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稳定器在中国的效力

随着中国经济向市场化经济的转变，政府经济职能的一个显著变化是，指令性计划管理逐渐退位，取而代之的是指导性政策管理。面对经济波动，除非遭遇不可逆转的极端情况，政府通常尝试让市场自行发挥作用。在这种背景下，自动稳定器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旨在平抑经济波动，确保经济增长的稳定。本文将探讨经济货币化中的财政自动稳定器及其在不同市场化阶段的效力。

自动稳定器机制作为财政政策的一种工具，旨在维护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在计划经济和市场体制下，这一机制的运作渠道和效力发挥存在差异。衡量一国市场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是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即M2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本文以1994年为显著的时间分界点，这一年标志着银行体系全面金融改革的开始，中国人民银行开始专注于稳定货币的目标。数据显示，自1994年以来，国内M2/GDP的比例持续上升，最高点出现在2003年，达到188.45%。尽管在2005年有所下降至163.86%，但仍然比1994年高出63个百分点。这一趋势表明，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经济货币化程度增强，在货币政策难以单独调控经济波动时，财政政策开始更多地与货币政策合作，发挥对经济社会稳定的支撑作用。国家财政政策从积极转向稳健，并经历了相机抉择的转变。然而，每次采取相机抉择财政政策后，往往出现负面因素，国内对适时适度把握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难度逐渐显现。因此，加强对财政自动稳定器的关注成为必然。

在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自动稳定机制通过收入的二次分配影响企业家和消费者的生产和消费选择。本文通过数据检验，探讨了国内财政自动稳定器的效力及其在不同阶段的表现。

首先，从1994年到2005年，住户、企业和政府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有份额发生了显著变化。住户收入占比急剧下降了12个百分点，其中企业和政府分别增加了10个百分点和2个百分点。同期，初次分配收入份额的变化幅度未超过1个百分点，显示财政自动稳定器在调整收入分配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

其次，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逐渐拉大。在住户部门收入占比下降的同时，农村可支配收入在总收入占比中的比例不断下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在九五和十五期间分别增长了4.7%和5.3%，而同期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则分别增长了5.7%和9.6%。这一现象反映了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

再次，地区差距水平高于城乡差距水平。在地区层面，1999年全国31个省市中有19个地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到2005年这一数字增加至20个地区。同期，城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数量从19个增长至23个，增长21%左右。这表明地区差距大于城乡差距，且差距主要由地区差距引起，如城镇中城乡差距与发达地区相比更为显著。

最后，财政支出占比呈现出下滑趋势。金融监管薄弱和政府过多干预可能导致经济波动加剧。在此背景下，自动稳定器的作用更加凸显。国家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自改革开始以来一路下滑，尽管在1997年后有所回升，但基本上维持在20%以下的水平。

综上所述，从实际经验来看，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以政府预算作为财政相机抉择政策的代表，以及以社会保障制度和税收作为自动稳定器的代表，并未能有效调节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未能缓解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以及资金向产能过剩行业积聚的现象。在税收方面，除了个人税收具有累进性质外，企业税收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表现不明显。这表明财政自动稳定器在当前经济环境下的效能仍需进一步提升和优化。

亦称内在稳定器，是指经济系统本身存在的一种减少各种干扰对国民收入冲击的机制，能够在经济繁荣时期自动抑制膨胀，在经济衰退时期自动减轻萧条，无须政府采取任何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