于不懂军事且权力凌驾于主将之上,易与主将发生冲突,北宋猛将郭进即被监军迫害致死。同时朝廷也不肯把战场上指挥的大权交给前线的将领,要的就是将领间互相牵制,多头指挥,由于没有战场临时处置权,战机稍纵即逝,最终自废武功。对武将的怀疑和防范,使得这些前线的将领丧失主动,无心作战,敷衍塞责,政府的军事能力自然大打折扣。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强兵是个复杂的、系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基础的就是军队的训练水平,而北宋初期由将不带兵、兵不识将,日常不重视教阅训练,军队训练水平是严重下降的。平常训练水平不行,等到了战场上就会得到惩罚,就如同太宗朝涿州战场上那般混乱模样,“万口传叫,嚣声沸腾,辙乱尘惊,莫知攸往”,大战在即,有的还在取兵器,有的还在阵中乱窜,没有一点基本的军事素养。
虽然北宋正规军的数量从开国初的二十万到英宗朝的一百六十万,百年之间翻了八倍,数目庞大,但军事素质较差,作战能力低下,遇强敌一触即溃,没有打好军队的基础,再多的人,再多的钱也无济于事,强兵只是个梦想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