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农村居民点是农业劳动者共同居住，并进行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活动而聚集的定居场所（孙华生等，2007；闫庆武，卞正富，2008）。作为农村人地关系的表现核心，农村居民点是农业工作者生产和生活的承载体（姜广辉等，2006；Barbosa-Brandao et al.，2015）；作为农村的基本地域单元，居民点既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物质载体，也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助推器（文枫等，2010）。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反映了一定自然经济和社会发展环境下农村居民居住活动（范红梅等，2008；李君，李小建，2009；Menconi et al.，2013）。随着中国采矿业的发展，矿乡矛盾表现突出，尤其是农村居民点搬迁安置问题（汤道路，李昌昊，2007）。
国内外对农村居民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区位选择方面。通过对不同类型的村落进行比较研究，着重说明地形差异对村落区位的影响（李君，李小建，2008；Clark et al.，2009），同时分析村落位置与地形、阳光等环境的关系，海拔高度也是影响居民点分布的一个重要因素（Tian et al.，2012）。国外近年出现了新生村落与经济变化、交通发展关联问题的研究（Pickles，2014；Alves，Ribeiro，2014；Zaour et al.，2014）。国内不少专家学者重点对农村居民点分布进行了研究，并阐述了农村居民点建设长期处于农民的自发选择状态，导致目前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的不合理性，不利于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田光进，刘纪远，2002）。通过对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特征分析（李云强等，2011；王志城等，2012），反映了居民点在空间分布上的随机性以及地形位对分布优势度的影响，并从生态学理论出发总结农村居民点的分布特点及其影像因素，并以此提出布局优化方案（王诗雨等，2012；韦红吉等，2013）。对黄土高原低山丘陵区而言，农村居民点布局受高程、坡度和坡向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居民点分布优势地位是海拔1500～2000m、坡度0°～15°、坡向为S、W和SW地区（焦贝贝等，2013）。对农村居民点选址来说，受自然环境的影响约束力越来越小，而对于发达区、交通便利区、环境优美区的依赖性在逐渐加强（乔家君，2012；Eyo et al.，2014）。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农村居民点整治成为研究的热点。结果表明，在不同经济发展程度下，农民对于居民点整治搬迁意愿有所差异。但总体来说，农民对居民点整治表现出较高的期待，期望有一个更好的环境（周小平等，2012）。通过意愿调查发现，搬迁安置距离影响居民搬迁安置意愿，从而影响居民点整治潜力（樊芳等，2011）。再者，农户担心居民点整治后的生活成本增加、原有的生活保障消失，对这部分人群而言，进行农村居民点整治的意愿不强烈（邵子南等，2013）。农村居民点整治意愿与相距城镇的距离有关，对于近郊区农户基本愿意集中安置在中心城镇区，而对于远郊的农户来说，保持自耕生活的意愿比较强烈，政府导向政策可以促使农户增强居民点整治意愿（管婧婧等，2013）。受政策的影响，农村居民点整治的目标也会发生变化。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下，有学者将农村居民点整治分为城乡一体化、生态搬迁、迁移合并式和内部改造式整治模式（张晓平等，2012）。而对于工程建设带来的农村居民点搬迁安置而言，大多选择交通便利、区位较好的地方安置，改善生活环境（陶更宇等，2008）。对黄土丘陵区而言，在塬、梁、峁地形复杂区，自然村落的形成以土地利用为中心，受自然条件和生活环境的影响，农村居民点的布局长期处于自发状态（姜广辉等，2005），并且多数农村居民点都存在脏、乱、差等较为严重的环境问题（姜广辉等，2006）。这种零散的分布格局一方面影响了土地集约化利用，另一方面影响了农业生产。
在村庄搬迁安置方面，耕作半径已成为影响农村居民点布局、安置和土地利用方式等的考虑因素（Tan，Li，2013），但是却对于最优的耕作半径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有学者认为，最大耕作半径范围应不超过2.5km（刘艳芳等，2011）。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中，有些区域将适宜耕作半径的上限确定为3.2km（唐丽静等，2014）。在村镇住区选址中，通过对现阶段我国村庄的耕作半径调查发现，认为从居民点到下地劳动步行时间不超过20min（约2km）为宜（吴得文等，2010）。在山区农村居民点还耕可行性研究中，通过实地调查采访得出，最理想的耕作半径应不大于1km（金明丽等，2008）。金其铭（1988）提出耕作半径与人均耕地、人口数量的关系公式，“耕地聚落比值”即为农村居民点面积与耕地数量的比值，简称“耕聚比”，反映居民点面积与耕地的关系，可以此得到耕作半径；而另一种“均等”法计算居民点耕作半径认为，在一定范围内，当农村居民点一定距离缓冲区内的面积等于研究区耕地面积时，此时的农村居民点缓冲区距离即为居民点的耕作半径（角媛梅等，2003；角媛梅等，2006）。
露天矿区居民点搬迁安置对居民生活水平具有一定的影响（周孝等，2006），农村外迁移民集中居民点规划，可采用“出县外迁、省内集中安置”的模式（闫慧玉等，2013），并从居民点选址建设标准、规划布局等方面进行规划设计；对井工矿而言，煤矿开采造成的环境破坏主要表现为塌陷，居民点的搬迁安置受到众多因素制约，移民安置方法重点考虑安置点的选择，实现集中安置与分散安置相结合，控制搬迁的距离，以移民安置为主（牟长波，2013）。
总的来看，针对农村居民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居民点分布、格局及农村居民点整治规划层面。这些研究成果可为本书的研究提供很好的借鉴与支撑。对于以露天矿为核心的矿农城复合区，农村居民点的分布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一方面有露采核心区的扰动影响；另一方面还有新农村建设与城乡一体化的驱动影响。因此，需要弄清楚研究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时空变化的规律，辨明各种驱动因素对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影响。另外，在研究区，露天开采对农村居民点的扰动影响是剧烈的，同时也是急速的。弄清楚露采区范围内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分布与时空变化规律有利于合理开展村庄搬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