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贡献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饮食作为人们活动的最主要的原动力，是人类生活中决不可缺之部分。故因饮食活动而创造的饮食文化，从来就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的杰出创造，它含着极为丰富的物质和精神的内容。在民族传统文化中，饮食文化往往是最具活力的一部分。我国作为具有五千年文明史和包括56个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在饮食文化方面的卓越创造和多姿多彩，早已为世界所公认。作为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的我国各民族，在创造中华饮食文化方面无不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探讨少数民族对创造中华饮食文化的贡献，无疑对深入认识中华文化一体多元之特征有所俾益。然因我国少数民族众多，限于篇幅，难以一一详论，本文拟择要略举数端以作探讨。以一斑而欲窥全豹，诚有疏漏、抛砖引玉，惟所愿也。 1.近数十年考古研究已证明，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之说是失之偏颇的。事实上东北自松辽平原、黑龙江流域，西北至青藏高原顶部的羌塘地区，东南自江淮大地，西南至云贵高原；北自漠北，南抵海疆，都有早期文明发现。考古证明，这些不同地区的远古文化，既有各自的特色，又有着某些联系。正说明中华文化的多元起源和交融性。正因为此，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交融而形成的中华文化因而具有一体多元的特性。在饮食上，稻米自南而北，麦类自西而东的传播，对中国人饮食习惯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是我国少数民族对中华文化的一大贡献。 麦的起源目前国内外学者尚有争沦，但中原地区上古原不产麦，则是得到公认的。中原之原始农作物为禾（今粟谷），故中原早期农作物之字皆从禾不从麦。如黍、稷、秫、糜等。至于麦类则是后来引种的。《诗？周颂？思文》： “思为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尔极。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无比疆尔界，陈常于时夏。”说是后稷时“天帝”给他“来牟”种子。让他引种于中原大地，从此这一作物不再有此疆彼界，推广开来。此处之“来牟”二字，汉儒许慎释为：“来，周所受瑞麦。来牟也，二麦一锋，象其芒束之形。天所来也，故为行来之来。”①后来的注经者则将“来牟”解释成“来，小麦；牟，大麦。”②清代学者段玉裁纠驳其谬说：“古无谓来小麦：牟，大麦者。至《广雅》乃云；‘来’小麦；牟大麦。非许说也。”③可见《诗？思文》中的“来牟”：原即指的是麦。农作史证明麦类原为野生，后被人工培育，在种值上是先有大麦后有小麦，故早期的“来牟”是对麦的统称，而“来”就是大麦。所谓“二麦一锋，象其芒束之形，”指的就是大麦的形状，因大麦之颖果排列为明显的两列（改进种为四列），而小麦则锋列不明显，故可知当时中原华夏人将初传入的麦写作“来”，既象形又取义，表明是一种外来的大麦种。那么，这大麦从何而来的呢？ 著名藏学家、农业经济地理学家任乃强先生根据实地考察最早提出青藏高原为我国大麦原始产地之说，他认为高原上的古羌人最先培育出了麦种④，近一二十年青藏高原的综合科学考察也证明西藏地区很可能是大麦的原生地，因为在那里至今尚有与青稞种属极相近的野生麦种⑤。而青藏高原世代生息的人们普遍食用的青稞（大麦的一种）。藏语即叫做“Nas”，与汉字的“来”同音⑥。由此可见，中原人最初将引入的大麦称作“来”，实际上原为借音和象形，汉儒释经时才加入了“行来”之义。 青藏高原之上古居民，中原人称之为“羌”，《说文》释为“西方牧羊人”之义。古羌实际上是中原人对河陇以西众多族群的一种泛称和统称，是后来氐羌系统各民族的先民。古羌之一部分即今日藏族之先民。羌与中原之华夏人很早就有交往关系，由于上古之时青藏高原海拔较低，气候温和，宜农宜牧。故古羌由野生麦种培育出大麦，率先开始麦作农业。随着青藏高原的抬升，高原顶部羌塘一带气候逐渐恶化，羌人也逐渐向东及南迁移，向东进入陕甘河陇一带与华夏先民的关系进一步密切，文化上的相互影响和血缘上的融合也有所加深，羌系的炎帝一支入主中原，黄帝的两个儿子昌意、青阳分别降居江水（岷江），若水（雅砻江），都说明当时民族交融的情况。从昌都卡若和青海卡约文化，亦证明早在四五千年以前的黄帝时代，中原的粟米也已输入青藏高原的古羌人中。那么青藏高原古羌人培育的大麦当然也能以同样渠道输入于中原华夏族中了。历史上后稷有二，一是尧舜以前的烈山氏（炎帝）之子柱，称稷；一是周之始祖弃，也称稷。汉儒解释《思文》为周公祭颂弃之作，因而得出麦是自周才传入中原播种之结论。如以考古发现论之，则似应在烈山氏子稷时就已传入中原⑦。不过，无论是周还是周以前传入，都无妨古羌人对我国种麦的巨大贡献，由于麦在中原的推广，我国人、“粒食”进一步发展，由麦饭演进为面粉制品的“粉食”，推动了我国饮食文化的大发展。 我国饮食讲究“饮和食德”，即包含与时间和空间的平稳、协调，以求达到自身小宇宙与天地大宇宙的调和，故强调饮食与五行相匹配。在五行与五粮的关系上，汉儒郑玄认为五行中的木、火、土、金、水分别与五谷中的麻（木）、黍（火）、稷（土）、麦（金）、豆（水）相合⑧。郑玄将麦与“金”相属，可能即因麦是西部传入之物。因为按五行方位，西方属金，麦既原是西方之物、故以其属金。唐孔颖达疏说，“万物变由西方也。”⑨也从一个方面说明汉代以前从西部民族地区输入中原的东西不少，以至大大影响了中原地区的社会生活发展。 我国是世界最早利用霉茵酿酒的国家，至少已有六七千年的历史⑩，中国的曲蘖酿造技术不仅对中国的饮食以巨大的影响，而且对世界的酿造技术和有机化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19世纪末法国科学从中国酒曲技术中学到了“淀粉霉法”，从而使欧州的发酵技术获得一大飞跃。然而，研究中国酒曲的起源，就不能不看到古羌民对此的重大贡献。 我国古代酿酒分蘖法和曲法。而蘖法在先，是最古老的一种酿造方法。东汉刘熙《释名》说：“蘖，缺也，渍麦复之，使生芽开缺。”表明蘖是发霉发芽的麦。现代研究证明，发霉发芽的麦中，淀粉酶含量甚高，能使谷物糖化。同时其霉中又含有一些能发酵的霉菌，这恰好能满足以谷物酿酒的两个必要条件，即：将谷物内的淀粉分解为葡萄糖（糖化）；将葡萄糖发酵转化为酒精（酒化）。因而蘖能酿酒。不过，因蘖在酵母较小，酒化程度较差，所酿成之酒味很淡薄，故后来又在蘖的基础上发明了酒曲，即所谓“大、小曲”的酒药。曲制作过程中有意识的让其产生兼具糖化和酒化功能的根霉、红曲霉菌等多种霉菌，故能使酒粮不必经发芽而酿造，制成之酒也达到较高的酒精度。于是后来的曲蘖被分别用于不同浓淡酒的酿制。《尚书？说命》：“若作酒醴，尔惟曲蘖”，便说明“古时曲造酒，蘖造醴”⑾，所谓醴，指一种酒味淡薄，微带甜味的酒，《释名》曰：“醴，礼也。酿之一宿而成醴。”⑿可见在周代时，曲蘖已分别为两种不同的用途。但由于曲与蘖有着相同的作用和相承的关系，故在古籍中或文人之辞赋中仍常将二者联称，泛指酒曲。 古羌人即率先培育出大麦，则蘖的最先使用者，亦当为古羌人。这是因为，麦粒发芽发霉在贮存粗放的上古羌人中当不乏见。发现这种麦芽可成酒亦是顺理成章的。综观世界各民族之酒史，最初的酒都是偶然发现，自然而成。或“有饭不尽，委之空桑，郁积成味，久蓄气芳”⒀；或“嚼米置地，越宿为曲”⒁；或野果坏藏，生出酒味。因而贮存大麦的古羌人最先发现蘖，用以酿酒，也就不足为奇。虽然在古籍记载中，尚没有古羌人发明蘖的明确记载，但记载古羌人出好蘖、善酿的事例却不少。晋王嘉在《拾遗记》中有这样一段论述； 张华为九酝酒，以三薇渍曲蘖。蘖出西羌，曲出北胡。胡中有指星麦。四月火星出，麦熟而获之。蘖，用水渍麦三夕而萌芽，平旦鸡鸣而用之。俗人呼为鸡鸣麦。以之酿酒醇美，久含令人齿动，若大醉不叫笔摇荡，令人肝肠消烂，俗人谓为消肠酒，或云醇酒⒂。 张华为晋初尚书，博物通经，撰有《博物志》，算当时天下风物之人，其酿酒之曲蘖都要取自远方的羌、胡民族之中，至少可证明直到晋代，羌人善为蘖的声名仍然在中原有很大影响。文中记述羌人造蘖之法，十分清楚的表明蘖即是麦芽。而且是羌人人工制造，并非取自天然。从中我们还可知那时羌人制蘖已有成型的工艺和操作规则。既然直到晋代中原的人酿好酒都要到西羌中去求取蘖，那么，不难推论，晋以前中原人早有求蘖于羌之事。故宋代窦革作《酒谱》也说：“蘖出西羌”。如是则我们说蘖是羌人之创造当应符合史实。宋应星《天工开物》说：“后世厌醴味薄，遂至失传，则蘖法亦亡。”⒃指的是元代以后，中国社会饮烈酒之风兴起，薄而淡的醴无人需要，遂至失传。但事实上蘖法并未完全灭亡，现代之啤酒即利用蘖，只不过其工艺技术采用西方液态发酵法，更为先进、科学。此外，利用麦芽的糖人作用，我国的饴糖制造法流传至今。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亦还在酿造中使用蘖⒄。 羌人的饮酒习惯亦起源很早，普遍嗜酒。《拾遗记》记载晋武帝时，有一名姚馥的羌族养马人，98岁了，仍非常嗜酒，常憾“九河之水不足以渍曲蘖”，被人称为“渴羌”。南北朝至初唐时期活跃与青藏高原东南部的党项羌已是纯牧业民族，但他们仍然保留古羌人酿酒的习惯。常常“取麦地他国以酿酒”⒅。羌人酿酒的习惯和嗜酒的爱好显然与其最先发明蘖法酿酒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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