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富国强兵”最早出自于《管子》一书，该书主要讲了管仲学派关于富国与强兵的思想，可以说富国与强兵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富国是强兵之本，是强兵的基础，只有国富，才能兵强，才会有强大的国防。
纵观中国历史上几个强大的朝代，譬如一统天下的秦，威震四海的汉，抑或是四方来朝的唐，我们或多或少都能探寻到这条规律的影子，先富国，而后强兵。
商鞅以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实行统一度量和建立县制等一整套变法，促进了秦国经济的发展，秦国一举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国家，军队战斗力也大幅提升。桑弘羊推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币制改革、酒榷等经济政策，大幅增加了西汉政府的财政收入，为武帝征伐四方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唐太宗励精图治，采取轻徭薄赋、戒奢从简、发展生产等措施，使得国家的经济迅速发展，为强大的国防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我国历史是经济上富足的朝代，一般军事实力也不会弱，此前说了，因为富国是强兵的基础，只有政府有钱了，国防的投入才会增大，才会采取一系列措施提高军事实力，确保手中能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来维护自己的统治。
然而，也有意外，“国富兵强”这条规律在宋朝却明显失了效果，作为我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朝代，北宋的经济总量能达到当时全球的一半，南宋甚至达到当时全球经济总量的八成。但是，北宋和南宋的军事实力与同期它的经济地位相比，大相径庭，军队的战斗力可以用“渣”来形容。太宗期间的两次北伐失利，宋夏战争期间的三战三败，与南疆交趾作战失利，占优情况下签订的“澶渊之盟”，可以说，宋军基本上就是一支“常败之师”。
为什么宋代“国富兵并不强”呢？在一定程度上说，宋朝政府对军队还是很舍得花钱的。据陈襄《论冗兵札子》记载：治平二年，天下所入财用大数，都约缗钱六千余万，养兵之费用约五千万，乃是六分之财，兵占其五。这些还都是养兵最基本费用，如发生战争，则将是另外一番情形。北宋朝廷在勒紧腰带过着苦日子，将每年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五划给了军队，为什么换不来一支强大的军队呢？
困住宋军战斗力的“枷锁”。这个“枷锁”是什么？是宋朝开国以来以文制武的理念，是太祖、太宗创立的一系列“抑武制度”。在这些制度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改革中央军事机构，将枢密院与三衙兵权收于皇帝本人，枢密院只有发兵权，三衙只有管军权，虽然三衙控制着军队核心的权力，但是没有枢密院的指令，三衙却无法调动军队。
同时，太祖收走了三衙长官的出征权，使得大批高级将领沦为了摆设，另又任命文官成为枢密院的主要长官，甚至到了后期，武将连“二府”都无法进入。
一系列的制度，完全打散了军权，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北宋皇家的安全，却使得整个国家陷入危机。如爆发战事，从军事准备到最终的出兵作战，环节冗长，又由于不同的环节由不同的部门管理，一旦其中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将产生连锁反应，往往还未到决战时刻，败局征兆已现。
用人亦疑人。《三国志·魏书·郭嘉传》裴松之注引《傅子》上有句话，叫“用人无疑，唯才所宜”，用人不疑是就要充分信任他，不要有所怀疑，显然宋代的历代皇帝都无法做到这一点。由于北宋通过“陈桥兵变”建国，所以对于武将的防范甚为严密，尤其是领兵出征的武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句话不会出现在宋朝的朝堂上。
太宗是怎么办的呢？强化监军的作用。虽然监军并不是太宗首创，却在他手里发扬光大，监军的势力在他的时代得到了大大的强化。监军多来自皇帝身边的宦官，由于不懂军事且权力凌驾于主将之上，易与主将发生冲突，北宋猛将郭进即被监军迫害致死。同时朝廷也不肯把战场上指挥的大权交给前线的将领，要的就是将领间互相牵制，多头指挥，由于没有战场临时处置权，战机稍纵即逝，最终自废武功。对武将的怀疑和防范，使得这些前线的将领丧失主动，无心作战，敷衍塞责，政府的军事能力自然大打折扣。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强兵是个复杂的、系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基础的就是军队的训练水平，而北宋初期由将不带兵、兵不识将，日常不重视教阅训练，军队训练水平是严重下降的。平常训练水平不行，等到了战场上就会得到惩罚，就如同太宗朝涿州战场上那般混乱模样，“万口传叫，嚣声沸腾，辙乱尘惊，莫知攸往”，大战在即，有的还在取兵器，有的还在阵中乱窜，没有一点基本的军事素养。
虽然北宋正规军的数量从开国初的二十万到英宗朝的一百六十万，百年之间翻了八倍，数目庞大，但军事素质较差，作战能力低下，遇强敌一触即溃，没有打好军队的基础，再多的人，再多的钱也无济于事，强兵只是个梦想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