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潘对桐城派

曾国藩与桐城派的“中兴”

曾国藩(1811-1872)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出生于塾师家庭，早年禀学于庭训，后入当时经世派的中心岳麓书院。道光十八年(1838)中进士，入翰林，29岁升至礼部右侍郎，此后四年，又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十年七迁，连跃十级，官运亨通。京师为官期间，曾国藩致力于经世义理之学与桐城古文，与桐城派古文家梅曾亮等交往密切。咸丰二年(1852)，丁母忧回籍。太平军入湘，曾氏奉命以侍郎身份在湘帮办团练，后扩编为湘军，长期与太平军作战。咸丰十年(1860)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同治三年(1864)七月，破天京，寻加太子太保，封一等侯爵。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影响巨大而褒贬迥异的人物。他是一个封疆大吏，“同治中兴”的功臣，既是推进清末自强新政的支柱，又是维护腐朽王朝、镇压太平军的工具。[1]
曾国藩一生出将入相，官居一品，位极人臣，然即使在戎马倥偬中也始终不忘情于文学。在时人看来，作为中国士大夫理想的人生范式的立功、立德、立言在曾氏身上实现得很完满。他一生博览群书，著述等身。其中各体著述卷帙浩繁，佳作迭见。文章笔力苍劲，上承桐城一路，下开湘乡一派，堪称“大手笔”。民国文人徐一士兄弟曾盛赞：“国藩文章诚有绝诣，不仅为有清一代之大文学家，亦千古有数之大文学家也。”[2]梁启超也认为曾国藩仅就文章而言，亦“可以入文苑传”。[3]在道光、咸丰、同治年间，“一时为文者，几无不出曾氏之门。” [4]的确，作为一个文学家，曾氏以其勤奋的创作，独特的见解，伴随着他的显赫功名而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特别是在桐城派的兴衰史上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影响。
拙文拟从曾氏中兴桐城派的学术背景、目的意图、对桐城派的开拓发展及其对后世的启迪思考几个方面考察曾国藩与桐城派的“中兴”，以期可以理清线索，梳理脉络。

一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也当之无愧是散文的国度。从先秦片言居要的甲骨卜辞，到略已成篇的商周金文；从堪称我国古代散文发端的《尚书》，到先秦风格多样的诸子散文及历史散文，我们可以见出散文作为文化源头的那份凝重与历史沧桑感。魏晋辞赋，风神俊朗；唐宋八家左右逢源，文起八代之衰；明季“三袁”、张岱、归有光异军突起，文采斐然……历史的多棱镜折射出散文艺术的源远流长。清代散文领域呈现出再度繁荣和发展的景象，单就文体而言：史传的笃实，小品的隽永，骈赋的涌流，碑铭的厚重以及奏议策论的清真雅正等等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不仅如此，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显赫一时，风靡全国的散文流派--桐城派。
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一个散文流派，它尊奉程、朱道统，并以承继秦汉以至唐宋八家文统相标榜，结为门户，世代相传，传人几及全国，规模之大，时间之长，为中国文学史所仅见。
作为一种恢宏壮观的文学现象，桐城派从产生到覆亡的变化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桐城派创始于清康雍乾年间，方苞、刘大櫆是这一时期代表人物，他们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实践为桐城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第二个时期是姚鼐和他的弟子门人活动的时期，这一时期以姚氏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作家集团，此时的桐城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声势浩大，煊赫一时。鸦片战争以后到二十世纪初是桐城派的第三个时期。作为本时期散文正宗的仍是桐城派，虽然它的威望和影响不及乾、嘉时期。姚鼐去世以后，桐城散文显赫之势已去，赖以继桐城余响的是他的四位高足：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然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姚氏高足方、姚、梅相继去世，这对于桐城派无疑是个巨大的损失，桐城派面临着衰落的局面。这时高举桐城派的大旗，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以幕僚、师友相号召，重整旗鼓，使桐城派呈现所谓“中兴”局面的是曾国藩。曾氏因此有桐城派“中兴的盟主”之称。
曾国藩接桐城传绪，于桐城派日渐衰微之时出而振之，看起来似乎是很顺理成章的事，但仔细一想，曾氏为何置有清学正统之称的汉学于不顾，而对复兴的宋学，对桐城古文情有独钟?欲究竟其个中原因，我们不妨考察一下曾氏接受桐城派的学术背景及当时的历史背景。
清代学术，内容博大，它涵盖了有清一代二百六十八年的思想文化。举凡先秦子学、两汉经学、宋明理学，无不在其审视范围内进行反思和总结。从内容看，清代学术可以分为：清初的经世致用之学，清代中期的乾嘉汉学和清代后期即道咸以来的今文经学。对此，王国维曾有清代学术凡“三变”之说：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并以“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之学新”[5]概括其各时期的学术特点。
清代学术至乾嘉时期演变为新的格局，汉学全盛，异军突起的考据学几乎成为整个十八世纪中国学术的主导，涌现了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等一大批考据学家。明清交替之际曾勃然兴起的经世致用思潮在这一时期也由当初的主流地位转换成潜流。康熙朝备受尊崇的程朱理学在乾隆当政时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原先处于文章正统地位的属于宋学范围的桐城派这时也受到冲击和挤压，正统地位开始摇撼。
面对来自考据学的挑战，以姚鼐为代表的桐城人物作了积极的回应，他们在相对不利的情势下力求自我调整以站稳脚跟。一方面以攻代守，挑剔、批评甚至攻击考据学。乾嘉汉学虽在济宋学之空疏方面有其积极的意义，对整理古代文献资料也有不可抹煞的成就，然而厚古薄今，不关心现实政治，一些考据学家过于琐屑细小，忘却学问宗旨。另一方面积极调和汉宋之争，主张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并重，这在桐城文论上是个了不起的贡献，也为曾国藩所折服。曾氏在《欧阳生文集序》中说：
当乾隆中叶，海内魁儒畸士，崇尚鸿博，繁称考证，考核一字，累数千言不能休，别立帜志，名曰：“汉学”，深摈有宋诸子义理之说，以为不足复存。其为文尤芜杂寡要。姚先生独排众议，以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必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一编之内，惟此尤兢兢。当时孤立无助，传之五六十年，近世学子，稍稍诵其文，承用其说。[6]
由此可见，曾国藩对于繁琐的考据学是实感厌倦的，而对不断改进、求新求变的桐城文学表现了极大的兴趣，这也是其所以私淑姚鼐，投身桐城古文的一点原因吧。
道咸之际，面对新旧矛盾愈来愈显错综复杂，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的现实，经世致用的思想又受到重视和提倡，蔚为一时风气。乾嘉汉学由于其研究的范围始终不超过古书的范围，这种厚古薄今的学风显然与经世致用思潮背道而驰而理所当然受到猛烈抨击。这股思潮也影响着桐城派的文论。其实桐城三祖都是以积极的态度对待社会的，他们倡导经世致用之学，用程、朱理学经世，却不局限于理学，他们把有益于社会国家作为最高准则，而不以“理”去衡量一切。鸦片战争前夜，中国社会危机四伏，姚鼐高足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等桐城文人极为活跃，成为经世致用派的中坚力量。其中姚莹明确提出“义理、经济、多闻、辞章”，把“经济”列为桐城派基本要求之一。这一点也受到曾国藩的关注。曾国藩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其在当时社会特殊的身份地位要求他作文论文当有经世之志，用世之心。
笔者认为：正是因为桐城派自身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既兼收众长，集其大成，又根据时代的需要有所创造，不断进行近代转换以适应当时传统学术发展及社会发展的大环境，才使其生命力旺盛，影响持久，也更能吸引众人目光。从传统学术史的大背景考察，曾国藩归依桐城派似乎有其必然。

二

众所周知，曾国藩并非桐城嫡传弟子，在桐城派趋于弱势时鼎力相助，使其走向中兴，再度辉煌于晚清文坛，这其中除了个人对于桐城古文的喜好之外应该还有其它原因，曾国藩重振桐城派意欲达到何种效果，值得思考探究。
其一：曾氏早年喜好古文，他不仅仅是清朝的封疆大吏，也是近代一位声名大振的文学家。他仰慕姚鼐并私淑于之，肯定桐城古文为文学正轨。如此在桐城文学趋于衰势的时候出而振之当属理之当然。另一方面中国士大夫传统的“立德、立功、立言”的成功人生范式也影响曾国藩在立德、立功的同时追求立言。由于曾氏并非桐城派的嫡传弟子，这使他能够更客观公正地认识评价桐城派，有利于他以自己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给桐城古文增添生机。
其二：不能否认，曾国藩作为一个军事家，其重振桐城派也有其军事上的目的。当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席卷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的时候，竭尽全力捍卫封建统治的曾国藩，被朝廷委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重任。作为一个叱咤风云的军事家，曾氏除了在军事上采取积极的回应之外，在思想领域也有一套政策。
曾国藩利用太平天国奉行天主教、盲目大肆毁弃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偏激之举，扛起维护封建道统和伦理纲常的大旗，极力笼络人心。桐城派因为其尊崇作为封建统治思想基础的程、朱理学，而受到曾氏的青睐并为之大张其军，成为对抗太平军、笼络士心的无形而有力的工具。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紧紧抓住太平天国领导人反传统的一面，攻击太平天国“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这些成为曾国藩鼓动和组建一支对抗太平军武装力量的政治宣言。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这场持久的对抗赛中，桐城文学发挥了它不可低估的作用。
其三：桐城派与洋务思潮。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近代中国不断加剧的社会危机中，洋务思潮开始萌生并逐渐成为时代强音。作为一位有强烈经世抱负的政治家，曾氏接桐城传绪，中兴桐城与其洋务思想的萌生及实践基本上是同步展开的。我们知道，晚清桐城派在坚守程朱理学的同时关注西方，这与曾氏“中体西用”的洋务思想是不谋而合的，若借桐城文章为洋务运动摇旗呐喊，不仅可以减少顽固派的阻力，亦可整合天下知识分子致力于洋务。
洋务思潮是经世致用思潮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直接延续。求实、务实的经世精神推动着经世思想家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付诸实践，使晚清学习西方的思潮走向深入。在“桐城中兴”主将曾国藩身上就体现了经世致用思想向洋务思想过渡的明显轨迹。
曾国藩作为早期洋务领袖，在洋务运动前夕位添桐城派，使其重新兴盛，决非一味泥桐城之古，而是“曲折以合桐城之辙”(《欧阳生文集序》)，意在借桐城兴洋务，力图将洋务思想的新血液注入晚清桐城已趋衰弱不堪的体内，让桐城派承担起宣传洋务的重任。
曾氏不单纯是一个文学家，他特殊的身份地位决定了其振兴桐城派的动机也是多重复杂的，他借兴桐城意欲达到的效果也是多样的，我们对此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三

曾国藩的古文理论，继承了桐城三祖文学主张，又在新的环境及形势下有所开拓与创新。
黎庶昌在《续古文辞类篹》中论述桐城派的源流时，曾说：
……至湘乡曾文正公出，扩姚氏而大之，并功、德、言为一涂，挈揽众长，轹归掩方，跨越百氏，将遂席两汉而还之三代，使司马迁、班固、韩愈、欧阳修之文绝而复归，岂非豪杰之士，大雅不群者哉!盖自欧阳氏以来，一人而已。
我们且不论黎庶昌作为曾氏门生，他的这段话是否有阿私过誉之嫌，然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曾国藩在桐城派流变史上“变化以臻其大”的精神。我们知道桐城派发展到近代(尤其是在姚氏高足相继去世以后)，几成强弩之末，辉煌之势已去，面对如此衰势，如何振起的问题历史性地摆在了曾氏的面前。所幸，曾氏以一个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和一个军事家、文学家的雄才大略清醒地认识到了“文章与世变相因”(《欧阳生文集序》)，从而提出“因时”、“救世”等新的文学主张，达到救弊振衰的效果，将桐城派的文论扩而大之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一：“经世致用”与“胸襟”、“器识”。经世致用思潮大抵贯穿了桐城派文论的始终。早在刘大櫆的《论文偶记》中即指出：“义理、书卷、经济者，行文之实。”姚鼐也重视诗文表现“忠义之气，高亮之节,道德之养，经济天下之才”(《荷塘诗集序》)。其实，桐城前辈中最早明确提出“经济”的，当属姚莹。姚氏以其特殊的身份地位面对社会现实，结合切身体会，提出读书作文“要端有四：曰义理也，经济也，文章也，多闻也。”(《与吴岳卿书》)这一提法在桐城文论发展史上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只可惜由于姚莹蹇塞的命运和变幻的地位使得这一提法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当然所幸的是曾国藩注意到了。曾氏长期接受注重经世致用，探讨有用之学的湖湘文化的影响和熏陶，使得他很早就立下经世抱负，面对当时桐城古文的现状，一方面作为文学家的曾国藩开始意识到桐城古文在继承者那里已显露出“有物之言则少”的“空疏”、“琐屑”之流弊；另一方面作为政治家的敏感使他早就意识到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矛盾纷繁的社会现实，仅凭空洞的教条，烦琐的考证，实难直接地起到救世除弊，振兴中国的作用。于是他顺理成章地接过姚莹的口号，一方面将“多闻”还原为“考据”，力主“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此四者缺一不可”(《求阙斋日记类钞》)；另一方面又进一步将此四者与孔门的德行、文章、言语、政事四科联系起来，以增加其权威性：
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劝学篇示直隶士子》)[7]
“经济”意谓“经世济民”。曾国藩把“经济”之学作为孔门政事之科，是为了转移世风，力图使传统思想文化更有效地服务于政治和社会。四者之中，曾氏认为：“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又说：“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矣。”在曾国藩看来，义理为体，经济为用，再加上考据多闻，文章的内容不但充实而且显豁晓畅，能更好地发挥其社会作用，有效地为封建政权服务。
基于上述精神，曾国藩强调文学家要有“胸襟”、“器识”，才能做得好文章。他说：“文章之成否，学问居其三，天资居其七。”(《复刘霞仙中丞书》)学问之外的“天资”就是禀赋、才能，其中特别强调“胸襟”、“器识”，强调“才根于器”。曾在《日记》中说：“人生读书做事，皆仗胸襟。” [8]又说：“古之君子所以自拔于人人者，岂有他哉？亦其器识有不可量度而已矣。”(《黄仙峤前辈诗序》)“胸襟”、“器识”是一个人的道德人格力量，是经世致用能力的主体方面的保证。不讲器识，不问事业，一味钩研声病，玩文字游戏，是写不出像杜甫那样的传世作品的。显然，曾氏所谓的“胸襟”、“器识”，除了指性理道德各方面的修养以外，经世济民的实际本领无疑是其重要内涵。这一点上曾国藩当之无愧给时人做了榜样，他自己也是很自信的：“于古诗人中如渊明、香山、东坡、放翁诸人，亦不多让。”[9]
总之，经文纬武，出将入相的曾国藩，面对着封建王朝的衰微而欲挽回残局；面对着桐城古文的空疏而欲充实其内容，从而适时而果断地打出了经世致用的大旗，强调古文家应有经世之抱负，关注社会现实，古文创作更好地反映社会现实，更好地为封建政权服务。这与当时自强新政的潮流也是相呼应的。在桐城文论的发展史上，曾国藩“变化以臻其大”这一贡献是不容简单否定的。

参考资料：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SHKK19880603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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