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愁情体现在哪几方面

婉约派的特点，主要是内容侧重儿女风情。结构深细缜密，重视音律谐婉，语言圆润，清新绮丽，具有一种柔婉之美。内容比较窄狭。由于长期以来词多趋于宛转柔美，人们便形成了以婉约为正宗的观念。就以李后主、柳永、周邦彦等词家为“词之正宗”，正代表了这种看法。婉约词风长期支配词坛，直到南宋姜夔、吴文英、张炎等大批词家，无不从不同的方面承受其影响。
豪放派的特点，大体是创作视野较为广阔，气象恢弘雄放，喜用诗文的
宋词配画
手法、 句法和字法写词，语词宏博，用事较多，不拘守音律，北宋黄庭坚、晁补之、贺铸等人都有这类风格的作品。南渡以后，由于时代巨变，悲壮慷慨的高亢之调，应运发展，蔚然成风，辛弃疾更成为创作豪放词的一代巨擘。豪放词派不但屹然别立一宗，震烁宋代词坛，而且广泛地沾溉词林后学，从宋、金直到清代，历来都有标举豪放旗帜，大力学习苏、辛的词人。[9]
明瞭了上述脉络，就会懂得要讲词的欣赏，首先要从格律美的角度去领略赏会。离开这一点而侈谈词的艺术，很容易流为肤辞泛语。众多词调的格律，千变万化，一字不能随意增减，不能错用四声平仄，因为它是歌唱文学，按谱制词，所以叫做“填词”。填好了立付乐手歌喉，寻声按拍。假使一字错填，音律有乖，那么立见“荒腔倒字”，——倒字就是唱出来那字音听来是另外的宇了。比如“春红”唱出来却像是“蠢閧”，‘兰音”唱出来却成了“滥饮”--。这个问题今天唱京戏、鼓书、弹词…也仍然是一个重要问题。名艺人有学识的，就不让自己发生这种错误，因为那是闹笑话呢。
即此可见，格律的规定十分严格，词人作家第一就要精于审音辨字。这就决定了他每一句每一字的遣词选字的运筹，正是在这种精严的规定下见出了他的驾驭语文音律的真实工夫。
正因此故，“青山”“碧蜂”“翠峦”“黛岫”这些变换的词语才被词人们创组和选用。不懂这一道理，见了‘落日”“夕曛”‘晚照”“斜阳”“余晖”，也会觉得奇怪，以为这不过是墨客骚人的“习气”，天生好“玩弄”文字。王国雄曾批评词人喜用“代字”，对周莫美成写元宵节景，不直说月照房宇，却说“桂华流瓦”，颇有不取之辞，大约就是忘记了词人铸词选字之际，要考虑许多艺术要求，而所谓“代字”原本是由字音、乐律的精微配合关系所产生的汉字文学艺术中的一大特色。
然后，还要懂得，由音定字，变化组联，又生无穷奇致妙趣。“青霄”“碧落”，意味不同；“征雁”“飞鸿”，神情自异。“落英”缤纷，并非等同于“断红”狼藉；“霜娥’幽独，绝不相似乎“桂魄”高事。如此类推，专编可勒。汉字的涵义渊繁，联想丰富，使得我们的诗词极其变化多姿之能事。我们要讲欣赏，应该细心玩味其间的极为精微的分合同异。“含英咀华”与“咬文嚼宇”，虽然造语雅俗有分，却是道着了赏会汉字文学的最为关键的精神命脉。
第二，要讲诗词欣赏，并且已然懂得了汉字文学的声律的关系之重要了，还须深明它的“组联法则”的很多独特之点。辛稼轩的词有一句说是：“用之可以尊中国’。末三宇怎么讲?相当多的人一定会认为，就是“尊敬中国”嘛，这又何待设问。他们不知道稼轩词人是说：像某某的这样的大材，你让他得到了真正的任用，他能使中国的国威大为提高，使别国对她信增尊重，曹曹芹写警幻仙子时，说是她“深惭西子，实愧王嫱”。那么这是说这位仙姑生得远远不及西施、昭君美丽了?正相反，他说得是警幻之美，使得西施昭君都要自惭弗及！苏东坡的诗说：“十日春寒不出门，不知江柳已摇村。”是否那“江柳”竟然‘动摇”了一座村庄?范石湖的诗说：“药炉汤鼎煮孤灯”。难道是把灯放在药锅里煎煮?秦少游的词说：“碧水惊秋，黄云凝暮”。怎么是“惊秋”?是‘惊动”了秋天?是“震惊”于秋季?都不是的。这样的把“惊”字与“秋”字紧接的“组联法”，你用一般“语法”(特别是从西方语文的语法概念移植来的办法)来解释这种汉字的“诗的语言”，一定会大为吃惊，大感困惑。然而这对诗词欣赏，却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我们的诗家词客，讲究“炼字”。字怎么能炼?又如何去炼?炼的结果是什么?这些问题似乎是艺术范畴；殊不知不从汉语文的特点去理解体会，也就无从说个清白，甚至还会误当作是文人之“故习”，笔墨之“游戏”的小道而加以轻蔑，“批判”之辞也会随之而来了，——如此，欣赏云云，也岂不全成了空话和妄言了?因此，务宜认真玩索其中的很多的语文艺术的高深的道理。
至于现代语法上讲的词性分类法，诸如名词动词等等，名目甚多，面我们旧日诗家只讲“实字”“虚字”之一大分别而已。这听起来自然很不科学，没有精密度。但也要思索，其故安在?为什么又认为连虚实也是可以转化的?比如，石湖诗云：“目膏浮珠佩，声尘籁玉萧。”浮是动词，一目了然，但籁应是“名词”吧?何以又与“浮”对?可知它在此实为动词性质。汉字运用的奇妙之趣，表现在诗词文学上，更是登峰造极，因而自然也是留心欣赏者的必应措意之一端。其实这无须步举奇句警字，只消拿李后主的“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来作例即可看得甚清：譬如若问“东”是什么词性词类?答案恐怕是状词或形容词等等。然而你看“水长东”的东，正如‘吾欲东’’吾遭东”，到底该是什么词?深明汉字妙处，读欧阳词——“飞絮濛濛，垂柳栏干尽日风”之句，方不致为“词性分析”所诒，以为“风”自然是名词。假使如此，便是“将活龙打作死蛇弄”了。又如语法家主张必须有个动词，方能成一句话。但是温飞卿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一联名句，那动词又在何处?它成不成“句”，如果你细玩这十个字的“组联法”，于诗词之道，思过半矣。
第三，要讲欣赏，须看诗词人的“说话”的艺术。唐人诗句：“圣主恩深汉文帝：怜君不遭到长沙。”不说皇帝之贬谪正人是该批评的，却说“圣”“恩”超过了汉文帝，没有像他贬谪贾谊，远斥于长沙卑湿之地。你看这是何等的“会讲话”的艺术本领!如果你认为，这是涉及政治的议论性的诗了，于抒情关系嫌远了，那么，李义山的《锦瑟》说：“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他不说如今追忆，惘然之情，令人不可为怀；却说何待追忆，即在当时已是惘然不胜了。如此，不但惘然之情加一倍托出，而且宛转低迥，馀味无尽。晏小山作《鹧鸪天》写道：
“醉拍青衫惜旧香，天将离恨恼疏狂。年年陌上生春苹，日日楼中到夕阳。
云渺渺，水茫茫。征人归路许多长。相思本是无凭语，莫向花笺费泪行。”
此词写怀人念远，离恨天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而归信无凭，空对来书，流泪循诵——此本相思之极致也，而词人偏曰：来书纸上诉说相思，何能为据?莫如丢开，勿效抱柱之痴，枉费伤心之泪。话似豁达，实则加几倍写相思之挚，相忆之苦；其宇字皆从千回百转后得来，方能令人回肠荡气，长吟击节，这就是“说话的艺术”。如果一味直言白讲，“我如何如何相思呀”岂但不能感人抑且根本不成艺术了。
第四，要讲词的欣赏，不能不提到“境界”的艺术理论问题。境界一词，虽非王国维氏所创，但专用它来讲究词学的，自以他为代表。他认为，词有境界便佳，否则反是。后来他又以“意境”一词与之互用。其说认为，像张先的“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矣；欧公的‘绿杨楼外出秋千”，着一“出”字而境界全出矣。这乍看很像“炼字”之说了。细按时，“闹”写春花怒放的艳阳景色的气氛，“出”写秋千高现于绿柳朱楼、粉墙白壁之间、因春风而倍增骀宕的神情意态。究其实际，仍然是我们中华文学艺术美学观念中的那个“传神’的事情，井非别有异义．我们讲诗时，最尚者是神韵与高情远韵。神者何?精气不灭者是。韵者何?馀味不尽者是。有神，方有容光焕发，故曰“神采”。有韵，方有言外之味，故曰“韵味”。试思，神与绘画密切相关，韵本音乐声律之事。可知无论“写境”(如实写照)“造境”(艺术虚构)，都必须先有高度的文化素养造诣，否则安能有神韵之可言?由是而观，不难悟及：只标境界，并非最高之准则理想，盖境界本身自有高下雅俗美丑之分，怎能说只要一有境界，便成好词呢，龚自珍尝笑不学之俗流也要作诗，开口便说是“柳绿桃红三月天’，以为俗不可耐，可使诗人笑倒!但是，难道能说那七言一句就没有任何境界吗?不能的，它还是自有它的境界。问题何在?就在于没有高情远韵，没有神采飘逸。可知这种道理，还须探奉寻源，莫以“境界”为极则，也不要把诗词二者用鸿沟划断。比如东坡于同时代词人柳永，特赏其《八声甘州》，“惭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以为‘高处不减唐人”。这“高处”何指，不是说他柳耆卿只写出了那个“境界”，而是说那词句极有神韵。境界有时是个”死”的境界，神韵却永远是活的。这个分别是不容忽视的分别。本回答被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