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这句话出自于唐代韩愈的《师说》,全文翻译为:
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是有老师的。老师,是可以依靠来传授道理、教授学业、解答疑难问题的。人并不是生下来就能懂得道理的,谁能没有疑惑?有了疑惑,如果不跟着老师学习,那些成为疑难问题的,就最终不能理解了。生在我前面,他懂得道理本来就早于我,我应该跟从他把他当作老师;
生在我后面的人,如果他懂得的道理也早于我,我也应该跟从他把他当作老师。我是向他学习道理啊,哪管他的生年比我早还是比我晚呢?因此,无论地位高低贵贱,无论年纪大小,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存在的地方。
唉,古代从师学习的风尚不流传已经很久了,想要人没有疑惑难啊!古代的圣人,他们超出一般人很远,尚且跟从老师而请教;现在的一般人,他们的才智低于圣人很远,却以向老师学习为耻。因此圣人就更加圣明,愚人就更加愚昧。
圣人之所以能成为圣人,愚人之所以能成为愚人,大概都出于这吧?人们爱他们的孩子,就选择老师来教他,但是对于他自己呢,却以跟从老师学习为可耻,真是糊涂啊!那些孩子们的老师,是教他们读书,帮助他们学习断句的,不是我所说的能传授那些道理,解答那些疑难问题的。
一方面不通晓句读,另一方面不能解决疑惑,有的句读向老师学习,有的疑惑却不向老师学习求教;小的方面倒是要学习,大的方面反而放弃不去学习,我没看出那种人是明智的。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这些人,不以互相学习为耻。士大夫这类人,听到称“老师”称“弟子”的,就成群聚在一起讥笑别人。
问他们为什么讥笑,就说:“他和他年龄差不多,道德学问也差不多,以地位低的人为师,就觉得羞耻,以官职高的人为师,就近乎谄媚了。”唉!古代那种跟从老师学习的风尚不能恢复,从这些话里就可以明白了。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这些人,君子们不屑一提,现在他们的见识竟反而赶不上这些人,真是令人奇怪啊!
圣人是没有固定的老师的。孔子曾经以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为师。郯子这些人,他们的贤能都比不上孔子。孔子说:“几个人一起走,(其中)一定有(可以当)我的老师(的人)。”因此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不一定比学生贤能,听到的道理有早有晚,学问技艺各有专长,如此罢了。
李家的孩子蟠,年龄有十七岁,喜欢古文,六经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地学习了,不受时俗的拘束,向我学习。我赞许他能够遵行古人(从师)的途径,写这篇《师说》来赠送他。
原文: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
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
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扩展资料:
1、创作背景:
《师说》大约是作者于贞元十七年至十八年(801—802),在京任国子监四门博士时所作。贞元十七年(801),辞退徐州官职,闲居洛阳传道授徒的作者,经过两次赴京调选,方于当年十月授予国子监四门博士之职。
此时的作者决心借助国子监这个平台来振兴儒教、改革文坛,以实现其报国之志。但来到国子监上任后,却发现科场黑暗,朝政腐败,吏制弊端重重,致使不少学子对科举入仕失去信心,因而放松学业;当时的上层社会,看不起教书之人。
在士大夫阶层中存在着既不愿求师,又“羞于为师”的观念,直接影响到国子监的教学和管理。作者对此痛心疾首,借用回答李蟠的提问撰写这篇文章,以澄清人们在“求师”和“为师”上的模糊认识。
2、赏析:
第1段:提出中心论题,并以教师的职能作用总论从师的重要性和择师的标准。开篇第一句“古之学者必有师”句首冠以“古之”二字,既说明古人重视师道,又针对现实,借古非今。“必有”二字,语气极为肯定。然后指出师的职能作用是“传道受业解惑”,从正面申述中心论点
。接着紧扣“解惑”二字,从不从师的危害说明从师的重要,从反面申述中心论点。最后紧扣“传道”二字,阐明道之有无是择师的唯一标准,一反时俗,将贵贱长少排出标准之外,为下文针砭时弊张本。
第2段:批判不重师道的错误态度和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这一段用对比的方法分三层论述。第一层,把“古之圣人”从师而问和“今之众人”耻学于师相对比,指出是否尊师重道,是圣愚分野的关键所在;
第二层,以为子择师而自己不从师作对比,指出“小学而大遗”的谬误;第三层,以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与士大夫之族作对比,批判当时社会上轻视师道的风气。
第3段:以孔子为例,指出古代圣人重视师道的事迹,进一步阐明从师的必要性和以能者为师的道理。这一段开头先提出“圣人无常师”的论断,与第1段“古之学者必有师”呼应,并且往前推进一步,由“学者”推进到“圣人”,由“必有师”推进到“无常师”。
举孔子为例加以论述,因为孔子在人们心目中是至圣先师,举孔子为例就有代表性,能加强说服力。由此得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结论,这个结论显然是正确的。这种以能者为师的观点就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观点。
第4段:赞扬李蟠“不拘于时”“能行古道”,说明写作本文的缘由。“不拘于时”的“时”指“耻学于师”“惑而不从师”的社会风气。“古道”指“从师而问”,以“闻道”在先者为师的优良学风。从而总结全文主旨,点明主题。
3、作家简介: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其散文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代表作有《论佛骨表》、《师说》、《进学解》等
原句“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出自《师说》
意思为:生在我前头的人,他懂得真理和知识本来就比我早,我应该向他学习
《师说》作于唐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韩愈任四门博士时,这篇文章是韩愈写给他的学生李蟠的。
《师说》是韩愈的一篇著名议论文,有着卓越的见解和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在本篇议论文中,作者运用流利畅达的笔触,通过反复论辩,申明了为师的性质与作用,论述了从师的重要意义与正确原则,批评了当时普遍存在的不重师道的不良习俗。此文是为李蟠而作,实际上是借此抨击那些自恃门第高贵、不肯从师学习甚至讥笑别人从师的士大夫阶层,有着鲜明的针砭时弊的作用。作者表明任何人都可以做自己的老师,不应因地位贵贱或年龄差别,就不肯虚心学习。文末并以孔子言行作证,申明求师重道是自古已然的做法,时人实不应背弃古道。文章体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斗争精神,也表现出作者不顾世俗独抒己见的精神,推动了乐于从师善于学习的社会风气。
韩愈(768—824年),字退之,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河南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汉族,祖籍昌黎(今辽宁义县),世称“韩昌黎”,又称“韩吏部”“韩文公”。韩愈25岁中进士,曾任监察御史、刑部侍郎、潮州(今广东潮安)刺史、国子博士、吏部侍郎等职。他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列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其作品都收录在《昌黎先生集》里。
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可以)依靠来传授道理、教授学业、解答疑难问题的。人不是生下来就懂得道理的,谁能没有疑惑?(有了)疑惑,如果不跟从老师(学习),那些成为疑难问题的,就最终不能理解了。生在我前面,他懂得道理本来就早于我,我(应该)跟从(他)把他当作老师;生在我后面,(如果)他懂得的道理也早于我,我(也应该)跟从(他)把他当作老师。我(是向他)学习道理啊,哪管他的生年比我早还是比我晚呢?因此,无论地位高低贵贱,无论年纪大小,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存在的地方。
该句诗出自韩愈的《师说》
原文: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赏析:
劈头提出“古之学者必有师”的论断,紧接着概括指出师的作用“传道受业解惑”做为全文立论的出发点和依据。然后句句顶接,推论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观点。同时,一开头郑重提出“古之学者必有师”,就隐然含有对“今之学者”不从师的批判意味,很自然地为第二段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